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坚决不肯就枢密副使职，在安石还没有视事之时，他给安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说：
“你负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大家都以为你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太平便可立就。现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还对你妄加诋毁，无所不至。我认为，你的错误只是太自信和用心太过。
“你讲理财，把三司放在一边，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把一些文士和通晓财利的人聚在一起，讲究财利之道。又派使者四十余人，去各地推行青苗等新法。有些使者轻佻狂躁，骚扰百姓，不把州县官放在眼里。因此，士大夫不满，农商失业，谤议沸腾，到处是嗟怨。
“不把州县官放在眼里，这就是‘侵官’，侵官就把事情搞乱了，但你以为这是治术而付诸实施。发放青苗，贷钱取息，是鄙事，但你以为是王政而大力推行。徭役自古出于民间，你却想敛取民财雇市佣来担任。这三件事，普通人都知道做不得，而你独以为可为。你想的是求非常之功，因此把普通人明白的事都忽略了。
“你现在是自以为能见到别人所不能见的。别人意见与己意同，便以为是；不同，则以为非。因此，方正的人渐渐离开你，谄谀之徒亲近你。这样，希望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从谏纳善，不独人君应当如此，人臣也应如此。郑人在乡校议论执政的是非，有人请子产加以禁止。子产不同意，说他们以为对的就照着做，以为不对的就改，这不是我的老师吗，为什么去禁止呢！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好直谏，周舍死了，简子非常怀念他，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你素刚直，在人主前议事，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一点也不低声下气。但却容不得别人和你争论，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或者要求皇帝加之斥逐。拒谏如此，有亏于恕。
“你欢喜孟子和老子。孟子说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你却大讲财利，行均输法于江淮，夺商贾之利，散青苗取息，夺农事之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你当政之后，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农工商，兵吏僧道，纷纷扰扰，都不得安居。你只相信几个人的话，背离着天下人的心。你总角读书，白头秉政，难道能尽弃所学只跟着那几个浅人混在一起吗？
“我希望你进一言于主上，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复国家太平之业。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你从善之美，必使人仰而视之，光大于前日。
“我和你趋向虽然不一致，但‘大归则同’，没有任何不同的目的。你要得位行其道，使天下之民得到好处。我正要辞位遂己志，以救天下之民。我和你，就是所谓的‘和而不同’。”[1]
安石在答书中，说和司马光相交的时间很久，议事往往不合，是因为“所操之术”多不同。他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于朝廷，授之于有司，不是侵官。兴利除弊，不是生事。为天下理财，不是征利。批判邪说，拒绝花言巧语的人，不是拒谏。他说士大夫习于苟且，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明确拒绝司马光复国家太平事业之旧的话，以为什么都不去做，“守前所为”，则“非某之所敢知”。[2]
后来还有书信往来，司马光对于孟子义利之说，对议法度“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重作申论，并且郑重声明他也反对“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3]
王安石在神宗敦促下复出视事。司马光请假在家，神宗召见。光对神宗说：“我上疏请罢条例司和追还使者，朝廷没有采用。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我说得对，希望早日施行；不对，就请不要再派人去叫我，早一点收还枢密副使的告敕”。[4]
后来神宗和蒲宗孟论人才，宗孟说：“人才半为司马光所坏。”神宗眼睛盯着，过了很久，才说：“蒲宗孟，这样瞧不起司马光吗！别的不说，只辞枢密这件事，我自即位之后，只见此一人。别的人，你叫他走，也不肯走。”[5]
司马光交还枢密告敕之后，宰相曾公亮、陈升之也因为和王安石争青苗钱，称疾请假在家，不出视事。御史中丞吕公著屡次奏请罢提举官，说新法只令转运使或提点刑狱推行就够了。
三月的一天，神宗又召司马光于崇政殿，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抗命不受告敕，说这项任命还没有罢去。司马光说：“我自知无力于朝廷，抗命的罪小，尸禄的罪大。”神宗说：“你一受命，把工作抓起来，就不是尸禄了。”光说：“现在朝廷所行，和我说的相反。”神宗说：“相反的是什么？”光说：“我以为条例司不当置，使者不当派，青苗钱不当放，这不是相反么！”神宗说：“现在士大夫，议论汹汹，都是这样说的；你是侍从之官，听到这些话不得不对我说啊！”光说：“不是这样。开始讨论，我在经筵就和吕惠卿争论，以为一定要执行，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和百姓都还不知道。我并不是由于别人都在议论才开口的。”神宗说：“人们都以为法非不善，只是执行的非其人。”光说：“依我看，法亦不善，执行的亦非其人。”神宗说：“你看过原来的敕令吗？”光说：“没有看到。”神宗说：“原来规定不许抑勒，违背敕令强迫百姓的，朝廷决不放过的。”光说：“命令是这样，但使者都讽令抑配。开封府界十七县，只有陈留县张贴告示，听民来请则给，但没有一个来请的人。由此看来，其他十六县，恐怕都不免于抑勒。”神宗说：“你的告敕还在禁中，我想再送出去，你千万不要再辞。”光说：“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加以实行，我不敢不受，不能，我死也不敢受的。”神宗说：“你何必如此专爱虚名。”光说：“人们都以得为两府，无异于由地升天。爱虚名何如享实利，我只不过是不敢无功而受禄罢了。”神宗说：“你说的都不是你职内之事。”光说：“我担心的就是一接受任命，就不能说我职责以外的事了。现不受命，只是贪恋说国家的要务，一点也不为自己打算。”神宗最后说：“让我再想想吧。”[6]
京城盛传王安石有三不足之说，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司马光和范镇都不赞成。时学士院策试，司马光以为策目。范镇说：“流俗不足恤，我已作为策目了。”司马光就只问了两项说：“有人以为，天地和人，毫不相干。日蚀、月蚀，以至地震，都有规律，不必害怕。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当变的就要变，不必完全遵守。你怎么看？是不是古今异宜，诗书都为陈迹，不能尽信；抑或是圣人之言，深微高远，先儒的解释未必完全恰当呢？请加以辨明。”题目很快就被宫廷撤换了。
吕公著因请求罢条例司、斥遣使散青苗钱不当，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参知政事赵?出知杭州。?在罢司马光枢密副使之命时，曾上书说“中外人情，莫不骇怪”，还把李常、孙觉、张戬、程颢和王安石争论，都请求罢言职的事说了。[7]
李常、孙觉原来和安石都极相友善，安石当政后任谏议，都以论青苗不合，常被逐通判滑州，觉出知广德军。程颢、张戬都是学者，当时同为监察御史里行。颢以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不能不平心静气听取不同意见，因与安石不合，出提点京西刑狱。司马光称赞颢公直，自愧不如。张戬是著名思想家张载的弟弟，说安石乱法，对曾公亮、陈升之不满，以为吕惠卿“假经术以文奸言”，被撤去职务，出知公安县[8]。司马光非常佩服张载，说他不为利禄所动，不为时俗所牵。当宰相自用之时（宰相，指王安石），毫不为屈，归卧故山。[9]这一位抱负远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10]以为为政当法三代。其《克己复礼诗》以为：
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骄封闭缩如蜗。
试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篱即大家。[11]
剖破藩篱即大家，这不是历史性的总结吗？
司马光读《通鉴》至汉贾山上疏，因与神宗论纳谏之美，说：“人都欢喜顺己者，不欢喜逆己者，只有圣贤才知道顺之害，逆之益。假如逆己的人都被谪、被逐，顺己的就扶摇直上了。谄谀之人日亲，忠正之士就一天天地疏远了。这不是国家之福啊！”
神宗在讲读之后，单独留下司马光，和他讲了被黜逐人的是非，还告诉光说：“有人伪造了一封谏书，动摇军众，还说天不我，因此我的儿子夭折了。有的人说，这就是你的上书。”光说：“我给陛下上书，陛下都看到了，我是从来不以奏草给人看的。”神宗说：“你说的一切，外人没有知道的。台谏所言，我还不知道，外面就传遍了。”最后，司马光说：“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对，天下都以为不对。你难道只能和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12]韩绛这时已由枢密副使为参知政事。他在神宗前说王安石提了很多建议，都非常正确，请神宗深为省察。王安石非常感激他。[13]
又有一次读《通鉴》，至张释之随汉文帝游上林苑日登虎圈（养虎的地方）事。管理虎圈的啬夫，问什么，答什么，对答如流。文帝很欣赏，命释之以为上林令。释之问文帝，周勃、张相如这两人如何。文帝说他们都是长者。释之说：“可这二人都不会讲话。你为这个啬夫有口辩，便越级提拔。将来人们都争为口辩而不务实了。”[14]当时吕惠卿在座。讲完张释之论啬夫口辩之后，又引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之言，说：“利口何以能覆邦家？因为这种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假如人主相信他，邦家不就倾覆了么！”[15]
李常这些人被逐之后，神宗要大臣自择台谏官。司马光上书，说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正因为天子深居九重，不易知百姓疾苦，大臣专恣，左右奸邪，才设此官，以刚直公正的人担任。假如台谏官庸懦阿谀，不知廉耻，天下之事，你就难得知道了，这难道是国家社稷之利吗！他希望皇帝亲自挑选公正刚直的人，“布之言路，以明四目，达四聪，勿使为群下所欺蔽。”[16]
不久，神宗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以为这样越级提拔，担任言职，不合规定，不肯草诏。因为王安石坚持，大临等遂以违命之罪罢去。司马光上书，说他素不识李定，也不知其为人，皇帝倘知其贤，何不先试以他官，等到功效显著，然后不次拔用，何必现在和臣下争个谁是谁非呢？他还表示上次谈台谏官被逐，这回又为李大临等辩护，并非私此数人，只不过是希望国家的言路不被断绝而已。[17]
转眼又是秋天。八月，司马光和神宗相见于垂拱殿，请求出外，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许州距京师二百十五里，因神宗曾为颍王，后升为颍昌府；西京留司御史台和国子监都是闲职，都可以不问京城里的政海风涛。
神宗说：“你怎么能出外！我还要重申前命，让你为枢密呢！”司马光说：“我现在的职务也不能担任，还谈得到进用吗！”神宗沉吟甚久，说：“王安石素与你相好，你不必自疑。”光说：“是的，我们相好已久，但他执政后和他有很多抵触。苏轼、吕公著这些人因为抵触了他，有的被他说得一文不值，陷于危法。我不怕贬黜，但要保全我的本来面目。”神宗说：“安石和公著关系十分密切，一旦公著有过，安石不加隐瞒，是很公正的。苏轼却不是个好人。鲜于?在远地，他把奏稿寄给他；韩琦赠银三百两不受，却贩卖苏木、瓷器和盐以牟利。”司马光说：“即使苏轼是如此，比李定要好得多。李定不服母丧，连禽兽也不如，安石还要用为台官。我现在不能自保，不能不去了。”[19]
这次谈话之后，神宗曾单独和王安石说司马光很怨他，要求出外。说谢景温是你的羽翼，弹劾苏轼商贩全非实情。安石大为景温辩解，说韩琦当政时，人们连琦妻弟也曲意奉承，只有景温不肯为少屈。
又一次，神宗对王安石说：“司马光以为现在是非淆乱。是非难明，确也值得担忧。”安石以为“以先王之法考之，以事实验之”，是非是不会不明白的。后来又说：“近代执政，引用朋党，蔽惑人君，排斥独立不惧的人才。”神宗颇以当日不同政见者为忧，说有人以党锢之事和今日相比。安石说：“人主昏乱，宦官势焰炙手可热，士大夫辱骂朝廷，才有党锢之事。当今陛下明智，大大超过前世人主，只是刚健不足，还做不到一道德、变风俗，因此异论纷纷。若能力行不倦，坚持一些时日，凡事断以义理，日子一久，人情风俗就要变了。”[20]
【注释】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2]《王文公文集》卷八《答司马谏议书》。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第二、第三书》。
[4]《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戊子条。
[5]《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6]《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己亥条。
[7]《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条、己卯条。
[8]《宋史》卷三四四、四二七本传。
[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子厚先生哀辞》。
[10]张载《西铭》。
[11]《能改斋漫录》卷一一。
[12]《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甲申条，贾山上书，见《通鉴》卷一三文帝前二年十一月癸卯条。
[13]《宋史》卷三一五《韩绛传》。
[14]见《通鉴》卷一四文帝前三年五月条。
[15]《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丁亥条。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请自择台谏諸子》，注明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1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三《论李定諸子》及《贴黄》。
[19]《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乙丑条。
[20]《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壬申及九月己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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