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地区汉代匈奴墓葬

北方地区是两汉时期中原王朝抗击匈奴的主要战场，同时也是汉朝安置内附匈奴的主要地区。目前已被学界确认的汉代匈奴墓葬主要有：陕西长安客省庄M140^[1]、铜川枣庙M25^[2]、内蒙古伊克昭盟西沟畔^[3]、补洞沟^[4]、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5]、宁夏同心倒墩子^[6]、同心李家套子^[7]、陕西神木大保当^[8]、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9]等。其中除大通上孙家寨、客省庄M140、枣庙M25以外，其余均位于本书划定的“北方地区”范围内，与这一地区的汉墓交错分布（图58）。

图58　北方地区汉代匈奴墓葬分布图

北方地区汉代匈奴墓葬的形制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偏洞墓）、砖室墓和石板墓。其中以竖穴土坑墓占绝大多数，一般墓室未经过加工，部分墓葬使用木椁（图59，1、2）。竖穴墓道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侧掏洞而成，主要见于同心倒墩子墓地（图59，3）。砖室墓，根据墓室的多少，有单室和多室等。单室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墓顶有券顶、穹窿顶等（图59，4）。多室墓的主室多为穹窿顶，耳室和侧室等多为券顶（图59，5）。如李家套子、神木大保当墓地等。其中神木大保当部分墓葬使用画像石。北方地区汉代匈奴墓葬多为单人葬，有一部分双人葬或多人葬。殉牲现象比较普遍。

北方地区汉代匈奴墓葬中发现随葬品种类主要有陶、铜、铁、骨、玉石器等。

图59　北方地区匈奴墓葬形制

1．同心倒墩子M2　2．伊克昭盟补洞沟M1　3．同心倒墩子M6　4．神木大保当M1　5．神木大保当M2

陶器中以陶罐占绝大多数。北方地区大部分汉代匈奴墓葬都随葬陶罐。陶罐均为平底，肩部饰水波纹、弦纹，有些颈部施磨光暗条纹。形制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细颈鼓腹罐，小口卷沿，泥质居多，一些罐的底部有直径为1厘米左右的小孔（图60，1～8）。另一种为大口罐，束颈，多为夹砂罐（图60，9～11）。一般认为，把磨光的暗条纹、弦纹和波纹图案结合起来装饰器表的风格是匈奴陶器的鲜明特点^[10]。也有学者认为在神木大保当和上孙家寨等地发现的陶器底部加盖方形印戳，具有漠北匈奴特征^[11]。

铜器主要包括铜牌饰、透雕铜环、串饰、铜刀、铜铃、车马器等（图61）。铜牌饰按照外型主要包括长方形、不规则形和动物形等几种。长方形牌饰主要见于客省庄M140、同心倒墩子等（图61，1～3）。不规则形铜牌饰，如倒墩子M10出土的一件，边框呈柳叶图案，描绘的是骑士捉俘虏的场景（图61，4）。动物形铜牌也见于倒墩子墓地，牌饰为卧马形，马蹄做成了水滴形装饰（图61，5）。透雕铜环多见于女性墓葬中，以客省庄M140、同心倒墩子和同心李家套子等发现为代表（图61，13～15）。车马器主要见于李家套子和大保当墓地，与汉墓中常见的车马器形制相同（图61，12、21）。

图60　匈奴墓葬出土陶器举例

1、5、12．同心倒墩子　2、9伊克昭盟补洞沟　3、4．同心李家套子　6、10、11．准格尔旗大饭铺　7、8．神木大保当

图61　匈奴墓葬出土铜器举例

图62　匈奴墓葬出土铁器举例

骨器种类包括骨勺、骨牌饰、骨匕、骨弓弭等。玉石器主要发现于准格尔旗西沟畔M4和神木大保当。个别墓葬中随葬大量海贝。另外在补洞沟、大饭铺等地发现残铜镜。补洞沟发现的一件铜镜从铭文样式来看，应当是一面规矩纹镜。在同心倒墩子和李家套子、神木大保当等地还发现了半两、五铢、货泉等钱币（图63）。

根据史料记载，匈奴曾于西汉和东汉初年两次内附。结合匈奴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各地匈奴墓葬的年代及出现原因。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了休屠王之后，“将其忠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处之”^[12]。倒墩子所在的同心县即汉天水属国所在地，墓地年代在西汉中晚期，因此倒墩子墓地应该是此时来降的匈奴部族留下的。长安客省庄M140也为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但该墓的年代较早，所在地位于西汉的京畿地区，出现原因可能比较特殊。

图63　匈奴墓葬出土随葬品举例

1．骨牌饰　2．骨匕　3．骨管　4．骨弓弭　5、6．骨勺　7、8．骨筷　9．骨簪　10．石佩　11．石觿　12．水晶珠　13．海贝　14．耳坠　15、16．铜钱　17、18．铜镜
1、2、3．同心倒墩子　4、13、16．同心李家套子　5、7、17．伊克昭盟补洞沟
6、8、9、15．神木大保当　10～12、14．准格尔旗西沟畔M4　18．准格尔旗大饭铺

东汉初年（公元48年），南北匈奴分裂，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汉助南单于建庭于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处，迁居云中，又入居西河郡美稷县^[13]，即今准格尔旗一带。伊克昭盟补洞沟、准格尔旗西沟畔、大饭铺等即位于这一区域。其中补洞沟的年代在东汉前期，文化面貌与漠北的同时期匈奴面貌接近，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应是东汉初年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嫡系部族所遗留下来的^[14]。西沟畔M4的年代在东汉初，有可能是此时迁居到此地的南匈奴贵族墓^[15]。大饭铺墓地的年代在东汉中晚期^[16]。另外，李家套子墓地的年代为东汉前期，从墓葬反映的面貌来看，接受了较多汉文化，且墓主人社会地位较高。神木大保当地距准格尔旗不远，在西汉时已用来安置降汉的匈奴^[17]，城址一直沿用到公元140年前后才被废弃^[18]。所以大保当城内的居民应该是西汉晚期以来降汉的匈奴人，到东汉初年南匈奴内附时又混入了部分南匈奴^[19]。

由于匈奴迁入汉地时间不同，原先所属部族也不同，所以中国境内的匈奴墓葬在年代和文化面貌上也不尽相同^[20]。在文化因素的构成上，既有匈奴文化的特色，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墓葬使用的形制，除石板墓以外，均为两汉时期汉式墓葬常用的形制。匈奴墓葬中竖穴土坑墓的延续时间比北方地区汉墓及中原汉墓都长，在补洞沟、西沟畔等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仍有使用。倒墩子的竖穴墓道洞室墓不见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而见于当地战国时期杨郎墓地^[21]，应当是受到了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东汉中晚期神木大保当墓地使用的砖室墓，虽然部分有画像石，但是在墓室布局、墓顶构造上已经与同时期汉式墓葬无异。匈奴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中既有汉式墓葬中常见的器物，如铜钱、铜镜等；也有具有匈奴文化特点的器物，如陶罐、铜牌饰、透雕铜环、骨匕、骨勺、骨弓弭等。此外，个别墓葬中随葬的大量海贝也较具匈奴特点。

从匈奴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来看，匈奴墓葬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了：匈奴自身文化因素、汉文化因素、当地早期文化因素^[22]。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保留了较多匈奴文化特点，而到东汉中期以后，汉文化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可见，随着匈奴与汉民族融合的加深，汉文化对匈奴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强，匈奴墓葬中匈奴特色的文化因素逐渐减少。

从匈奴入迁北方的时间及墓葬形成原因来看，北方地区的匈奴包含了两大类，一类是西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这其中有少部分在内附后一直生活在北方地区；另一类是南北匈奴分裂后来降的南匈奴。因此有学者将北方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也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南北匈奴分裂之前归降汉朝的北匈奴遗存，包括客省庄M140、同心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第二类是南北匈奴分裂之后，汉朝境内公元1世纪中叶及以后的匈奴遗存，包括：伊克昭盟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铺、西沟畔墓地、神木大保当和大通上孙家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