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在《和张芸叟左司被赐〈资治通鉴〉》中说：
网罗遗佚三千载，采撷精华十九春。
这样一部空前的编年史书，于元元年（1086年）在杭州镂板，书成，遍赐宰执。范祖禹因参加修书，所以也被赐一部。芸叟即张舜民，那时他为金部员外郎，故称左司。[1]
北宋君主，极重历史。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命王钦若、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直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编成，赐名《册府元龟》，共一千卷。[2]《册府》所采，多半是正史，间及经、子，小说尽所不取。用真宗的话来说，即“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3]
仁宗嘉六年（1061年）八月，又命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北周、北齐七史，现在的七史都是嘉校刊过的。后魏、北周、北齐三史有阙，则以《高氏小史》或《北史》补，校者间在卷末写几句话；《南齐书》、《梁书》、《陈书》还保存当时校订诸臣的序，如孙洙、孙觉、赵彦若、曾巩，他们在当时俱以学问见称。[4]仁宗时复有《新唐书》之作，这部书以欧阳修、宋祁为主，宋敏求、范镇、刘羲叟也参加了。刘羲叟是当时年代学的专家，“精于推步，其所为《长历》，曾见采于邵雍”。司马光作《通鉴》，辨定年月，得他的助益不少。《新唐书》经过十七年编成，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立《兵志》，也是一项创举。
宋代史学的发达，既远逾汉、唐，也不是明、清所可比。作者辈出，真如群星灿烂。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司马光是最明亮的一颗。南宋史学名家李焘、李心传，都承其余绪，为我们留下两宋真实的历史。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在进《通志》之后，即奉命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他说：“我进呈给你的是战国时的八卷。你叫我编的，是这样接着编下去，还是另作新编？倘照战国八卷续编，就请仍以《通志》为名。这部书上下贯穿一千多年，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希望你派刘恕、赵君锡帮助我。他们都是史学专家，为大家所推许。”英宗叫他按所进八卷编集，等书成后再定新名。赵君锡因遭父丧，不能参加编书，后来改派刘窸。[5]
不久，英宗死，神宗即位。司马光被命为翰林学士，忙着修书，以至暂时免除翰林学士院有关文字的撰写。[6]在第一次为神宗读所编书时，神宗对所编的书很喜欢，亲自写了一篇序，当面赐给他，又赐给做颍王时的藏书二千四百零二卷。[7]这篇序很重要，不仅对作《通鉴》的目的说得很明确，对其书估价很客观，还使这部巨著在新党专政之日，避免了一场毁板的灾害。[8]
熙宁元年二月，司马光又进读《通鉴》，神宗当面对他说：“我听你读这些东西，终日忘倦。”后来司马光去西京，书局即随光西去。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编成，神宗叫人把它送到政事堂，在每页缝合处盖上睿思殿的图章。睿思殿是神宗读书的地方。神宗称赞这部书，说：“比荀悦的《汉纪》好多了！”[9]《汉纪》是《左传》以后一部著名的编年史书，荀悦奉汉献帝之命而作，“词约事详，论辨多美”，甚为唐、宋人所重。[10]
《通鉴》是一部“有为而作”的史书，司马光在《谢赐资治通鉴序表》中说：“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更说他作这部编年史，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料，都在搜讨之列。“有为而作”，即司马迁所说的《春秋》长于治人，也就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因此，司马光在挑选助手时，是十分慎重的。被他第一个提名的刘恕，是位刚直有勇的馆阁英才。皇初诏进士有能讲经义的，听别奏名。数十人应诏，其中一人答得最精详，先引注疏，次述先儒不同之说，最后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答都如此。主考官为之惊异，擢置第一。考卷是弥缝的，开卷后，即进士刘恕，那时才十八岁。司马光那时在贡院工作，刘恕给了他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科举内容和史学关系不大。太史公以下书，学者多不读，刘恕却十分爱好。他记忆力极强，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读。司马光说他史学最精，“举世少及”。有一次，他们出游，在洛阳万安山路旁，发现一块碑，是五代时一位并不知名的将领的。刘恕原原本本地讲这位将领的生平，司马光将信将疑，回家以后，检阅史籍，和刘恕所说的丝毫不差。五代十国的历史，“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只有刘恕那样精博的人，才能整治。范祖禹说他对魏晋以后历史，特别精详，考证前史差错，极为司马公（即司马光）所信赖。[13]
刘恕和王安石原来很要好，安石参政之后，想要他去修三司条例，他以不习金谷为辞，并向安石进言，以为不当先财利之事。后来吕诲和安石龃龉，出知邓州，他去见安石，说所更法令，不合人心。安石发怒，脸色都变了。后来就不再来往。司马光离开汴京，他也就以亲老乞监南康军酒税。书未成，便死了。[14]
司马光曾与道原一书，说：“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遗逸，不足患矣。”他还一再说到修书之时，史事之纷错难以整理的都由刘恕负责，讨论编次，也以刘恕之功为多。[15]
刘窸字贡父，他的哥哥名敞字原父，他的侄儿刘奉世，并称三刘，是汉史的专家。贡父也不同意安石新法，被逐出外。作《东汉刊误》，参加《通鉴》编修工作，专职汉史，在编书局五年。[16]
范祖禹参加编书工作比刘恕、刘窸晚，熙宁三年六月司马光才从龙水县（今四川资阳西南）令任上把他调来汴京；但他是始终其事的。《通鉴》编成了，司马光特别向神宗推荐他，说他同修《通鉴》首尾十五年，好学能文，很谦虚，从不自以为是，现年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因为这部书久久不能完成，耽误了他的前程，使他滞留下位。他希望神宗特加提拔。元丰七年十二月，他被命秘书省正字，掌校雠典籍、判正讹谬的工作。[17]
祖禹的从祖范镇和司马光最相得，祖禹事光如父师。他是一位唐史专家，作《唐鉴》最有名，人们称之为“唐鉴公”。《唐鉴》不以武后纪年，和《通鉴》不同。祖禹在《唐鉴》神龙元年条下说：“黜武后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这里所说的君子，指的就是司马光。[18]
熙宁六年，他请求以他的儿子司马康检阅《通鉴》文字。康参加编修《通鉴》工作也逾十年。
《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我国包括时间最长的一部编年史。秦二世三年以前八卷，即所谓《通志》，是司马光独力完成的。汉纪以下，由助修诸人先作长编。汉事归刘窸，魏至南北朝归刘恕，唐事归范祖禹，五代长编刘恕没有完成，也由祖禹担任。[19]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成，乃作长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凡事不能定哪一日的，则系以是月；哪一月也不能确定的，则系以是时（春、夏、秋、冬）；时不能定，则系以是岁，记之于岁末。丛目比次异同，如工厂的原料品；长编则稍加修辑，如工厂的粗制品。[20]
长编的分量很大，相传唐代长编原有六百多卷，经司马光删定，只剩百余卷，最后定稿不过八十一卷。司马光死后，洛阳有两间屋子的残稿，多半是长编的底本。[21]
《通鉴》采摭之书，除正史之外，还有杂史、传记碑碣、奏议、别集、地理、小说和诸子。“兼收并蓄，不遗巨细”。正史二十五种，西汉全采《史记》、《汉书》，东汉多取范晔《后汉书》；三国史事，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亦有所取，但以陈寿《三国志》为多。司马光极重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称赞这两部书是“近世之佳史”，叙事简净，无烦冗芜秽之辞，以为可亚陈寿。唐修《晋书》，十余部晋史都废。因之《通鉴》两晋南北朝事，多取《晋书》和《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采择不多，《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也如此。
编年史二十九种。孙盛的《魏氏春秋》、《晋阳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干宝的《晋纪》，裴子野的《宋略》，均为司马光所重。裴子野之论，引用最多。唐史编年的很多，柳芳《唐历》最受到重视。芳谪居黔中，和高力士相遇，开元、天宝及禁中事，都是亲自访之于高力士的，又善叙事，其书更有核实之长。
别史五十一种，最多的是实录，唐代实录当时几乎全部完整，此外还有会要、起居注。凡两唐书与实录不同的，《通鉴》多取实录。杂史即所谓野史，尽是私人著述，《通鉴》所取，多至七十二种，除《西京杂记》、《九州春秋》等数种，都是有关唐代著作。《通鉴》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述魏徵谏诤，用《谏录》；参考了这些不尽可信之书，取其可信部分，在《考异》中还指出其谬误所在。
霸史三十四种，其中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通鉴》叙五胡十六国事多用之，故条理秩然。刘恕《十国纪年》，五代纷乱之事，亦赖以整理。
传记碑碣，也是作《通鉴》时拾遗补阙之资，于李繁的《邺侯家传》，述李泌事多用之。但家传的虚美之处，《考异》尽皆驳斥。五代史事，用诸国石刻，征其岁月，纪其情事。诸家奏议，魏徵、陆贽、李德裕所取最多。韩愈取《争臣论》、《谏佛骨表》、《与浮屠文畅序》，柳宗元取《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杜牧取《罪言》、《战论》、《守论》、《注孙子序》。
诸子自荀卿、扬雄至虞喜凡六家。
《通鉴》所引书，有人说有三百二十二种（一作二百二十二），有人说不包括文集有二百七十二种。[22]
司马光不信虚诞，不书符瑞。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吕才整理阴阳杂书。才一一为之叙，叙《宅经》、《禄命》，叙《葬》，《通鉴》俱录其辟怪说之言，如：以五姓分属五音，义理乖僻；以“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说禄命之书不可信。在《叙葬》文中，吕才说古人葬死者不择年，不择月，不择日，不择地。以为葬书说的“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为无稽。这就是借吕才之口，以抒己见。
隆安元年（397年）九月甲子晦，拓跋皀进军攻后燕首都中山城。太史令以为不吉，说商纣王以甲子日亡，甲子是个忌日。拓跋皀反驳说，纣以甲子亡，周武王不是以甲子兴吗？
对于奇节，他认为不可信的亦不取。《史记·留侯世家》说汉高祖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张良为太子出了个主意，以礼请来了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和他们来往。高祖破黥布回到长安，大摆筵席，这四位老人和太子一道出现在高祖之前。高祖觉得很奇怪，以为这四位老者我请不来，却和我的儿子这么亲密。四位老人极口颂赞太子。废立之事就作罢了。司马迁写这件事写得淋漓尽致，司马光在《通鉴》中却不取，《考异》以为不可信。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通鉴》“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的怀沙自沉，严子陵和做了皇帝的老朋友汉光武帝同宿，把脚加在光武的腹上，以及姚崇向玄宗开说的十事（为政当以仁恕为先，宜尽废垂拱以来峻法；不癰边功；行法自亲近开始；宦官不可参与政事；租赋之外一切不取；外戚贵近不入台省；接大臣以礼；群臣都可以批逆麟，犯忌讳；停止营造佛寺和道观；汉以外戚乱天下，国家当以此为戒，使为万代之法。）都不合事实，削去不录。
司马光认为文学是“儒之余事”，[23]《通鉴》不载文人，司马迁极力称赞屈原，说他可与日月争光，但屈原之名《通鉴》不书。杜甫是个诗圣，假如不是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句为王叔文所吟，也不会在《通鉴》中出现。《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困于垓下，悲歌慷慨，自为歌诗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高祖本纪》记刘邦还乡，与故人父老纵酒，酒酣击筑，亦自为歌诗，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通鉴》记项羽此事，只说是悲歌慷慨，泣数行下；记刘邦还沛，只说他自为歌，慷慨伤怀，其歌辞都被删落。人们对于这一点，有不少意见，以为不能因为其书因资治而作，就把文学排斥在外。[24]
但司马光在宋纪中，书前废帝刘子业，十六岁即位，狂暴淫乱，是一个比暴君更恶劣的衣冠禽兽。他姐姐山阴公主说他后宫以万计，她却只有一个男人，太不公平。他便为这个妇人置了三十个“面首”（男妾）。他还把自己的叔伯、兄弟的妻子和自己的姐妹聚在一起，强使他的左右去侮辱她们；刘铄的寡妇江氏抗拒，便把她三个儿子杀死。[25]
写南朝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也费了一点笔墨。萧鸾阴险丑恶，把伯父高帝和堂兄武帝的子孙都杀光了，他一一细书，说这个人多疑，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却妄想鬼神赐福；相信巫觋，每次出门，必令先占利害；往东则声言往西，往南却声言往北。[26]
【注释】
[1]《宋史》卷三四七《张舜民传》。
[2]《长编》卷六一、八一。
[3]《册府元龟·考据》。
[4]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六。
[5]见《进新唐书表》，刘羲叟事据《通鉴学》第82页。
[6]《长编》卷二八治平三年夏四月辛丑条。
[7]《长编拾补》卷二治平四年十月甲寅条。
[8]《清波杂志》卷九《毁〈通鉴〉》条。
[9]《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025页。
[11]《宋史》卷二八六《王益柔传》。
[12]这一段采张须《通鉴学·自序》之意，欧阳修的沾沾自喜，见陈师锡《五代史记序》。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十国纪年序》，卷五三《乞官刘恕一子諸子》，《范太史集》卷三八《秘书丞刘君墓碣》。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二，《资治通鉴外纪序》及前引《乞官刘恕一子諸子》。
[16]《宋史》卷三一九《刘窸传》，在编书局时间见《长编》卷三五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条。
[1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五《荐范梦得状》。
[18]《唐鉴》卷四。
[19]此据《玉海》卷四七，前引温公与道原书，及《乞官刘恕一子諸子》可证。《通考》卷一九三与《玉海》同。
[20]见《通鉴学》第33页。
[21]《史学丛考》第183—184页。
[22]《史学丛考》第181页。
[23]《通鉴》卷一二三，三八六八页。
[24]这一章材料，凡取自张须《通鉴学》者，均不另注出处。
[25]《通鉴》卷一三明帝泰始元年。
[26]《通鉴》卷一四一明帝永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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