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卢嘉锡

卢咸池　卢象乾

卢嘉锡
（1915～2001）

物理化学家。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台湾台南。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特邀顾问，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1年6月4日，慈祥的父亲卢嘉锡永远离开了我们。1951年夏天，14岁的大哥响应党的号召“参军参干（参加人民解放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离家后，我们二人是父亲身边子女中年龄最大的。今天，我们把脑海中关于父亲的点点记忆写下来，希望通过一段段往事的回忆，让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真实的父亲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虽然零零星星，仍希望对后人有所启迪。

父亲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并留校任教，1937年夏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生，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萨格登（S．Sugden）教授从事放射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1939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国内正值抗战期间，无法立即回国；再加他的公费留学期限未满，于是经导师推荐介绍，于当年秋天前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后来两获诺贝尔奖的杰出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指导下做客座研究员，其间还曾到美国国防委员会马里兰研究室从事战时军事科学研究。二战刚结束，30岁的父亲立即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优越的科研条件，于1945年底回到祖国。从此，无论是在厦门、福州还是北京，他一直站在科学教育岗位上，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精力。

○加州理工同学合影：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前右二）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前左一）、袁家骝（前右一）、张捷迁（二排左一）等合影

○1986年，父亲访美期间，特意前往鲍林教授住所拜会恩师

偶遇成挚友

1939年秋，初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好心的中国同学带着父亲在学校四处参观。来到一间实验室，一个亚洲人正低头做实验。一见这个人脸圆圆的、长得白白的，想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土地，父亲忿忿地对陪同的中国同学大声说：“他一定是个日本鬼子！”只见这个人抬起头来，看了父亲一眼，又神情冷漠地低下头继续做他的实验。见他似乎一点听不懂自己说的中国话，父亲更确信这是个日本人了。

没想到在周末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父亲又遇到了这个“日本鬼子”。看到两人相见时惊愕的表情，相识的中国同学赶紧过来介绍：“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吧，这位是钱学森博士，这是刚来的卢嘉锡博士。”两人攀谈起来，父亲才知道，那天钱学森博士做实验过于专心致志，竟然没有听清父亲“辱骂”他的话。结果，钱先生抬头看到来人矮矮胖胖的，竟也把父亲当成“日本鬼子”而不屑理睬！两个同样憎恨日本侵略者的海外游子不禁相向哈哈大笑。

从此，父亲与钱学森先生结成挚友。但是，数十年后父亲几次对我们谈起他与钱学森先生相识的这段“奇遇”时，总是奇怪地说：“谁都知道我说话的嗓门特别大。他做实验怎么会那么专心，以至一点没听见我在‘骂’他呢？”

○父亲十分崇敬周恩来总理，曾改李白名句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表示对总理“文革”中亲自出面保护自己的感激之情。图为父亲在书房中捧阅刚出版的《周恩来》画册

从“不问政治”到参加农工民主党

父亲解放初就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那时我们都还不太懂事。长大后我们曾好奇地问父亲：你为什么要参加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参加农工党？他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我们。

早年，父亲是一个笃信“科学救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解放前，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推托回绝了。解放后，党和政府信任父亲、尊重父亲，同时他又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政治热情高涨，过去“不问政治”的信条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90年4月，父亲率农工党中央专家组到贵州毕节农村智力扶贫，在农家牛圈前与当地农民交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海峡局势一度也十分紧张，父亲受命率厦门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师生内迁到闽西龙岩，1952年春迁回厦门。当时厦门只有民革、民盟和农工党3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他们都积极与父亲联系，希望父亲参加他们党派。父亲知道各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都是共产党的友党，都有自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光荣历史。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然拥护共产党，当然愿意参加民主党派。但参加哪个党派好呢？父亲费了一番思量。

民革主要是由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与国民党有各种渊源关系的人士所组成，而父亲解放前就拒绝参加国民党，亲朋好友中也没有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民盟是最大的民主党派，但是当时厦门的民盟成员中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居多，父亲作为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较少。相比之下，农工党虽然组织较小，但成员中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相对较多，与自己可能更容易实现思想上的沟通。

父亲有了初步想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对农工党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初，他正式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在厦门大学以及后来在福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也先后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有的还担任了农工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领导职务。

“毛主席送的苹果”

1962年春节，我国尚未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父亲当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虽然学校放寒假，他照样成天忙碌。一天，父亲从城里回来，喜悦的心情洋溢在脸上。他说：“我今天见到贺敏学副省长，贺省长的‘女儿’在北京上大学，学的就是化学，寒假回家，想请我帮着辅导一下功课。我答应了。”

第二天，父亲一早就进城给贺省长的“女儿”辅导功课去了。中午回到家，父亲满面笑容地拿出几个困难时期难得见到的苹果，招呼我们兄弟姐妹说：“快来吃毛主席送的苹果。”看着子女们惊愕的表情，他忙说：“贺省长的‘女儿’在北京上学，她送的苹果不就是北京毛主席送的吗？”

一天又一天，父亲每天上午都去辅导功课。一晃半个月过去，寒假已经尾声，这天父亲回到家时说：“辅导结束了，贺省长的‘女儿’要回北京，她请我和你们的妈妈去吃饭。”第二天，父亲果真带着母亲和大妹赴宴去了。

当天晚上，弟妹们都睡觉了，父亲还在灯下工作。咸池正在房间里准备开学用品，妈妈走进来，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轻声说：“你知道吗？那不是贺省长的‘女儿’，是毛主席的女儿呀！”原来，贺省长是毛主席夫人贺子珍的哥哥，毛主席的女儿因身体不太好，利用寒假到南方舅舅家休息；又想到大学即将毕业，希望抽点时间复习一下功课。父亲当时任福建省人委委员，与贺省长熟识，又是研究化学的，贺省长了解、信任父亲，就请父亲来辅导。母亲还说，本来当天是请我们全家一起去吃饭的，父亲不愿意过多麻烦人家，只带了母亲和大妹。咸池这才明白，为什么父亲这半个月心情特别舒畅，为什么父亲说他带回来的苹果是“毛主席送的”。

一直到半年多以后，父母亲才十分郑重地告诉大妹：那天请吃饭的是毛主席的女儿。妹妹的眼睛瞪得老大，愣了好一会儿，连声说：“对，对！长得跟毛主席真像！”

1968年夏天，父亲还在受“审查”，上午扫厕所，下午和晚上在家写检查交代材料。一天，正在家躲避北大武斗的咸池在街上看见大字报中提到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回到家里就问父亲：“你当时辅导的毛主席女儿是不是李敏？”他想了一会儿说：“对，你不提起我都忘记这件事了。”这是后话。

○1986年，父亲在做关于固氮活性中心结构模型的学术报告

科学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在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全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各省都由本省著名科学家组成声势浩大的科学代表团、由省领导率团参加。父亲原本名列福建省代表团，但在大会开幕前，领导约请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建议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科学家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名由父亲担任团长。很快，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科学家苏子蘅、李辰、许文思、李河民、何斌、方舵等为团员，苏民生等台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秘书的台湾省代表团组建起来（苏子蘅1980年代曾任台盟中央主席，已去世；李辰、李河民后来都担任过全国台联副会长，现仍健在；苏民生曾任北京市台联会长、全国台联副会长，现已退休），父亲以团长的身份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开幕式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亲耳听到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听到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困难时期，父亲在书房工作。虽面容消瘦，却神情刚毅

大会期间，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由福建省代表团团长、福建省委林书记（父亲的老领导、老朋友，解放后首任厦门市委书记）等陪同，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讨论，并与父亲亲切交谈。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能够有今天，多亏了‘文革’中周总理‘保’你呀。”

原来“文革”期间，一次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科学家、父亲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同窗好友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他们在谈话中提起了父亲。会见后周总理让秘书了解情况，知道父亲还在受审查、挨批斗、扫厕所，于是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的皮定均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周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出面“保”了自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泪连声说：“是的，是的！”

在大会上，父亲的多项科研成果得到表彰。他深切感受到：正像多年热切盼望的那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施展才华、贡献力量了。

恢复中国化学会在IUPAC的合法席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科学界还被排除在诸多国际组织之外。1979年秋天，父亲率领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大会。其间，父亲以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先与大会主席协商，就联合会章程一些条文的解释取得共识；接着，父亲又亲自与参加大会的台湾化学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大学陈教授（台湾省籍人士）和秘书长王先生（大陆籍人士，代表团实际决策人，其父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多次协商、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最终达成谅解。会上，大会主席根据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商谈取得的一致意见，郑重宣布恢复中国化学会在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并同意台湾的化学组织以“中国台湾化学会”的名义作为单独财务结算的地区性组织继续保留会员资格，实现了我国各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中席位的突破，这也是今天被称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奥运模式”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会议期间，父亲以大陆台胞的身份与陈教授共叙乡情，也与王先生友好往来。一天在交谈时，王先生突然说：“邓副总理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我看大陆就是耗子捉的太少了！”（父亲清楚地记得，在多次的交谈中此君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都是直呼其名，只有这次他尊称小平同志为“副总理”）。这年年底，父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应邀在人民大会堂新年茶话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大胆直接引述了王先生这段辛辣讽刺的话语。出席茶话会的邓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见此情景，父亲一方面为邓小平同志的宽宏大度、平易近人所折服；另一方面他也从这爽朗的笑声中领悟到：在祖国大陆，“好猫不捉耗子”这段扭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79年底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后，回到福州家中在书房戴着“五一”劳动奖章留影

1981年5月，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不带秘书随从、没有家属陪伴，一人来到北京（咸池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工作的），担当起全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的领导重任。

师生情深

若要问：父亲最崇敬的外国人是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鲍林！孩童时代，我们就经常在饭桌上听父亲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讲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导师鲍林教授。1957年11月，父亲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顾问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写信回家时特别提到，鲍林教授当年夏天曾访问过苏联。当时中美完全隔绝，父亲为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在国外与恩师谋面的机会感到十分遗憾。

鲍林教授是杰出的化学家，1954年以“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及其在复杂物质结构分析上的应用”获诺贝尔化学奖。可是，苏联科学界却一度把鲍林的“化学共振论”当作“唯心主义科学”进行批判。在“一边倒”的年代，父亲作为鲍林教授的学生，所受的压力不言而喻。父亲坚信科学、崇敬导师，他于1961年在《福州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充分论述了“共振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化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诚恳地分析了它的局限和不足；他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鲍林教授阐述“共振论”的主要论著《化学键的本质》。鲍林也是一位不屈的和平战士，曾经执笔起草了著名的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与爱因斯坦等发起、联络全世界2　000多位科学家共同签名，1962年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当时国内“左”的思潮正兴，有人指责西方国家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正义战争”。一次，几个年轻人来家请教问题，父亲留他们吃饭，饭桌上不知谁提起报上称鲍林是和平主义者，父亲马上不容置疑地说：“在美国，和平主义者是进步的”。

在加州理工学院，在鲍林教授的指导下，父亲熟练地掌握了从事晶体结构研究的X射线衍射法和电子衍射法等手段，先后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也奠定了自己日后从事物质结构研究的坚实基础。鲍林教授曾称赞父亲是他“几个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父亲特别注意观察体会导师的治学、思维方法，发现鲍林教授具有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分子式，他就能大体想象出该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这无形中“催化”了父亲在大学时期就初步形成的“毛估”思维。后来父亲常以他所受鲍林教授化学直观能力的启发为例告诫学生：“毛估比不估好！”

研究工作之外，父亲还旁听鲍林教授讲授的量子化学课程（在1930年代末，这是一门新知识）并认真地整理课堂笔记，日久天长，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几大本。1945年父亲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前，正思忖着给恩师送什么礼品，鲍林教授却说：“就把你那几本量子化学笔记留给我做纪念吧！”

1981年6月，80高龄的鲍林教授应邀到中国访问。机场见面，父亲第一句话就告诉他：“I’ve　just　been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我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鲍林教授兴奋得当场与父亲热烈拥抱！回到美国后，鲍林教授找出他保存了近40年的父亲当年的量子化学笔记寄回中国。如今，这几本体现了父亲严谨治学精神、也饱含着鲍林教授与父亲深厚师生情谊的学习笔记，珍藏在父亲长期工作所在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

性格乐观　笑对人生

熟悉父亲的人，无不称他是个乐天派，更忘不了他那幽默、发自肺腑的爽朗笑声。不论在什么困难环境里，他从不叫苦、绝不怨天尤人，总是以开阔的胸怀、带着笑容去面对。

1960年夏天我们家刚从厦门大学搬到福州大学时，学校的基建还在进行，全家连保姆共十口人挤在乙型宿舍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单元房里：父母亲带着小妹住一间，兼作父亲的书房；咸池、象乾一间，兼作储藏室，堆满了箱子和柜子；大妹、外姑婆及保姆一间；五弟、六弟一间，兼作饭厅，也是我们做功课的地方。父亲笑着说这个家就像一个大兵营。当时楼房下水道未接好，家里的抽水马桶不能用，大小便要去楼外农村池塘上木板钉成的简易厕所，走上去一步三摇，厕所没有屋顶，下雨天还得打伞。父亲笑称：这是野外训练！

○1981年5月，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被挂上写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卢嘉锡”（“卢嘉锡”三个字还用红墨水打了叉）的牌子上台批斗。由于父亲平日人缘好，不少普通群众尽力保护他，这个牌子是用纸板做的，不似其他物构所领导挂的木头牌子那么重，父亲戏称自己是受优待的俘虏兵，还幽默地说：造反派在台上批判发言，除了几句大话外讲些什么他也听不明白，真怕时间长了会睡着，因为他是有名的瞌睡虫！

父亲担任科学院院长后不久，院里成立“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大家公推父亲任协会名誉会长，并请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父亲说，当年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他接着说，孔子在当时算长寿的，也只活了七十多岁；现在人的寿命长了，请你们研究一下，人到八十、九十该怎么办？几天后，协会领导向父亲汇报，结果出来了：“八十老当益壮，九十返老还童，一百从零开始”！父亲对这个答案很满意。一直到十年后，父亲在一些场合还几次推介这项在他主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以此鼓励大家活到老、干到老、学习到老。有段时间，父亲还兼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一次他故作神秘地问我们：知道我当党组书记处理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看我们猜不出来，他笑着说：是分配住房，真是赶鸭子上架了。

1987年初，父亲从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当时一家重要媒体在对外报道英文稿中错用了Fire（解雇）一词，弄得父亲在国外的朋友、学生和学术界同行纷纷追问：卢嘉锡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中国第一位由科学家们选举出来的科学院院长被Fire掉？父亲听说后哈哈大笑说：没有关系，越Fire名气越大、官当得越大。后来，他担任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人。外人的疑团也逐步消除了。

正是父亲关心人、尊重人的真诚态度和乐观、豁达的性格，所有的人，不论是他的长辈、同龄人，还是学生、晚辈、下属，都愿意和他交友、交谈，也使父亲自己一直有股韧劲去面对挑战和曲折、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父亲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言传身教、谆谆教诲更是铭刻在我们的心里。今后，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子女都要像父亲那样去做事、去做人、去爱人。

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