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初冬，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金陵。在金陵，他有一些产业，皇帝的赏赐，都捐给僧寺；这一位曾经充满了用世之心的人似乎已有出世之意了，但病中知道司马光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又怅然不已，说：“司马光做宰相了！”[1]元元年初夏，安石谢世。司马光还在病中，亲笔给吕公著写信，时公著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实摄相事，信中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只是不知道办事，又极固执，叫忠直的人离开他，趋炎附势之徒和他亲近，把什么事都搞坏了。现在我们正纠其失误，革其弊端，却不幸他死了。那些反复之徒，必百般地加以诋毁。我以为朝廷要特别优加厚礼，来变一下浮薄之风。”[2]
就在这一个月，司马光上书，说他病了一百多天，身体还很瘦弱，“足力全无，步履甚难”，不能去政府办公，要求照例停止一切俸给，以便安心养病，免素餐之罪。[3]
五月初，太皇太后特许他三日一至都堂议事，乘轿子前去，免赴前后殿跪拜，和太后、皇帝相见。他以为“未见君父”，不能去都堂办事。后来又让他乘肩舆至内东门外，由他的儿子司马康扶入小殿与太皇太后相见，免去一切跪拜之礼。他上书说这是神宗皇帝优待三世辅臣富弼的措施，他不敢屈陛下到小殿来。请求乘轿至旧日下马处，下轿后由司马康扶掖至延和殿和太皇太后相见。
五月十二日，司马光于延和殿和太皇太后相见，不入宫禁已有一百多天。天热了，太皇太后叫他保重身体，等秋凉后再见面。他屡次上书，请求和其他执政一样，在延和殿和太皇太后见面及“进呈文字”。说自己“待罪宰相”，因在病中，一次也不曾和执政们一道在“帘前参陪国论”，虽然投进了一些文字，但衷心委细，不能当面一一上陈，内心实在不安；现在筋力比过去较好，又已立秋，难道还不能“于帘前参陪国论”么！[4]
当首辅，司马光戒慎戒惧，在接待客人的地方，亲自写了一张告示：请来访的人关于朝政得失，生民疾苦，有什么意见，直接报告皇帝，不要给他个人写信；至于他个人的缺点、过失，也请书面规正，让他自己反省，得以改正；那些牵涉到人事升迁、进退，“理雪罪名”的，也请写成书面的东西，以便他和同僚商议执行；请不要写信恭维我，不要到我家里来谈公事。[5]
在夏县老家，他告诫家人不要凭借他的高位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并公开在亭中张贴告示，人们称为“榜亭”。[6]
他让六曹长官直接处理本职工作，改变大小事务都归仆射的局面；以为用人当问吏部，财政当问户部。合中书、门下两省为一，“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对中央机构作了小小的调整。他还以为“法贵简要，令贵必行”；当今法令太繁，除寺、监外，尚书六曹条贯就有三千六百九十四册，敕令格式一千多卷册；建议只保留那些切近事理，朝夕不可少的，其他全部删去。[7]
元元年闰二月，议改科场制度，侍御史刘挚提了许多具体的意见，请杂用经义、诗赋取士，恢复贤良方正科。[8]太皇太后要礼部和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讨论，发表意见。对于这个牵涉到选拔人才的大问题，司马光是十分关心的。他讲了周、汉以来有关取士的历史，极称周、汉以德行取士的精审，当时风俗的淳厚；魏晋以后，才开始重文章；隋唐以降，设明经、进士两科，但进士日重，明经日轻，“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神宗皇帝深知其失，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做了一次大改革；但王安石以一家之言（指《三经新义》），弃先儒之说，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只重文学，不问德行，这是一个大错误。他建议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要学官们依汉、唐注疏讲说，学者博览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由朝官保任举人，为经明行修之科。
奏稿未上，他征求范纯仁的意见。纯仁以为举人很难为朝士所知，士族出身的久在京师，或者还可以；寒远之人就不易了。又说《孟子》不可轻，正如《春秋》不可黜。纯仁还说朝廷把这个问题交给人们讨论，正是为了取众人之长；当宰相的不要先说，说了，那些谄媚之徒便蜂拥而来，随声附和，贤者则默然而退，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他建议“清心以俟众论”，是者从之，不是的更议而后行。司马光欣然同意了纯仁的意见。[9]
后来又请求命令监司、州、县举案所部官吏，以为仁惠、公直、明敏、廉谨的人都可举荐，对那些苛酷、狡佞、昏懦、贪纵之徒都要加以按察，一一上报。[11]
秋渐凉，有一天，太皇太后告诉辅臣们，说台谏中有不少人对近日任官有意见，以为多有不当。司马光说：“朝廷近来要臣僚推荐可任监司的人，举了出来，必先试用。不称职，便可罢去。”吕公著说：“监司是臣僚推荐的，但执政要加以考察，是真正人才，然后任用。”司马光说：“执政从来就是在所举人中挑选自己认为好的加以任用，哪里还要什么考察！”门下侍郎韩维以为司马光讲得不对，说执政七、八人，极士大夫之选，职责所在，对推举上来的人，岂可不加考察就任用。韩维年轻时就和司马光要好，负责更定役法，各地来信，都以差役为便，他和司马光说：“小人议论，莫不希意迎合，要认真考察。”[12]在讨论用人多失的时候，吕公著以为和资格的限制也有关。韩维便指着司马光，说他“持资格太谨”，而韩维却以为选择不当，资格何用！司马光说：“资格不可少。”韩维说：“叙迁时不可少，提拔人才时就可少了。”[13]
关于资格，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十科取士之中，他规定举监司必须是曾任知州以上资序的官员，御史韩川以为不当有这个限制。他说：“一般人不可不加限制，以‘抑躁进，塞癰门’。真是贤材，当然就可以不拘于资格了。那些屡经州县的人，亲民日久，历事多，知道一些民间疾苦，比那些没有这种经历便担任监司的必要好一些。”[14]
青苗法初行的时候，司马光就和富弼、韩琦、范镇一样，极力反对。他以为青苗法只不过是叫老百姓债台高筑，而对国家又毫无益处。在他病重时，把它看作四患之一，以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15]正在他病困的时候，范纯仁因财用不足，建议下诏将常平仓钱谷散发一半；春初放散，等民间丝麦丰熟，随夏税收回一半，取息二分，愿一并缴纳的，只取息一分。当时，左司谏王岩叟、监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觌、右司谏苏辙、御史中丞刘挚纷纷上书，表示反对。[16]
司马光对王岩叟进谏无隐极其称赞。岩叟知定州安喜县（今河北定县），知州吕公著称为“古之良吏”。哲宗即位，为监察御史，上书论社稷安危，以为当从谏用贤，不可以小利失民心。[17]
上官均重经术，以为经术以理为主，是为学之本。在这点上，他和王安石相同，也和司马光相同。论青苗，“以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有目前之利而为终岁之患”。[18]
王觌、刘挚俱不喜新法。挚在神宗时，已论雇役十害。觌请复常平，说青苗“以国家之尊”，“与民争锥刀之利”。[19]
对于常平，司马光在八月初上书，认为是个良法，丰岁恐谷贱，使农民受到损害，官加收籴，高于市价，荒年谷贵，又减价出粜，对农民是很有利的；熙宁初，执政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给民户，收息二分，其害已十分显著。他请求恢复常平旧法。[20]
在这之前，苏辙已再次论青苗之害。他说，朝廷散青苗钱，台谏官不赞成的很多，都有文字论列，至今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个青苗法，实际上就是放债取利，但当时引《周官·泉府》之言，以为文饰，韩琦、富弼、司马光、范镇都公开反对过；但现在还在散青苗钱，人们疑虑重重，以为朝廷仍有好利之心。[21]
苏辙再论青苗不久，司马光便上书以为常平钱谷一半支借的绝不得抑配，要各地提点刑狱严加检查，提点刑狱不称职的，由转运、安抚司执行。[22]这个文件批准之后，送到中书省，中书舍人苏轼以为熙宁时也不许抑配，但其害仍然极大，不可胜数，不肯抄送门下省加以发布。他说：二十年间，因欠青苗钱，老百姓卖田卖屋，“雇妻女”（妻女为人雇佣），投水的，自缢的，比比皆是；朝廷难道还忍心继续散青苗吗？[23]
接着，左司谏王岩叟等又联合上书，以为国用不足，便散青苗，来补救匮乏，是很不对的；想以青苗富国，二十年来的历史已证明其妄；继续这样做下去，必失天下之望。他们指出，青苗为害，人所共知，破家败俗，使官吏为奸；即使不加抑配，也无济于事。[24]
这一切声音，不断地传来，司马光“力疾入对”，坚请停放青苗；今后常平钱谷，止令州县照旧法丰年贵籴，凶年贱粜；已借本钱，随两税交纳，二分息钱一律免除。他并在帘前对太皇太后说：“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范纯仁当时也在，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说。青苗钱就这样罢去了。[25]
仁宗晚岁，张术（《长编》作述）、陈洙都曾上书请立皇子。陈洙时为殿中侍御史，上书之后，告诉家人说他有文字谈社稷大计，倘获罪，大者死，小者贬窜，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书上不久，陈洙即病殁。司马光当时作谏官，知道这件事。日子快过完了，他请求朝廷官陈洙一子，说洙“亡身徇国，继之以死”，但没有人知道。张术的儿子已补太庙斋郎，光请求依张术例，官洙一子，以旌忠义。[26]
比这一件事略早，他还为刘恕的儿子请官。说秘书少监刘窸，《资治通鉴》编撰者之一，已经为恕子请官。《通鉴》成书后，凡参加编修的都蒙甄录，只有刘恕这一个出力最多的人，因身故不沾恩泽。他知刘恕最深，说恕精于史学，举世少及，不能让其后人“降为编户”，应同梅尧臣、黄鉴例，官其一子，使恕“平生苦心竭力，不为虚设”。
他又推荐王大临，说大临“通经术，善讲说，安仁乐义，誉高乡曲，贫不易志，老不变节”。朝廷曾召见，固辞不起。请任以学官，为士类表率。朝廷以为太学录。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录是仅次于正的管理太学的官员。命下，大临就死了。[27]
元元年九月初一，一颗大星陨落了。司马光久病之后，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了一些国家大事，仿佛如在梦中。家人检点他的遗物，有手稿八纸，也是准备奏上的对国家要务的意见。[28]
病中，他不分昼夜地过问朝廷庶务，有人劝他以诸葛亮食少事烦为戒。他以为死生有命，毫不介意。
太皇太后对他的去世，十分悲恸，哭之甚哀。年轻的皇帝也不觉潸然泪下，辍视朝三日，亲临其丧，殓以一品礼服，谥为文正。这是一个美谥，宋朝大臣得此谥者，除他外，之前只有王曾和范仲淹等不多的几个人。[29]
他的去世，似乎带走了人们的希望。京师罢市，人们川流不息地去吊丧，刻印他的遗像以为纪念。全国各地到京来买他画像的络绎不绝，有的画工因此致富了。[30]
当他活着的时候，曾叮嘱儿子司马康要薄葬。太皇太后下令官葬，派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归葬故乡夏县涑水乡。下葬时，减去了难得的石门，华靡的仪椁，为国家节省了费用十之五、六。[31]
哲宗亲笔以篆字书其额，“忠清粹德之碑”，表于墓道，由苏轼撰文。碑文说他“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峨峨，只是“诚”和“一”。他曾对晁补之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为，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32]
苏轼还为作行状。他的老友范镇为撰墓志铭。
他一生节俭，还专门为文教训司马康，题为《训俭示康》。死后，“床箦萧然”，故吕公著在他的挽诗中，有“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之句。[33]当年，他在洛中有田三顷，其妻清河郡君死，光卖田归葬，恶衣菲食度过了伟大的一生。
苏轼在祭文中，说他是“百世一人，千载一时”；他所作所为，都以老百姓之利是视，锄莠草，医疾病；当时国家最大的疾病，是“师老民疲”，他便坚持与西夏媾和，归还所占的西夏四寨之地。[34]
程颐为他的父亲程鮱撰祭司马君实的文，称赞他“诚贯天地，行通神明”，对他的逝世非常哀伤，说：“如其可赎，人百其身。”[35]
苏辙有《司马温公挽词四首》。一、二首云：挽词中说了司马光一生行事，在仁宗晚年极言当立皇子，在安石变法之时直言无隐，都说到了。杨公大概是指东汉的杨震，当时被称为“关西孔子”。他做司徒，为太尉，均直言无隐，为人所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后饮鸩而死。[36]
白发三朝旧，青山一布衾。
封章留帝所，德泽在人心。
未起讴吟切，来归故托深。
杨公不久住，天意定难忱。
决策传贤际，危言变法初。
纷纷看往事，一一验遗书。
富贵终何有，清贫只自如。
西州不忍过，行哭便回车。
和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共事十五年之久的范祖禹，也有挽词。说他为百姓疾苦操尽了心，存心家国，爱惜分阴像古代传说中夏禹。词云：
尽瘁忧民瘼，孤忠简圣心。
忘身甘首疾，报国竞分阴。
天夺杨公速，人思召伯深。
秋风咽笳鼓，行路泣成霖。
当他归葬涑水时，沿途老百姓哭之甚哀，像哭私亲一样。从各地到涑水乡来会葬的，有好几万人。[37]
参加校定《资治通鉴》，被司马光称为“好学有文”的黄庭坚在挽诗中说他“忧国爱元元”，祭文中又说他“民瘼去之”、“民望公起，百身赎之”。[38]
光死不久，王岩叟上书，说光得用，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陛下的心也安了；不幸光弃人世，老百姓殷切希望陛下“能不忘光言”，任用能继承他的遗志的人。岩叟心里有些忧虑，请求太皇太后去奸进贤，去得要果断，进得要审慎。
御史中丞刘挚说司马光薨逝，朝野人情，都一样的悲哀；上宰虚位，命相这件事，关系天下安危，现在却有种种传闻。他提醒太皇太后“详考历选，得其人而任之”。
右正言王觌上书，说司马光是社稷之臣，暮年执政，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害，功业赫然；有识之士，不以光行其志为难，而以陛下拔擢光于闲退之中，信任不疑为难；光死之后，举世同悲，但那些奸邪倾险之徒，却在暗中私相庆幸，妄图再能得到逞私的机会。他希望太皇太后对左右大臣“深察详择”，任贤不二，去邪勿疑。[39]
元诸臣，在哀思之中，对未来充满了忧疑。
【注释】
[1]《邵氏闻见录》卷一二。
[2]《长编》卷三七五元元年四月癸巳条。
[3]《长编》卷三七五元元年四月乙巳条。
[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有关诸諸子。
[5]《容斋随笔》卷四。
[6]光绪《夏县志》。
[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四、五五有关諸子。
[8]《长编》卷三六八元元年闰二月庚寅条，《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9]《长编》卷三七一元元年三月壬戌条。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乞以十科举士諸子》。
[1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五《乞令监司州县各举按所部官吏白諸子》。
[12]《宋史》卷三一五《韩维传》。
[13]《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辛卯条。
[14]《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丁亥条。
[15]《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
[16]《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
[17]《宋史》卷三四二《王岩叟传》。
[18]《宋史》卷三五五《上官均传》。
[19]《宋史》卷三四《刘挚传》，卷三四四《王觌传》。
[20]《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丁亥条。
[21]《栾城集》卷三八《再论青苗状》，《长编》卷三八三元元年七月己卯条。
[2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四《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白諸子》。
[23]《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己丑条。
[24]《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庚寅条。
[25]《长编》卷三八四元元年八月辛卯条。
[2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四《乞官陈洙一子諸子》。
[2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四《荐王大临諸子》，《长编》卷三八五元元年八月丁酉条。
[28]《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
[29]《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梁溪漫志》卷二。
[30]《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
[31]光绪《夏县志·古迹》。
[32]《苏轼文集》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
[33]顾栋高《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卷八。
[34]《苏轼文集》卷六三《祭司马君实文》。
[35]《二程集》。
[36]《栾城集》卷一四，杨震事见《后汉书》卷五四。
[37]《苏轼文集》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
[38]《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二、二一。
[39]《长编》卷三八七元元年九月丙辰、癸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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