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们的父亲竺可桢

竺　宁　竺　松

回忆父亲一生走过的道路，不禁心潮起伏，那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曲折与坎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以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代价。可是任何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言行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五点。

一、立志科学救国

他出生于清朝末年，青少年时代看到祖国贫穷的面貌，发奋努力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立志要以科学振兴中华。1910年他考取了庚款公费留美生，在选择专业时他考虑的是，攻读哪个专业回国才更有用。他首先想到的是农业，因为中国以农立国，他要学会对发展中国农业有用的知识。可当他经过三年学习，并去美国农家实地调查后，感到美国农业现代化程度高，而我国是小农经济，学到的东西回国用不上。所以，在攻读硕士学位时，他选择了和农业关系最密切的气象学，从此爱上了年轻的气象科学。在选择硕士论文课题时，他选择了《中国雨量研究》。虽然选择这一课题难度较大，因为我国当时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气象观测站。但他想的是，尽快弄清中国的气象情况，为祖国亿万受水旱灾害困扰的农民大众服务。1918年，他的博士论文选题《远东台风研究》通过答辩后，谢绝了美国一些气象台和研究单位的邀请，决意立即回国。他心中想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把发展气象科学事业的主权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来，为民族扬眉、为祖国争光。

二、开创祖国的气象科学事业

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原下设的观象台筹备委员会改为天文、气象两个研究所，任命父亲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发展祖国的气象科学事业，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事，因此他以最大的热忱抓紧开展工作。他到任的当年就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并付诸实施，同时开始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的建设工作，仅一年时间，全部完工，连同气象研究所也一同迁至北极阁。从1930年起，气象台可以无线电台接收国内和东亚各国电报达80多处，并开始正式制作天气预报及台风警报，不仅在电台广播，并登在报刊上，从此打破了帝国主义垄断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到1937年，北极阁气象台在设备、图书、人员、业务范围、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已超过了当时法国人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徐家汇气象台，成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

三、培养人才办教育

1936年浙江大学要物色一位校长，当权者蒋介石意欲要父亲来担任这一职务，父亲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气象科学研究工作，到杭州担任浙大校长，本想一两年之内等有合适人选就可以离开，谁想到一当就是13年，其中经历了漫长的8年抗日战争和3年国内战争。

他到浙大的第二年，即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七七事变”，中日全面开战。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制造了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被害者达30万人之众。为了救亡图存，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也纷纷向内地迁移。浙大先迁建德、又迁江西泰和。虽然抗日将士勇敢顽强，怎奈血肉之躯敌不过日寇的铁甲枪炮，所以浙大打算再迁广西。为此，父亲于1938年6月30日出发前往武汉、湖南、桂林，一边探路，一边确定校址等事。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我母亲和二哥突然得了急病（现在看来是急性菌痢），病情非常严重，可在泰和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二哥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们7月11日发病，7月21日二哥就离开了人世。当父亲于7月25日从外地赶回来时，母亲也已生命垂危，8月3日不幸因病去世。遭此大不幸，我们全家悲痛万分，尤其是父亲受到的打击真是难以想象。

可当时前方战事吃紧，学校搬迁在即，各种工作千头万绪，都要等待他来处理，父亲强忍悲痛，每天为迁校的事情奔忙着。9月15日将母亲和二哥下葬后，9月17日我们就匆匆往广西出发了。

要想振兴中华，培养能担当大任的高素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国难当头，父亲将这事时刻放在心上，虽然在宜山只停留了一年多时间，父亲写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刻下碑文，70年后仍保存在当地（全文附后）。并确立“求是”为校训，为浙大树立了严谨的学风，为浙大日后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39年冬，浙大又再次迁到贵州遵义、湄谭，直到抗战胜利。经过8年抗战，浙大不仅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浙大造就出一批批优秀的栋梁之才，支援了前线抗战和建设工作，成为当时国内有名望的大学之一。其中父亲为了办学可谓竭尽全力。

四、严于律己、公私分明

父亲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不抽烟，不喝酒，除了酷爱运动，没有别的嗜好。家里只有生活必需家具，没有任何摆设和名人字画，几张沙发还是50年代由科学院为工作需要而配给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伏案工作的大书桌和六个摆满书籍的大书柜。对他而言，书桌和书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了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而是那些对工作有用的东西。记得我小时候在遵义生活的那段日子，晚上照明用油灯，父亲在书房工作时，油灯点两根灯芯，而去房间吃饭时，他都要把灯芯抽掉一根，剩一根留个亮，为的是节省灯油。他告诉我们有用的东西也要用的值得。父亲平时穿衣从不讲究，但干净整洁，使人感到庄重和亲切。父亲因参加国事和外事的需要，做了两套中山装和两套西装，平时轻易不穿，正式场合穿过后，一回家就换下，由母亲刷干净后挂入衣物柜。我们戏称为“大礼服”的那两套西装，直到他离我们而去时，还是非常新的。后来经缝改，我和母亲一人一套穿用了。在我们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和他的紫色睡衣连在一起的。父亲有两件厚厚的紫色睡衣，每年冬天的夜晚，他总是穿着紫色睡衣工作，起初两年替换着穿，后来从新变旧两件变成了一件，一个补丁又一个补丁，我们曾经劝他重新买一件，他总说蛮好蛮好不用买，挺暖和。这件睡衣最后伴随着他离开我们。

○竺可桢（摄于1963年）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他默默地用自己的行为教导着我们。记得有一天已近黄昏，父亲要上街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去买信纸。我说书桌抽屉里还有，他却说，那是公家的，不能用于写私人信件。还记得6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里，我买了两张大华电影院的电影票和父亲一起去，出门前下起了暴雨，不一会儿满街就积起了很深的雨水，父亲坚持要去，却不肯坐国家配给的轿车。于是，我们二人挽起裤腿，淌水走到11路电车地安门站，结果因水太深交通堵塞，等了45分钟也没来车，电影是没看成，但我却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父亲心目中，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解放前，父亲用自己的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在南京珞珈路造了一所二楼二底的房子，后来我大哥竺津和二姐竺宁在这座房子里成家并居住，但父亲觉得私人住房应归国家所有，个人住房应该统一由国家分配，所以父亲在60年代初写信给南京政府，将房屋送交给国家，并要求哥哥和姐姐两家人每月按期缴纳房租。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北京地安门科学院一宿舍内居住，原来分配给他的是三间正房和两间偏房，“文革”开始后，他考虑到家中常住人不多，就主动让出两间，把书房和卧室挤在一间房内，又将为大姐竺梅买的钢琴捐赠给科学院方家园幼儿园，这架钢琴是父亲于1948年从国外为我大姐买的，但买回来后，我大姐已在解放区病故，所以这架钢琴对父亲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五、既为慈父，又为严师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要求是严格的，从不溺爱。从我刚学会走路起，就牢牢地记住一条规矩：凡出门去一定要自己走路，不许让大人抱。记得在我三四岁时的一个星期日，全家一块去桃溪寺郊游，大约离家有十里路，中午不回家吃饭，由大哥用一条扁担挑了两个筐，一头是吃的，一头是喝的，大家一路高高兴兴地走着谈着。等到回家时，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小腿一瘸一拐的也不敢出声，怕这次坏了规矩下次就不带我出去玩了。最后我大哥实在可怜我，就把我放在一个筐里，另一头放吃剩的东西，当行李挑了回来。

○1956年春节全家团聚合影
（左起：次女竺宁、外孙女竺友朝、长媳孙祥清、竺可桢、长子竺津、夫人陈汲、三子竺安、三女竺松）

我初中快毕业时，我们班主任说现在我国航空事业急需一批人才，考虑我的政治和学习条件都不错，准备保送我去华北工业学校（中专，后来的北京航空工业学校）。当时一方面我对航空事业充满了幻想，很入迷。另一方面我刚刚入团，觉得组织需要就该服从，所以就毅然报了名。事后母亲很伤心，她觉得不管从经济方面还是学习成绩来讲，我上大学都不成问题，为此哭了好几次，希望我重新考虑。父亲并不见得赞赏我的决定，但他尊重我的选择，并安慰母亲，说服她支持我读中专，把专业学好。1958年我毕业后，分配到西安航空工厂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还想学习点知识，车间领导也说我才十七岁，太年轻，应该再去学习学习。我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来信说我的想法很切合实际，并告诉我刚刚成立了一所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经申请领导批准后，我以非应届毕业生同等学历的身份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统一高考，以第一志愿被中国科大录取，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想起1969年我和黄峰结婚的事也很值得回味。当时我在天津下厂劳动，黄峰在河南干校。11月我们决定在北京结婚，由于父亲主动交了两间房子，于是就把原来吃饭用的小偏房当我们的新房，吃饭移到厨房里。新房里没有一件家具，床是我原来的单人床加一条木板，两张方凳架起来的，只是新缝的两床棉被，连床单都是家里用过的。晚上，父母和我们二人喝了点通化葡萄酒，吃了一顿较丰盛的自家晚餐。第二天，四人一块去照了张像就算办完大事，但大家心都挺快活。

我三哥1950年在浙大毕业，分配到杭州工作，他与我嫂子傅婉芬相识并相爱，后来1956年三哥调到北京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从1960年他们结婚起就一直两地分居。父亲是科学院院长，化学所是院的下属单位，要说这事不难解决，但三哥深知父亲的为人，自己从不向父亲提调动之事，父亲当然也同情儿子，一直告诫他等候组织上解决。就这样，一等就是14个年头，到1973年我嫂子调来北京时，他们的大儿子都上初一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对我大哥竺津遭遇的态度。竺津为了抗日，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过一段时间。1957年因此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判劳动改造送进农场。父亲深信自己的儿子决不是反革命，一面常给大哥写信，鼓励他好好劳动，改造思想，要大哥相信党，相信政府，即使受到屈辱也不能对党产生情绪。一方面给大哥的单位写信反应实际情况，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竺津因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于1961年在农场死于肝硬化。父亲得知后，悲痛欲绝，但他仍然教育我们要坚决相信党，为国家建设尽力，并毅然承担起了抚养竺津独女的责任。其实他心中非常希望能将大哥的问题搞清楚，还大哥清白。父亲的这一愿望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1963年，竺可桢在漓江中游泳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几十年，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岁月。他既是慈父，又是严师；既教我知识，又教我做人。在当今，我觉得父亲勤奋、廉洁、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更是需要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国家的前途。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可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只追求真理不计私利的大无畏精神将光照千秋，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