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心底的纪念

林稚兰　林慰慈（执笔）　林静慈　林平苹

林　镕
（1903～1981）

植物学家。1903年3月27日出生，江苏丹阳人，1981年5月28日去世。1928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真菌学研究开拓者之一。为我国菊科植物分类和植物区系做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父亲的祭日五月二十八日又快到了，珍藏在心底的对父母深深的记忆之门再一次打开了。父亲林镕（字君范）是著名的植物学家、教育家。生前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生物学部主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一级研究员、第三届人大代表，《中国植物志》主编。母亲经佩蘅是中关村医院的普通职工、海淀区政协委员。父亲宽厚、博学、律己、幽默，母亲直爽、能干、无私、热情，是两个性情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深深地相爱着，相濡以沫地走过了近五十个春秋。父母的一生对我们姐妹来说是一本厚厚的一辈子读不厌的终身受益的书，也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依然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历历在目。

闹中取静的父亲

○1930年从法国留学归国时的父亲林镕（1903～1981）

○50年代初参加工作时的母亲经佩衡（1907～1992）

我们家是个人口众多的热闹的大家庭，在中关村的常住人口最少的时候也有8人。父亲、母亲、奶奶、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终身未婚的姑姑。第四代加进来后，曾达到13～14人。最年长和最年幼的相差102岁。我们是中关村的老住户了，1955年住进15楼，1967年被迫搬到44楼，1980年落实政策后又搬到13楼。最挤的时候十多口人挤在3间屋子里，晚上连壁橱里都得睡人。父亲从来没有自己独处的空间，他的书房也是卧室，是间有两个门的穿堂屋。其实，他只占一个书桌，和他同卧一室的还有母亲、小妹和两个小外孙。我们这一代和第四代在孩童时期大都是孩子头，一拨拨的同学和小朋友在屋子里穿来跑去，热闹非凡。每到晚间，屋子里便挤满了来看电视的邻居和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很早就有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更有甚者，父亲书桌上的工作电话成了“公用电话”。80年代以前是没有私人电话的，公用电话也很少，我们家的电话是所里为方便父亲工作给安装的。由于母亲乐于助人，这部电话渐渐就成了公用的了。附近几个楼的人，多数还是父亲不认识的，常在父亲耳边用电话不说，母亲还常要下三楼爬五楼地去免费传呼。而父亲就在闹声中读书、写作、做研究，丝毫不受影响，也从没表示过异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父亲有病，不太上班，母亲突然意识到这部电话的工作意义已经不大了，而这么多人（包括家里人）将其用作私人电话，要花公家多少钱啊？于是，年近70的她便自己跑到电话局把电话给撤了。受父亲闹中取静的影响，我们家第3、4代的人大都能在电视、音乐的陪伴下或嘈杂的环境中读书、备课，也大都出自名校，仅孙辈中就有三人毕业于北大。

○1936年冬林镕与大女儿、二女儿在北平铁狮子胡同寓所的花园中

对事业有强烈使命感的父亲

父亲极勤奋也极负责任。他担任所领导期间（1953～1978）仅工作日记就有58本。他亲手书写的密密麻麻的植物分类学图文并茂的资料则多达40本，仅菊科就有37卷。这些都是他为编写《中国植物志》，从30年代起即开始汇集国内外近百种书刊中有关我国菊科、旋花科、龙胆科的资料，经历了近50年整理和编辑而成的。现在这些资料已全部捐给植物所供编写植物志之用，可惜其中一本借出后遗失。据他的学生们说，他写的资料之完善，有些不需改动直接编进了植物志，有些在父亲去世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用，并为后人继续编纂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学生们把这37卷资料看成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科学遗产，并称其为“中国菊科分类大全”。父亲的著作颇丰，是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有谁知道他的这些工作是在什么条件下完成的？

解放后，父亲几十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他终日繁忙，行政工作和会议占用了他太多时间。他白天没有时间搞业务，就用晚上补回来，所以经常下班都抱一大摞标本回家。在家除了听新闻联播那半个钟头是他休息的时间外，他通常要持续工作6～7个小时，甚至一天当两天用，直到深夜一两点。每每我们半夜醒来，总会看到台灯下满头银发的父亲伏案工作的背影。家人心疼，有时会进行劝阻和干预。一次，他又在摆弄‘枯枝烂叶’（母亲对他的标本的昵称）。大姐说：“不就是给植物编个‘户口簿’吗？又不是您的菊科、龙胆科（父亲是这方面的专家），少操点心，多睡点觉不好？”他说：“‘枯枝烂叶’也是我们几代人付出心血和努力换来的，有的先生为采集标本还丢了性命。……不要小看给植物登记造册编制‘户口簿’，它可是我国今后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的基础和依据。……外国人想参加合编植物志，我们都没同意。我们再不快点出版，就赶不到前头了。……可惜我们中国的植物有半数以上是外国人抢先命名的。”他还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点东西，增添点什么……”他在去世前几年，多次跟我们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已完成的事还不到我想干的事的十分之一，我得一天等于二十年才行，再不抓紧，恐怕就来不及了……”

父亲的另一特点是勤于思考，他写东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轻易落笔，落笔即成文。他经常坐在书桌前沉思，有时能到忘我的境地，烟头烧到手指都没发觉。没搬来15楼之前，家住西直门大街26号，从西直门换车到家有一站多路，有时等电车的时间长，他就直接走回家。每当这种情况，都是过钟点儿近一个钟头还不见他的身影。那时父亲的胃病很严重，隔着20多米就能听见他打嗝的声音，后来手术切掉五分之四。等我们听到“哦喔……，哦喔……”的声音跑出去迎他时，他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又走过头了，到了新街口才发现不对了。”其实，不说我们也知道，他是低着头边走边想事，直到碰壁，要不是新街口拐了弯，他能一直走到西四去。

他以滴水穿石般的毅力，常年见缝插针地抢时间，终于严重地损毁了他的健康。他给国家和后人留下的东西是用生命换来的。

○1956年冬，父母、奶奶（葛健）、姑姑（林瑛）和三女儿在中关村15楼家中

常年和包子打交道的父母亲

最初父亲中午不回家在所里吃饭。食堂里是要排队的，他去食堂总有人给他让位，并直接把他推让到卖饭的窗口前：“林老排前面！”这让他非常过意不去，他就等别人吃得差不多了再去。可这样还是不行，因为学生们把饭给端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又觉得太麻烦学生们了。回家跟母亲商量，母亲当机立断：“带饭吧！”带什么呢？米饭显然是不行的，那时没有微波炉，米饭凉了没法吃，带包子吧！60、70年代以前的中关村不像现在，那时没有超市，没有那么多小吃店、饭铺，没处买包子。这样，从第二天起，为了父亲能吃到当天的包子，母亲就每天清晨5点钟起来蒸包子，一年300天如一日。蒸好的包子用蒸过的白布包好，夏天父亲就吃凉包子，冬天父亲一进办公室就把包子放在暖气上，等到中午吃。从解放初期到1974年，20多年间，每年近300天，父亲的午饭都是包子，这是植物所尽人皆知的。父亲爱吃包子吗？不！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浙江人，连我们都是吃米饭长大的。但在父母两人的观念里，这是最不麻烦别人的唯一办法呀！

有时母亲为了犒劳父亲，会在晚上给他加一碗醪糟蒸蛋或银耳红枣粥，这时父亲开心极了，会笑着说：“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呀！”

父亲的小轿车和公交车月票

搬到15楼以后，所里给父亲派了一辆小轿车接送他上下班。父亲觉得这太特殊了，也太浪费了。于是提出最好派个大点的车，把植物所住在中关村的老科学家们都邀上和他一起坐。所里很为难，因为所里派不出大点的车，而当时坐小车还得够级别呀。于是，父亲上班时就请司机老夏同志绕个道，把唐进伯伯、汪发瓒伯伯、钟补求伯伯或秦仁昌伯伯等捎上，反正他自己不独自坐车。父亲用车是极为严格的，绝不为私事用车，也不许家属用车，包括我陪他去医院看牙都是乘公交车。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当权派的父亲应该是免不了要受冲击的，也有过对他一些无中生有的大字报。父亲也曾委曲过、惶恐过和由于感到不被别人信任而悲伤。但也许是他太德高望重了和太有人缘了，无论把他当作走资派还是反动学术权威都批不起来。我们曾听说开他的批判会时，由于没什么人发言，一个钟头就散伙了，这在当时可不多见。当时许多单位的工作都瘫痪了，他是最先被“解放”出来的干部之一，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他一会儿飞昆明所，一会儿飞华南所，非常劳累。但打从那时起，只要父亲在北京，他就不要小轿车，又开始乘坐公交车上下班，那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车少、无序，公共交通拥挤不堪，他只得晚下班或站在车站上等到人少时再上车，即使是秋风朔朔或是漫天飞雪的天气。在他晚年，听说所里以林老用车的名义，又买了一辆丰田车，可他也只坐过一次，是去看病，那时他已经乘不了公交车了。

也许说来不让人相信，父亲非常看重的一件物品竟是他的旧公交车月票。晚年，即使上不了班了，他也随身带着，不时拿出来看看。后来变得很破旧了，我们要把它扔掉，他不让，说：“以后上班还要用呢！”“那！换个新的吧！”他也不行，再说就急了。现在我们也上年纪了，理解他了，这张旧月票寄托了他太多的东西：对办公室和老同事的想念；对重新上班的渴望；对继续完成他科研课题的期待。总之，月票在，希望就在啊！

父亲的稿纸和我们的伙食费

父亲桌上的稿纸和信封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用的。在父亲那里道理很简单，很干脆：“你们不是科学院的职工，不得公私不分。”一次，三妹深夜备课，稿纸用完了想借用几张，第二天买了还。父亲还是不允，说：“我这里的纸都是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你不得用，你也买不到。”

○1946年，全家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员工宿舍家门前合影

我们四个上大学，一个北大、一个北理工、两个北师大。按当时规定师大是国家负担学生伙食费的，加上大姐参过军，是调干生，可领取调干助学金。这样，家里只需要负担一个孩子就行了。可是我们的父母总是胳膊肘往外拐，这么简单的事，在我们家里又不按常理出牌了。这次是母亲的主意，父亲复议：大姐放弃调干助学金，连同两个上师大的都由家里负担。我和三妹成了各自学校里独一无二自付伙食费的学生，这在当时，同学们都不能理解，问：“你们家怎么了？”可这事在母亲那里道理又非常简单，“人总是要吃饭的，怎么能让国家拿钱呢？”我们家很富吗？不！当时一级研究员的工资是360元，学部副主任有100元津贴，可父亲从一开始就把津贴推掉了，一分钱没领过。因为母亲说“一个人不能拿两份钱。”1956年父亲入党了，从此他又自动降薪20元。那时的中国，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外快”可拿的。尽管父亲拿不足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可也要养活8张嘴。再加上母亲乐于助人，谁家有困难她都帮助或接济。当时附近的大妈、大婶们有困难时，流传的一句话是“找经大姐去”（“经大姐”是左邻右舍对母亲的亲切称呼）。所以我们家也不富裕，也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多次被派出国和接待外宾，在我们印象里，他只有两套西服和一件呢子大衣。平时还是穿母亲做的棉袄和洗的发白的卡叽布裤子。现在这件打着三四块补丁的棉袄还放在我的箱子里留作纪念。后来，他那件大衣面上的毛都磨光了，母亲找裁缝给它翻了个面，他照样出国穿。80年代中期母亲曾跟我说：“在爸爸生病之前，我都不知道该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父母亲都去世后，清理他们遗物时，我们才发现，除了书籍外，他们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存折里也真的没什么钱。最后，就连父亲的专业书籍（7种文字，1　500余册，包括1883年出版的，在国内外可能都是绝版、孤本的外文出版物）也遵照母亲遗言，无偿地捐给了植物所。而大姐放弃调干助学金的直接后果是，5年后她毕业时得拿大学刚毕业的统一工资（当时是统一分配，统一工资），比她没上大学前还低一级，直到20多年后调整工资时，才给她恢复过来。

宽厚、诲人不倦的父亲和仗义、古道热肠的母亲

父亲曾经在十多所大学里任教，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带研究生，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他对学生永远是无私的，据学生们说，在福建期间，他发现了一个新科——川苔草科在我国的分布，自己并没有成文发表，而是鼓励和指导学生去研究和发表。1974年他又发现了一个新属——菊科紊蒿属，同样又是指导学生，并在自己做了深入研究后，共同署名发表。而他编写的那40卷图文并茂的资料，却常年无私地供学生和年轻人使用。2005年（父亲去世24年后），在广州的一次国际植物学学术会议上，父亲的门生、现在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陈艺林（现年80岁、仍健在），作为会议的特约嘉宾，在会上作了题为《The　Contributions　from　Academician，Professor Ling　Yong　on　Plant　Systematics　and“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Compositae）》的书面发言，内容是介绍父亲在该学科领域的重大贡献，可见父亲在学生们心目中的位置。

父亲是个一身正气的人，他很爱护学生，同情学生运动。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很多他营救学生的事，北平、武功、厦门都有，最出名的是在武功。1938年父亲在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时，蒋介石不抗日，反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逮捕入狱。他冒着被牵连的危险，四处奔走营救，据理力争，力保释放，还亲自到监狱看望爱国学生。反动派迫于压力，最终释放了学生。因此父亲和其他三位一起营救学生的教授被当地群众誉为“武功四君子”。

我们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也很动人。在厦门大学时，父亲有个富家子弟的学生，不知为什么事，把一位工友打伤了，还伤得不轻，激起了公愤，母亲带我去看望过这名工友。这个学生呆不下去了，跑到我们家，求系主任——我们的父亲说情。正当父亲教训他的时候，母亲把我招呼了过去。要说明的是，每到这种时候，母亲必定早已是义愤填膺了。她叫我带着两个妹妹到父亲书房（平房）的窗户下边又唱又跳地喊：“公理胜强权！公理胜强权！”等到父亲把学生送走，就开始对母亲不乐意了。“你这个人！他能来就说明他有悔意，不管怎样，学生是可以教育的。你这样做，叫他以后怎么见人哪？”师母——我们那位风风火火的母亲自知理亏，也就不作声了。

还有一件师生情深的事。大约是在1948年临解放时，父亲以前在厦大的一个学生万兆广，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突然来到我们家（西直门大街26号）。母亲把他藏在浴室里边放箱子的黑乎乎没有窗户的小贮藏室里。不记得他是因为化了装，还是藏匿时环境恶劣，身上脏兮兮的。那时我们小，不懂事。我和妹妹们都不喜欢他，说他身上有鸡屎。可身为教授太太的母亲却不介意，只是嘱咐我们对谁都不准说。父亲对他也很好，很耐心的听他讲悄悄话。他在我们家大约躲了一个星期，就到解放区去了。临走前的晚上，母亲在灯下给他往棉袍和棉裤里缝东西。但是解放后这个学生一直没有消息，曾经听见父母轻声交谈：“万兆广是不是病了？还是牺牲了？”他们始终在惦记着他。

○1952年，林镕（左二）与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左四）在苏联植物研究所访问时留影

父亲不在编的学生也不少。他来者不拒，诲人不倦，小到初中生，大到研究员，从生物学到外语都有。我年少时的几位同学，就喜欢向父亲提各式各样的问题，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如今她们都是中科院的研究员。住对门的动物所的吴妈妈跟父亲学法语，经常推门就进，父亲即使正伏案工作，也有求必应。父亲27岁时就是教授了，始终和学生们保持亲密的关系。他早年的学生贾慎修、马世骏比他小不了几岁，每年都要来看望他，所以我们就有了年长我们二十几岁的大师兄。

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父亲

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后，父亲和许多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保持民族气节不给日伪效劳，拒绝继续出任伪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把家眷从北平铁狮子胡同的花园式洋房安顿到成坊街41号租房暂住。最后不得不变卖家产，别妻离女，费尽周折，只身西撤到武功。他曾因不愿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同流合污而失业的事，却从未有人知晓。

那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了。抗战期间父亲由西北武功农学院辗转到达福建永安，为福建省研究院筹建动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长兼研究员，我们也与父亲团聚了。抗战胜利前后，父亲应聘厦门大学生物系主任和教授。后由于外婆没人照顾和父亲不堪应付厦大当局不断劝说他加入国民党的困扰（顺便说一句，母亲对这事的反应是“这个党可不能入”），而辞去厦大的工作。1946年迁到上海，在上海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室工作。可没上几天班，他就把“东家炒了鱿鱼”辞职不干了。那天他很早下班，生气地对母亲说：“海关总署根本用不着我们科技人员检疫。只要给钱，任何动植物都能进关，吃亏的还是中国。国民党接收大员都贪污。”这时，为了生计，母亲只好出去工作，这是解放前母亲两次作中学英语教员的经历之一。解放前上海那种地方，年轻妇女受轻视、受污辱是屡见不鲜的。一天，母亲回家就哭，外婆一直在劝慰。不久母亲也辞职不干了。父母都失业了，我们也就都失学了。那时，一家人挤在上海步高里56号厨房间旁边外婆那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晚上，只有一张小床外婆睡，其他六口像沙丁鱼一样码在地铺上。

1946年秋父亲只身北上，应聘北平研究院（即中科院前身）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半年后，我们（包括外婆）再次与父亲团聚，我们中断近一年的学业才得以继续。

记得临近北平解放时，家里来过一些人，极力劝说父亲“撤退”到台湾。父母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再次退掉了台湾大学的邀聘。他们俩带着一家人，平静地在炮声中等待北平解放。

父亲终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积劳成疾，胃病严重，经常呕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使用了细菌武器，父亲毅然奉命带病赶赴东北，与其他生物学家一起日夜鉴定收集的样品（罪证），进行反细菌战的科学调查。回来后，他的胃就不得不切除了。

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科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古巴，准备让父亲当团长。当时他手头有项课题尚未完成，舍不得时间，就想请领导换其他人选。小妹知道了，对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声援古巴，口号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这个时候，你不去哪个国家都可以，就是不可以不去古巴，别人会以为你怕死。”父亲一听，当即决定：“那我一定去。”并由此和古巴科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74年林镕全家祖孙三代合影

敢说真话的父亲

因为工作性质，父亲曾踏遍祖国的青山绿水，对祖国的大好山河有着深深的眷恋。1954～1958年，他参与组织领导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并编写《水土保持手册》，亲自作序。他连续几年率队奔赴山西、陕西黄土高原和甘肃河西走廊，与年轻人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和巡视，对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6年他参加制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作为学部副主任，又领导制定了我国植物学学科发展远景规划，并身体力行，积极贯彻。但“大跃进”开始后，各地传来的信息，让他越来越不能宁静。他一次次外出考查回来，了解到云南放火烧山，沿海填海造田，新疆为大炼钢铁伐树，就变得气愤异常。有次他说：“内蒙古将大片草场改种庄稼，草原会沙化的。蠢事！”大姐劝阻说：“现在是大跃进，可不敢瞎说。”父亲说：“不懂科学，有一天会让我们尝到苦头的。等到北京刮起风沙时就来不及了！”果然，不幸被父亲言中，这些年北京持续的沙尘暴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到徐水县放粮食亩产万斤的卫星见报后，父亲更生气了，说：“这是胡闹，没有光合作用，又不通风，哪来的高产？”50年代还开展过除“四害”运动，麻雀也被定为一害。那时，北京市令各校停课一周，组织学生们打麻雀。学生们站在房顶上，咣！咣！咣地敲脸盆，吓得麻雀无处歇脚，不少累死、摔死在地上。我们是学生，当然得参加除“四害”大军。一天晚上大姐又要去掏麻雀窝，父亲知道了，说：“麻雀不能算四害，只知道麻雀吃粮食，就不知道麻雀还吃了不少害虫，自然界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是要遭报复的！”大姐说：“毛主席号召除‘四害’。”他反驳说：“非科学！毛主席也不一定都懂科学。”后来毛主席接受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在“四害”中用臭虫顶替了麻雀，为麻雀“平了反”。

多才多艺、幽默风趣的父亲

父亲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能写能画，对古诗词有很深的造诣，这也是外人所不知道的。他收藏有大量历代名人的诗集、词综、曲选，并在《林氏藏书词籍目录》中将其按词论、词律、词韵、词乐和词选编目。父亲另有一个号为‘匀’，在《匀盦词藳及补遗》中，他在薄薄的毛边纸上用娟秀的小楷，汇总了他自己于抗日战争期间居陕、闽时期创作的六十余首词（均待发表），并装订成册。词中抒发了对痛失大好河山的愤愤不平，对国民党官僚不思救国、日日歌舞升平的不满和自己的报国之志，充分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中央编译局的周懋庸教授读过他写的词，评价说：“他不仅是一流的科学家，也是一流的诗词大家。……现今中文系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能写古诗词而且写得好的可能也不多。而林老的词颇有宋词之风，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只可惜那都是他1939～1946年间的旧作，解放后，担子太重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创作他所钟爱的旧体诗词，实在是太可惜了。下面抄录他的词两首：

浪淘沙　闻西迁之警

归燕已无梁。何处宫墙。咸阳三月草如霜。古渡沙平留晚照，一片红桑。

箫鼓说兴亡。舞彻霓裳。马嵬西去路仓皇。如此山河如许恨，立尽昏黄。

人月圆

平戎原是书生业，采石卷惊涛。丰姿犹见，西风万马，明月征袍。

学书学剑，功名河朔，意气云霄。樱花三月，夷酋系首，共醉醇醪。

父亲还擅长书法、绘画和篆刻。他刻有各种篆体的、大大小小的印章20余枚，大部分是他的名、字和号。如今这些印章对世人都是无价之瑰宝了。同样遗憾的是，解放后，他再也无暇顾及它们，甚至连拿出来把玩的时间都没有。

父亲唯一没有完全丢弃的是绘画，那还是为给整理的资料、出版中国植物志和其他文献绘制的植物形态图和解剖图。在他的40卷资料中充满了他手绘的植物分类图谱。学生们说他画的图与所里专业绘图员画的同样精美。在父亲野外工作期间留下的笔记本里，也留有他用铅笔勾画的祖国山水。但实际上，从50年代起他就完全没有业余生活了。

但在那个战乱、缺吃少穿的年代，父亲的画和他的幽默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他会画漫画，有的类似丰子恺画的幽默画。那时，小妹小，母亲忙顾不上她怕她摔倒时，就把她放在尿盆上，塞给她点儿东西吃，父亲画了张“一边吃一边拉”。有时我们饿了还没得饭吃，他就画张大饼充饥。最可乐的是“看咸鱼吃饭”。那时菜蔬少，且因随时准备躲空袭（警报），母亲来不及做，就经常弄点猪油和咸盐拌糙米饭吃。每每我们不乐意时，他就画条咸鱼挂在墙上，叫我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我们竟然会被他哄得不再“抗议”，有时反而会为谁多看了几眼，怕“咸鱼”被吃光而吵架。有时家里连猪油也没有了，父亲就会打趣地说：“噢！今天就吃空气炒饭吧！”父亲那时的画多数被我们作为贺年片，挨家挨户送给叔叔、伯伯们了，剩下的在辗转南北时丢光了。

父亲在做学问上聪明绝顶，在生活上却让母亲服侍的有点愚，但他挺会调侃自己的。地震时，我们都住在棚子里。一天他非要回楼里上厕所，母亲给了他一大串家里的钥匙。这下坏了，大半个钟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母亲急了，叫我去看看。我跑到楼上，只见他还没进得门去，手里攥着大把钥匙，不知该用哪一把。这是因为家里人口多，随时有人给他开门，他就没有用过钥匙。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哪？不会试试？”他说：“牛顿还为猫开了两个洞，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何况我！”

无私无尽奉献的母亲

解放前母亲基本不工作。她的文化不低，英语口语还很好，只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家务活太繁重了，无法出去工作。解放后她听了蔡畅大姐的话，“妇女经济上不独立，不算真正的解放”，就走出家门，除了担任公职，也做很多社会工作。1961年，适逢国家三年困难，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不少单位都在动员一些职工退职。这时刘少奇提出“科学家的夫人可以回到家中照顾老科学家的生活起居，使他们能有更多的精力为国家多做贡献。”母亲单位的领导也动员母亲退职。母亲想不通，因为再有一年，她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退休每月可领取退休金，而退职在当时是分文没有的）。这时父亲劝她说：“你应该想通啊！这是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啊！你退下来，可以把岗位留给生活有困难的人，相比之下我们家不算太困难，何必和别人争一个岗位呢！”母亲时年54岁了，却是个非常单纯的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个“先人后己”就把她征服了。她心悦诚服地退了下来，不但回归了自己的家，侍奉年近90岁的婆婆，操持全部家务，不让父亲操半点心，还把我们四个女儿的部分家务揽了过去，大部分外孙都在她照料下长大。她有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推理，常乐此不疲地对她的朋友们说“我女儿为人民服务，我为我女儿服务，就等于我为人民服务”。其实，她何止为我们服务啊！“文化大革命”时，有些人家大人受冲击，关进了牛棚，孩子在幼儿园，没人接送和照料，她也包揽了过来。

○1956年林镕全家福（后排左起大姐林稚兰、二姐林慰慈、小妹林平苹、三姐林静慈）

母亲退了下来，不光是回归了家庭，更多的时间是回归了社区。她先做楼委、居委会主任，后由于在群众中威信高，被选为海淀区政协委员。她有时天真、热情得像个孩子。整天在外边奔波，忙得不得了。她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同志们一起办红医站，当赤脚医生；开小卖部，解决附近居民买油盐酱醋的问题；还办过托儿所和电话传呼。此外还组织一帮无业妇女给大华衬衫厂做临时工，剪线头。赤脚医生的工作是上门服务，她管打针、送药和护理。也就是说在近40多年前，她们已经开展了现如今社区医疗服务的工作，而比现在更超前的是不收出诊费。那时她已经年逾古稀了，又开始了风雨无阻地下三楼、爬五楼的服务。还必须提一句的是：她的这些活动都是无偿的，她自己分文不取，却有助于部分家庭解决生计和一些妇女就业。同时干这么多事她不累吗？可能吗！要知道在外忙活一天后，回家还有一“窝”外孙子等着哪！她的腿脚时常是肿的，有时晚上睡觉会疼得呻吟，但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她又精神抖擞地跑下楼了。

我们对母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退职后心态好，她最大限度地绽放了自己的光和热，超水平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时我们想也许这就是她人生最适合的位置。

谆谆善诱的父母亲

父母的爱是无私的。这种爱在祖国面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对我们的第一则教诲。记得抗美援朝时，大姐和我都报名参军，我刚15，姐姐17。我俩在一个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自知年龄小，大姐比我占优势，只要一个，就没我的份了，便蘑菇母亲去说情。那时真是准备要上前线的，她却也果真去学校了，并表示学校不必多顾及她，她支持两个女儿都去抗美援朝。学校的回答是“你能送一个女儿已经很不容易了，老二太小了，再等几年吧！”我大学上的是生物系，毕业时第一志愿去了新疆，母亲不为我送行，而让姑姑送。几年后我回来探亲，母亲问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去送你吗？……因为你去那么远，我怕控制不住，会在车站上哭，影响你情绪。其实你是可以留在北京的，植物所曾提出要把林老的女儿留在植物所，但你自己报了名，爸爸和我就没有告诉你，也没留你。”母亲的大义和无私让我很吃惊，联想到当初大敌当前时，她义无反顾地送两个年纪尚幼的女儿去从军，不知内心是如何挣扎的。父亲对我的支持却是默默的。他非常忙，但他出国，每换一个城市，都会给远在新疆的我寄一张有该城市风景的明信片，并附上他的嘱咐。这在我们姊妹中，我可是唯一有这殊荣的。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有志者事竟成”的观念灌输给我们了，他们要我们有志气，不要一事无成。父亲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告诫我们“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不要随波逐流。”1955年，大姐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地方工作，想考大学，由于参军前她刚念到高一，又多年没摸过课本，没有信心。父亲用工整的小楷给她写了“有志者事竟成”几个字，以示鼓励，并帮她复习、补课。母亲开玩笑地把父亲的辅导（大学教授给中学生上课）说成是“杀鸡用牛刀”。这样，大姐在父亲的辅导和自己的努力下，一年后终于考上北大。只可惜父亲写的那张有纪念意义的字条，在“文化大革命”被抄家时弄丢了。

“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等着别人擦屁股”；“自己事自己做，今天事今天做”；“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等等，是每当我们稍有懈怠，父母就挂在嘴边的话。这养成了我们独立、实干、做事追求完美的性格。小妹学的是雷达专业，1960年做毕业设计时，没让她下军工厂，她很委曲，猜想是自家的海外关系剥夺了她的机会。父亲开导她说：“组织考虑事情总有它的道理。在学校做设计，可以得到老师更多的帮助和辅导，只要脚踏实地、有始有终，你会做得更好。”小妹觉得父亲的话言之有理，愉快地在学校完成了毕业设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是父母留给我们的又一则教诲。他们要我们诚实做人，善待他人。母亲更是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准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变成了先人后己和舍己为人。幼年时的一件事成了我们终身的教训。在福建永安上小学时，路边农家院有棵柚子树。秋天，金黄色的大柚子令人垂涎欲滴。有天下学，大姐带我去偷柚子，我们用竹竿刚打下一个柚子，院子里的主人和狗就追出来了。吓得我们撒腿就跑，连书包都丢了。回到家，母亲变了脸，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一顿，还逼着我们去赔礼道歉，并严肃地对我们说：“这就叫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母亲的朋友很多，不分高低贵贱。譬如，我们家人口多，母亲终日在外奔忙，家里就得有帮工，这些帮工很多成了她的朋友。50年代，我们家先后用过三个年轻能干的阿姨，母亲觉得她们当保姆可惜了，为了她们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和前途，在家里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就给她们介绍了正式工作（北京市玩具厂，植物园苗圃），她还给两个中年阿姨介绍了爱人，以便她们老来有个伴儿。还有一位孙婆婆成了她终身的朋友。孙婆婆是照顾小外孙们的全日制保姆，但除了孩子的事，其他家务还是母亲自己做，包括给父亲蒸包子。“文化大革命”时，母亲作为街道干部也受冲击了。有人挑拨，要孙婆婆揭发母亲剥削，孙婆婆生气了，说：“经大姐5点钟起床，我8点钟起床，要我揭发她什么？”还要提一笔的是，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寄给父母，没有寄给奶奶，而是寄给了20年前曾照看过我的保姆李妈。缠过足的李妈收到钱，兴高采烈大老远地跑来告诉母亲这件事，她哪里知道这正是母亲在我临赴新疆前交代的，要我报李妈的看护之恩。

其实父母的教诲何止这些，他们平静的一生充分做到了身教胜于言教。而他们的这些警句却永远告诫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成为林家几代后人的座右铭。

父亲是名人，每逢他的祭日，就可以在网上看到纪念他的文章，但是没有人知道母亲。母亲非常崇拜父亲，她心甘情愿地包揽了一切家务，做父亲的坚强后盾，父亲才能一心一意地扑在学术和事业上。所以介绍父亲，就不能不提我们的母亲。其实母亲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除了父亲的学术和工作外，在很多为人处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无不有我们母亲的影子。父亲处事含蓄，母亲旗帜鲜明，他们俩相得益彰。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的母亲，就不会有我们的对我国科研做出杰出贡献的父亲。在父亲祭日的日子里，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亲爱的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