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隐西京（下）

富弼在熙宁四年五月已获准在西京养病。但司马光和他来往不多，直到文彦博在元丰三年判河南府之后，在富弼家里置酒为会，才有些往来。

刘恕参与《资治通鉴》的编撰，熙宁初，与王安石不合，司马光离汴京，他即请求监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酒税，既便侍亲，又可以在那里修书。书局后随光迁洛，他不远数千里来洛与司马光讨论修书的事。熙宁十年十月，自洛南归，司马光赠以衣袜及旧貂褥，他不肯接受，勉强带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仍旧封还至洛阳。回到南康，不到一年就死了。“道原于天下独以温公为知己”，就在他死后，温公为他的《十国纪年》作序，叙其生平、学问、行义甚详，也很有感情。^[1]

元丰二年，苏轼在常州被逮赴御史台狱，亲朋来往都绝。经过扬州时，鲜于?（子骏）知扬州，要去看他，台吏不许；后因此罢官，主管西京御史台。鲜于?和王安石也不合，任利州提举常平，这个地方的人不请青苗钱，朝廷派人检查，问他为什么不散青苗，他说：“青苗法规定，愿借就借。老百姓不愿借，能勉强他们吗！”在安石执政期间，他荐刘挚、李常、苏轼、苏辙、刘窸、范祖禹，都是些与安石作对的人。^[2]

在洛阳，鲜于?和司马光来往甚多。游宴赋诗，佳时行乐，一点拘束也没有。

鲜于?在利州，很有治绩，得民心。司马光幼年曾跟他父亲司马池到过这个地方。在和鲜于?《公居八咏》诗的《宝峰亭》中，就不禁回忆往日，说他父亲曾在这个地方做过转运使，题名于古寺之壁，那时他“尚垂髫”，失父之后，现在头发也白了。读了鲜于?的诗，旧游历历还像在目前，可是永远也不可能有在父亲膝下的快乐。和完了鲜于?的诗，便不觉泪下沾襟了。^[3]

范纯仁（尧夫）这时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也在洛阳。纯仁父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将。纯仁以为安石求近功，弃旧学，称颂商鞅，背离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不同意他的人被看作不肖，合他意的则称为贤人。对于新法，极不赞成。在洛阳，司马光与?、纯仁相约为“真率会”，酒不过数行，饭也只是脱粟而已。^[4]司马光在《座中呈子骏尧夫》中说：

微雨虽妨行乐，薄寒却解留花，

今日且游小圃，明朝更向谁家？

在《和子骏洛中书事》中，他还说洛阳自古繁华，冠盖优游，从四方八面到这里来。“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绿土宜桑”，山奇水阔，而且有耆英诗酒之乐，没有什么比唐朝时候的东都逊色。^[5]

他还和席汝言（君从）、楚建中（正叔）、王慎言（不疑）、王尚恭（安之）为真率会。这些人都在七十以上，有的近八十，只司马光最小，也六十四、五了。有会便有诗，有酒。有一次，司马光因为军士请粮，没有人肩舆，不能参加王安之的邀约，便寄诗说：“篮舆但恨无人举，坐想纷纷醉落晖。”^[6]他也以诗招别人为会，说榆钱零乱，杨柳飞花，春快完了，“莫厌衔杯不虚日，须知共力惜春晖”。

文彦博以太师致仕居洛阳是在元丰五年十一月，但他在三年九月即判河南，自大名来了洛阳。这时，以富弼和他为首，慕白居易在洛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在富弼洛中第宅，置酒相乐。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十一人，加上年未至七十的司马光，共十二人。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7]

司马光和彦博的关系很深，在洛阳，时陪游宴，唱和亦不少。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佛寺中，名曰鮒瞻堂。光为作记，发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8]在献给文彦博的诗中，他也说：

八十聪明强健身，况从壮岁秉鸿钧。

功名富贵古亦有，无事归来能几人。^[9]

又为彦博作家庙碑。碑文中叙家庙兴废甚详。说家庙本于周制，秦一天下，尊君卑臣，天子之外，没有敢立庙的；魏晋以后，渐复庙制，唐贵臣都有家庙；五代之乱，礼文大坏，家庙遂绝，直到庆历元年，才又规定文武官得依旧式立家庙；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但立庙之人还没有；文彦博是第一个请立家庙的。^[10]文彦博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作了挽歌。^[11]

司马旦熙宁八年致仕后住在故乡夏县，也有一些园池。司马光比他小十三岁，兄弟之间非常友爱，在他致仕之后，光每岁必回故乡看他，他有时也到洛阳来看望弟弟。对夏县故乡，不仅因为父祖坟墓所在，司马光常思亲去祭扫，还因为那里有一些贤者，像刘太、刘永一、周文粲、苏庆文、台亨，或居亲丧三年不饮酒食肉，或僧人物故把存放在他家里的数万钱交给他的弟子，或事继母为己母，或弃官归养老父。凡是像这样可使风俗淳厚的人物，他都一一加以记叙。^[13]

回夏县时多在秋冬，常在县中为从学者讲书。学生十馀人，各书姓名于竹签，插入一大竹筒。讲完了书，便从筒中取签，叫学生复讲，讲不通的，必略加诘责。他家坟墓都在鸣条山，那里有一寺，名曰馀庆。有一天，他上坟后在寺中休息。村人五、六辈送来粟米饭和菜羹，他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村人要求他讲书，他讲了。村人提了个问题，他答不出来，很抱歉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等我想想再说。”^[14]

距夏县二十里的坡底村，有个洄澜庄，后人亦误称为独乐园。洄澜庄即司马光在夏县的园池，他儿子康曾有诗描写这个地方的风景，说：“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那就比洛阳那个二十亩地的园子更使人留连忘返了。^[15]

元丰五年正月，他夫人张氏终于洛阳。三月，回葬夏县先茔。他夫妇相处四十余年，非常和睦。当他夫人还在病中的时候，文彦博邀他游龙门，他没有去，说：“顾以私恩累，难追胜赏踪。”夫人去世后，初夏独游南园，说：“暂来疑是客，归去不成家。”一切在他眼中，都没有生意了：“桃李都无实，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独游人。”^[16]

到了秋天，言语不清，他怀疑中了风，深恐猝然离开人世，于是事先写了个遗表，放在卧室，等快死时，托范纯仁、范祖禹呈给神宗。后来神宗死得比他早，遗表无用，但他以为留给子孙，可以让后一辈人了解他事君之意。

元丰四年，西夏发生政变，其君主秉常被囚，梁太后专政。宋以西北五路兵大举进攻西夏，种谔出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宦者）出河东，用宦官李宪为五路统帅出熙河。吐蕃也派兵相助，宋要吐蕃军渡过黄河，攻取凉州，对西夏侧击。种谔率兵九万三千，最初连克捷，后因乏粮，值大雪，士卒死亡溃散，仅余三万人。王中正领兵六万，也以粮尽退兵，死亡四万人。李宪攻克兰州古城，进据龛谷（今甘肃榆中县境），以各路溃退，也自龛谷撤回熙河路。五年七月，徐禧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地方修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西夏倾国来攻，号称三十万，永乐城陷，死亡将校数百，士卒役夫二十余万。消息传到京师，神宗对辅臣痛哭，悲愤不食。这正是九月，已深秋了。^[17]

司马光在《遗表》中，针对这一情况说：“种谔、李宪、王中正之徒，行险徼幸，轻动干戈。心里想的只是官爵赏赐，对百姓死亡毫不顾惜，对国家利病也少斟酌。用兵西夏，深入自溃，仅同儿戏。士卒役夫数十万，暴尸旷野；军用物资数以亿计，弃于异域。但这些人一点也没有受到处分。对于国家，这是可为深忧的。自古以来，凡人主喜于用兵，必疲弊百姓，其患无穷。国家今日即使‘逾葱岭，绝大幕’，又有什么可贵的呢？”

在遗表中，司马光表示几年以来，绝口不谈时事，但却没有一天忘记了国家。现在“将填沟壑”，要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他对神宗说：“你最信任的王安石‘足己自是’，古今没有人能和他比。别人和他相同则喜，相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喜富贵，畏祸害，人之常情。因此，忠直的人被弃，奸谀之徒争进。安石疾谏者过于仇敌，禁谤言甚于盗贼。散青苗，使公私两困。行免役，让那些应当服役的富强之家安然自逸，使贫弱不役之户流离转死。保甲‘教民为盗’，‘驱民为盗’，‘纵民为盗’。市易与细民争利，商旅不行，酒税亏损。

“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所控告。人人为之寒心，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陛下深居九重，天天听到的都是那一个声音：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已经十有八九成了！”

遗表最后表示，请求罢青苗、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扬循良之吏；不许边将贪功危害国家，把那些握兵权的宦官拉下来；“除苛察之法以隆简易之政”，使风俗淳朴，众庶乐业。说倘能如此，他在九泉之下无复所恨。^[18]

遗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起任何作用。但作为司马光个人的历史材料，却是很难得的。

时间还是那样平静地流去。他为宋敏求的《河南志》作序。敏求，字次道。他父亲宋绶藏书三万卷，次道自幼至于白首，钻在这个书堆里，见闻博洽，并世无二。唐韦述曾作《两京记》，次道在《两京记》的基础上，作河南、长安志，其材料之详备，十倍于韦书。两京兴废迁徙、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津梁亭驿、寺庙陵墓、山山水水，都记得很详细；俊秀人物、稀见花卉和前代遗迹，也不遗漏。次道在元丰二年即已去世，他的儿子请文彦博刻印此书，文彦博时留守西京，答应刻印，要司马光为之作序^[19]。序成于六年二月，再过五个月，富弼便死于洛阳。

富弼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待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件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以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了神宗^[20]。

司马光在《富公挽辞》中，极力称赞他在庆历初和辽国交涉的机警、勇敢：

松漠骄无信，渔阳广聚兵。

移书侮中国，决意背齐盟。

直气轻轺入，英辞左衽惊。

虏归烽火灭，禹县复升平。

庆历二年辽国集中军队于宋北边，说关南十县土地是辽国的旧疆，要宋归还，并撕毁澶渊的盟约。富弼被派往辽国，对辽主说：“旧账很难算。晋高祖（石敬瑭）把卢龙一道给了契丹，周世宗（柴荣）从契丹手里取回关南，这都是事实，都过去了。宋朝建国已经九十年，倘要恢复旧疆，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后来辽、宋两国，以宋增加岁币继续和好。^[21]挽辞中还说富弼致仕之后仍心在国家：“杖履还私第，精诚在本朝，爱君老不懈，忧国殁方昭。”^[22]

他曾请禁天下葬书，以为葬书是邪说，惑众已久。有很多人死不得葬，或说没有吉地，或说岁月不利，或说游宦未归，或说贫不能办葬具。在《葬论》中他力辟风水祸福之说，举自己家为例，说他哥哥不信地师，自择坟地，葬亲之后，兄弟俱为显宦，同族中做官的也有二十余人。还说几年前，自己的妻子死，棺成而敛，圹成而葬，完全不睬地师，直到现在，他家没有什么不好。^[25]这和他在作史时不相信虚诞是一致的。

在论人性时，他以为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皆得其偏而遗其大体”；人性有善也有恶，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学则恶日消而善日滋，不学则善日消而恶日滋。他赞成扬雄善恶混之说，“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以为韩愈的解释“始也混，而今也善恶”，不是扬雄的本意。^[26]

他极重扬雄，用了三十年的时间，集汉至宋七家之作，为《太玄经集注》，又集晋李轨、唐柳宗元及宋二家之作，为《法言集注》。他说自少即好是书，经过了很多年，采诸家之长，间附己意；他从宋庠家里借用善本，先审音读，后说字义。^[27]

《迂书》开始作于青年时代，称迂夫；晚复继之，称迂叟。他不计近功而及远谋，说狭道求容，迩志取合，卑言趋功，纵使当时贵为卿相，利只及其身，对后世毫无益处。在《疑孟》中，以为孟轲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说得不对。指出孟轲以孔丘为师，而孔子所为，“非其君不仕”，“非其友不友”，“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不是也和伯夷、柳下惠一样吗？孟子以为“父子之间不责善”；他说不责善就是“不谏、不教”，难道这是可以的么？孟子说“人无有不善”；他便问：“丹朱、商均，自幼及长，天天看见的是尧、舜，一点也没有移其恶，这能够说是人性无有不善的么？”他以为君子之仕，在于行道，不是为了礼貌与饮食。对于孟子的“所就三，所去三”，只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他说：“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他说孟子以辩胜人：当孟子提出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是不是都是白时，告子应当回答，颜色都白，但性质不同，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但告子却笼统地回答说，都是白的，以至于引起对犬牛之性和人之性是否也都是一样的难题来了。^[28]

周秦之际，孟轲与荀卿两派并峙，其后荀学盛于西汉，只有扬雄对孟子有相当的推崇。唐韩愈始以孟子为孔子的正传，其书至宋，成为道学家所根据的重要典籍。孟子思想本来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其好辩也是被他同时人所公认的。^[29]司马光的疑孟，在他那个时候，是颇具特色的。

【注释】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道原于天下独以温公为知己”，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刘道原墓志铭》。

[2]《宋史》卷三四四《鲜于?传》。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宝峰亭》。

[4]《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三月廿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

[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

[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六《鮒瞻堂记》。

[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五《效赵学士体成口号十章献开府太师》。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九《文潞公家庙碑》，并参《宋史》卷一九《礼志》一二群臣家庙条。

[1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八《文太师挽歌三首》。

[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三、十四、一五与安之有关诗作共十五首，这里所引均见卷一五。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序赙礼》。

[15]《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遗事》。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四。

[17]《西夏史稿》第80—83页，《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十月戊申条。

[1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七。

[1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

[20]《长编》卷三三六元丰六年闰六月丙申条。

[21]《范仲淹新传》第100—101页。

[2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五。

[2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五《迂书·天人》，卷六八《原命》。

[2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一、六九、七五《释老》。

[2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一《葬论》。

[2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二《善恶混辨》。

[27]《郡斋读书志》卷一。

[28]均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疑孟》。

[2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02—8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