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的一种资源。作为统御者，能做到“人尽其才”，事业才有希望。但是，人事安排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需要花费精力去研究。如何去安排人事呢?鬼谷子给了我们答案:“君因其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
春秋时期，伯乐是著名的相马专家。一天，伯乐受楚王的委托去买千里马。他跑了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现好马。
这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一匹骨瘦如柴的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前进。伯乐走到跟前，只见马突然昂起头，瞪大眼睛，大声嘶鸣。伯乐立刻从这马的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于是，伯乐对驾车人说:“这匹马如果在战场上驰骋，没有任何马能比过它;但你用它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将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觉得自己的马不像是好马，就把马卖给了伯乐。
伯乐把马牵到楚王的宫殿，楚王一看马瘦得不成样子，便认为伯乐愚弄他，很不高兴地说:“这马连走路都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大王，这匹马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月，一定会恢复它本来的样子的。”果然，这匹马后来跟随楚王征战沙场，立下很多功劳。
自古以来，人才就像千里马一样，必须有伯乐的赏识才行，有才之人不遇圣明君王也就不会发挥作用。才能不被明君赏识，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有才之人不被任用，因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王之不明。实际上，有才之人一旦被任用，所发挥出的功用不止是一人之幸。君王起用人才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这样，国家民众才能受其功益。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认为君主要创建霸业，首先要能识贤、用贤，要防止小人对君主的蛊惑。他建议齐桓公起用隰朋、宁越等五个人，同时悬榜国门，号召各国人献计献策，招纳四方志士。在管仲的协助下，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商业，逐渐使齐国富强起来，为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
相反，战国有个楚怀王，起初任用屈原这样的忠臣，国家治理得很好，但他未能善始善终，后来信任奸臣，使得国家一天不如一天。正如屈原在《离骚》中说的:“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史记》中司马迁感慨道:“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管仲、屈原都是旷世济时的良才，但由于遇到不同的君主，命运也有天壤之别。人处于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触。优秀的人懂得辨识英才，与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从而提升自己。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因才授职的能力尤为重要。
如果领导者不能合理安排人事，事事亲临，难免分身乏术，穷于应付，这样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众人的积极性。诸葛亮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后人的敬仰，但他“事必躬亲”的做事方法，也曾遭到后人的批评。刘备托孤时，交代诸葛亮在成都辅佐刘禅，主政务，让李严屯永安拒吴并主军务。诸葛亮秉政，本应充分发挥好李严等人的作用，然而他“事无巨细，必躬亲之”，惹得李严不高兴，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后来诸葛亮还亲自抓起了运粮事宜，耗费了无数精力。不善授权，终将累及自身。五丈原对峙，旷日持久，士兵中有些松懈，确需整顿军纪，本应授权众将管理部属，可诸葛亮却是罚二十杖以上，皆亲自处理，忙得没日没夜。司马懿听说这些情况后，断言:“亮将死矣。”果如其言，不久，诸葛亮就累死在阵前。
领导者应该选贤任能，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善取下级之智慧以临天下，这才是以智慧临下的“智临”。既不是事必躬亲，又并不脱离民众，这才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道”。汉高祖刘邦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可以说是善取臣下之智以临众的“大君”了。善于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辅助自己君临天下，这正是“大君”的明智之处。
一个优秀的统帅，在对人才委以重任的同时，也要适当加以控制。基于中国官文化的传统，一个人有了权力，若其道德修养较低，又缺少一定的监督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不良环境侵蚀腐化，成为危害国家和民众的“硕鼠”。
诸葛亮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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