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地区活跃着狄、林胡、娄烦、西戎、羌等少数民族，随着生业模式的趋同、内部居民的迁徙，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逐渐一致，形成了既不属于中原文化，也非欧亚草原土著的北方文化带。
战国中期开始，中原各国势力北扩，蒙古高原的胡人南下，使得北方文化带的居民或被中原各国同化，或倒向匈奴。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以长城为界形成了分化，长城以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长城以北地区则加入匈奴，形成强大的联盟。为了抵挡日益强大的匈奴联盟，中原各国在占领长城以南地区之后便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有效管辖，由此开始了北方地区新的发展道路[94]。
文献记载了战国时期秦、燕、赵三国建立长城，并在沿线设置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燕昭王、赵武灵王、秦襄王时期修筑长城的情况：“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95]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96]（图57[97]）。
图57 秦汉长城遗迹分布图（部分）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燕、赵、秦三国长城进行修复和连接[98]。十余年后，“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99]。“陇西、北地、上郡皆未得秦郡之全部，其故塞外部分为匈奴所据”[100]。其中的“故塞”就是指秦昭王时期所筑的长城。说明此时秦昭王长城以北的地域已经被匈奴所占据，而秦国在北方占有的只是秦昭王长城以内的地域。
西汉初年时仍然维持秦时边塞，《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平三年（公元前205年）“缮治河上塞”[101]，其防御的重点仍然在秦陇西、北地、九原郡之北假、河南地。
由于维持秦时旧塞，在西汉初期今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和后套地区[102]等秦昭王长城以北地区，实际上并没有在汉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并且由于汉初时对已获得地区控制不力，北方边疆失守，成为匈奴进攻汉长安地区的跳板。例如文献中就有记载，汉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103]，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上郡、云中，烽火通于甘泉、长安[104]。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目前的考古发现是相符合的。在北方汉墓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西汉早期，在秦昭王长城以北地区少见墓葬，而河北北部（Ⅰ区）和甘肃庆阳地区（Ⅲ区）等墓葬分布区皆位于秦昭王长城以内。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的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北方地区东端的河北北部地区由于文化面貌、生产方式与中原接近而率先归入燕文化的版图[105]，位于北方地区西端的甘肃庆阳地区也受到了较多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汉代以后，汉朝继续保持着对与中原交往已久地区的控制。并且从地理位置上考虑，甘肃庆阳地区靠近汉朝京城，是保卫长安免遭匈奴侵略的最后防线，也应当是汉朝重兵把守的地方。
另一个在北方汉墓发展第一阶段发现有墓葬分布的地区是山西北部地区（Ⅱ区）。这里的山西朔县是汉代雁门郡的马邑，汉初匈奴入侵雁门郡时，有两次直攻马邑。而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周勃攻屠马邑，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马邑之围”也发生在这里。由于占据着遥控长城、外连大漠的重要位置，这里自然也就成了汉朝需要首先控制和管辖的地区。
除上述几个地区外，在汉朝北部防线之内的北方大部分地区还未发现大规模的西汉早期的墓地，这固然与考古工作有关，但也符合汉朝建国初期无暇北顾的历史史实。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目前在内蒙古东部的和林格尔发掘了土城子古城，古城的使用年代从战国至汉代，并且发现了秦汉时期的墓地。在宁夏固原县古城公社发现过汉初的铜鼎。鼎身铭刻的“朝那”、“乌氏”等均为安定郡属县[106]。这些线索说明随着工作的开展，在汉朝已经控制的范围内，会发现越来越多西汉早期的墓葬，这也将为北方地区西汉早期文化构成提供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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