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对北方地区墓葬期别的划分和年代的判定是考古年代学的基础研究，但年代学研究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在确立了墓葬年代的基础上，通过对各时期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的全面观察，可以总结出各类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组合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规律，进而归纳北方地区汉墓发展的阶段特征。
（一）墓葬形制
土坑墓中，A型土坑墓是先秦时期流行的墓葬形制，在西汉早中期时仍然比较流行。B型土坑墓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木椁具有标示墓主人身份级别的意义，两周时期棺椁的数量与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定[131]。在西汉初期，西安地区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也使用木椁[132]。而北方地区木椁的使用时间较西安地区更为长久，少数地区可延续使用至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在B型土坑墓中，带斜坡墓道的Bb型较不带斜坡墓道的Ba型规模要大，主要体现在墓室规格上，如山西朔县5M1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墓葬，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斜坡墓道的设立应当是为了满足营建大墓室时运输大量土方的需要。C型土坑墓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磴口地区，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由早期的椁室完全用木椁到晚期仅墓顶用木头横搭，表现了木质构材逐渐衰退的过程。如果将使用木椁视为旧文化传统的遗留，而将小砖的使用视为新墓葬形制的开始，那么砖木混合结构本身则说明了边疆地区汉文化发展过程中新旧文化融合的特点。
洞室墓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甘青地区[133]，战国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在关中地区的秦墓中[134]。随着秦的对外扩张，洞室墓在关中以外的地区逐渐出现。在北方地区，A型洞室墓主要见于西汉早中期，且以在墓道短边侧掏洞的直洞墓比较多见。西汉中期以后，B型洞室墓流行，延续使用至东汉早期。少数地区东汉中后期见有多墓室的洞室墓，但仅为个例，由于保存状况不佳，很难代表洞室墓在东汉中后期时的结构特点。洞室墓中也有部分墓葬使用木椁，但洞室木椁墓的数量不及土坑木椁墓的数量多，且两者在结构上也有差异：前者木椁规模较小，紧贴墓壁置椁，椁的大小与墓室大小接近，后者墓室规模一般较大，木椁与墓壁之间留有空隙填塞以石、炭等增强墓室空间的密封性；前者木椁用材多为未经加工的圆木，而后者木椁的用材比较考究，均为规格大小一致的方木。并且，由于墓室构造的不同，洞室木椁的封口位置位于椁室侧边，不同于土坑木椁的封口位于椁室顶部，因此棺木放入的方式也不同，前者为横置式，而后者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北方地区，A型洞室墓中不使用木椁的Aa型与使用木椁的Ab型流行时间相近，而B型洞室墓中，不使用木椁的Ba型流行时间较使用木椁的Bb型略长，并且Ba型洞室墓中双墓室的数量要多于Bb型洞室墓双墓室。总的来看，北方地区洞室墓主要流行于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以前，A型洞室墓始见于西汉早期，是旧有墓葬形制在汉代的延续，B型洞室墓作为汉代新兴的墓葬形制在北方地区见于西汉中期，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要大于A型洞室墓。
砖室墓的普遍流行是汉代墓葬形制的最大特点之一。北方地区砖室墓出现于西汉晚期。A型砖室墓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以前，B型砖室墓开始出现于东汉前期，C型砖室墓主要见于东汉中后期。墓室的增加适应了汉代随着庄园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多人合葬的需要，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大型的多穹隆顶砖室墓应是当时大土地所有制膨胀，地方豪强势力扩张的直接产物[135]。另一方面，在“事死如事生”的思想支配下，墓顶也由券顶逐渐发展为穹隆顶，使得墓室变得越来越像生人的住宅。
石室墓和砖石合构墓均流行于东汉中后期。石室墓以B型，即前后室结构居多。石室墓的墓壁用类似条砖的石块砌筑，在墓门和墓室四壁立砌大型的画像石。砖石合构墓也以B型，即前后室结构居多。除少数墓壁由石块和条砖混砌以外，大部分砖石合构墓都是以条砖砌墓壁，在形制和砌筑方式上与砖室墓相同，只是墓门使用画像石。因此，就墓室的布局和墓顶结构来说，砖室墓、石室墓、砖石合构墓三者存在一致性。
从墓葬形制的总体发展来看，西汉早期，以A型土坑墓、A型洞室墓为主，表现出旧有文化的影响；西汉中期，A型土坑墓、A型洞室墓继续存在，新出现B型土坑墓、B型洞室墓。B型土坑墓的出现说明社会等级的分化，应是受礼制传统影响而产生的，而B型洞室墓是汉代新出现的墓葬形制。西汉晚期，原有的墓葬形制仍然存在，新出现砖室墓，个别地区出现C型土坑墓，将砖、木混合用以构筑墓室体现了这一时期新旧文化融合的特点。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的墓葬形制较西汉晚期时种类有所减少，A型、Ba型土坑墓基本不见，Bb型土坑墓和A型洞室墓已经十分少见，局部地区以CⅠ／Ⅱ式土坑墓为主，大部分地区以B型洞室墓和AⅠ式砖室墓为主。东汉时期以后，砖室墓成为北方地区汉墓的主要形制，土坑墓、洞室墓几乎不见。在东汉中后期局部地区出现的石构墓和砖石合构墓，除用画像石作为墓门或墓内框架外，在墓室布局和墓顶结构均与砖室墓相同，并与砖室墓具有相近的发展趋势，即墓室由少到多，墓顶由券顶发展为穹窿顶。
以上讨论的各种墓葬形制的发展变化主要侧重于不同时期墓葬构材、墓室平面或立体结构的变化。事实上，伴随着墓室构造本身的发展，埋葬方式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西汉早期主要流行单人葬；西汉中期除单人葬外，出现了双人并穴合葬；西汉晚期以后双人同穴合葬增加，并穴合葬墓仍有少量存在；东汉时期以后，流行多人合葬，甚至出现多代合葬和家族墓地。埋葬方式的变化是同婚姻制度和家族制度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汉代以后，与大土地所有制相适应的宗族制度的确立，才出现了夫妻同穴合葬、多代合葬以及家族墓地[136]。在葬式方面，西汉早中期在部分地区见有屈肢葬，西汉晚期以后基本为仰身直肢葬所取代。这一变化也体现了旧有文化影响逐渐减弱，汉文化影响逐渐增强的过程。
（二）随葬品组合
随葬品组合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可以从铜器和陶器两方面来认识。
铜钱、铜镜是两汉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虽然各时期流行的铜镜、铜钱的具体形制有所不同，但作为随葬品的两大类别，它们的出现或消失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另外，铜车马明器也是北方地区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有成组出土，也零散见于墓葬，借以代表墓主人生前驾乘的车马或者表达对占有这类财物的愿望。但从现有材料来看，无论是从形制，还是随葬数量的多少，铜车马明器亦未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相比之下，铜礼器和生活用器在墓葬中的有无更能体现出同时期墓葬的不同等级以及不同时期墓葬随葬品的组合特点。
在北方地区，铜礼器和生活用器多成组出现于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有些铜礼器器表有烟熏的痕迹，可能已作日用器具使用。成组随葬铜器的墓葬以B型土坑墓居多，地表残存有大型封土，多带长斜坡墓道，墓室规模一般在10—20平方米。从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铜器的种类和数量来看，这部分墓主人可能较同时期随葬以陶器为主的墓主人在生前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更多的财富。前文在分析墓葬形制时已经指出，木椁在汉代的延续使用应当是周礼传统的影响。同样铜礼器的使用在先秦时期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三《礼》记载，诸侯用大牢九鼎，卿、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三鼎，士用一鼎。但是自西周以后，这套制度便受到破坏[137]。随葬鼎以及棺椁制度的配合，一般虽有随棺椁层数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并不一定完全依照这种理想的规则[138]。
汉代以后，尽管铜礼器作为礼器的性质在逐渐淡化，但从它们仅出土于少数墓葬来看，仍具有代表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指向意义。如果将椁室的使用、铜礼器的随葬看成是继承自先秦时期的礼制观念，那么这一文化传统显然在地位较高的人群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西汉晚期以后，北方地区随葬铜礼器和生活用器的墓葬逐渐少见。但这种变化并非意味着社会等级的消失，而应当是丧葬制度的变化使得以青铜礼器为前提的等级判断标准不再适用。换言之，随着汉文化的确立和发展，原先用以表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礼制制度被废除，加之陶质随葬品的广泛流行，墓葬中基本不见大型青铜器，自然也就不能以有无青铜器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了。
北方汉墓常见的陶器依据组合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鼎、盒、壶、钫等为代表的仿铜陶礼器。这一类组合最早出现于两周时期的墓葬中，代表了周礼的传统。进入西汉以后，在关中、关东地区的墓葬中仍有保留。如陕西西安龙首原42座西汉早期墓葬中，大多是以鼎、盒、钫为主要随葬品的[139]。在北方地区以鼎、盒、壶、钫等为代表的仿铜陶礼器主要见于山西朔县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由于正式报告尚未发表，朔县简报提供的共存关系并不多，随葬品中包含陶礼器的几组组合关系有：9M21随葬鼎、盒、甗、罐；3M69随葬鼎、盒；6M16随葬盒、钫。其余在靖边张家坬M3中也有彩绘鼎、盒、壶、钫的组合。说明随葬的陶礼器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组合，但已经不十分严格，也不成组随葬了。
第二类是以壶、罐、樽、盆、盘等为代表的日用陶器。这类陶器在西汉中期时多与第一类陶器伴出。如陕西靖边张家坬M3，不仅有鼎、盒、壶、钫等陶礼器，还随葬罐、灯、樽等日用陶器。西汉中期以后，第一类陶器渐趋减少，第二类陶器逐渐成为主要随葬品。部分地区西汉晚期及西汉末期的墓葬中仍能见到鼎、盒、钫等礼器，但数量较少，多单件随葬，几乎不见成组出土的现象。
第三类是以仓、灶、井、楼、圈厕、家禽家畜以及人物俑等为代表的模型明器以及以案、耳杯、勺等为代表的祭奠器具。其中仓、灶在部分地区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井多见于西汉晚期以后的墓葬中。仓、灶、井三者成组随葬多见于西汉晚期至西汉末期，并多与第二类陶器共存。陶楼、圈厕、案、耳杯、勺等多见于西汉末期以后的墓葬，随葬这类陶器的墓葬中基本不见第一类陶器。
纵观三类陶器的发展，西汉早中期，第一类陶器和第二类陶器共存；西汉晚期，第二类陶器逐渐成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第三类陶器在墓葬中出现；东汉前期以后第一类陶器基本不见，第三类陶器在墓葬中的数量有所增加。三类陶器的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汉代丧葬制度的变化：陶礼器是传统礼制思想在丧葬习俗中的延续。随着旧礼制的破坏，在西汉中期以后，礼器组合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用陶器的出现，用以象征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祭奠器具的出现说明墓内祭祀的盛行。模型明器的流行则是东汉庄园经济发展的表现，也说明汉代社会已经从“只求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向以普遍实现广其财富，众其牛羊，多其屋厦为目标的比较富裕型社会发展”[140]。
（三）发展阶段的划分
结合以上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可以将北方地区的汉墓划分三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北方汉墓的第一期，即西汉早期。墓葬数量较少。从现有资料看，这一阶段的墓葬以土坑墓为主，部分墓葬有屈肢葬。随葬品以壶、罐为主，也见有钫、鼎等陶礼器，体现出受以礼器为核心的“周制”的影响。
第二阶段，包括北方汉墓的第二期至第五期，即西汉中期——东汉前期。经过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整合，汉文化到西汉中期形成了完整的形态[141]。第二阶段是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发展阶段，也是新旧特征融合的阶段：代表旧有文化传统的墓葬形制逐渐消失，汉代新兴的墓葬形制开始流行；随葬品组合中代表旧有礼制传统的礼器组合逐渐消失，日用陶器成为主要随葬品组合，模型明器开始出现。
第三阶段，包括了北方汉墓的第六期，即东汉中后期。这一阶段是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继续发展时期，旧有文化传统几乎完全消失。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合构墓成为最主要的墓葬形制，生活用具、模型明器、祭奠用具为这一阶段的主要随葬品，其中模型明器的数量和种类与第二阶段相比有了较大的增加。
韩国河先生曾对秦汉魏晋时期的丧葬制度有过综合研究，并将墓葬形制演变的规律概括为“第宅化的趋势”，将随葬品变化的规律归纳为“生活化的趋势”[142]。而这也正是北方地区汉墓经历的发展过程，即：墓葬形制由土坑墓向洞室墓、砖室墓发展，墓室由单室到多室，墓顶由券顶发展为穹隆顶，在平面布局和空间立体造型两方面逐渐第宅化；随葬品礼器组合逐渐松散，生活用器、模型明器、祭奠用具成为随葬品的主要种类，呈现出逐渐生活化的趋势。
【注释】
[1]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6期，第1—52页。下文引用朔县汉墓的材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简报。
[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广灵北关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第4—18页。
[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延铁路甘泉段汉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第19—35页。
[4]崔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第25—34页。
[5]黄盛璋：《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文物》1994年第5期，第65—72页。
[6]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第432—441页。
[7]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墓》，《考古》1988年第5期，第442—448页。
[8]屈盛瑞：《山西朔县西汉并穴木椁墓》，《文物》1987年第6期，第53—60页。
[9]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1963年第11期，第4—10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以上涉及山西朔县汉墓的期段划分和器物形制均出自朔县汉墓简报。
[12]支配勇：《山西平鲁上面高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9年第1期，第59—63页。
[13]第二期墓葬五铢钱的具体形制不明，简报中所举的五铢钱为东汉五铢。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陕县东周秦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发掘报告》，《文博》1989年第1期，第3—30页。
[17]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8]张海斌：《包头汉墓的分期》，《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66—500页。
[19]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第1期，第45—51页。
[20]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第1期，第45—51页。
[21]召湾M51和M88见魏坚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三编《包头汉墓》，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99—304页。下文中包头地区的汉墓若无特殊说明，也均引自此书。墓号前若无具体地点均出自召湾。
[22]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包头郊区召湾汉墓清理简报》（二），《包头市文物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第61—73页。
[23]另见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召湾63号汉墓清理简报》，《包头文物资料》（第二辑），1991年，第70—75页。
[24]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召湾70、77、79号汉墓清理简报》，《包头文物资料》（第二辑），1991年，第79—89页。
[25]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92—101、66页。下文边墙壕的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报告。
[26]李逸友：《包头市郊孟家梁清理汉墓十座》，《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第70页。又见《包头市孟家梁汉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2—93页。
[27]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16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14页。
[29]韩保全、程林泉、韩国河编著：《西汉龙首原汉墓·甲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30]包头召湾M77的材料除见于《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以外，还刊发在《包头文物资料》（第二辑，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召湾70、77、79号汉墓清理简报》，第79—89页）上。前者刊发的器物数量较少，但有器物号。后者刊发的器物相对较多，但未附器物号。此处所选的陶井在《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中并未发表，而是引自《包头文物资料》（第二辑），因此没有器物号。下文中包头地区缺号的器物均属这种情况。
[3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277页。下文中麻池的材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报告。
[32]李逸友：《包头市窝尔吐壕汉墓清理简况》，《文物》1960年第2期，第76—77页。又见《包头市窝尔吐壕汉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94页。
[33]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召湾和边墙壕清理的四座汉墓》，《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92—101、66页。
[3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市张龙圪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312页。
[35]郑隆：《内蒙古磴口县陶生井附近的古城古墓调查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7期，第347—351页。下文涉及陶生井墓葬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36]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第92—107页。下文涉及麻弥图墓葬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37]屈盛瑞：《山西朔县西汉并穴木椁墓》，《文物》1987年第6期，第53—60页。
[38]支配勇：《山西平鲁上面高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9年第1期，第59—63页。
[39]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07—164页。
[40]蒋璐：《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汉墓》，《边疆考古研究》（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113页。
[41]姚蔚玲：《略论宁夏两汉墓葬》，《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第81—90页。
[42]《略论宁夏两汉墓葬》一文在分析宁夏地区的汉代墓葬时，将同心倒墩子、李家套子等匈奴墓葬也划入了对应的期别。这些匈奴墓葬的年代在两汉时期，与宁夏地区的其他两汉时期墓葬年代上有并列，但是文化面貌上有很大不同。在本章的讨论中，暂不涉及匈奴墓葬。
[43]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城西汉墓》，《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第183—207页。下文中涉及固原城西的材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报告。
[4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第15—25、73页。下文中盐池张家场的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引自此简报。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4页，图三五。
[4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下文涉及固原九龙山2004年的墓葬材料，均引自此报告。
[47]宁夏文物考古所、盐池县博物馆：《盐池县宛记沟汉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1—106页。下文中涉及盐池宛记沟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48]宁夏文物考古所、吴忠市文管所：《吴忠市韩桥汉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18页。下文中涉及吴忠韩桥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49]宁夏博物馆关马湖汉墓发掘组：《宁夏吴忠县关马湖汉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第29—35、24页。下文中涉及吴忠关马湖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50]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第88—91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14页。
[52]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编著：《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14页。
[5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附录一《2003年发掘的两座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168页。下文涉及固原九龙山2003年发掘的墓葬材料，均引自此报告。
[55]宁夏文物考古所：《灵武横城汉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90页。下文涉及灵武横城的资料，均引自此简报。
[56]以上均引自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第28—40页。下文涉及固原北塬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57]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编著：《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吉县文物管理所：《宁夏西吉县汉、金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第408—411页。下文西吉保林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5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下文固原南塬的材料，均引自此报告。
[61]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考古》1962年第2期，第86—87页。
[62]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博物馆：《固原县上饮河东汉墓清理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9—123页。下文固原上饮河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63]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陈家洼汉墓清理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4—127页。下文固原陈家洼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64]宁夏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宁夏固原北原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4期，第334—337页。下文中涉及固原北原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65]李如森：《汉代模型明器与禽畜人俑综述》，《考古学集刊》（1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04—329页。
[66]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07—164页。
[67]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33页。
[68]耿志强：《宁夏固原北苑小区墓葬发掘简报》，《陇右文博》2007年第1期，第15—27页。
[69]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107—164页。
[7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考古》2008年第12期，第23—38页。另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附录二《固原西郊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9—206页。下文固原西郊的材料，均引自以上两篇简报。
[71]表中所列的墓例为可根据墓葬形制或随葬品进行年代判定的墓葬。还有少数墓葬，由于信息不完整，暂无法分析。
[7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怀来县博物馆：《河北省怀来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9—44页。
[73]陶宗治：《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13—21页。
[74]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发现的两座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第122—124、135页。
[75]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庆阳野林汉墓》，《文物》1984年第4期，第47—49页。
[7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博物馆：《和林格尔县新店子西头号墓葬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3年第2期，第69—71页。
[77]有一部分土洞墓有木椁。
[78]蒋璐：《张家口地区两处汉代墓地相关问题探讨》，《文物春秋》2007年第1期，第28—33页。
[7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北关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第322—328页。
[80]徐建中：《怀安刘家堡发现西汉墓》，《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第86—87页。
[81]山西省文管会：《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6期，第42—48页。
[82]戴尊德、胡生：《右玉县常门铺汉墓》，《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第25—31页。下文涉及右玉常门铺的资料，皆引自此简报。
[8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第3—9页。
[84]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0期，第51—69页。下文涉及靖边老坟梁的资料，皆引自此简报。
[8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博物馆：《和林格尔县新店子西头号墓葬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3年第2期，第69—71页。
[8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第1—18页。
[87]徐建中等：《怀安县乔子沟汉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第88—89页。
[88]东方考古学会：《阳高古城堡：中国山西省阳高县古城堡汉墓》，日本：六兴出版，1990年。
[89]支配勇：《山西平鲁上面高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9年第1期，第59—63页。
[90]高峰、刘宝裕：《广灵西汉木椁墓》，《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177、173页。
[91]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第9—14页。
[9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店湾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第1—10页。
[9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凉城县北营子汉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第25—35页。
[94]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第36—49页。
[95]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发现的两座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第122—124、135页。
[96]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沟门西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18—19、49页。
[9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第20—30页。
[98]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44—45页。
[99]杨元生、赵怡元：《黄陵县上畛子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第12—14页。
[10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2期，第32—43页。
[101]以上三座见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庆阳发现3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第61—64页。
[102]吴荭、魏文斌：《平凉市侯家台汉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7年第2期，第1—5、35页。下文平凉侯家台的材料，均引自此简报。
[103]环县博物馆：《甘肃环县刘家湾汉墓清理报告》，《陇右文博》2014年第1期，第3—10页。
[104]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08页，图五二，9。
[105]程林泉、韩国河、张翔宇编著：《长安汉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8页，图三七二，3。
[106]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3页，图八三，14。
[107]齐鸿浩：《陕西黄龙县发现汉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第105页。另见齐鸿浩：《陕西黄龙县梁家山砖厂汉墓》，《考古》1989年第3期，第278页。
[108]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一座东汉早期墓》，《考古》1983年第9期，第856—857页。
[109]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河北涿鹿矾山五堡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4期，第24—35、12页。
[110]王培生：《河北涿鹿县黄帝城发现一座东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4期，第38—39页。
[1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西城南关东汉墓》，《文物》1990年第5期，第58—63页。王培生：《河北涿鹿县黄帝城发现一座东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4期，第38—39页。
[112]陶宗治、屈建基：《张家口下花园区东汉墓》，《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第90—91、82页。
[113]M1、M2的材料见于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东升路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第23—35页。M3的材料见于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东升路东汉墓（M3）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3期，第4—11页。
[114]商彤流等：《离石马茂庄村汉墓》，《文物季刊》1995年第4期，第1—7页。
[115]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116]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第43页；另见《托克托县东汉闵氏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4—96页。
[117]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黑水泉汉代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4—302页。⑫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古城村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2期，第28—34页。
[118]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黑水泉汉代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4—302页。⑫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古城村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2期，第28—34页。
[119]《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清理古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第127—130页；另见《乌拉特前旗公庙子汉墓》，《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99页。
[120]杨宏明、谢妮娅：《陕西安寨县王家湾发现汉墓》，《考古》1995年第11期，第1047—1048页。
[121]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第954—955、893页。
[122]王娅丽：《西峰市彭原汉墓群发掘简报》，《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第17—18、25页。
[123]张弛：《宁县和盛镇屯庄村汉墓清理报告》，《陇右文博》2011年第2期，第3—7页。
[124]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11年第12期，第72—82页。
[125]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24—227页。
[126]表中所列仅为保存相对较好，有墓葬形制或随葬品等相关信息的画像石墓。另有部分画像石所出的墓葬损毁严重，墓葬形制等信息不明。
[127]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128]谢国桢：《跋汉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文物》1979年第11期，第43—45页。
[129]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
[130]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对秦汉时期的划分，东汉后期截止到汉献帝建安年间之前，此后基本上已经进入三国时代（见书中第378页）。
[131]《荀子·礼论篇》：“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132]郑洪春：《陕西新安机砖厂汉初积炭墓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第31—56页。
[133]谢端琚：《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年第12期，第1097—1104页。
[134]滕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第90—97页。
[135]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7—124页。
[136]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137]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2—107页。
[138]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页。
[1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219页。
[140]谭长生：《论汉代墓葬的文化特点》，《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8页。
[141]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142]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6—30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