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三年，在尊贤坊北买了二十亩田，盖了一座园子，名为独乐。这是一块靠近西京国子监的旧日营地，其名独乐，他的学生刘安世以为是“自伤不得与众同”。他自己以为既不能如孟子所说的王公大人之与众乐，也不是像孔子、颜渊那样，“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和箪食瓢饮的圣贤之乐。他只能像鹪鹩那样，巢于林木，不过一枝，但这也就是他的快乐。[1]
园子中间有个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对于书，司马光非常爱惜。常看的书，数十年还像新的一样。伏日和重阳，天气晴朗，必设几案晒书。堂南面即居室，张夫人年已五十。长子康，这时以大理评事监西京粮料院。次子广，幼子宏，这时都在洛阳，也都做了官，穿绿袍了。[2]康已有子。这位五十五岁的人，已经是儿孙绕膝了。
园中还有弄水轩、钓水庵、采药圃、见山台、种竹斋、浇花亭。他为读书堂题诗，说爱董仲舒幽独穷经，目不窥园，辟邪说，道圣言。弄水轩说到杜牧之，以为这个人气调高逸，筑亭临水，洗砚抄诗。在题钓鱼庵时，说严子陵躲避万乘（皇帝）的访求，坐钓石濑，为什么那些小人，争名争利，丑态百出！见山台写陶潜，采药圃写韩康，美渊明拂衣归去，伯休卖药都市，以不二价知名，走入穷山。王子猷爱竹，以其潇洒，历尽严霜，绿色如故，因以为爱竹斋之咏。最后以白居易来咏浇花亭，说他“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3]
独乐园中，司马光在读书堂的时间最多。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屡次提到。他的家庭生活很和睦，张夫人很节俭，和他相同。当他为学官时，家里被盗，连见客的衣服也没有了，不禁为之嗟叹；张夫人却安慰他，说只要身安，财物以后还会有的。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教训司马康要节俭。文中举了他父亲司马池，北宋一些大臣不治第宅，当宰相时生活和在地方作小官毫无差别的事例，以为俭可以寡欲，不为物所牵累，遇事当为则为；奢则多欲，贪慕富贵，就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是最不好的。[4]
在这里，来往的人不多。他曾有《独乐园二首》，说：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
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客到暂冠带，客归还上关。
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5]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他的心情似乎愉悦一些：
春风与汝不相关，何事潜来入我园？
曲沼揉蓝通底绿，新梅剪彩压枝繁。
短莎乍见殊堪喜，鸣鸟初闻未觉喧。
凭仗东君徐按辔，旋添花卉伴芳樽。[6]
东君是春神，当他慢慢走来的时候，花花草草，争艳斗芳，我也就要在芳樽中醉了。
熙宁七年，春旱，三月还分命辅臣祈雨。受灾的地方很广，南方淮南至两浙，北方的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灾情都很严重。免役钱迫使河北人民折卖房屋交纳，成都因行市易法，局面也有动荡。市易行后，国家贱买进，贵卖出，商人货物必卖于市易，市面上并不紧缺的东西也必须从市易购买。[7]
神宗因为久旱，非常忧虑，下诏求直言。监安上门（开封城门名）郑侠上言，极陈平时在安上门所见，并绘为一图呈奏。郑侠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
四月，钳口已久的司马光，也在西京上书说：“读到求直言诏书，非常高兴，四年以来，不敢与闻国事，作一闲官。古人虽在畎亩，仍不忘君，我现在还居位食禄，‘是以不敢畏当涂，避众怒，爱微躯，保妻子’，把我想说的，向你倾吐：
“你即位之后，锐精求治，把一些俊杰，提为执政，言无不听，计无不从，推心置腹，比齐桓公之任管仲，刘备之任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六年来纷纷扰扰，四民失业，怨愤之声，哪里都能听得到。这两年灾异之大，在历史上也很罕见。这就是因为执政者有个大缺点，只欢喜别人议论与己相同，一点也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因此，那些只求名利，躁于富贵的人便围绕在他身边；而正直之士都被屏弃、贬逐得一干二净。
“台谏之官，是你的耳目，应当由你亲自挑选，可你也把选择台谏之权交给执政了。这就使执政专用他所亲爱的人，使生民疾苦、远方冤抑、百官奸邪，你一点也不知道。派到地方上去了解情况、询访利弊的使者，也是执政的亲信。这些人秉承执政意旨，凭藉他的气势，迫使州县之吏，对新法同唱赞歌。
“子产相郑国，郑人在乡校议政，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不赞成，说议论以为是的，我照办；以为不是的，我就改。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是忠言谠论不闻于朝，充满了的是阿谀的颂词。
“现在朝廷最大的问题，是散青苗钱，使民债日重，国家却无所得；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叫浮浪之人得到好处；置市易司与民争利而实耗官物；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行保甲法使民练习兵器，耽误农事；妄兴水利，劳民伤财。六者之中，青苗、免役为害最大。青苗钱、免役钱，自朝至暮，唯钱是求。农民有粮食卖粮食，无粮食可卖，则卖田、卖屋、卖牛，“得钱以输官”。现在是钱重物轻，吃尽了苦头的是农民。
“去年秋冬以来，雨雪稀少，北尽塞表，南逾江淮，东至于海，西及邛蜀，都是如此。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州县之吏，还在督迫青苗钱、助役钱，真担心绿林、赤眉、黄巾、黑山之徒，复见于今日。”
司马光最后建议停止散青苗钱，民间逋欠，分几年归还；尽废免役钱，恢复差役；罢市易务，所有货物，照原价出卖；罢边境之兵，以安中国；罢保甲教阅，使农尽力于南亩；所修水利，利少害多的都停止。他表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很担心“赍怀忠不尽之情，长抱恨于黄泉”，所以冒死上言，假如陛下仍弃而不纳，“此则天也”，他就不敢再说了。[8]
过了四、五天，王安石罢政，出知江宁府。他荐韩绛自代，绛遂自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召归京师。吕惠卿任参知政事。
司马光仍然在洛阳过似乎是隐士的生活。他在叠石溪买了个庄子，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距城亦不远。第一次和范镇游山时，曾约镇重游，说已经买了“渔樵舍”，经过一番经营，现在也是个庄子了。范镇这时已经在颍昌安家了，司马光希望他在叠石溪与之为邻。在他招景仁来叠石溪的诗中，写了这个地方的景物清佳，也写了希望和景仁作芳邻的心情：
一?清水声寒，两岸莓苔锦绣斑。
三径谁来卜邻舍，千峰我已作家山。
鹿裘藜杖偏宜老，紫陌红尘不称闲。
早挈琴书远相就，放歌烂醉白云间。
范镇和诗，说从来有道之士要为世用，以为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学富名高，是难以自晦的，叠石溪边的从容是不会久的。[9]
新法还是在执行，安石在江宁不到一年，又复相位。吕惠卿得志之后，不愿安石复入，和韩绛的关系也不好，绛乘机请神宗复安石相位，神宗立即派人往江宁召之入京。安石倍道而行。吕惠卿知道了这件事，为之愕然。[10]
熙宁九年十月，安石又辞位，归江宁。他复位之后，许多事不顺心。邓绾以他的名义为他求第宅，推荐他的女婿，为他家子弟谋求官位。绾时为御史中丞，是安石荐用的。直到邓绾受了处分，安石才知道。年纪一天一天大，衰病之身，又有丧子的悲痛，因此便力求去。[11]
那时，吴充已为枢密使。安石去位后，他即拜相并监修国史。吴充青年时代便和司马光要好，同举进士及第。这位已向神宗表示倘言不用则不复言的人，对国家大事，还未忘情，便给吴充写信；吴充也已向神宗建议，召还司马光、吕公著、李常、程颢这些人。[12]
司马光在信中表示：“自从到了洛阳，已绝仕进之心。少不如人，现在老了，也不容许自己还有这种求进的愿望。只是因为听说你向皇帝几次提到我的名字，深深感谢你视我为知己，便报以忠信之言。
“自从新法实行以来，中外汹汹。州县之吏，日以继夜地弃实务，饰空文，以刻意诛求为能，以欺诬罔上为才。村闾之民，不论贫富，都愁怨流离，日日夜夜盼望朝廷变更这种弊法，已经好几年了。
“你现在相位，勤劳王家。不改变这种弊法，不顾恤人民的疲困，将来要退居地方为外藩，外藩也不能任你息肩；退居东山，要作个隐士，东山也不能叫你安枕。我以为你当今之急务，便在于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停止用兵；否则，便像‘恶汤之沸’，还要添柴草，拉动鼓风之器，使水更沸腾。
“要罢去这些新法，必先向皇帝辨明利害，使皇帝有所警悟。要如此，便必须开言路，使皇帝亲近忠直之人，采纳逆耳之言，‘广聪明，去壅蔽’，使谠言日进，下情上达。
“现在国家之弊已深，但还未至膏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责任就在你了。”[13]
书如石沉大海。不久，司马光又有失去良朋的悲哀，张载、邵雍都在熙宁十年去世了。
张载少有大志，二十来岁，那时正值对夏战争，见范仲淹慷慨论兵，甚为仲淹器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负不同凡响。在《克己复礼诗》中，还说过“剖破藩篱即大家”这样发光的话。[14]
司马光在《子厚先生哀辞》中尊崇他的学问，以为穷研六籍（六经），自伏羲、神农至孔子，上下贯穿；赞美他的为人，以为他不为势利所屈，坚卧故山，自甘藜藿。[15]
在邵雍的哀辞中，说他对雍“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对雍论道的切直，为人的真率，也无限景仰。[16]
张载对新法，不反对，也不赞成。邵雍则劝告他的朋友和学生，行新法时不必求去，你在位，执行时能宽一分则民得受一分之赐。[17]
熙宁八年闰四月，司马光由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崇福宫。崇福宫是个道宫，提举之职，比留台还清闲。
武功县（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东）令石飞卿给司马光写了一封长信，托县人带到洛阳。信中屡以君实比仲尼，以为他不能长此不与人事，当东山再起，辅佐明君加惠于百姓。司马光在回信中责备这位县令比拟得不伦不类：“我德行、文学、言语、政事一无所长，只不过是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轻受’，而这是一个士所当如此，毫不足言。但常为世俗闾阎所称誉，实在是名浮于实。天子怜我历事三朝，虽已老迈，派给我留台、道宫的职务，月给钱粟，使优游卒岁，以尽天年。这是天子之至仁盛德，终身难报。只是自己有负于朝廷，哪里敢‘养高傲世，钓名邀利’呢！恐怕你是误信世俗之谈，而写了那一封信的吧。”[18]
王拱辰在翰林十五年，庆历新政，范仲淹、富弼作了许多改变，拱辰暗中反对。安石执政，议不合，他和钱公辅（君倚）同出外，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钱公辅知江宁府。公辅和司马光甚相得，相聚之日“游从唱和”。熙宁六年，公辅谢世，光为祭文，说他“非圣不学，唯善是为”，“推诚而行，不畏不疑”。拱辰在熙宁八年，也得了个中太一宫使的闲差。在洛阳和司马光相过从，游山临水、看花、访寺。登石家寺阁，夜晚泛舟洛水，司马光在和诗中说：
曲岸迷频转，遥山碎不流。
夷犹聊寓赏，浩荡得忘忧。
真是刻划入微，而深忧也就远了。他和拱辰同游少林寺，力辟达摩传佛心之说，对少林寺夜晚的宁静，以“孤月正明高殿冷，清风不断老松深”之句出之，却使人有世外之感。
洛阳牡丹是最著名的。司马光和王拱辰在老君庙、安国寺以及这个地方的一些名园看牡丹。他认为安国寺的牡丹最好，以为“一城奇品称安国”，誉王拱辰题诗为“翰林弄笔作新歌”。
拱辰和范景仁也有交往，他有与景仁对酒的诗，寄给司马光之后，光也有酬答：
北阙黄金印，西山白发翁。
晴野峰峰碧，霜林叶叶红。
无因侍樽席，惆怅又西风。
吕公著为安石所逐之后，过了六、七年，移知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这是个临大河的城市，距西京不远。熙宁十年的春天，司马光和范镇、范祖禹结伴去拜访，住在府舍之后名为后园的地方。他们走后，公著名之为“礼贤馆”，范祖禹有诗纪其事。司马光以为馆名礼贤，愧不敢当，但也作了一首七律。
蓬飞匏系十馀年，并荫华榱出偶然。
郭隗金台虽见礼，华歆龙尾岂能贤。
浮云世味闲尤薄，寒柏交情老更坚。
明日河梁即分手，人生乐事信难全。
郭隗是战国时人，他对燕昭王说：你要得贤士，可以从我开始，那些贤于我的，就不远千里而至了。于是昭王便礼敬郭隗。这里，作者用来喻公著。华歆生当汉末，和邴原、管宁要好，时人称三人为“三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岂能贤”，司马光说的是自己。十多年了，或为蓬飞，或如匏系，能够坐到同一个屋顶之下也真不容易，偶然得很。富贵之心在闲里已越来越淡，松柏似的交情却越来越深，可惜的是暂聚又要分离，人生乐事本来就是这样难得完美无缺。[20]
熙宁十年十月，吕公著便被召入京；元丰元年，神宗要他以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他辞以衰疾，不就。改知审官西院，才过半年多，便于九月同知枢密院事，即向神宗建议召还那些和王安石议论不同的“端人良士”。[21]
【注释】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六；《元城语录》，转引顾栋高辑《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遗事》。
[2]司马光有《望日示康、广、宏》诗，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谓光“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广、宏俱为侄辈。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独乐园七题》。
[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四《叙清河郡公》，卷六九《训俭示康》。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独乐园新春》。
[7]《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癸亥条，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庚子、庚戌、辛酉条。
[8]以上全取《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甲申条，《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全同。
[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三《新买叠石溪庄再用前韵招景仁》。
[10]《长编》卷二六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条。
[11]《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辛卯、丙午诸条。
[12]《宋史》卷三一二《吴充传》。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一《与吴相书》。
[14]《能改斋漫录》卷一一。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邵尧夫先生哀词》。
[17]《宋史》卷四二七本传。
[1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二《答武功石令飞卿启》。
[19]司马光与王拱辰唱和诗，凡十余首，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一二、一三、一四，其怀拱辰诗，见卷五《八月十五夜宿南园怀君贶》。
[20]郭隗事见《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华歆事见《三国志》本传裴注引《魏略》。
[21]《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乙未条，卷二八七元丰元年闰正月辛巳条，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乙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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