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不完的故乡情

南门大溪，日夜潆洄在我心中的母亲河

近年，我多次来到浙东这故乡的土地。

去年，油菜花黄的季节，我到慈溪县参加创作会议，顺便拜访了母校慈溪师范（前锦堂师范）。今年早春，我们《西湖》杂志在宁海温泉举办作品加工会。这次，正当橙黄橘绿时，我们几个以海为主要写作题材的诗友又结伴游历了浙东的不少城镇乡村、名山大川……

这为的是什么？是乡情，是浓酽的乡情。

临出发时，我的女儿看我整理行装时这如痴如呆的神情，摇摇她妈妈说：“你看！爸爸这副神情，好像从国外回家乡一样……”

是啊！今天的孩子，怎么能深切理解我们这辈人的乡土之情呢？他们还没有这种体会。

列车在萧甬铁路上疾驰着，我望着车窗外淡淡的远山，翠绿的田畦、河港、湖汊，还有在雾中划着的小船，在乡间小路上踱过的水牛……一幅多么熟悉的浙东风情画呵！我入迷地望着、望着，眼里禁不住泪水晶莹。在这条铁道线上我往返了多少次啊，但每次都感到那样新鲜、忘情。1965年春天，我从宁波出发，26年来，我走了好漫长的一段路啊。现在，当我回过头来看看，不能不对送我踏上社会、踏上人生路的家乡产生无限缱绻的深情……

我第一本影集的第一页是一张泛黄的3寸照片：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妇女，怀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婴儿，这是我妈妈和六个月的我，是我那当中学美术教师的小舅舅在1938年春天，用老式照相机拍的。我在照片的背面题了两句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下了我，面对这缤纷的世界你在想些什么？”

想些什么，我不知道。童年、家乡，也记不很清，一切像那飘忽的梦……

我家门前白石头和古井，至少有600年的历史

我出生在宁海县城南耶稣堂后面的鲍家道地。一年后，迁居到城东的白石头。离家不远，有一块很大的白色太湖石，形状很像一只跪倒的猪，因而也就以白石头为此地名。石头后面有一口很大的水井，长年累月清泉不竭，碧水盈盈，这一带居民饮水生活用水全靠这口井。现在，这块白石头和水井一如往昔，但我家的旧居，前几年由于剧团某人用煤油炉不慎，引起一场火灾，全付之一炬了，只留下小屋。

我诞生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还在襁褓中，就成天忙着逃难。那时，日寇的飞机常来轰炸我们的小城。警报一响，母亲或姐姐就抱着我逃到离家不远的城墙边，躲进城墙涵洞里。我手里捧个小罐头，里面装着我的点心。后来，日本侵略者攻陷了宁波，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了，我们就逃难到南乡的屠岙蔡小村，有次我正拿着个锅铲蹦蹦跳跳地走，敌机从山头呼啸而过，吓得我跌倒在地，额角被锅铲碰了一个血口子，痛得哇哇大叫。最后，县城也沦陷了，我们全家逃难到东乡的蒲岙。这是三门湾海边的一个小山村，三面环海，所以敌军的铁蹄没有到过这宁静偏僻的滨海乡村。

那时，已经读中学的二姐、四哥带着我们弟妹，天天在落日时分到山溪中去洗澡、涤衣，然后坐在凉爽的晒谷场上，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我那时虽还不懂这些歌曲歌词的含义，但一唱起来，悲愤激越之情就会油然而生，眼中常常涌出热泪。

如果说，母亲的摇篮曲、童谣、故事是在我心灵上最早播下的文化火种，那抗战歌声就扇起了我的文艺热焰了。

我的父亲是辛亥革命老军人，抗战前就解甲归田，成天在青灯古佛前面诵他的佛经。他是沉默的，近乎于严肃严厉，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些怕他。

妈妈20年代曾到杭州读过女子学校，回乡后在宁海县城遗惠小学（今城中小学）教过书，大家都称她为“柴先生”。她写得一手好字，能写旧体诗词，抗战时期，她和一些女同学以及逃难来宁海的一个女诗人组织过诗社，还铅印出版过一本酬唱集《梅魂吟草》。

童年，妈妈常给我哼好听的催眠曲和童谣，讲《熊妈妈和三个小熊》的童话和司马光砸缸救孩子、凿壁借光等历史故事。繁星满天的夏夜，她常打谜语让我猜，讲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浩瀚的星空，常勾起我孩提时天真的遐想……稍长，妈妈教我练毛笔字，背古诗古文。我背的第一首诗是“床前明月光”，第一篇古文是《陋室铭》……小学五年级，我读完第一本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从此，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无比美妙的星光灿烂的世界。我才知道，在人类的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大千世界，这就是文艺。打这以后，我狂热地爱上了文艺，爱上了书。

母亲，上世纪20年代在杭州读书时的留影，时年 21岁

在宁海这个冷僻、闭塞的小山城，文学书籍很少。家里仅有的几本书都被我读完了，我就到处找书看。什么《封神演义》《七剑十三侠》，以及那些破旧的连环画，我都饥不择食地借来看。有个同学的爸爸是失业从宁波回来的小学教师。他穷困潦倒，当时带回一箱书，都是些《一千零一夜》之类的外国童话。《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一小本一小本排放在破旧的书箱里。我如获至宝，每次几本几本地向那同学调换着借阅。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书里，常常天色暗了，妈妈来催着吃晚饭了，我还坐在走廊的小板凳上不肯放下书，眼睛也就这样慢慢近视了。

刚考上初中，家乡解放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喜悦之情，真像朝阳初升、春云舒卷。成天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打腰鼓啊，扭秧歌啦，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欢愉的气氛中。

我和弟弟的第一张合照，当时我9岁，弟弟3岁，摄于1946年

不久，少先队成立了（那时还叫作少儿队），我们都挂上了红领巾，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

这时，来了一个姓钱的少先队辅导员，是浙大数学系刚毕业的学生。戴副眼镜，一口台州口音，成天与我们这些红领巾泡在一起，举办营火会、野餐、夏令营活动。他还自己掏钱买了不少当时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有《铁木儿及其伙伴》《学校》《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陈列在少先队的活动室里。这对我来说，不啻最大的礼物，像磁铁般吸引住我的心。书中清新的内容、鲜明可爱的人物，更切合我们这些少先队员的实际，铁木儿、卓娅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辅导员组织我们这些红领巾到城门口去放哨、站岗，还每人发一把刺刀，晚上在学校周围巡逻，防特、防火、防毒。那时候看来，这任务够光荣也够惊险的，夜风吹来，浑身瑟瑟抖索，不知是冷还是害怕。还有捡废铜烂铁捐献飞机大炮呀，发动群众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呀……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那时候自己怎么会不知不觉写起诗来了，还有《请在和平呼吁书上签个名吧》《反革命分子，你往哪里逃？》等，写在作文本上聊以塞责，并发表在红领巾壁报上，这可算是我的第一批作品，一些十分稚气的习作。但无论如何，这总算是我创作的开始。

今天回想起来，这段生活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我们这代少年人虽然没有我们的孩子们那样幸福，有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但我们是在新中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第一代红领巾，这是足以自豪的。所以我把这段生活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小城故事》，最近才完稿，算是献给我们这批同时代的少年人吧。

初中毕业了，升高中，将来考大学，在当时都不成问题。我的理想是将来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作家。可是，学校领导号召我们全班同学去读师范。当时读师范的人很少，班主任就要我们“以参军的精神去参师”。这样，读高中、升大学的理想破灭了，全班同学（除了少数坚决要读高中的人以外）一齐被保送到锦堂师范。

当老式的木炭汽车载着我们离开家乡向宁波进发时，大家竟激动兴奋地唱起“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的歌来。因为我们要从这偏僻的小城走向广阔的世界了。

锦堂师范在慈北的观海卫东山头，是爱国华侨资本家吴锦堂兴资创办的，在当时已有近四十年历史。

校舍是红砖砌的日式口字形楼房。学校的设备好多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音乐教室的竖式钢琴和美术教室那形形色色的石膏像。师资水平当然也比宁海中学高得多，特别是音乐、美术老师，都是宁波一带很有名望的教师。这样，我自然而然被吸引，兴趣一下集中到音乐、美术上，还担任了班级音美科代表。

我于慈溪师范毕业时的照片

教音乐的是戴纬文老师，矮矮的，已渐秃顶，戴副眼镜，脖子上常年围着一块白绸巾，很像壁上贴着的贝多芬画像。他是很有音乐气质的人，上课时热情洋溢，情绪激动，很容易感染我们这些学生。他教我们唱歌、乐理，甚至作曲，还选拔几个学生练钢琴。这太吸引人了，我除了上课以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躲到钢琴房去练琴。丁善德的《晓风之舞》，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晚会》，还有外国的《少女的祈祷》等，曾是那样震慑、迷醉过我的心灵。特别是《少女的祈祷》这首优美而不太复杂的曲子，在烛光下（那时学校还没电灯，教室点汽灯，琴房只好点起蜡烛了）缓缓从我指间流过时，我的心颤动了，真想哭泣流泪，完全沉浸在乐曲的神奇意境中……我来不及按部就班地弹完车尔尼的《599钢琴教程》、巴哈的《小奏鸣曲》，就贪大求难地弹起演奏曲，结果遭到戴老师的一顿严厉批评：“艺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不过，我应该感谢这点少得可怜的音乐知识。后来在大学，我居然能胆大妄为地用钢琴为诗歌朗诵即兴配乐，不自量力地谱写《毕业大合唱》《送瘟神》歌剧。

对美术，我也异常热衷。当时有位从上海来慈溪休养的美术教师叫徐飞鸿，他是延安来的老“鲁艺”，擅长剪纸。我就帮他捣烂泥，翻石膏，雕塑列宁、毛主席浮雕像，还跟他学剪纸。1953年冬天，我刻了一幅剪纸《拾稻穗》，偷偷寄给省里的《农民大众》报，结果发表了，换了一个题目《不让一粒粮食糟蹋掉》。报社寄来了两万元稿费（旧币）。啊！这真像得了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我就花了一万元钱买了一大脸盆三北盐炒豆，请全班同学吃，最后用余下的钱买了一双袜子。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喜悦之情确是难以言喻的。

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竟是一张剪纸，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至今想起来也觉有趣好笑。

当然，我对文学的兴趣仍然十分浓厚。师范的图书馆比起中学来，藏书丰富多了。我贪婪地借阅，专门借厚厚的大部头小说，我看的第一部新文学作品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第一部外国名著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学视野更广阔了。

毕业时，全校举行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组反映实习生活的诗《走向新的岗位》，居然得了一等奖，抄在校门口的壁报上，还油印在征文专集上，同学们夸奖我，我也颇有些自得。

我确实是走向新的岗位了。

当时，慈溪师范毕业生，有的被分配到宁波市，有的被分配到宁波地区各个县。我们是完全可以去宁波或回家乡的，可是却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要求分配去舟山。

当时，舟山刚解放不久，大陈岛和一江山岛还未完全解放，海上常有残匪骚扰。我们有两个分配到象山的女同学，就在去石浦的途中被海匪劫走了。可我们丝毫不把这些放在心里，满怀豪情去海岛。出发时，同学们挥泪分别，同声高唱起《共青团员之歌》。一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时，泪水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这种感情，今天的青年恐怕是难以理解的，甚至会感到好笑，但那时候，我们的感情确是这样的，真挚，冲动，毫无矫饰与做作。

我被分配到岱山县第二中心小学，在一个叫北峰山的海边山村。校舍是个破庙，一共只有八个教师，烧饭买菜的活要教师轮流做。我教的是五、六年级复式，十多个六年级学生和二十多个五年级学生同坐一个教室，我在一节课里既要教六年级又要教五年级。这些学生年龄都比较大，有的比我还要长一两岁，有的女孩子戴着银项圈，烫着长头发，是十足的渔家大姑娘了，可还坐在课桌后听我这个小老师讲课。这些情况，今天的青少年听起来，简直像“海外奇谈”了。

我除了教学以外，还从事我喜爱的文艺创作。美术搞不成了，因为没有石膏像可以练习素描。庙门口有个石狮子可以写生，但老是画石狮子也画厌了，就放弃画画，重点转到文学上来。

我开始狂热地写起诗来，每天写一首，用诗来写日记。这本日记至今还保留着，翻开来看看，是很幼稚可笑的，但我很珍视这稚劣的习作。

当时岱山县城在东沙镇，有十多里路，要翻过两道山岭。每星期我要轮到值厨一次，到东沙镇去买菜。我就趁此机会，到镇上的新华书店去看看，买上一两本书，再到文化馆的图书室去翻翻报刊，借几本带回学校来看。记得有一次借到一本屠格涅夫的《阿霞》，简直把我迷住了，世界上竟有这样优美的文字，这样抒情的杰作。有一次，我买好一篮菜，坐在文化馆的阅览室里埋头看报刊，看啊，看啊，连外面在大声嚷嚷我都没听见，直到管理员气急败坏地奔进来喊：“敌人飞机来了，你还不快跑！”我一听，外面已响起飞机的隆隆声和高射炮的射击声，就连忙提起菜篮冲出大门，往背后的小山上跑。抬头一看，敌机已在头顶盘旋，就赶紧往山坡的草丛里一躲。幸亏解放军的高射炮不断射击，敌机才匆匆往海上逃遁而去。

海岛小学教师的生活虽艰苦，但我们这些青年过得十分快活。周末放假，我就赶到东沙镇县城与从师范一起分配来的几个同学欢聚。我们常常在傍晚到海滩去游泳，站在礁石上模仿普希金的样子，高声朗诵《致大海》。身上沾了不少沙子，回到宿舍用清水一冲，就躺到铺着席子的地板上，点起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由一个同学朗读《青年近卫军》或拜伦的抒情诗，其余的人托腮聆听，沉浸在无限美妙的罗曼蒂克的气氛中。

上世纪70年代，我和胡尹强（右）合照。照片已模糊，但记忆仍然清晰

我有个同班同学胡尹强，也是宁海人，一起从初中保送到师范，又一起分配到岱山岛，两人都对文学爱得入迷，每个星期都要碰头一次。不过他写小说，我写诗。那时，他开始写起长篇小说《路》来了。《路》中间还有一首歌，歌词还是胡尹强让我为他写的呢。

1956年——我们祖国发光的时代，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宏伟的目标，高远的理想，振奋着我们的心。我与胡尹强都想报考大学中文系，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那时，我们都已调到县文教科搞教研工作。当时的科长孙明同志，文质彬彬，知识分子出身，只有二十五六岁，很理解我们青年人的愿望与要求，同意我们报考大学，叫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暑假开始，我们两个人白天办全县的小学普通话训练班，晚上复习功课，连睡觉都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这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就匆匆乘船赶往宁波赴考了。

考场设在宁波月湖边的宁波二中。记得那是个大热天，来考试的人非常多，熙熙攘攘，因为解放后只有那一年可以报考小学教师。我们一见人才济济，以为这次肯定考取不了，所以情绪低落，连暑假组织的普陀山休养都没兴趣去。

8月10日发榜以后，有的人已陆续接到通知，考取了宁波师专、台州师专……我们等到8月20日还不见通知，就灰溜溜取道宁波回家乡了。

8月30日下午，我们正从南门外的溪中游泳回来，天空下起滂沱大雨。暴风雨中，胡尹强浑身湿淋淋地冲进我家，手里挥舞着一张电报，狂喜地大叫：“我们考取了！考取了浙师院中文系（杭大中文系的前身）！”这突如其来的喜事把我们乐疯了，我们两个捧着这张电报跳啊、笑啊、喊啊……把暴风雨也赶走了，迎来了雨后的晴朗天空。

就这样，我们在8月底，带着行李从宁波出发到杭州。那时，萧甬铁路只通到庄桥，我们就从宁波市区搭乘三轮车到庄桥去赶火车。

那一天，我们大清早就动身启程，东方还未破晓。三轮车载着我和胡尹强在朦胧的夜色中，吃力地向庄桥而去。海天相接的东方，慢慢显出了鱼肚色，晨曦微露后，射出了千万道霞光，天边的云彩渐渐发亮，闪闪灼灼，太阳马上要升起了。我们是在向朝霞驰去，向太阳驰去，向理想驰去，向我们追求已久的文艺之神缪斯驰去……我在心中默默地喊：“再见了！故乡的土地，我要离开你，去追求我的理想了。我不会忘记你的养育之恩，总有一天，我要用笔来抒发心中不尽的思乡之情……”

现在，当我拿起笔来抒发心中的思乡之情，写出这篇文章时，却已是三十年后。我停住笔，回顾这三十年，确是走了多么长多么坎坷的一段路啊！这三十年的乡思和乡情，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写完呢？正如我在电视剧《盈盈一水间》的插曲里所写的那样：

说不完啊叙不尽，三十年思绪二十年情，山是家乡的绿，水是家乡的清，花是家乡的艳，月是家乡的明……说不完，抒不完，唱不尽……

这不光是朱逢博的动人歌声，更是我发自肺腑的心声！故乡的土地和亲人，请听吧，请接受我一片赤诚的乡情。

（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