难忘亲爱的父亲陈宗器

陈雅丹

陈宗器
（1898～1960）

我国地球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地磁学的奠基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首任理事长。浙江新昌人，1919年自费日本留学，因病于1920年回国。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工科，1924年改入东南大学物理系。1936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1920年代末，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大西北从事野外考察，精确测定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

我是科学院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常想起那些清贫快乐的日子。

地安门科学院第一宿舍

记得是1952年十岁时，由于爸爸工作的需要，随爸爸妈妈从南京搬迁到北京，一开始住在地安门东皇城根科学院第一宿舍（原国民党四老之一李石曾的旧宅），和竺可桢伯伯、吴有训伯伯、赵忠尧伯伯、钱三强叔叔等一个大院。

○陈宗器摄于1956年

那是一个由几个平房四合院和三座新盖的别墅组成的园子，一进门有个小操场、有个小秋千，房前屋后种有南瓜、葡萄、夜来香等各种花草植物，后院还有个大假山。我和同学们常在那里疯跑、捉迷藏。妈妈和赵伯母、吴伯母来往比较多，常串门，并参加了由刘清杨领导的妇女联谊会，一起去开会听报告。

爸爸特别忙，整天夹着大皮包，回家后常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关起门来工作，一关就是一整天。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家里不许买收音机。一天，我在窗台上打苍蝇，爸爸还批评我嫌我吵。那时我年纪小，不理解爸爸，后来才知道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百废待兴，科学院的行政工作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急需一位能干的可靠的人来担纲，爸爸被点了将，在郭沫若院长的亲自催促下担负起院办公厅副主任之职，他只答应干三个月，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六年。当时办公厅的权力很大，要参加院长召开的院务会议，管的事情方方面面。因工作需要，爸爸甚至还兼过总务科科长。直至1952年9月秦力生调任办公厅主任后，才分工明确、走上正轨。父亲改任管理局局长，分管基建处与器材处。

○从左至右：钱祖玄、钱民协、竺松在皇城根科学院第一宿舍

东皇城根的日子，春天般的明媚有活力，大人、小孩都忙着各自的事情。我忙着画我自幼喜爱的画，赵伯母的女儿、我的好朋友维勤忙着在我们东板桥小学“司令台”（操场带操的水泥台）上演她喜爱的话剧，后来又被选去演电影“祖国的花朵”。还记得何泽慧阿姨常带一岁的思政（即钱思进）来我家玩，她看我画画得好，特别嘱咐我“要把画的画好好保存起来，不要乱扔……”还记得那个温馨的夏夜，在何阿姨家给五岁的小玄过生日，除了我、维勤和她的三个孩子，还邀请了彭桓武叔叔，那时他刚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才30来岁，我们大大小小十来口人坐在小板凳上，惊喜地看着何阿姨从身后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变出一个洋娃娃，笑得乐开了花！

1953年的除夕下了一夜大雪，一大早我便蹲在家门口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一行人穿过院子到了身后都没察觉。猛听得一声“你爸爸在家吗？”忙回头，只见黑压压一群大人正站在一米外的地方冲着我笑呢。啊！为首问话的正是郭沫若伯伯，我忙喊着爸爸往屋里跑去。这件事折射出那个欣欣向荣的年代，科学院的领导层是一个团结的有朝气的团队，而且郭伯伯身为院长来下级家请下级参加团拜，一点架子也没有。

中关村科学城

大约是1954年秋天的样子，我们家从地安门搬到中关村。一开始住在10号楼，不久就搬到15楼213号。

○50年代陈宗器与夫人徐芹芬，妹妹陈梅，女儿尚容，外甥女林小媛，外甥史晓楠在中关村

这是座规模宏大的在田野上拔地而起的科学城，占地比东皇城根第一宿舍大得多，甚至比在南京居住的九华山下的科学院大院还大许多，足见建国初期政府对科学的重视。我知道这里浸透着爸爸的心血，是爸爸诸多繁忙领导工作中的一部分。他曾说要把中关村的绿化工作搞好，使得科学工作者能在一个幽静美丽的环境里进行科研工作。他说到了也做到了，那时的13、14、15楼间有一个大花坛，楼前种有白杨与冬青，群楼之间留有宽敞的空间，都种了树。

建院初期，父亲除了负责基建处还负责器材处，为进口先进科研器材，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国内的科研器材缺乏，连最起码的螺丝都难找到。为了突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他想了许多办法，及时及早地进口了很多科研器材，对我国科研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地球所地磁组的老人们至今念念不忘，他们说：“多亏了陈先生有魄力进口了不少先进仪器，比如施米特标准地磁测量仪，他一下子就购买了四台，这种仪器观测的精度很高，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地磁测量仪，一次进口四台，没有任何国家买过这么多，连生产国德国自己也只留了一台，在中国地磁事业上，化这么多钱、费这么大力气也是不多见的。足见陈先生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决心与气魄。”

那段时间，他名义上主要的工作是地球所副所长兼地磁组负责人，在办公厅是兼职，但实际上由于院里工作忙，他大部分时间仍不得不在院里。然而再忙他每周总要抽出半天回所里。除此之外他还一直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秘书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身兼数职的他只有加班加点勤奋工作，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1956年8月，陈宗器（团长）偕朱岗昆、吕维保等去苏联、比利时、西班牙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三个国际会议

他几乎没歇过星期天，难得在家里吃饭，就是在家吃也很少和我们说话，总是匆匆吃完了就钻到屋里写报告、批文件、看科研文献。饭后在院里散步的人，很少见他晚上八点之前回过家。他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物质生活和娱乐休闲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他的内衣成了鸡丝状也顾不得换。过度的辛劳使父亲不满62岁就得了胃癌离开了人世。

如今办公厅和地球所的人都对他的早逝十分惋惜，常说：陈宗器先生工作的那个阶段，是干实事最多的！还有人说：他是活活累死的。

是啊，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豁出命去、无私奉献的一生。

对父亲的了解有个过程

对父亲的理解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一点逐步增加的。尤其是在父亲离世近半个世纪后，2008年为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10周年，在编辑《摘下绽放的北极星——纪念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诞辰110周年》一书的过程中。面对各处搜罗来的原始资料，我抽丝剥茧般地将往事理出头绪，尽量还历史于原貌。过去年龄小，总觉得父亲不爱说话、不好亲近。现在才知道，原来父亲的一生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1933年12月，陈宗器在温英乌苏零下10度坚持测量

原来早在时局动乱的上世纪30年代，年仅29岁的父亲就远离亲人，勇敢地迈向大漠荒原。他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考察团“戈壁组”和“绥新公路查勘队”，担任天文地形测量工作，前后历时长达五年半，艰苦的生活夺走了他满口雪白的牙齿。作为中国最早走向西部的考察者、西北考察团考察年头最长的学者之一，他的足迹遍布罗布泊、额济纳、柴达木等西部的蛮荒之地，考察的地域涵盖六个盆地、三个沙漠、三片以上的戈壁、五座以上的山脉和五片草原与绿洲，在这些科学数据几乎空白的地区，开辟了我国西北荒原地球科学事业。

○20世纪30年代，陈宗器在罗布泊荒原

1935年他与他的亲密“战友”霍涅尔（Nils　Hörner）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发表了《交替湖——在亚洲一些河流的变换和湖泊脱离原位》的论文，以大量实地考察的数据论证了湖泊的游移现象，这一研究成果，至今具有现实意义。由此，他成为国际地理界知名的罗布泊学者与中国最早研究河流变迁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人。

父亲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去楼兰考察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他在西北考察沿线的天文测定，填补了地图上不少空白，纠正了斯坦因地图中的多处错误。他与安博特的天文测量第一次为罗布泊地区提供了精确的经纬度和高程数据。他与那林（Norin）、霍涅尔（Horner）一起最终完成的孔雀河流域、罗布泊地区世界上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被1973年美国“陆地卫星－1”所证实。他还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沙漠、沙风的学者。他对罗布泊地区的气象测量，是70多年前这一地区唯一完整的气象资料。

由于他在西北科学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国王授予父亲“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这是专门颁发给瑞典以外成绩卓著的外国人的非常荣耀的嘉奖。

父亲还在1936年3至6月间，在我国东南沿海开展了国人自主的第一次地磁野外测量，之后又参与建立并主持了我国最早的三个地磁台：30年代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丁西林所长领导下，作为主要负责成员参与紫金山地磁台的建立；自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地球物理与地磁专业后，回国于40年代主持并建立了广西良丰地磁台；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并建立了南京北极阁地磁台。

○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1947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也是父亲和翁文波、顾功叙等人发起的，由他担任首届理事长。这之后，他一直担任学会相关领导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是父亲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前，第一个提出“地球物理学研究所设立缘起和计划”，阐明地球物理学是国际先进国家新兴的综合学科，建议成立“地球物理学研究所”，并于1950年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后，与赵九章先生、顾功叙先生共同被国务院任命为所长、副所长（父亲担任第一副所长兼地磁研究室主任）。

○1943年的广西良丰地磁台

1956年1月陈毅副总理批示同意中科院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后，父亲又担负起“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工作，在留下的文件中，我看到许多父亲起草的地球物理年工作计划，直接报送给竺可桢主席，并与全国相关单位落实计划，成为此项活动具体的领导者、组织者。

在担任地球所及“国际地球物理年”领导期间，他极富前瞻性地认识到：“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的发射成功，开始了征服宇宙的新纪元，标志着苏联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登上世界高峰。我国为此项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对于‘日地关系’问题及早积极开展重点研究，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否则，将来为星际航行需要宇宙空间的科学数据、日地关系研究成果等资料时，深恐届时还是一空二白，临时仍然措手不及。”他以地球物理年为契机，大力推动中国地球物理事业。

在日地关系方面早在1942年父亲就发表有开创意义的《日食、电离层及地磁之相互关系》的论文；之后又与刘庆龄合作发表了《磁偏角长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数之关系》；50年代他领导开展了我国最早的太阳磁暴预报，又联络紫金山天文台、北京天文台、原子能所、电子所、邮电学院，提出并负责开展“太阳活动与地球物理相关现象的研究”。

○地球物理所领导与苏联专家、地震学员合影
（前排左二起：陈宗器、赵九章、李善邦、苏联专家、傅承义、谢毓寿）

1949年后，他在领导完善解放前外国人建的上海佘山地磁台的基础上，又亲自组织并委派陈志强先生具体落实筹建北京（白家疃）、广州、兰州、拉萨、武汉等地磁台，初步建成全国地磁基本台网。同时克服重重困难，主持筹建佘山和廊坊两个电离层观测站，与邮电科学院、武汉大学合作开展电离层的观测研究；并接收了原属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线观测项目；开展地电研究；邀请李善邦先生在白家疃建立地震观测室。在他的努力下，50年代末北京白家疃观象台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地球物理观象台。

因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他亲自组织刘庆龄等同志将历年野外地磁测量成果编制成我国第一幅地磁图：《中国地磁图（1950．0）》，并组织大范围野外地磁测量工作，配合石油部在柴达木盆地找油。

他沿着自己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日地关系的研究，将古地磁、磁暴预报、电离层、宇宙线、地电等学科研究逐一落实，并参与我国第一个卫星小组“581”组的筹建，引领地磁向高空发展。

爸爸的一生大公无私，把公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除了科研工作，他还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抗战时期他既负责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家属的撤退，又负责器材、图书的搬迁，奔波于独山、河池、贵阳金城江之间。在宜昌失守、情势十分危机的情况下，他裹胁在难民潮中，一寸一寸地前进，风餐露宿、74天衣不解带，终于将家属、器材、图书安全送到大后方。抵达目的地重庆后他大病一场，胡子也全白了。上海解放前夕，中研院原上海办事处主任逃往台湾，国民党要求十个所所长都迁往台湾，大家都不想走，但对共产党又不甚了解，父亲又被公推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出来维持局面，劝大家不要走，为新中国留下了大批宝贵的科研人才和器材。

“我希望能像一个穿布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他以一生坚实的步履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为我们后代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当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把对爸爸的采访、资料汇集成册后，面对封面上那张清瘦严肃的面容，泪水禁不住盈满眼眶。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么忙，忙得连和家人一起的时间都很少。我明白了父亲是在以他的生命，努力地一步一步实现着他的强国之梦。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科学、人类和国家。

○2008年10月出版的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的图书

作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我国地球物理学科杰出的开创者、领导者、组织者之一以及地磁学科的奠基人，我明白了他的心。其实他内心深处，最钟爱的是他的地磁，地磁是他愿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再忙，也要每周抽出时间去坐落在西山脚下白家疃北京地磁台的原由。那是他一手领导建成的非常现代化且十分美丽的百亩大院，有放置标准台的中国式亭子、绝对观测室，半地下的相对观测室，为了测得的磁信号准确无误，每一粒沙子、每一块砖都经过了严格的检测与筛选，那是他的心肝宝贝之地……

但是其他的事情他也要做、必须做。既然国家需要，那就是责任，义不容辞。在他的笔记本上有那么多他想看的科研参考书，他只得利用星期天，可星期天也常被占用。在我看来有些事是必须的，比如与竺可桢先生研究地球物理年的事，与赵九章所长开会讨论所里的工作。但是有些就不一定必须，比如反右期间民盟多次开会、比如各种反右倾批判会。仅反右倾的思想检查父亲就反反复复进行了三次才被通过，拖了一年之久。白白浪费了父亲许多宝贵的时间。

我不知道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在医院里一个人渡过的漫漫长夜里，父亲在想些什么？不久于人世的他，一定好想生命再延长一点，让他做完想做的事，一定好遗憾再不能参加他十分有兴趣的太阳和地球物理研究以及古地磁的研究。

在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的是他用红笔划去了的、带病完成的许多事，以及那么多计划去做可是再也无法完成的事。

○1949年9月，陈宗器拟写的关于成立地球物理学研究所的建议书第一页

和爸爸的交流

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是他留学回来后在桂林出生的。为了纪念难忘的罗布泊考察，他为我取名雅丹。

从有记忆起，爸爸就很忙，少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却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关心和照顾，使我在美好的瞬间感受到深深的父爱。

听大人们说，我一岁多时喜欢萤火虫，因为咬字不清，把萤火虫喊成了“丫辛岛”，于是爸爸给我取了个“洋”外号——“丫辛岛”，下班后常喊着我的外号踏进家门。吃饭时爸爸会给哥哥姐姐出各种有趣的鸡兔同笼这类的数学题，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

好景不长，两岁时，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开始跟爸妈逃难。由于爸爸要负责公家的事，一年的逃难生涯，妈妈很辛苦，我在路上发高烧、抽筋，差点没挺过来。在大后方四川北碚时期我开始有记忆，记得爸爸很忙，很少跟我这个小孩说话。外出测量一去就好些天。在物质匮乏的清贫日子里，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点好吃的铁蚕豆、烤白薯……一次，我天真地说：“爸爸每天去那座楼里（指办公楼）坐一坐，就可以拿到钱。”爸听说后竟然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粗中有细的他给我的快乐和惊喜——我吃惊地看到爸爸的大办公桌边，居然有一个小桌子！上面还放有一块小玻璃板，底下也衬着绿色的绒垫——和爸爸的一样。

抗战胜利后，五岁的我随全家回了上海。爸爸知我爱画，客人来了常会叫我出来，当场表演。有时想挂挂爸爸的胜利勋章，他也会拿出来让我挂，看着我小小年纪神气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时尚容姐就会说：“哈，爸爸的东西是从来不许别人碰的！对你真是网开一面！”后来，解放了，父亲常去北京出差，繁忙中总不忘买《连环画报》寄给爱画的我。那是年幼的我唯一反复研读的“范本”。

○1948年摄于南京九华山下住宅前。从左至右：徐芹芬（陈宗器夫人）、陈雅丹、陈宗器、陈斯文（陈宗器之子）、陈梅（陈宗器之妹）、陈葆真（陈宗器之长子）

十岁时开始我爱读书了，爸爸看见了，便教我画表格，学会统计、记录自己读过的书。表格的方法很实用，用这种方法我数十年坚持记录每天的生活，并每年统计一次以了解自己的时间分配是否合理。

也是在十岁那年，我看见每天傍晚西边总有一颗很亮的星，便问父亲，没想到父亲搬出了大星图反复计算后告诉我：那是金星，由于是恒星，所以它的位置是随着季节变化的。那一次，他为我花去许多时间，对科学那么严谨，使我很感动。

上初中后，一次我依照美国《家庭》画册的样子，按比例为我们中关村的家画了一张建筑平面图。妈妈拿给父亲看，只见他俩指点着很高兴的样子，却并不夸奖我。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即使得了第一名或是画画获了奖，也只默默投来赞许的目光。他们不表扬也不批评我，任我自由成长，使我养成自信、自立的品格。

但是有件事情让爸爸很不高兴。那是初中毕业时，我把又大又破的皮箱扔在学校不要了，爸爸问了几次我也没去取回。爸爸并不多说，只把脸一沉，说了句：“你知道吗，一只皮箱20块钱呢。”便进屋去了。那时我还小，不懂事，但从没见父亲那样生过气，便知道自己错了。记得当时写了检查交给父亲，后来发现一直保留在父亲的本子里。在那个父亲离世前一年的日记本里，我还发现他记下了他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讨论“陈雅丹生活作风散漫问题”。他那样忙却不忘关心我这个小孩子。

1956年，父亲担负起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半夜醒来，见父亲屋子的灯光总是亮着，深夜还时有电话来。14岁的我实在心疼父亲，便偷偷将被子捂在电话上，想让他睡个好觉。第二天，父亲并没有批评我，只是慈祥地对我说：因为有时差，国际长途常会晚上来，谈地球物理年的事，捂上被子会误事的。

1958年，他终因过度劳累病倒了。我周六回家，头一回看见父亲大白天躺在病床上。那天父亲特别慈祥，他把我叫到了床前，头一次和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他问起我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并将我们的班日记拿去看。记得他对我说：“在旧社会艺人被看做三教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现在新社会艺人地位提高了，要是在旧社会我是不会让你学艺术的。”还记得就是在那一次，他对我说，雅丹是罗布泊地区的一种风蚀地貌，为我取名雅丹是希望我像雅丹地貌一样经得起风霜。

他回忆起在桂林地磁台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一天，他正在地下观测室观测，忽然发现有磁干扰，出来一看原来是几个农民在山上割草，于是，父亲就没收了他们的镰刀。“现在想想，真不应该，那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没收了，肯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父亲边回忆边显得很愧疚的样子。那正是反右后全民整风的时期、强调知识分子改造，父亲由衷地反省自己，希望自己的立场站到劳动人民这边来。

不久，爸拿出一个外国友人送给他的塑料夹子送给我，那是当时国内没有的，非常漂亮的天蓝色夹子，里面有一个白纸本。爸爸笑着对我说：“以后，你参加重要的宴会或活动时，可以拿着它，用它画速写。”爸爸就是这样，话不多，一切竟在不言中。这个夹子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用，因为那上面承载着爸爸的爱和期望。

伯伯和伯母们

竺可桢先生是父亲最尊敬的先生，关系也很好。从留下的信笺可以知道，早在30年代父亲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他们就有通信来往。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几次催促竺先生迁往台湾，竺先生不愿去，父亲及时给时在浙大的竺先生写信，请他来上海暂避，并亲自去上海火车站，将没有上海身份证受到刁难的竺先生接了出来，安排在岳阳路320号，多方予以关心照顾，帮助出主意，应对非常时期的许多问题。建国后，竺先生在中国地球物理年与中国地球物理委员会委父亲以重任、来往频繁。每逢春节，竺先生与竺师母便会从城里来到中关村看望赵九章先生、父亲等人。

那时爸爸在管理局的办公桌上，有两个厚厚的大本子，上面写着“国务院争取留学生归国委员会”，里面印着所有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名单，写有他们的名字、学位、学历、工作情况以及国外的亲属所从事的职业。国务院责成中科院负责牵头实施，父亲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这事父亲给国外和国内的相关人员写过不少信，其中包括我的姑父——地磁学家林树棠。父亲常借用院部郭沫若院长的办公室开会研究这些问题，想方设法欢迎留学生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许多科学家在祖国的召唤下回来了，他们住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住所里，每天由西向东步行穿过家属区去办公楼上班。那些新盖的灰色的办公大楼，孤零零矗立在荒芜的田野上，沉稳凝重，就像一个个坐地观天的壮汉，为了中国科学的腾飞，随时准备起身、奋勇奔跑。

科学家的夫人们结束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妈妈们用她们自己的话：每天去“荡一圈”，买买菜、散散步，然后看报纸、做饭。她们默默地、毫无保留地、全方位地支持和照顾着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关村的科学新城，是充实的、生机勃勃的。

住在同一幢楼西边那个单元里的顾功叙伯伯，有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来我家谈地球物理学会和学报的工作，一谈就是几小时。

○1959年，陈宗器拟写的《1960年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任务书》三次手稿

地磁组的学生也常来。父亲和留学生谈话、和去西藏建地磁台的年轻人交代工作、安排野外测量……还有的请爸爸指导论文。在病得很厉害第一次动完手术后，父亲还曾帮胡岳仁、蒋伯琴多次修改论文（《太阳耀斑与磁暴的关系》、《太阳自转对地磁场的影响》），地磁组的老人告诉我，爸爸修改论文尽心尽力、绝不保守，也许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为了地磁事业，愿把自己知道的倾囊而出，不像有的学者对学生的成果采取拿来主义，或者稍加改动就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在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拼命工作，手术后医生让他半休一个月，他一天也没休息，后又让他半休六个月，他只休息了半个月，就又去上班了。

○1958年，爸爸妈妈在15楼我家窗下合影

那时父亲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每次提及所里的书记卫一清同志都十分尊敬。记得大约在爸爸病重的最后半年里，为了照顾爸爸的身体，所里的领导层会议常在我家开，因此赵九章伯伯、卫一清书记等是经常见到的。赵九章伯伯是爸爸的老朋友，早在柏林留学甚至更早的时间，他们就认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成贤街时我们住一个院。那时我和赵伯伯的小女儿赵理真才五岁多，就想跟着一块去中央大学附小上学。

那时的妈妈和赵伯母（赵忠尧夫人）、蔡伯母（蔡邦华夫人）、陈伯母（陈志强夫人）、楼上的柳伯母（柳大纲夫人）等关系很好。她们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文件、串门、聊天。妈妈好像还担任家属委员会委员。妈妈有时到赵伯母家弹钢琴，用赵伯伯从美国带回的钢丝录音机录下来。赵伯母是个非常善良、慈祥的人，胖胖的样子十分可爱，我的两个小外甥小南、小北都亲切地叫她“胖奶奶”。“文革”中赵伯伯被隔离了，赵伯母很担心着急，烧好红烧肉想送去又不敢去，她来我家说着说着就哭了，于是每次妈妈都让小南去给赵伯伯送。爸和赵忠尧伯伯、施汝为伯伯是东南大学1924～1925年物理系的同学，关系一直就很好。1939年爸爸从德国留学回昆明时，和同是中研院物理所同事的好朋友施汝为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赵忠尧又见了面，至今家里的相册中仍保存着爸爸为他们两家拍的合影。我和赵维勤是八九岁时住在南京九华山就认识的，还记得赵伯伯冲破美国封锁毅然回国的举动很轰动，很多人去赵伯伯家看望，九岁的我也去他家趴在门边看。我们就读的蓝家庄小学还专门给赵伯伯送鲜花。到北京后，我和维勤一个小学，常一起去座落在王府井的儿童剧场看话剧、去北海公园玩。她弟弟维仁有一阵子，大冬天一大早就来我家跟赖在被窝里的我聊大天。后来维勤继承父业上了科技大学，我则受妈妈影响学了艺术，记得春节见面时，我还为她画像。蔡伯母的女儿蔡小丽也是学美术的，一放假就会来我家，切磋艺术、看画册。

柳伯母也是个十分和善、脾气特别好的人。那时我住校，每周回一次家。记得一天晚上都十点来钟了，柳伯母来敲我家的门，说是她家昙花刚刚开了，要我去写生。那晚那朵昙花清香四溢、婀娜多姿，出尽了风头，而我寥寥几笔在速写本上妙笔生花，也博得了大人们的夸奖。

伯伯和伯母们善良、正直的品格从小熏陶着我们这些科学院长大的孩子们，给我们以无形的良好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后，爸爸虽然六年前已经离世，却依然受到牵连，被抄了家，斯文哥哥被隔离审查。那些爸爸留学期间省吃简用购买的科学图书，那些爸爸的忘年之交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赠送的他的著作，抗战时期辗转跟随了爸半辈子都没丢的图书，抄家后却有的被人拿走，有的在开批判会时垫在屁股底下当板凳，随便被撕了上厕所用了，实为可惜！我家四室两厅的住房，也只剩下两间了。

1969年秋，斯文哥哥的单位505所要搬到陕西省长安县去了，68岁高龄的妈妈决定跟随正在挨整的独生子去。送别的那天，秋风瑟瑟，我望着母亲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着单薄的深蓝色呢大衣，手里拎着她最心爱的小皮箱，显得那么孤独与无助。

那一刻，我知道中关村的好日子，随着母亲的离去，再也不能复返了。不久，在赵伯母不幸离世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我怀念50年前在中关村的时光。怀念那里静静的朝霞和夜晚三座楼里久久不灭橙色的灯光。它们淡定、醇厚，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芒。

常充满敬意地想起，那些纯朴的科学家伯伯们的样子，他们身着洗得发了白的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布衣，每天沿着崎岖不平的砖石小路，穿过家属区向东走去，走向办公楼……他们那淡泊名利、求真求实的品格与睿智的目光深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