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官借车

商子雍

“文革”期间,我在一个基层单位当宣传干事。按说这种在当时被戏称为“空对空导弹发射手”的差事,应该是比较清闲的。但不巧的是我所在的这个基层单位是上边抓的一个点,为应付五花八门的会议,从“抓纲治国”到计划生育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它都必须产生,而这些材料的加工制造,对我这个所谓的“笔杆子”而言又是责无旁贷。这么一来,从春到夏,经秋至冬,我就很少有消停的日子了。当然,要说好处嘛,似乎也有一条,这就是隔三岔五地总能对上边的某个大官近距离地观察上一番(交谈则一般不行)。不像别的基层单位的那些像我一样的小干事,已经在上边大官的英明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好几年了,却连这些大官是长脸还是圆脸、系黑脸抑或白脸还搞不清。自然,这也与那个时候电视事业尚不够发达有关。不像现在,只需不长时日,便足以让某位热衷于今天在荧屏上露脸的大官迅速成长为众多百姓一眼便可认出的明星。

在当时常来我们这个基层单位视察的大官中,有一位姓——姑且说他姓赵吧,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这是因为他不但来得勤,而且还时不时地借我的自行车用。借车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 上午9点左右,赵大官坐着小轿车来到我们这儿,并立即打发司机把车开走,然后在我们书记的办公室里谈一阵“抓革命,促生产”的事(未曾列席旁听过,但我想一定是谈这些)。再下来就是来借我的自行车骑上出去办事。办什么事?我从来不曾打问,但想来肯定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之类的好事吧!我也因此曾为我的那辆加重“红旗”能有幸参与此等重要使命而深感骄傲。下午4点左右,赵大官骑车归来,几乎与此同时,早上他打发走的那辆小轿车也再次来到我们单位门口,于是,赵大官一路“屁股冒烟”而去。

这本应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一场政治变动使其中隐藏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的话。“四人帮”垮台以后,赵大官成了被审查的对象,揭发出来的问题大多属政治范畴,生活作风方面的也有一条,这就是此人长期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关系暧昧,经常以深入基层为名偷偷摸摸地去和情人幽会(大家明白了吧,我的那辆自行车,就是他的作案工具),而最早发现并最终揭发这个问题的,便是赵大官煞费苦心要摆脱的司机。

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当年的赵大官如今在何处,安康否?旧事重提,不免引出几多感慨: 如今的为官者倘若欲行苟且之事——别说是去会仅比合法夫人低一级甚或半级的情人,就是去桑拿、歌厅和小姐鬼混,已大可不必如当年的赵大官那般作难了。满街都是“的士”,方便得很。

当然,这样的为官者只是极少数。我们的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文革”时写材料经常引用这一条毛主席语录,所以至今记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