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中学迎来解放

宁海中学当时的校门，由国民党军官刘膺古捐建

我是宁海中学1949年春季班学生。进校是该年的春天，宁海尚未解放。

当时，宁中坐落在大北门城墙脚下，大门朝西，两扇大铁门。两幢主要的办公楼和教学楼坐北朝南，后面有个大礼堂，据说蒋介石曾在此发表过演说。礼堂西首是学生宿舍。东首还有教学楼、仪器室、卫生室和教工宿舍，用一条长长的甬道连接。校园东面是一个大操场，连着大片的水稻田，一直通到东门。

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东北角最后一幢楼，我们班在楼下的右边，靠着一口池塘。上半年的校长叫陈熙光，竹口人，模样很威严，冬天戴一顶高高的黑绒帽，早晨常捧一杯豆浆站在宿舍门口。公民课老师叫赵康，英语课是大名鼎鼎的华俊升先生，他常因乡下来的同学发音不准发脾气。有个姓顾的同学竟把“Yes，sir！”“No，sir！”念成了“也司，松！”“侬，松！”引得哄堂大笑。我当时虚龄10岁，是全班最矮小的孩子，上课心不在焉，常偷偷在课本上东画西涂、看抽屉里的小人书。下课就溜到漂浮绿萍的池塘边去捞蝌蚪、抓蟋蟀。

这年夏天特别热，宁海小城的老百姓成天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杭州已在5月3日解放，宁海城里充塞着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长江部队”。很多民房成了兵营，派捐税、抽壮丁、拉民夫，老百姓苦不堪言。

解放后首位校长（当时叫校主任委员）是桑洲人王育和先生

1949年7月5日早晨，长江部队仓皇向白峤岭方向逃遁。夜晚，南门外方向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解放军翻过黄土岭，从黄坛、溪南、水车朝跃龙山攻打，很快解放了县城。

经过这个难忘的暑假，宁海中学就“换了人间”，首任校长是王育和先生，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人士，同柔石烈士关系密切。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提到他为狱中柔石送衣物，也为鲁迅先生传递信件。王校长热情和蔼、博学多才，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多次在晚会上表演。同学们在流传：他有个弟弟是30年代老革命，在北京当“大官”。解放后不久，他弟弟回过故乡，王校长让他与宁中全校师生见面，才知道是王家扬同志。

当时，宁中师资力量很强，教我们语文的是胡孝心、路立五、杨文奎；教英语的是陈雅来、童泽欧；教地理的是郑为前、俞岳；教理化的是毛坤光、袁春望；教美术的是柴时道、吴其寿；教体育的是季学钧（省篮球队队员）……这些教师中有的有机会出国却没去，回到家乡任教，都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从杭州等地也来了一批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年轻教师。其中一位是教数学的钱绍泰，刚从浙大毕业，还是个单身汉，兼任少先队辅导员。他住在操场边的小房子里，自己掏钱买了不少苏联的儿童小说，我们这群少男少女常上他寝室去玩。1950年，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国少年儿童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前身）成立了。不久，宁中少先队正式成立，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

这时，宁海刚解放不久，社会还不安定，由于地处沿海，残敌、土匪常来骚扰。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宁海也加紧对敌斗争。我们少先队员也组织起来，投入防空、防毒、防特（务）斗争。白天，除了上课，就去大街小巷巡逻，防止敌人往水井里投毒；晚上，在校园分批轮流站岗、放哨。每人发一把刺刀，三人一个组，隔半个小时到学校各个角落去巡视一圈。

扮演《白毛女》歌剧主角的是高中同学蒋明训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新来的音乐老师李子平排演了当时已轰动全国的歌剧《白毛女》。演喜儿的开头是我们同年级的王一亚，后来人家攻击她是李老师带来的“情妇”，喜儿就改由高中部的蒋明训饰演。《北风吹》《扎红头绳》的歌一下变得人人能唱，歌声响遍校园，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新文艺的魅力。

1950年秋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和平签名活动。我们少先队员也纷纷上街，甚至站在城门口用铁皮话筒叫喊，发动四邻八乡来的群众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我还模仿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东京女孩》，写了一首《请在和平呼吁书上签个名吧》，刊登在我主编的《红领巾壁报》上，这可算是我最初的诗作了。

高中部的同学踊跃参军、参干，戴着大红花踏上抗美援朝的前线。胡孝心先生的儿子胡教平去当空军，还有的去当海军、卫生兵、文工团员。有个很漂亮的姓金的女同学在前线牺牲了，大家看到电影《英雄儿女》就会想起她。前线急需飞机、大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捐献活动。我们孩子没钱捐款，就到处去捡废铜烂铁，甚至把家中的铜火熜、旧锄头、铁铲都偷出来凑数。

读到了初三年级，正好新中国初期缺乏人民教师，学校领导号召“以参军、参干精神去读师范”，要把我们整班保送到锦堂师范。我虽然一心想上高中、读大学，幻想当一名作家，但在班主任老师反复做工作下，仍和班上同学少小离家，唱着《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背着铺盖来到荒凉的慈北海边。

当时，是1951年冬天，我13岁，结束了宁海中学初中部生活。这难忘的一年，是我生命的春天，后来我把这些生活素材写成了长篇小说《小城故事》。我在母校宁海中学时间虽不长，它却是我创作生涯的起点。

（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