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县汉墓

在北方地区目前已经发表的汉墓中，山西朔县汉墓是数量较多，编年序列较完整的一批材料。简报将该墓地分为六期：第一期为秦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期（分前后两段）、第三期为西汉中期、第四期为西汉晚期、第五期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第六期为东汉中后期。

黄盛璋先生曾撰写《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一文（下文简称《问题》），对朔县发现的器物铭刻文字、铜镜、铜钱等进行考证，认为简报中部分文字的释铭，以及对铜钱年代的判断有误^[5]。例如，简报中属于第一期的6M476（陶壶戳印）、QM102（铜印），第二期前段的QM41（四山镜）和8M89（铜铍）、6M491（布币）；第二期后段的9M1（铜印）、6M41（铜印）以及第五期的1M8（布币）都包含了不属于汉代的器物（即括号中的器物）。由于该墓地的正式报告尚未发表，大多墓葬只发表了一件或两件器物，缺乏器物组合的信息，所以虽然早期遗物可能出现在晚期的遗存中，但是在墓葬资料尚不完整的条件下，暂时先将以上墓葬排除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并且，朔县第一期墓葬中的遗物只发表了4件陶器、2个铜带钩和1件铜印。根据《问题》一文的研究，陶器上的戳印和铜印文字均具有战国文字的特点，“第一期墓葬最早应是战国晚期，国别为赵”。因此，本书在排除以上年代有异议的墓葬外，在讨论时主要涉及朔县第二期以后的墓葬。

由于朔县汉墓的正式报告尚未发表，简报只是按期别介绍墓葬形制和主要器物，也未附墓葬登记表，缺乏共存信息，根据现有材料还无法重新分析和检验简报的分期结果。受材料所限，本书主要涉及朔县简报第二期以后的墓葬，为了便于讨论，本书将朔县汉墓重新认定为五期：第一期，相当于简报第二期，即西汉早期；第二期，相当于简报第三期，即西汉中期，第三期，相当于简报第四期，即西汉晚期；第四期，相当于简报第五期，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第五期，相当于简报第六期，即东汉中后期。

5M1在朔县的简报中也被定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但是在另一篇单独关于5M1的简报中，将这座墓葬的年代定为“西汉中晚期”^[6]。5M1为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品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铜器主要有鼎、锺、钫、熏炉等，陶器以鼎、盒、壶、罐、灶为主。其中铜钫（5M1∶40）的形制与朔县西汉晚期4M138∶21接近，铜博山炉（5M1∶29）的形制与朔县西汉晚期3M16∶23接近；陶鼎、盒、罐的形制分别与朔县西汉晚期的3式鼎（3M170∶6）、6式盒（9M129∶5）、Ⅲ型4式罐（3M56∶10）类似。5M1中伴出流行于西汉晚期的昭明连弧纹镜，且未见王莽时期的钱币，因此本书认为5M1的年代更可能为西汉晚期。

另有几座墓葬除在朔县汉墓的简报中有报道，也有单独发表的简报，上文提及的5M1便是一例，此外还有ZM1^[7]、3M1、3M2^[8]。ZM1为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品以铜器为主。铜鼎、樽的造型与山西右玉大川出土的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铜鼎、樽基本一致^[9]。朔县简报以及单独发表的简报均将ZM1的年代判定在西汉晚期是可信的。3M1、3M2为并穴合葬竖穴土坑木椁墓，3M1出土的铜锺（3M1∶2）、铜钫（3M1∶4）、铜甗（3M1∶8）的形制分别与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期）M1∶4108、M1∶4326、M1∶4104接近^[10]，年代应当在西汉中期。3M2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陶甗（3M2∶8）的形制与朔县西汉晚期2式甗（3M46∶6）接近，盒的形制与朔县西汉晚期6式盒（9M129∶5）接近，伴出昭明重圈铭文镜，年代应当在西汉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