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制与优宠之间摇摆

◎抛给君主的无解难题

君主制就是家天下。每一个后妃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后妃一旦走入后宫，也把娘家亲戚们引进了帝王的关系网。于是，帝王就面临着一个棘手而头痛的外戚问题。一些原先与君主权力并不那么贴近，甚至相当遥远的外戚，由于婚姻这根纽带，一下子与天子皇权近在咫尺之间。他们有机会也有资格享受家天下所能给予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利益。由于地位的特殊，他们甚至有可能觊觎家天下的主人位置，取而代之，改朝换姓。

从西汉起，就出现了所谓外戚之祸。吕后一死，吕氏外戚集团几乎使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陷入绝境。而其后每个朝代也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外戚干政的问题，晋、唐更因外戚干政造成了社会与政局的激烈动荡。怎样才能妥善处理外戚问题，正确制定外戚政策，成为君主的一大心病。只要翻开历代正史《后妃传》与《外戚传》，浏览其连篇累牍的序论，就可知道历代帝王对此从未掉以轻心。但历史却不断上演或大或小的外戚乱政的闹剧，一再嘲讽君主制无法彻底破解这一难题。

而家天下的政权性质，又使君主自然而然地把妻党与母党的外祖父、舅父、大小舅子视为政治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可信任势力。于是，对自己宠爱的后妃，对养育自己的太后，君主对她们的娘家亲戚必然给予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利益，而这种权益的赐予一旦失控，严重的就会成为外戚之祸，至少也会导致外戚的骄纵不法，构成不利君权的因素。在君主制下，这种给予的度，只能由君主个人来权衡把握。《新唐书·外戚传序》说：“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旧唐书·外戚传序》也说：“明哲之君，知骄侈之易满，荣宠之难保，授任各当其才，禄位不过其量，告之以天命不易，诫之以大义灭亲，使居无过之地，永享不赀之福，与国终始，不失其所以亲也。”对这些原则，从常理上讲，中等才智的君主都不难明了，三国魏文帝就说：“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但是，正如《宋史·外戚传序》所指出：“自西汉有外戚之祸，历代鉴之，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然而一失其驭，犹有肺腑之变焉。”这是因为，无论授任使才，还是崇爵厚禄，都驭于君主一人，既少制度保证，又无监督机制，仅仅出自君主的个人好恶，且不说明君罕出，即便是明君，也绝难保证其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明智正确，唯其如此，在君主制下，外戚之祸就绝无可能彻底根绝。

◎两手政策

历代都颁布了外戚荣宠的制度规定。西汉后父、帝舅封为恩泽侯，成为一代典制。北魏皇后的父兄也多赐爵，封以公位或郡公。宋代对后妃亲属推恩赐官也有具体条例，称为捧香恩例。明代自仁宗起对皇后的父兄一般以恩泽封以侯、伯等爵位，授予指挥千户、百户的职衔。清代凡皇后、皇太后的娘家，可以享受抬旗的殊荣，原属内务府旗下的，可以抬入满洲八旗，原属满洲下五旗的，可以抬入上三旗；外戚还可以封为承恩公。不过，除了辽代制度明文规定后族世任宰相共治国政外，一般说来，历代帝王对外戚仅在爵禄、礼仪上给予优遇，而在限制外戚染指事权、干预朝政上大多采取抑制政策。从历史长过程来看，这种抑制政策呈现出不断强化而渐趋严厉的总趋势。

东汉光武帝鉴于西汉外戚干政的历史教训，其后族阴、郭之家，职位不过九卿，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预政。三国距东汉末年外戚之祸未远，魏文帝颁诏说：“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隋文帝本身就是以外戚禅代北周政权的，唯恐隋朝重蹈覆辙，绝不把大权交给外戚，皇后的兄弟位秩不超过将军、刺史。五代前蜀主王建临终前谆谆嘱咐辅政大臣，对其生前宠爱的徐妃兄弟只可崇爵厚禄，千万不能让他们掌兵预政。宋代尽管有外戚封王建节之例，却只是有名无实的虚衔，一律不除授正副宰相、枢密使、侍从、监司、郡守等实职，并以祖宗家法的方式著为甲令，更不允许外戚统帅军队。明代后妃必选自民间儒族单门，只给外戚以高爵厚禄与良田群仆，绝不让他们预闻政事，外戚虽拥有豪富的资产，却无实际的事权。

◎关键当口不手软

对那些骄纵不法、行将坐大的外戚，帝王往往绝不手软地予以打击。轵侯薄昭是薄太后的弟弟，据说他与外甥皇帝汉文帝玩博陆赌酒，文帝赢了，薄昭被罚酒，斟酒者斟不满杯，一位侍者在旁边呵责了斟酒者。薄昭衔恨在心，后来趁这个侍郎出使时，派人杀了他。文帝因薄太后只有这个兄弟，却又不能放任而乱法，就让公卿与薄昭一块饮酒，暗示他自裁。薄昭不肯，文帝就让群臣穿上丧服到轵侯府去哭吊，终于迫使帝舅自杀以抵法。

独孤怀恩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侄子，独孤皇后的姐姐又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因此独孤怀恩成为隋唐两代开国皇帝的双料外戚。有一次，唐高祖和这位舅表兄弟开玩笑：“你几位姑姑的儿子都做了皇帝，隋炀帝不是你姑姑的儿子吗？我也是你姑姑的儿子，接下去也许是舅舅的儿子吧！”怀恩沾沾自喜，真的以为天命当归。不久，见自己仍庸庸碌碌，便扼腕说：“我家难道只有女子才能富贵吗？”便起兵谋反，阴谋败泄，对这位想当皇帝的舅表兄弟，唐高祖决不含糊地诛杀其人，族灭其家。

唐开元初年，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御史大夫李杰有嫌隙，他自恃是当今皇后的妹夫，便与自己的亲戚埋伏在李杰必经的里巷口，把这位御史大夫痛殴了一顿。唐玄宗这时尚未昏聩，下令将长孙昕杖杀在朝堂之上。

隋文帝

明仁宗张皇后的哥哥张犯了过失，其时仁宗还是太子，成祖将张召来，严厉训责说：“外戚应该守法，否则其罪倍于常人。你如再奢傲骄纵，凌虐下民，决不饶你。你小心着！”张连连磕头认错，气焰从此收敛。

历代帝王不但对外戚之祸订立了防微杜渐的制度条文，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外戚的举止动向处处猜忌，时时防范，甚至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

南朝宋明帝王皇后的哥哥王彧，官至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疑心极重，对宗室与外戚都不放心，他见外戚王彧位尊势盛，而护军将军张永握有重兵，屡经战阵，将来都不可靠，就自编谣言道：“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 “一士”暗指王彧，“弓长”影射张永。他一病不起时，担心自个儿驾崩以后，皇后临朝，王彧自然做宰相，王氏门族强盛，日久难保忠诚，就派使者持毒药携诏书赐大舅哥自杀。他让使者带话：“我并不认为你有罪，但我不能独自先死，请你走在我前面吧！”其手诏则说：“我想周全王氏门户，才有这样的处置。”使者到后，王彧为一门百口考虑，就饮毒酒自杀了。

北周宣帝诸后并立，其中杨皇后就是重臣杨坚的女儿。杨坚位望日隆，宣帝深为忌防，适逢各家争宠，互相诋毁。宣帝经常怒不可遏地对杨皇后吼：“终会族灭你家的。”他怀疑皇后会传话给父亲，特地召见杨坚，并对左右侍卫说：“他如神色有变，就杀了他。”不料杨坚神态自如，这才免遭杀戮，最终还是以外戚的身份夺取了外孙皇帝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