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父亲王淦昌

王遵明

王淦昌
（1907～1998）

核物理学家。1907年5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12月10日逝世。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等职。1982年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8年12月12日，正在美国探亲的我从电话中得知父亲已于12月10日去世，我被这突然的消息震惊了，没有想到父亲会走得这样快。

1997年8月，爸爸因被自行车撞成股骨胫骨骨折住院5个月，备受痛苦的折磨。他以坚强的毅力与医生积极配合，90高龄仍每天坚持锻炼，最后骨伤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走路连拐杖都不用，医生都没有预想到爸爸会恢复得这样好，这与爸爸长年坚持锻炼、生活有规律是分不开的。出院后爸爸还是每天坚持在家中或院中散步，增强体力。看着爸爸已恢复的体质，大家心中都感到无比欣慰，所以6月份我才决定赴美探亲。临走前爸爸一再让我放心去，不要牵挂他，他一切都很好，还说：“我年纪太大了，不然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探亲。”7月份我还从电话中与爸爸通了话，当时他非常高兴，因为在医院两次检查身体情况都很好，让我不要牵挂，还希望我多寄些照片回来。想不到这是与爸爸最后一次通话，因为9月上旬爸爸就因胃癌晚期住院，我们再也无法与他通话了，只能在与家人通电话时了解爸爸的病情。我本想12月初回国，但由于女儿出差亚特兰大，只好等她回来，又延期至12月13日。没想到爸爸竟突然离去，我未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心，感到无比悲痛。

爸爸把他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科学事业，晚年还为他最关心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即使在他骨折躺在病床上的5个多月时间里，也还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最近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的病房经常成为学术讨论会场，而且每天还要仔仔细细地阅读送来的资料，有的同事从国外回来看望他，他也会问起国外同行最新的发展状况。

爸爸在核科学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他在科研工作中却从不满足。对很多学科他都十分感兴趣，如对化学、细胞学等。他认为这是拓宽知识面的有效途径。他虚心向别人请教，而不论此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外孙女婿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从事凝聚态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爸爸经常让他把发表的论文寄给他看，有时内容不太清楚，他就把有关论文寄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此方面研究的有关专家看，然后把意见告诉他。“活到老，学到老”始终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爸爸对青少年十分关心，他认为我们国家要站在世界先进科技前沿，必须对青少年进行高科技的普及教育工作，让他们从小就热爱科学，对科学产生兴趣。虽然他工作十分繁忙，但还经常抽出时间写些科学普及文章刊登在科普杂志上。为了向青少年宣传新能源，特意写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能源——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一文，向青少年介绍进一步探索聚变能的利用问题。他总认为向青少年宣传科学，树立为科学奋斗的精神，是老科学家的责任。

父亲在事业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但在生活上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帮助别人是他最高兴的事。对人真诚、胸无城府、直言不讳是他做人的准则。除偶尔听听京戏外，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工作，节假日也不例外。每次去家中探望，他都是在伏案工作。有时想到一个问题会马上打电话请某某来讨论，而且要刻不容缓地请他马上来。他对我们讲：“我只要想到一个问题就会冥思苦想，想想如何解决它，不这样我是不甘心的，一直想到有满意的结果才肯罢休。”他常说，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但比较勤奋。“业精于勤，勤能补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常用来教育激励我们的话。父亲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家里用的桌子、书柜的油漆大都已脱落。有次我开玩笑地对父亲说：“咱家真是艰苦朴素，连小偷都不愿光顾，倒是挺安全的。”父亲笑着说：“那不是很好吗？”父亲对书却情有独钟，桌上、书架、床头，到处都堆满了书。而家中的伙食一向十分简单。有一年国庆节，子女都回家看望父母，我们提议是否到外面饭馆吃饭，省得在家做饭太麻烦。父亲却说外面吃饭很贵，还是在家吃。由于大家的坚持，父亲才很不情愿地破例到附近餐馆去吃了一顿饭。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物质享受对他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记得在抗日战争年代，生活极端艰苦，我们全家七口人随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省湄潭县，全靠父亲微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父亲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若营养跟不上非常不容易痊愈。有人劝父亲做点生意好补贴家用，被父亲断然拒绝。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为支援抗日战争，父亲怀着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将结婚时仅存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了国家。后来家中养了一头羊，以羊奶补充营养熬过了艰苦岁月。

父亲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使此一科学领域得到重大发展。吴有训教授十分赞赏父亲在中微子方面的工作，1947年亲自代为申请范旭东奖金，父亲是获得该奖金的第二人，也是最后一人。他将所得的1千美元分给经济上更困难和帮助过他的老师、同事、学生，而对刚从贵州迁到杭州生活的还很拮据的家，却没有拿出一分钱来给予补贴。

1956年父亲被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所副所长。1960年正值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当时我正在大学上学，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1960年底父亲奉命回国前将他积攒下来的工资14万卢布（旧币）全部交给我国当时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困难出一点绵薄之力。父亲回国后并没有给家人及子女带来任何物质改善。

在两弹研制工作中父亲长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滩，很少回北京。按国家规定工资可以享受高原地区的补贴和特殊照顾。但他不仅不要补贴和照顾，而且每次从核基地回北京的差旅费都是自己掏腰包从不报销。当秘书要把车票拿去报销时，他说钱够花了，报它干什么。后来秘书背着他报销了，他知道后还很生气。

1978年，父亲调到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原子能研究院）工作，一干20年直至去世，其间一度担任所长。原子能研究院远在房山县，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至少每周去一次。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去一次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很多人劝他年龄大了，可以多做些指导工作，但他不以为然，说他是搞实验物理的，不到第一线怎么发现问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97年8月他被一骑车的年青人撞成骨折住院时为止。20年间他不但对原子能研究院的事业萦绕心怀，而且对全院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也感情深厚不亚于家人。1982年他将获得的“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3　000元人民币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子弟中学及小学。他在给院党委信中写道“发给我的奖金3　000元，我自愿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中、小学，愿祖国的娃娃们能茁壮地成长，从而为娃娃们的父亲减少些后顾之忧，好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所党委收下后并将成果奖中留在所内的2　000元一共5　000元设立了“王淦昌奖学金”，做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奖励基金。1986年4月原子能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由原子能院出资2万元，我父亲再捐4万元，总计6万5千元做为总基金。据统计，自1986年至1999年已有616人次获得此项奖金，其中许多学生在国际、国内竞赛及高考中获得优秀成绩，如王绍昱同学在初中三年连续获奖，1991年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奖。

1984年父亲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氟化氪激光器能够实现打靶产生高温等离子体，能够为人类提供惯性约束聚变能源实现发电，最终在地球上实现人造小太阳，所以父亲亲切地称它为小太阳工程。父亲认为过去只顾埋头研究而忽略了宣传，所以外界对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有很强的实力，优秀的队伍，齐全的设备。有这样好的基础而不去充分利用和开发很可惜，而这项研究的开发利用却是一件需要很多经费的项目。当他认识到这点时，即使年龄已大，仍不断向来家中访问的客人进行宣传，有时还带他们到原子能研究院参观。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宿愿。他向中央有关部门及领导呼吁希望能够筹集更多的经费。

父亲去世后，我们秉承他的遗愿捐款50万元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奖励在惯性约束核聚变和粒子物理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同时为他的家乡常熟市捐款10万元，用以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我们对他的纪念和告慰。

【注释】

[1]原载1999年1月4日的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