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政治联姻成为皇后

◎从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说起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指出，李唐皇室以关陇集团起家，在婚姻上的择偶对象，最初自然多眷顾关陇集团；武则天入宫为一大转折点，标志着山东集团成为李唐皇室的联姻对象，从而构成了所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适应了大唐帝国的统治情势。这一婚姻集团居于最高统治核心层的百余年间，也正是唐代文治武功的极盛期。安史之乱后，这一集团势力衰竭，随之而来的，则是李唐中央政权丧失了统治全国的实际能力。

这个著名的史学案例，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视阈，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类似李武韦杨那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的婚姻集团，几乎每个朝代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具体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君主制下，任何皇室集团都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笼络或倚重一个或几个可靠的势力集团，使一姓的家国有一个更广泛坚实的政治联盟基础。

如果说，武则天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关键核心人物，那么，郭子仪的孙女在李郭婚姻集团中的地位约略当之。她是代宗的外孙女，德宗的外甥女，顺宗的儿媳，宪宗的皇后，穆宗的母亲，敬宗、文宗、武宗的祖母，直到唐宣宗是宪宗与郑氏所生，皇帝才与她中断了血亲关系。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相比，李郭婚姻集团持续的年代没有前者长，作用没有前者大，关系也不及前者盘根错节。但饶有趣味的是，李郭婚姻集团存在的代、德、顺、宪诸朝，在安史之乱后也算是相对景气的年代，这是否与郭氏功臣集团稳定发挥作用有着某种关系呢？

◎东汉帝室的婚姻集团

实际上，与皇室联姻的婚姻集团早在汉代就已存在。我们不妨首先考察东汉皇室与窦氏家族的联姻。窦融之子窦穆与汉光武帝女内黄公主联姻，光武帝另一女儿涅阳公主下嫁窦融之侄窦固。汉章帝册立窦穆的孙女为皇后，窦宪就是窦皇后之兄，这还不算汉光武帝孙女沘阳公主嫁给窦穆之子窦勋。

窦融是光武中兴的有功之臣，窦固、窦宪都是一时重臣。窦氏一门，一公两侯，代表着河西豪右势力，而光武帝则是南阳豪强的代表，刘窦婚姻集团的缔结也就意味着两大集团的联手。不过，刘窦婚姻集团因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被和帝诛杀，遂遭致命一击（和帝是章帝与梁贵人所生，故而下得了杀手）。此后，尽管汉桓帝皇后窦氏之父窦武是窦穆之孙，汉顺帝的窦贵人也是窦穆的五世孙女，窦氏势力却已强弩之末，在汉末政治中的作用一落千丈。但就这一婚姻集团的黄金时段而言，绵延自光武帝至汉章帝时期约半个世纪左右，恰恰也是东汉中兴后最稳定繁盛的年代。

当然，每一个皇室的婚姻集团，不会是始终如一的，必然会随着政治势力的盛衰消长与历史条件的推移改变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以东汉而论，汉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郭圣通出身河北著姓，是刘秀在河北等待时机、积蓄实力时所娶，目的在于与河北豪强结盟。因为这桩婚姻，河北大姓纷纷率部归附，成为刘秀击败更始政权、消灭赤眉军的有力支柱。

汉光武帝

在娶郭氏之前，刘秀已娶阴丽华，她是个绝色美人。刘秀闹革命前就对她垂涎三尺，大发“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慨。不久，他如愿抱得美人归。然而，刘秀即位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却是郭圣通，而非阴丽华。因为天下未定，光武帝还要借重河北豪强集团。然而，就在刘秀统一全国的次年，尽管郭皇后怨尤愤懑，光武帝还是将其废黜，立阴丽华为皇后。其中有一个原因不难揣测，即天下大定，河北豪强集团对他来说，已如缺少使用价值的敝屣，弃之也无所谓了。

而阴氏是南阳豪强，阴丽华的同父兄阴识在刘秀兄弟起兵时，曾率子弟、宗族千余人前往死力相助。立阴氏为皇后，光武帝无非向他发迹所自的南阳豪强集团表态：今天下一统，当共享富贵。光武帝与郭皇后的联姻，只是出于短期政治联盟的需要，与阴氏则构成了相对持久婚姻集团。他让自己的女儿郦邑公主下嫁阴丽华的侄子阴丰。而汉和帝册立的阴皇后则是阴丽华同父兄阴识的曾孙女。当然，这一婚姻集团远不及刘窦婚姻集团根深叶茂，却也说明，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为了与各种政治势力结盟，同一皇室可以构建起若干婚姻集团。

东汉前期，继光武帝缔结刘窦婚姻集团之后，汉明帝还着手经营刘邓婚姻集团。邓禹与窦融同居云台二十八功臣前列，也是南阳豪强的主要代表，如果说刘窦联姻意味着东汉皇室与河西豪强的联盟，那么刘邓婚姻集团则是东汉皇室加强自身所在的南阳豪族凝聚力的结晶。汉明帝分别将女儿平皋长公主与沁水公主下嫁给邓禹之孙邓藩与邓乾，邓氏一门同辈之中竟然两尚公主，盛贵无比。其后，汉和帝册立邓禹孙女邓绥为皇后，并将自己的女儿舞阳长公主许配给邓乾之孙邓褒，刘邓婚姻集团臻于巅峰状态。但自建光元年（121），汉安帝以“大逆不道”罪查办邓绥之兄邓骘、邓悝后，刘邓婚姻集团也一蹶不振，其后尽管汉桓帝册立邓禹五世孙女邓猛女为皇后，却已是强弩之末，略如刘窦婚姻集团在窦宪被诛灭后的命运。

◎明初与淮西集团的联姻

李武韦杨式的婚姻集团，有加强皇室与有关政治势力联盟的作用，其出现的重要历史背景就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这种门阀制度，往往使得地主阶级按照其宗族、地域等因素，集结成若干个势力庞大的政治集团。然而，由于这种婚姻集团具有盘根错节等特点，也难免会带来外戚干政而威胁皇权的隐患，唐代的武韦之祸与汉代的窦宪之诛，就是有力的例证。鉴于汉唐女祸的前车之鉴，随着士族大姓日渐销声匿迹，中晚唐以后，这类根深蒂固的婚姻集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明太祖朱元璋因淮西集团而起家建国，明初也一度通过与淮西功臣武将的联姻，来赢得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朱元璋在为第四子朱棣聘王妃时，对徐达说：“我与你，是布衣之交。自古君臣相契，大多互为婚姻。你有个好女儿，把她许配给我的儿子朱棣吧。佳儿佳妇，也足以慰藉我们两家亲翁了。”徐达只得磕头称谢，让女儿做了日后的明成祖皇后。明初，朱元璋与淮西大将功臣几乎都分别联姻缔亲。除朱棣外，明太祖还让自己的儿子朱标、朱桂与朱檀分别娶了常遇春、徐达与汤和的女儿，而郭英的两个女儿则嫁给了朱元璋之子朱栋与朱植。明太祖的四个女儿永嘉公主、临安公主、南康公主与寿春公主依次下嫁给郭英之子郭镇、李善长之子李禛、胡海之子胡观与傅友德之子傅忠。

当然，政治联姻并不能有效防范功臣武将势力的尾大不掉，更不能消除朱元璋的政治猜忌，终于有一连串杀戮功臣的非常之举。然而，明太祖一度有过这样的设想，即构筑淮西婚姻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则是无可怀疑的。

◎少数民族政权的世婚制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君主政权，其皇室往往通过世婚制的形式，构成一个持续稳定的婚姻集团。他们立后册妃不必外求，只在后族中遴选。这种世婚形式的后妃制度，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人类婚姻形态进化角度而言，世婚制显然保留着族外婚制的遗蜕，即这一族男子的配偶必从对方一族的女子中产生。显而易见，这种世婚制与这些少数民族王朝往往不久前才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门槛是密切相关的。从政治统治角度来看，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皇室，一方面迫切需要与自己有共同利益需求、休戚与共的部族缔结政治联盟，来扩大并巩固其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为了维护皇室血缘上的纯洁性，不让王朝继承者在血统上介入被统治民族的成分。

世婚制属于交换婚方式，西周时期的姬、姜两姓就世为婚姻，周天子的妃子必定是齐国的女儿，已然定下了这种婚制。但秦汉以后的汉族王朝，乃至十六国、北朝诸少数族王朝，实行严格世婚制的却并不多见。唯辽、金、元、清四代保存下来帝王后妃世婚制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辽代的世婚制最为典型，金、元则次之，清仅在入关以前有较浓重的世婚倾向，但并未确立为严格的制度。

以契丹族立国的辽朝，因突厥旧俗称皇后为“可敦”，契丹语是“忒里蹇”，尊称作“耨斡麽”。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过程中，其妻淳钦皇后述律平出身大族，是一个既能帷幄运筹，又善鞍马征战的关键人物。她的儿子辽太宗说：“太后族大，像古柏之根不可移易。”阿保机必须倚重后族，立国之初就规定：王族只与后族通婚，其他诸部不获特许，不得与二族联姻。阿保机仰慕汉高祖刘邦，便以刘姓推尊耶律氏，又以后族比拟汉相国萧何，便赐后族为萧姓。契丹族的萧姓包括乙室氏和拔里氏，也许就是述律后的父族与母亲的前夫之族二帐所构成。于是，有辽一代，后族多出自萧姓，并世代任宰相之选；而契丹公主也多嫁与萧姓，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婚姻集团。这样，就把帝后婚姻与君臣政治捆绑在一起。

当然，辽朝只有皇后必须册选萧姓，至于妃嫔，出于异族异姓者偶也有之。例如，辽世宗甄妃就是五代后唐的宫人，是世宗即位前随父亲太宗南征时将其俘获的。这年她已四十一岁，也许姿色依旧而颇受宠遇，世宗即位后，还一度立为皇后。甄氏册立为后，《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后妃传》都有记载。但《辽史·后妃传》又说天禄末世宗册立述律后之弟萧阿古只之女为后，《辽史·世宗纪》记此事于天禄四年（950）。萧氏与甄氏同死于察割内乱，一后健在而更立一后，其中必有原委，可惜《辽史》未载其详。而《辽史·后妃传》传首列甄氏名位只是妃，或是在萧氏册立后被废。至于甄氏册后不见于本纪著录，大概也是此举有违旧制的缘故。由此推见，这个特例最终还是服从了以萧氏为后的通则。

金代规定完颜皇室不与庶族通婚，但其世婚制的后族范围却较辽朝广泛，不过仍有具体的部族限定。《金史·后妃传》指出：“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据《金史·徒单铭传》说，与近代皇室完颜氏通婚的还有裴满氏。这些姓氏都是女真贵族，“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代皇室世婚的姓氏较辽代为多，而在死后追尊为皇后与在世册立为元妃的名单中，也偶有汉人或他姓。

金章宗有宠妃李师儿，出身于监户。金代凡战争中掳获或有罪籍没的妇女，经过挑选送入宫监，罚作奴婢。李师儿就是宫监中的婢女，这是人最不齿的身份。但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又识字擅书，能诗善文，最受宠爱。章宗元配已在即位前去世，中宫虚位多年。章宗有意让李师儿入主中宫，无奈大臣坚决反对，台谏进论不已，章宗爱莫能助，只得将她进封为元妃，名位仅次于皇后。这也说明，金代帝王正式册后，只能在规定世婚的女真贵族中挑选。章宗时期，汉化加速，他命诸王选求民家女子，广生继嗣。于是，尚未即位的宣宗纳汉族王氏姊妹为妃，即位后，将妹妹立为皇后，赐姓温敦氏，也算是对世婚制的一种变通吧！

成吉思汗起兵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时，倚重了弘吉剌部族，不久就立其女孛儿台旭真为后。据说，当时他与这一族帐立誓共取天下时曾经约言：“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因此元代诸后多出于弘吉剌氏。元代实行多后制，皇后固然也有其他姓氏的，但按制度，正后必定是弘吉剌氏。不过，这一世婚制原则在执行中似乎并不如辽代那么严格，例如窝阔台汗的皇后即乃马真氏，而元英宗皇后则是亦启烈氏。

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

清军入关前，爱新觉罗皇室基本上实行满蒙联姻的方式。这是因为两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交错，在民族习俗上大体相似，政治目标上也基本接近。然而，蒙古部族众多，有的部族在利害休戚上与爱新觉罗氏时有冲突，乃至于干戈相向。故而满蒙联姻中，有些蒙古部族是其较稳定的通婚对象，例如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清初后妃不少都出身这一姓氏。据《清史稿·后妃传》，清太祖有一妃，清太宗有二后四妃，清世祖有二后二妃，都是来自博尔济吉特氏。而清初下嫁的六十一位公主中，嫁给博尔济吉特氏的就有三十一位之多。由此可见，在入关以前以及清初，清廷爱新觉罗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结成了相当稳固的婚姻集团。这种满蒙联姻虽然尚不足以称为严格的世婚制，但仍有着类似的倾向。清朝入关后，这种政治联姻逐渐淡化，清圣祖其后诸帝的后妃群中，博尔济吉特氏便明显不占优势，这与清室立后选妃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满、蒙古、汉八旗女子大有关系。

无论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还是辽金元清的世婚方式，说到底，就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的政治联姻。对于君主国家来说，这种联姻，或许有时能起到巩固政权的积极作用，有时则会带来削弱统治的消极因素，可以说利害兼有，祸福并存。而对于卷入这种政治联姻的后妃来说，只不过是一根加强联盟的筹码，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她们的遭遇与被拖入其他方式政治联姻的后妃命运，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君主政体下后妃制所固有的不人道与非人性，对所有后妃来说，都是无计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