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常耻为身谋

柳怀祖　朱敏慧

柳大纲
（1904～1991）

无机化学家、物理化学家。1904年2月8日生于江苏仪征。1925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化学系。1948年获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1年9月14日逝世。曾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父亲1991年离开我们至今已18年了，但他谦和、慈祥的面容，时时在我们脑中闪现。父亲出生在江苏仪征一个前清秀才的家中，从小受儒学思想教育影响很深，这使他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传统的优良品格。他把陆游的“一生常耻为身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育我们。

解放前夕，父亲在美国，当时一些朋友劝他留在美国。也有科学界的友人把夫人和孩子接到美国去时，邀我们母子同行，但父亲决心要回国，母亲也赞同父亲的决定。于是父亲谢拒了美国朋友们的挽留，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了祖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父亲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表现了他对祖国的一片忠诚。解放初，他响应国家的号召，毅然和许多同事一起从条件优越的上海搬到了到处是战争创伤、气候寒冷的东北长春，并放下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方向，着手搞荧光材料、土壤加固等国民经济紧迫需要的科研课题。总之，只要国家急需的，哪怕课题再小，学术层次再低，他都干。

○柳大纲先生

50年代中期后，直到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的十来年，他除了化学所的领导工作外，又投身到祖国大西北的盐湖资源的调查研究上，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到条件极为艰苦的西北戈壁滩去，那时他已六十左右了。当时西北戈壁那里的“宾馆”就是一个院子里简易的平房，铺上木板就是床，屋外荒地上席子一围就是厕所。到了野外条件就更差了，只能住透风的帐篷。当时又正值平定西藏达赖集团叛乱，野外还有零散的叛匪活动，十分危险。他全然不顾，带领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考察队年轻的同志们，去大柴旦等地风餐露宿，一起到戈壁里的一个又一个盐湖去调查研究，为祖国大西北盐湖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做了大量工作。“文革”结束后，他还打算再去西北，但毕竟已过古稀之年，加之“文革”的摧残，身体很差，实在力不从心了，因而未能成行，成为他终身憾事。但他在病中仍与袁见齐教授一起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呼吁西北盐湖的开发。临终前，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大西北的盐湖，关心着西北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嘱咐我们把他和母亲一生省吃俭用仅有的一点存款全部捐赠给西北的青年科技人才。二老去世后，我们遵照他们的遗愿，在化学所和青海盐湖所的帮助下，以此为基础设立了“柳大纲优秀青年科技奖”以鼓励开发西北的青年科技人员，得到了科学院历任领导卢嘉锡、严东生、白春礼、施尔畏等先生的支持并亲任这个小小基金会的主任和副主任。

○柳大纲祖孙三代合影

父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从事了祖国急需的原子能化学和航空材料的一些研究工作。我们家的人，由于各人工作性质的关系，在家从不谈各自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些工作更是守口如瓶，直到他逝世后，我们才知道。“文革”后，他还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最早参与了我国的环保工作。

他为人忠厚、正派、诚恳、平易近人，最怕麻烦别人，为人处世十分低调，甚至使人感到他有些软弱。他不善言词，张劲夫同志曾对人说过，这个大纲同志，做了那么多事，就是讲不出来。父亲从不争名争利。国家科委的老领导武衡同志在父亲逝世后来看望母亲，谈到父亲的人格时，告诉我们，1954年父亲和贝时璋、张青莲、施汝为伯伯等科技人员在科学院当时的学术秘书处工作。1955年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参与了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的评定工作。武老和钱三强先生当时是学术秘书处的负责人。武老说，这时期父亲曾二次向组织上提出，自己不够学部委员资格，恳请能从名单中去掉。武老谈及此事时热泪盈眶，连声称：大纲是好人啊。这事，父亲在世时从未向我们谈起过。

父亲治学十分严谨，从不马虎。这是他的学生们所共同感受到的。他从不讲假话，也不会讲假话，不会“吹牛”，“大跃进”时，他就没讲过当时时兴的“豪言壮语”、“大话”。

父亲待人坦诚，与人为善。“文革”前一位学部委员出了问题，父亲奉命处理。他坚持了原则，又与人为善，顶住了“左”的压力，尽量减轻对那位科学家的影响，费了很大精力，才使之妥善解决，但那位科学家并不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反而十分记恨父亲，父亲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文革”中，父亲由于处理此事的“右”倾，遭批判，这位科学家方知父亲当时为妥善处理他的事遇到的压力及良苦用心，十分感动。“文革”后，专程向父亲鞠躬道歉，亦在当时传为美谈。

○柳大纲夫妇

“文革”中一系列往事，历历在目。那时父亲和一些老科学家被“四人帮”诬为“特务”而遭隔离审查，在残酷迫害下，他始终坚信党，不畏强暴，无论打他，还是诱骗，他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说假话，十分刚强，一点也不软弱。“四人帮”他们为了要揭发父亲等人，把母亲也同时隔离。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已几十年没去工作，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父亲从不管家里事，也不管钱。家里一切都归母亲管，母亲也不管父亲工作上的事情。母亲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对人热情、乐于助人，自己十分勤俭朴素，但在大事上从来都是“夫唱妇随”，总是支持父亲。两人几十年相亲相爱，很少争吵。这样一位几十年没有在外面工作的家庭妇女被隔离，在当时中关村也算是第一位了。那时，我们都非常担心，怕她关在那里面想不开。但她也与父亲一样，不畏威逼，十分坚强，坚持实事求是，不讲假话。二老“文革”中的表现在老一辈科学家友人中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遭受了那样大的迫害，而对党没有怨言，仍是那么忠诚。对“文革”中被迫乱供而使父亲和一些朋友受害的人，父亲又是那么宽容，不但不记恨，还十分热情地关心和帮助，在见面时，父亲不仅让母亲同往常一样烧好菜热情款待，还说服那些不愿见的友人一起相聚，共叙旧情和“文革”之苦，增加相互谅解，使大家深为感动。

他对年轻人尤为关心和帮助，情同骨肉，谦和平等，甘当人梯，是很多年轻科学家的良师益友。在一些科研项目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却总是让别人，特别是年轻人署名出文章。一些论文，直到他逝世后重新编印他的科学论文集时，在他的学生和合作者坚持下，才加了他的名字，收入他的科学论文集中。因此，在周围年轻的科学家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对下一辈亲属教育关爱倍加，但决不无原则宠爱，从不帮助说情走后门，而是鼓励他们忠于职守，在艰苦环境中为国作贡献。

“文革”有段时间他从“牛棚”放出在家审查。父亲以前一直很忙，很少有时间和儿孙欢聚。此时倒是闲在家中有机会经常和柳宏、柳宁两个仅几岁的孙子在一起，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和唐诗宋词，下围棋，格外亲热。同时教孩子怎么做人，他给两个小孙子讲解了他最喜欢的陆游的诗句：“一生常耻为身谋”，就是说人一生最可耻的事就是为自己谋利益。他告诫他们，不准讲假话，不准害人。还给两孙子讲了他中学时的故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了一句话“有钱常想无钱时”，被老师划了双红圈表扬，以此教育孩子养成勤俭和不乱花钱的习惯。如今两孙子也已三四十岁了，还记得这件事。父亲不仅这样教育他们，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他完全拥护小平同志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思想，深感应由年轻的同志出任第一线的领导。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主动提出从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位退居二线的所长。同时，“文革”后正值出国热潮，他多次推让，主张让年轻同志出去见世面，对国家科学事业更有好处。他的推让，在当时外事部门中传为佳话。

父亲一生简朴，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又不会打牌和跳舞，除了看书，就是散散步，别无爱好，高兴时也随口吟几句唐诗，每天晚上工作结束时办公桌总是整理得干干净净。他最爱的是书，这在我们小时候就有了很深的印象。他从美国回来时，除了十几箱书以外只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收音机。平时工资中，他每月最多的花费也是买书。直到他去世，我们家一直用那些他1949年回国时装书的旧木箱贮存物品，而没有像样的家具。他和母亲都很俭朴，但周围的同事有困难，或者年轻人结婚或生孩子时，他和母亲却总是很慷慨。现在还常有父亲当年的学生，有的已经是院士了，向我们谈及父母当年对他们结婚、生孩子时的关心和热情资助。

父亲公私分明，对公家的东西更是非常爱护，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母亲都被隔离，家被抄乱了，我们经济上也很困难。一位亲戚去插队时，穿走了他每年去青海穿的老羊皮工作服和大头皮鞋。他从牛棚回家后，知道了，就让我们另买衣服送他，把老羊皮工作服和大头皮鞋换回来弄干净，收起来。他说，这是他在青海的工作服和鞋，是公家的，不能随便穿，只能他去盐湖时穿。后来他不能去青海后，又让交回了公家。

“文革”中我们全家被赶出了中关村原来住所，三代人挤在了一起，家里到处都堆了书，行走都很困难。“文革”结束后被新华社记者发现，反映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处，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下，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就让我们家和童第周、张文裕、潘菽、赵忠尧伯伯等几家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小区。房子大多了，但父亲表示，离所里太远了，不方便，汽车接送太费油，坚持不愿搬。还是当时科学院领导郁文同志给母亲做工作，趁父亲出差在外地时搬了。父亲回来后很不开心，但木已成舟了，他也只得认了。

父亲是开创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老一代科学家中普通的一员，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常耻为身谋”是他一生的写照。和其他老一代科学家一样，在他身上汇集的很多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优良的品格，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一生常耻为身谋”也将是我们和后辈人生的准则。

【注释】

[1]写于2004年父亲百年诞辰纪念，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庆60周年发表时又作了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