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读的锦堂师范（后改名慈溪师范）大门
师范教学楼和宿舍楼
正是桃李芳菲的暮春，我们这群毕业已四十多年的老学生，重返母校锦堂师范来了。远远望见那幢魂牵梦绕的二层红色砖房，一个个急匆匆奔过小桥，来到那穹形的门楼前仰望。
啊！这幢楼房，方方正正真像个“口”字，人们习惯叫它“口字房”。我们来自浙东各地的莘莘学子，负笈慈北海隅，那么多男男女女在一起，睡通铺，吃大锅饭，曾在这个口字房里过了三年集体生活。曾记否？那时还没有电，晚自修每个教室挂一盏汽灯，大家在黯淡的油灯下立志苦读，直到水池边造起小小发电房，一台柴油机给全校送来光明。停电是常事，灯一暗就唱歌，每个教室都弦歌一堂。1953年，一批同学参军、参干要走了，教音乐的戴纬文老师激昂地唱起《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歌声通过挂在走廊唯一的大喇叭，回响在每个教室、寝室，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夜不能寐。
二楼是集体宿舍，上下铺要睡三四十个人。冬天，不少同学棉絮薄如毯、硬如板，只好把大衣、棉袄全压在被子上。呼啸的西北风破窗而入，我只得把脚下被子扎紧，抵御彻骨的严寒。夏天，臭虫满床爬，咬得人通宵难以入眠，只好跑到校园里聊天到黎明。星期天用滚水烫床板、草席，成了必不可少的功课。说来今天的青年难以相信，那时有的同学连毛巾都买不起，一方土布权充毛巾、脚布。
生活虽艰苦，心里却自由，这儿曾是我们青春的伊甸园。我日夜躲在底楼那个不大的图书馆里，贪婪地吸吮中外名著的乳汁。在靠门那个美术教室，几个小时专心致志画石膏素描，在二楼那带阳台的房间，在烛光下反复练习弹奏《小奏鸣曲》《少女的祈祷》。我发表的第一幅剪纸作品《拾麦穗》，就是在延安“鲁艺”来的徐飞鸿老师指导下完成的。我毕业创作的组诗《走向生活》，则引领我走上了作家之路。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两鬓如霜。当我们再度相聚在母校，仿佛又回到事业的起点。我们都是从这个口字房出去的学生，无论你东奔西走到哪儿，无论你成就大小，纵然你归来时脚步蹒跚，都曾经停靠在这座口字形红楼的门前。
（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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