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关村情结

马北北

如今的“中关村”已经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了，每当我坐车路过中关村时，我都要向我童年住过的那座老楼的方向眺望，因为，那里有我童年的记忆和我的“中关村”情结。

我算是科学家第三代，爸爸妈妈1960年将五岁的我送到中关村科学院外公（陈宗器）、外婆家，不久外公就病故了，在那里我一直生活到十五岁。在中关村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那时年纪还小，但在中关村科学院里发生的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中关村13、14、15三座楼是科学家楼。我外公、外婆家住在15楼。小时候我就像外婆的小尾巴，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外婆经常带着我到柳大纲、钱三强、赵忠尧、傅承义、李善邦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爷爷、奶奶家做客。这些科学家的家成为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天堂。

记得14楼前有个大花坛，里面长满青翠的大松树，四周由矮的松柏围着。15楼前原来是个苗圃，用竹竿拦着，我曾淘气地钻了进去掉进过粪坑。后来13楼和15楼前也都种上了树，改造成了小花园了。

每个星期天都是我们这三栋楼的义务劳动日，每家要派一个人出来打扫卫生。在劳动日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科学家伯伯、伯母的身影。

赵奶奶是外婆的好朋友，她的外孙女王元庆放假住在外婆家，赵奶奶家就成了我们玩过家家和捉迷藏的天下，有时候赵忠尧伯伯在看书，不懂事的我们就在他身边躲来躲去、爬来爬去的，他从不指责我们。

钱荷外公家（只知道他外公是《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之一）也是我们一帮小孩子摸瞎子、大闹天空的地方，卫生间、储藏室、厨房、门后面、桌子底下、窗帘后面都是我们最好的藏身之处。

我们家楼上住着化学所所长柳大纲爷爷，柳爷爷、柳奶奶都很和蔼可亲。每到周六晚上是我和哥哥小南最高兴的时候，我们被允许到柳爷爷家看电视，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是柳爷爷工作忙，每次他只看新闻节目，看完就先回屋工作去了。

楼下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爷爷家，小明和小强哥哥学习都十分出色，分别在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读书。

顾功叙爷爷和顾奶奶因为身边没有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小孩子，每次外婆带我去他们家，总要塞我些糖果、饼干吃。

搞地震的科学家李善邦爷爷的小儿子李建荣是小南哥哥的同学，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玩。

○1961年7月，马北北与外婆徐芹芬、舅舅陈斯文在15楼前绿荫下合影

他们家对门住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武汝扬，武建建和武装装比我大一点，也是我儿时的小伙伴。

那时，我们中关村三座科学家楼的生活是平静和安宁的，科学家爷爷们每天上班，奶奶们常一块聚会、学习、聊天、买菜。我们一帮孩子们放学做完功课后，就在楼前的空地上跳皮筋、掉包、跳间、骑自行车……无忧无虑地玩耍。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破了中关村的祥和与宁静，当时我虽小但有几件事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中关村“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小孩子们也好奇地去中关村大操场看“大字报”，“大字报”上面写着许多“打倒某某某”的标语！渐渐地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不让回家被隔离了。这其中有我认识的赵忠尧爷爷，武汝扬伯伯等等。

一天楼下突然有人大声喊：“红卫兵来13楼抄家了！”当时我们小，还不知道抄家是怎么回事，忙下楼跑过去跟着看热闹。只听到红卫兵在13楼一层汪德昭爷爷家里面乒乒乓乓砸东西。等红卫兵走后，汪爷爷家的门被大敞着，我们一群小孩子也好奇地跑进去看，只见汪爷爷家被翻得乱七八糟，书和黑色的玻璃似的碎片满地都是，我才知道那黑色的东西叫做唱片。

紧接着红卫兵又去了我们住的15楼，一家一家地抄，只要家里有人的无一幸免。我是看着我家被抄的。当时中关村三个科学家楼，只有14楼因有警卫站岗躲过一劫。

记得一次，我放学刚进北区大门，就看见红卫兵正让顾功叙爷爷和顾奶奶低着头抱着一个饼干桶，在当街示众。一个红卫兵喊道：“快来看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多么严重，饼干都蛀虫了，也不给穷人吃。”吓得我都要哭出来了，不敢看他们一眼，一溜烟跑回家告诉了外婆。外婆听了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抄完家，红卫兵开始扫“四旧”，勒令我们每家都要上交“四旧”书去烧。我和哥哥只好十分不情愿地把爸爸买给我们的全套历史小丛书等，作为四旧拿出来烧了。

与其被抄家还不如把书卖了。一天，收废品的来了，各家各户都去卖废品。排队时，我看见钱三强爷爷也搬下来一些旧书。这时，正好有几个北大物理系学生路过（我们楼旁边是北大物理系宿舍），他们对钱爷爷家的外文专业书籍十分有兴趣，便站着看起书来，并轻声问钱爷爷能不能把这几本书送给他们？只见钱三强爷爷默默地翻开书，把写有自己名字的一页撕掉了，然后把书一一送给了这些北大的学生们。

记得有一天，赵奶奶突然来找外婆，两个人小声地说着话，我看见赵奶奶还哭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赵忠尧爷爷被关进了牛棚，伙食很不好，赵奶奶很担心，和外婆商量如何给他送饭。外婆一边尽力安慰着赵奶奶，一边安排我哥哥小南去牛棚送饭。这样哥哥就隔三差五地去牛棚，给我们十分敬重的赵忠尧爷爷送饭。

1969年，哥哥他们这一届初中生要去东北建设兵团，外婆为他准备行装，给他买了帆布箱，但是这时与哥哥同届的武建建的妈妈却正在犯愁呢。一天，她来找外婆。原来他们夫妻的工资都被停发了，只给些很少的生活费，连武建建去东北的箱子钱也没有。外婆悄悄借给她买箱子的钱。

有一天，我们楼下突然气氛紧张起来，来了许多陌生的人，后来听说赵九章所长是什么特务，畏罪自杀了。紧接着说我1960年去世的外公陈宗器也是国民党大特务，接着舅舅他们单位的造反派便到我家里抄家。记得那天把外婆、舅舅、哥哥和我都集中到舅舅屋里，开始翻东西，连我和哥哥住的屋子也被翻了，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们连我和哥哥放衣服的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一直折腾了大半夜，拉走了整整一汽车东西，说是反革命证据。舅舅也被隔离审查了。

不久，有人说我们住的房子太大了，把我们每家都塞进好几家人来住。

当时破“四旧”书烧得差不多了，有段时间学校干脆停了课，我们这些小孩子开始到处找书看，搜罗仅存的傅雷家书等文集与小说传着看。在那个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这为我日后成为一名记者，打下良好的基础。小南哥哥这时则和三座楼里的男孩子们一样，在大人们指导下，开始迷恋做矿石收音机，养成了极强的钻研动手能力，这对他插队回京后研制机床自动化控制软件开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关村三座楼里的第三代，没有在文化大破坏的岁月里湮灭，这要归功于这些科学家爷爷们无形的影响。

1969年秋天，外婆随舅舅的505所被疏散到陕西省长安县了，我住了十年的15楼的家没有大人了，我也只好离开了中关村。

如今，中关村13、14、15三座老楼依然在，但当时住在楼里的可敬、可爱、善良的科学家爷爷们、奶奶们大多已离开了人世。但这三座老楼留存了我儿时对老一辈科学家的珍贵记忆，那是我一生也难以磨灭的“中关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