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集，又选择其中“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1]和一般书籍目录不同，它可以说是一个提要，或者说是一部简编。在他看来，以史为鉴，是十分重要的。他希望皇帝从历史中能学习更好地管理国家，知人善任，采听谏言。后来感到《目录》有缺陷，始末难明，对史事也还多未尽，于是又作《资治通鉴举要历》。南宋朱熹说他“爱君忠国稽古陈谟之意，丁宁反复，至于再三而不能已”。[2]
和《通鉴》同时完成的还有《考异》三十卷。《考异》之作是个创举。编集《通鉴》成书，凡史料有异同，司马光必详为推究，选择可信的为文。其不同的说法以及被认为较可信的理由，也一一写出，作成《通鉴考异》。过去被认为不可信的异端小说，在温公编集《通鉴》时，废物利用，取其可信的部分以为史，其中有不少卓识。[3]
司马光曾作《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后合二书作《稽古录》，于元元年（1086年）上进。这是他最后著的一部书，是为年幼的哲宗和太皇太后作的，在《进稽古录表》中，司马光说得很清楚。
《稽古录》共二十卷，第一卷记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以下唐、虞、夏、商、周至于秦，共十一卷，汉魏隋唐五代共五卷，北宋四卷，至于治平四年正月。
在周之末，他以“臣光曰”发议论，说周之兴以礼为本，以仁为源，虽然后来衰弱了，“其民将有陵慢之志，则畏先王之礼而不敢为；将有离散之心，则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因此享国长久。
他赞美韩昭侯赏有功，罚有罪，执法不阿；魏文侯好贤礼士；信陵君无忌“去而魏轻，还而魏重”，“死而魏亡”；赵武灵王不顾流俗，胡服骑射，是个贤君。批评燕王哙“求名失实”，太子丹“轻虑浅谋，挑怨速祸”；项羽“欲以一夫之力，服亿兆之心”，妒贤忌能，以至孤立无援，不能免于败亡；西汉一代，高祖知人善任，用三杰使他们各尽其才智；文景之世，无为而治，使百姓休养生息；宣帝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使官吏称职，百姓乐业，都受到赞美。对汉光武帝的重视教化，崇德报功，以为影响深远，“忠信廉耻，几于三代”，后来虽有外戚、宦官之祸，但“骨鲠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国”，使这个王朝能“衰而不亡”。
对于曹操，《稽古录》肯定他“英威明略，过绝于人”，文帝、明帝“内绥外御，不废前功”，但寄慨于明帝临终“寄托非人”，加以曹爽又骄傲又愚暗，遂使司马氏轻易地取得天下。
西晋之亡，在这里温公归罪于晋武帝无远图，慕浮华；惠帝又是个白痴，不辨菽麦，以至“祸生于闺闼”，同室操戈，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乘之，使中原分裂，生民涂炭。他对刘曜、石勒、慕容蝅、苻坚都有所肯定：以曜为“戎狄之雄俊”；石勒才力过人；慕容蝅当西晋乱亡之时，对中国避难到他那里去的人，“拊循劳来”，重用其中的俊杰；苻坚拔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勋旧不能离，亲戚不敢妒”，不是至明是办不到的。
东晋偏安江左百有余年，司马光以为和王导、卞壶、温峤、陶侃、谢安、谢玄这些人有关；等到这些人都死了，司马道子父子当政，这个王朝也就完了。
南朝君主，他以为刘裕灭南燕、后秦，“发舒华夏之气”，东晋、南朝，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宋文帝“横挑强胡”，使大军在河南被歼，拓跋焘“饮马于江津”，“文有余而武不足”；齐明帝萧鸾“不务令德，而杀人自安”，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暴君；梁武帝萧衍“以万乘之主，为桑门之行，屈身倾国，以奉浮屠”，纪纲不立，宠信佞臣，招降纳叛，被困台城，老而饿死；更寄慨于台城被围之日，萧衍的子孙，“各拥强兵，列居重镇，不救君父之危”，都在等待时机，彼此互相残杀！
后魏统一中国北方，不到一百年，魏孝文帝崇儒雅，兴礼乐，用夏变夷。温公以为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统一之功，“左衽之盛”，百有余年未曾有；对孝文改制，说“其风声文采，蔚然可观”。司马光盛称宇文泰任贤使能，“明部分，务农桑”；宇文邕“知刚知柔，智勇兼备”。对于高洋，说他“淫湎残暴，甚于桀纣”，但能信用贤臣，托以国家大事，以至“威加邻敌”，得终天年。
隋承后周基业，天下复归于一，温公称美文帝勤于政治，随才任官，信赏必罚，其疆域之广，超过了两汉全盛之日；但后继非人，炀帝穷奢极欲，连兵四夷，“恶闻直言，喜自壅蔽”，因之一转眼便国亡身死。
唐代诸帝，自高祖以下，以至灭亡，温公一一论之。他赞美太宗“好用善谋，乐闻直谏”，“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宪宗聪明果决，选任忠良，用之而不疑；武宗“英敏特达，委任能臣”；宣宗“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赏简而当，罚严而必”。他批评玄宗志满气扬，疏远忠直，亲近谗谀；肃宗、代宗坏唐纪纲，“使强暴纵横，下陵上替”；德宗“识度暗浅”，“亲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懿宗委宠嬖以重任，“民怨不知，神怒不恤”。
五代诸君，他只肯定一个周世宗，以为知治安之本。
十六一卷，是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总结。其中许多话，对仁宗说过，对英宗说过，对神宗说过，现在又向幼主和太皇太后说了。
温公以为国家的治乱“尽在人君”。
人君之道一：曰用人。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人君之才五：曰创业之才，曰守成之才，曰陵夷之才，曰中兴之才，曰乱亡之才。
很小的国家，也必有正直忠信的人，聪明勇敢的人，这就是所谓贤能。贤能最为众人所信服，人君必须依靠他们来治理国家。
用人之道，要广取、专任，辨之要精，用之要当。对人不能求全，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可用的人就多了。用之勿疑，别人说他什么坏话也不听。辨之要精，是听其言观其行，看看名实是否一致。量才录用，人尽其才，那就用不违才了。
赏有功，罚有罪，不以好恶、喜怒为转移。那么，人人便怀德畏威，乐为所用了。
人君之德，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皆备，国家富强安乐，缺一则衰败，缺二则危急，三者都缺国就要亡了。
创业之才，智勇冠一时。守成之才，谨守祖宗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陵夷之才，“习于宴安，乐于怠惰”，忠邪混杂，是非不察，使祖考之基业日就陵替。中兴之才，才过人而又自强不息，尊贤求道，迁善改过，虽乱必治，虽危必安，虽已衰必复兴。乱亡之才，那就是舍善就恶，非礼纵欲，谗谀之人进用，正直之人诛逐，民怨不知，神怒不顾。有敌国就必亡于敌国，无敌国必死于下民。
自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得之难而失之易。太祖太宗，定天下于至乱，治平至今，八十五年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当今富庶治安，君主要戒慎恐惧。
十七卷以下，即《百官公卿表》中的大事记。
这部书贯穿今古，较《通鉴目录》还要精简。朱熹说，年轻人看了这部书，便是一部古今在肚子里了，温公之言像桑麻谷粟那样少不得。[4]
对于当代史事，温公极为重视。《日记》、《朔记》、《涑水记闻》都是记当时和北宋以来的历史的。《朔记》今不存。《日记》也多散佚，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曾加引用，我们还可以从治平四年至熙宁五年的引用材料中知道它一个大概。[5]
治平四年记王陶攻击韩琦和陶为琦所提拔，以及王陶和吴奎之间的矛盾斗争，都取自《日记》。[6]
邓绾通判宁州，上书颂王安石、吕惠卿，以为可比伊尹、吕望。又给王安石书，颂扬其功业。驿召至京师，神宗问他认识不认识王安石、吕惠卿，他说不认识。见王安石，“欣然如旧交”。绾到京师后，不敢与同乡见面，同乡都笑他骂他。邓绾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长编》记这一件事，在自注中说：“此据司马光《日记》增入。”[7]
《日记》颇重边事，记折继世事凡两见，[8]记夔路保塞民捍御蛮寇，记庆州（今陕西庆阳县）士卒之变，朝廷派章前往州查问。[9]
温公和刘恕曾有一个作《资治通鉴后纪》的计划，已佚的《朔记》、《日记》和《涑水记闻》即为此计划中的史书作资料的准备。《后纪》因道原早死，温公在《通鉴》完成之后不久亦弃离人世而成幻梦。[10]但《日记》、《记闻》终为李焘所利用，而《日记》亦藉以留存一鳞一爪于人间。
书中记人记事，都具体生动。御史中丞雷德骧，说赵普坏话，太祖叫人把他拖出去，在庭前转来转去，然后让戴上帽子，走到殿上，对他说，赵普是社稷之臣，以后再不能如此，这回放过你，出去了也不准说。[11]
记太祖死，皇后叫内侍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却去开封府召晋王（太宗），见一医官坐在晋府门，说有人半夜三更敲门，说晋王找他，开门却无所见。他担心晋王有病，就来了。继隆听了很奇怪，把太祖已死的事告诉了他，一道去见晋王，说皇后有请。晋王很吃惊，不敢便去，说要和家人商量，很久不出来。继隆不断催促，说不要拖时间，时间长了，事情要有变化。继隆和医官伴随着晋王步行雪中至宫。继隆要晋王在值班的房子里等一等，让他先进去告诉皇后。医官道：“还是一直进去吧，不要等了。”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吗？”继隆说：“晋王来了。”皇后看见晋王，不觉愕然，便称晋王为官家，说她母子之命都交给晋王了。晋王泣下，说：“共保富贵，不要担心。”[12]
景二年十一月，郭皇后死，《纪闻》记其事，说是宦官阎文应故意叫医官“以药发其疾”，病重便说不能救，急急忙忙入殓。谏官王尧臣说皇后未死前几天，便准备好了棺木，其中大有问题，请对医官审问。[13]
这样直书时事，无所隐讳。
书中记人物甚多。庞籍是他很尊敬的一位长者，记籍由郓州徙并州，过京谒见皇帝。那时富弼和文彦博并相，皇帝问籍这二人如何，他说都是高选。皇帝以为文彦博还有私。籍力为辩解，说与彦博同在中书，知之甚深，实无所私，并对皇帝说：“你用这二人，就该相信他们。”又记籍为枢密使力主减兵，谏止仁宗以狄青为相的事，都记得非常具体。[14]
书中记胡顺之和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北）豪强臧有金斗争事；姜遵为转运使时，对临淄之豪麻氏的裁抑，使人于千载之下，还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坞壁岩穴的遗留。[15]
仁宗、神宗两朝，西方用兵，《记闻》记之甚详。三川口之败，刘平战没，既于第四卷记之闻于张述；后来周革说得更详细，复记之于第十一卷。第十二卷全记李士彬、任福、王吉和其子文宣以及麟州被围事。第十四卷记王中正、高遵裕、徐禧、李宪及灵州之役、永洛城之陷，记得很详细。司马光作史馆检讨时，以为时政记和起居注不载“元昊叛命、契丹遣使事”，在史馆提出要追补，修撰孙?不同意，说“国恶不可书”。[16]当他自己记所闻见时，就当然尽量叫它没有遗漏了。
有时候，同一事有两种说法，如李顺在四川起义，太宗命赵昌言入川，监护诸将。昌言至凤州，寇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不可授以利柄。太宗便命令昌言走到哪里便停止在哪里。另一种说法是峨嵋山僧茂贞说昌言有反相，不宜派他总领全蜀之事。《记闻》两存之。[17]
《记闻》记侬智高事近五千言，比《长编》多与《日记》同。司马光之重边事甚明。
在《记闻》中，温公有时也发议论。李昙得罪流岭南，他过去的仆人王达亲送至贬所。昙死，为营葬事，哭泣极哀。司马光说，王达这个人，没有读过书，对忠臣烈士之行无所知；又不可能是矫迹以求禄位，对于故主，始终无倦如此，这完全是出于天性，是很难得的；现在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一旦其人遭到料想不到的祸害，连哼也不敢哼一哼，避之唯恐不速不远，甚至投井下石，以求自脱，真令人感慨无穷！[18]
【注释】
[1]语出《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资治通鉴纲目序》。
[2]《朱文公文集》卷七六《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举要历》今已不存。
[3]《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一《册府元龟》条。
[4]《朱子语类》卷一三四。这一节文字，俱据《稽古录》，不分别注出。
[5]《通鉴学》引《直斋书录解题》，然作者断语均不确。
[6]《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五月戊子条。
[7]《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条。
[8]《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庚申条；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乙未条。
[9]《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辛亥条。
[10]《文献通考》卷一九七《经籍考二四》。
[11]《涑水记闻》卷一。
[12]此见《涑水记闻》卷一。《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癸丑条全用之，继隆依国史改为继恩。
[13]《涑水记闻》卷五。
[14]《涑水记闻》卷五。
[15]《涑水记闻》卷六。
[16]《长编》卷七一皇三年十月是月条。
[17]《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记此事，李熹自注谓《记闻》误，依国史，且考证寇准当时不在凤州。
[18]《涑水记闻》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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