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陈芳允和母亲沈淑敏

陈晓东（执笔）　陈金凤

陈芳允
（1916～2000）

无线电电子学与空间系统专家。浙江黄岩人，1916年4月3日出生，2000年4月29日去世。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研究员。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做了开创性工作。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父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我国863计划的发起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着我，这种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影响了我，并使我一生受益。父亲告诉我，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有三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爱国之心，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科学无国界，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有祖国的，心中要有国家，这是科学工作者最需要明确的。在父亲的教诲下，我毕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献身微电子行业。第二点是要努力工作，父亲一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献身科学的敬业精神不断激励着我奋发向上。第三点是淡泊名利，父亲从不追名逐利，一生只在他从事的领域执着地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父亲教导我不要跟在外国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亦步亦趋，要改变观念，要创新，跨越式发展。我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工作，遵从父亲的教诲，每一个五年计划就跃上一个数量级，集成度从千门、万门、几十万门到几百万门，大幅度跨越，达到了国际水平。

2009年，我们读到一篇关于原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先生的文章，读后非常感动。沉寂了几十年之久的叶教授终于浮出水面，终于有人公开主持公道为其鸣不平。可以说没有叶教授，哪有清华物理系的辉煌，哪有“两弹一星”的功臣？作为小辈，我们穷词难表。但若我们父亲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的1967年，父亲特地让我陪他一起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了叶企孙教授一次，那时还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父亲为了不影响到别人，所以特地让我陪他去。叶教授终身未娶，没有子女，虽说桃李满天下，却都自顾不暇。晚年逢“文化大革命”倍受折磨贫病交集，很是凄凉。他可是一代以身许国之知识分子典范啊。看完恩师回来，心情不免沉重，但也无奈。连我那1974年才嫁进门的儿媳妇也知道这事，同时也感受到我父亲儒雅宽厚和尊师重教的风范。

我父亲不仅对叶教授满怀尊敬，对吴有训教授、严济慈教授、孟昭英教授等原物理系教授也一样尊敬有加，即使在晚年，父亲自己都已经70多岁了，但逢年过节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们。在他心目中，他们始终是他的老师。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教诲以及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提供的实验室，并强调动手能力，不可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些基础让学生终生受益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我们的母亲也是如此，尊师重教。直到晚年，她已经70多岁，还要去看望贝老。并经常念叨大学的一位老师，老师去世以后，对其家庭还资助过一段时间。

父亲一生很节俭。我们经常看到他自己缝补衣物。他还有一手给自己理发的绝活。其实他和母亲两人都已是一、二级教授，在当时工资不低，而且只要了2个孩子。那么他们应该有不少积蓄？但事实不然。多年来，除了双方父母，他们还一直资助几位亲属和故旧；经常帮助单位生活困难同事，甚至在经济上支持年轻人考试和出国留学深造。为社会捐款捐物，我母亲也是一直这么做的。为这，还有些人不理解，在“文革”中还批她搞腐蚀拉拢。而我父亲的工资主要花哪儿去了，拿回家的钱很少，我母亲也一直不过问。当然我们更不知道具体数目，只是隐约知道一些。还有些是父母去世后从别人口里知道的。有一次我们回浙江老家，很过意不去老家的亲戚对我们特别客气，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当年父亲对他们的资助，及老家爷爷遗留下的一些家产，父亲也全部放弃。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们曾看见2个学生模样的人尾随在吊唁队伍最后，在父亲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就走了，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估计也是父亲资助过的学生。

母亲对我父亲不仅工作百分百支持，对他的为人也是百分百信任。而父亲对我们母亲也是百分百信任，由母亲处理家里所有事情。科学院建院和建所初期，工作较忙，千头万绪。院里曾有一次住房调整，我们住10号楼，属甲楼。父亲按职务和职称可以搬到13号特楼去，回来和母亲商量，母亲回绝了。因我母亲本身也是研究员，对自己业务抓得也很紧，不想大动干戈。后来甚至带病工作，但从不要父亲担心和请假作陪，她一生坚强。母亲和父亲一样，在名利面前，也比较低调，能让就让，能迁就就迁就。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妇女和知识女性的双重美德。母亲生前担任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副主任，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后期还帮着建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生物系，工作繁忙，还包揽了全部家务，让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父亲的出色成就与母亲的辛劳是分不开的。母亲1996年去世时，《中国科学报》登载的纪念文章的标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母亲就像一只春蚕破茧，一丝一丝成就了别人。最后遗体还捐献给了医学解剖。父母感情很深。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妈妈的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所以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父亲几乎每天下班以后都到病房陪母亲坐着待上好长时间。他一辈子考虑的是国家和工作，在母亲最后的岁月里，他才陪着母亲走过与病痛折磨的有限时光。父亲有大爱，爱祖国，爱工作，爱老师，爱学生。给家人的时间有限。尤其在考察和建卫星地面站时，更是常年在野外。晚年有了小孙女，非常疼爱。但是因为工作繁忙常年不在家。

父母去世之后，除了父亲90年代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10万元港币未动之外，只有很少的一点存款。剩下的就是工具书、书稿等，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而家具都很简陋，有的尚是50年代建院时的家具。

在做人方面的风范，父亲母亲确实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并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们从小就懂得要靠自己，不依赖父母。改革开放以后，工作种类选择性更多一些。我爱人毅然去了外企工作，从经济上改善了自己。大女儿在国内工作出色；小女儿出国学习都是她自己考托福、GRE出去的，现在已是某公司地区经理。

父亲于2000年去世。2001年，国家天文台将1998年发现的小行星1998CF1（国际编号第10929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陈芳允星。直到2009年，10年后，我完全退休以后，也继承父母低调处事的风格，经和国家天文台协商，不想麻烦原单位和惊动有关部门再举行仪式，而是简单直接取回授予的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奖牌，珍藏待日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