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时光碎片中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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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火车站。一个年轻人提着一硕大的蛇皮袋走下了从江西开到京城的火车硬座车厢。虽然他长得斯斯文文，可鼓鼓的蛇皮袋还是让他更像个“个体户”。“个体户”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产生的新名词，更早些时候，他们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另类人。虽然中国社会到了此时，已经允许个体户的存在，对于商品流通中的“投机倒把”也已网开一面，但他还是被高度警惕的安检人员拦了下来，要求他打开蛇皮袋接受检查。年轻人只好将袋子解开，只见袋里装着两件类似古文物的陶瓷，还有一辆手推车。这太奇怪了！安检人员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你这是在走私文物。年轻人赶快掏出一些证件，试图证明这只是自己的作品，着急的他又拿出一些文件，证明自己是来参加一个国际陶瓷研讨会，很费了一番周折，才终于被安检放行。

※左上左图/烧窑

※左下图/景德镇著名的古窑房外景

※左上右图/古窑窑门

※右图/煤烧隧道窑

那时的他，迷于敦煌之美，迷于中国古陶瓷之美，这也在他的陶瓷作品中表现出来。当时的中国现代陶瓷，虽然由韩美林、周国桢、姚永康等艺术大家将设计理念带入了传统陶瓷工艺，但与国外陶艺界联系很少，理论和资讯都十分缺失，基本上还处于“贫血”的状况。不过，却正是他的这组“向古人致敬”的作品，在京城举办的第一届北京国际陶瓷研讨会上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机遇。他的作品引起一些外国陶艺家的关注，不久，他受到邀请，赴美游学，从此从景德镇走向世界陶瓷的舞台；几年过后的1996年，他从外面的世界回到景德镇，开始费尽心血创建当时被人诟病后来闻名遐迩的三宝国际陶艺村……这个年轻人叫李见深，“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8级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生。他的老师周国桢、姚永康教授，都是景德镇首屈一指、独树一帜的陶瓷雕塑大家。入学之前，李见深画油画，当时他已是江西省有点名气的青年油画家，与后来大名鼎鼎的陈丹青同为画友，对陶瓷的理解是他家父辈从前在九江做陶瓷生意时收藏的不少瓶瓶罐罐。现在想来都是无比珍贵的文物，但少年时代家里搬家时，他看见那堆精美无比的陶瓷被当作“四旧”丢弃。不过，在陶瓷学院学习期间，受老一辈陶艺大师的影响，他开始爱上了现代陶瓷，并雄心勃勃地走上了自己的陶瓷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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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本书中的另一个小人物，广西柳江龙邓屯韦木匠的儿子韦毛华14岁了。夏天放学回家，他就在村口的水塘泡着，泡烦了，就从塘底捞一把泥出来捏小车玩。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工，常年在外，他因此获得了更多自由。韦毛华上中学时，家里在镇上开了家木匠铺，主要给人打家具。家具背板一般也得上漆，为了省油漆，会画一些画儿的韦毛华用电烙铁在木板上作画，什么竹子啊，花草啊，虾啊，都烙到了家具上。这下可不得了，烙画家具在当地大受欢迎，生意出奇的好，而他们自己不但省了油漆钱，每件家具还能多卖50到100元。农村的孩子长大了就得帮家里干活，毕竟生计是第一位的。虽然韦毛华还想上学，上高中、上大学，但他的父亲不愿意他再上，要他帮家里赚钱。韦毛华没办法，只好辍学开始了干活养家的劳动生涯。

1996年，正是李见深开始在景德镇寻找地儿创建陶艺村的时候，木匠的儿子韦毛华因为忍受不了千篇一律的生活和劳作，正在私自离家出走，坐上了前往广东佛山的长途汽车。这一年，他才19岁，第一次出远门，根本不知道佛山在哪里，只知道自己有个叔叔退伍到了佛山，也许他能帮自己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上了车，他对司机说，我不知佛山在哪儿，到了那地方，你记得要把我放下来。车刚进佛山，司机就说，佛山到了。谁知下车一问，下车的地方离市中心还远得很。天刚蒙蒙亮，19岁的韦毛华很懂事，他想，叔叔也许还没上班，等到9点以后再打电话吧。

他只背了一个旧书包，也不知道该去哪，只好迷惘地沿一条河边的路漫无边际地信步走去，结果走到了一家生产“公仔”的陶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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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上海一幢小洋楼里的周光真，当然从没有听过广西柳州龙邓屯这个地名。直到现在，他也没见过韦毛华，只是听说过他。他当年出生的位于番禺路215号的这幢洋楼，曾是日伪时期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别墅。周光真的祖父周志钧，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进入北洋政府主持的天津造币总厂，时年16岁，从学于意大利造币设计、雕刻名师鲁奇·乔治，成为中国造币界第一代雕刻技师，先后受聘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天津造币总厂、南京国民政府的上海造币总厂，曾是1949年以前上海中央造币总厂唯一的首席雕刻技师、总工程师。不过，在周光真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沦落为底层了。全家早已搬离了小洋楼挤进了公房。父亲在1958年的运动中投河自尽，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哥哥7岁，周光真5岁，弟弟才出生几天。周光真对祖父的记忆，是一张照片加上外婆的述说；对父亲的记忆，便是当全家一起走亲戚时，高高个子的爸爸往往是独自找个僻静处看书。

当广西农家孩子韦毛华还在家乡小镇上跟着父亲学木匠手艺时，1989年8月18日，上海一家小集体玩具工厂的工人周光真，坐上了从上海飞往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飞机，单程机票是向朋友们借钱买的，当飞机离开地面，外滩和黄浦江越来越远时，家世坎坷的周光真心情难以形容：是身处云霄胸怀壮志？还是既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但什么是未来？恐怕将是无法解答的谜。他此行是将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德鲁斯分校陶艺专业的研究生，他没有正式的中国大学文凭，却凭自学的实力考上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获得了几千美元的奖学金，但这肯定远远不够。他已了解到，当地一年大约需要一万美元的生活费用，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规定每个留学生仅可在中国银行兑换32美元，还要在护照上盖上一个“美元已换”的印章。上飞机时，他的钱夹里仅有在亲友帮助下凑的数十美元，行李箱里，仅有一些衣物和四十多本美术书籍。在德鲁斯，他没有任何熟识的朋友，只是在洛杉矶上飞机前，一位上海的朋友与他的导师在电话里联系了一下，请导师能去机场接他。

德鲁斯是一座人口仅九万多的小城市，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苏比利湖湖畔，湖的对岸就是加拿大。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早年北欧移民的后裔。周光真下飞机时大约是下午四点，地处北纬47度，纬度类似中国黑龙江的德鲁斯看上去已经是黄昏时光了，灰蒙蒙的，机场很小，他是机场大厅里唯一的东方人，不像今天，哪怕是美国最偏僻的地方，也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所以，接机的导师一眼就认出了他……

1991年的春季，临近毕业的周光真在美国当地一家画廊举办了一次个人艺术展览，两家当地电视台在当晚播出了采访他的节目。不过毕业典礼举办的那天下午，他参加完典礼仪式就匆匆脱下黑色礼服，赶到他打工挣钱的餐馆系上白围裙开始洗盘子活儿，这是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常态。不像今天的美国，当然也有很多穷学生，不过更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开着豪车，呼朋唤友，用起老爸们的钱来出手阔绰，让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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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光真举办个展的那个春季，安徽祁门县粮食局仓库21岁的保管员郑云一，无意间读到报纸上关于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尽管尽是争议和指责，却让他激动万分！原来，还有一种生活可以这样过！原来，想当艺术家还可以走这样的路！那些报道就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痛苦彷徨的心。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他就做出了一生中最勇敢也最鲁莽的决定：放弃正式工作，去北京画家村圆梦！他深知这个决定会在家中引起轩然大波。他要辞的可是正式工，是父亲千辛万苦为自己解决的人生饭碗。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将从此象征着此人可以有保障地体面活下去，他会是县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也是自家老人们将来的依靠。他这一砸，就再没有回头路可走。

郑云一选择了和单位，和父母均不辞而别。他将粮库的账目清理后列表放在桌上，连同一封语词坚定的辞职信。可以想见，这场辞职风波在单位，在家庭，无疑是像发生了一次9级地震。

从1991年只身赴京至1995年画家村被强迫遣散，郑云一这个来自古徽州小县城的年轻人，和中国当代最先锋的艺术家群落，和一大群来自中国各地，怀抱各种理念和梦幻的年轻人，一同挤进圆明园附近一个叫做福缘门的小村，村里的破旧红砖房，一间一间成为年轻画家的栖身之处，他们喝酒，画画，间或卖画，过着穷困潦倒而狂放自在的日子，云一混迹其间，像吸水的海绵一样，吸收着身边各类的艺术元素，眼界大开，心境大开，直到现在，云一还认为，除去童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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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一辞职去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圆梦时，南昌少女刘晓玉还是个中学生。晓玉的父亲刘品三先生是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那时正专心致志地研究吉州窑。那时的专家远没有后来那么牛逼，晓玉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家里还住着筒子楼，父亲竟然异想天开地在公共厨房建了一个小小的窑炉，想来烧他的一些陶瓷复古作品，结果遭到全体邻居　反对而被拆除。还好父亲有一位老朋友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当了领导，出于同情心，开“后门”让父亲到所里的窑炉去试验。中学生刘晓玉常常看见父亲出出进进都挎个篮子，篮子里装着他用于吉州窑复古试验的宝贝。后来，父亲单位同意在省博物馆后院建了一个简单的窑，晓玉记得当时来了一位日本女留学生，跟着父亲在那个简单的窑坊里学习做陶瓷，画青花。就在那时，刘晓玉开始喜欢上父亲的工作了，她想，就连日本人都来向父亲学习，自己以后不学是不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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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摸爬滚打了十年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特殊的年代。此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从80年代的国门渐开，思想解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走向躁动不安，迷茫徘徊；转型的痛苦和碰撞，社会的彷徨与追问，成为上世纪90年代极其特殊的时代标签。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本篇中将要叙述的人物，作为后来的艺术家人群，有的己在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原本就属于天性敏感而活跃的一支；有的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中国的地域太大了，不同社会各类阶层错综缠绕，因而本篇中的人物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就从这里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出身不同，生存环境各异，看似在社会大潮中正朝着不同的流向四方散开，而且将渐行渐远。

李见深、韦毛华、周光真、郑云一、刘晓玉，本来是走在各自的生活之轨，却在一个新世纪正要开始的时候，同时被时代和命运挟裹，渐渐又从不同的方向聚集到一座古城，那座古城从宋代开始就窑火云天，千年不熄，而此时，也正处在改革的迷茫和阵痛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十大国营瓷厂说散就散，无数曾为职业自豪了大半辈子的工人遭遇下岗……一位曾经下岗的国营瓷厂粉彩女工后来对我说，当时，感到这一行再也没有出路了，孩子们都不让他们再学艺了。

可是，他们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