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毁家诗纪》笺评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原注］

和映霞结褵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思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是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笺评］

此诗1936年3月12日作于福州，同年4月15日刊于福州《华报》，后收入《闽游日记》。郁达夫于2月2日（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正月初十）离开杭州，赴陈仪福州幕。2月1日晚，王映霞提出，送郁达夫至上海乘船，郁达夫不允，夫妻吵架至天明。

《王映霞自传》“到福州去”一节云：

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了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轮船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么的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以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做妻子的责任了。（《王映霞自传》第149页）

郁达夫《闽游滴沥》云：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天亮……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今天开车时她那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

王映霞希望送至上海，是担心达夫逗留上海，“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认为是在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而达夫对于争吵也感“无谓”和“心痛”。可见郁达夫离杭赴闽时，夫妻关系还是很正常的。但是，远行的前夜，夫妻憋气吵架，似乎预示着郁达夫此行离家，宦游闽府的不祥。原注认为“只身南下……实就是我毁家之始”，故取“离家三日是元宵”七绝为《毁家诗纪》之开篇。

2月4日郁达夫抵福州，未任教育厅长。7日，改任福建省政府参议。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州》云：

陈仪与郁达夫交谈两三次以后，感觉到郁的说话和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是一个放任不羁的文人，而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陈仪可谓知人，作为“放任不羁的文人”，郁达夫确非为官之材。据《闽游日记》等所载，自2月4日到福州，至3月4日，除了到处演说外，就是应酬、喝酒，积习难改。据日记等不完全统计，一个月时间，喝酒22场，多为“醉酒”、“饱醉”、“大醉”。

郁留学日本时的同学郑贞文，时任教育厅长，曾说起达夫在福州的情况：

说是来做官嘛，又不贯呆于衙署；做官要像个官，方可得上司的青睐，由内而外，争取方面之任。达夫舍此不为，日夜忙于交际……他每晚几乎都有一二处酒局，周末倍之。往往见他一来，喝几杯，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地谈一阵，遂匆匆起立歉辞，说‘对不起，少陪了，少陪了’……每次见到他，没有不喝得醉醺醺的。（黄萍荪《风雨茅庐外纪》第135页转引）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原注］

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去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形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笺评］

原注云：“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所谓“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与事实不符。约1936年2月20日前后，王映霞曾连发两函，要求到福州与郁达夫团聚，为郁达夫所拒。郁达夫《闽游日记》1936年2月27日云：

连得王映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

达夫2月4日抵榕，27日即收到王映霞两封信，要求到福州，则王映霞当在2月20日左右连发两函，其急于到福州团聚，心情可想，非达夫原注所云“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

3月5日日记：

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霞的一封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前之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不快了半天。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下午约了许多人来谈，请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十元，盖欲借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闷之故。

3月6日日记：

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晚上）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乐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看来郁达夫于临行前夜与王映霞吵了一架，一个月后仍耿耿于怀。王映霞急切要到福州，郁达夫即感胸中“郁闷”，极力阻止；得知王映霞决定不到福州后，则“如释重负，快乐之至”，并以“大碗老酒”表示“庆祝”。郁对王之情感，与十年前在尚贤坊之“狂热追求”，判若两人，甚不可解！郁、王结缡十年，初恋远逝，郁对王之感情已经淡化、衰退；其次则因原定的教育厅长落空，仅得一“参议”闲职，在王映霞面前当感愧疚，不好交代；再次，到福州以后，日日酗酒，或进窑子，王映霞在身旁管束，多有不便。出发前一晚，为王映霞提议送至上海事，夫妻吵架，达夫即以为王映霞“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盖亦不喜管束。3月7日日记：

本打算写《南国的浓春》的，因有人来，一天便尔过去，并且也破了小财。自前天到今天，为霞的即欲来闽一事，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为祸水。发霞信一。

看来，郁达夫之不愿王映霞到福州团聚，主要还是担心对他各种行事的干预、管束，即定情时所立下“不许酗酒、逛窑子”等事情。故有“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为祸水”之见。

1936年5月，杭州“风雨茅庐”落成，郁达夫曾于4月下旬自福州回杭州小住，直至5月底才回福州。6月11日，兼任福建省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政府公报》和《闽政月刊》，直至本年年底，仍未同意王映霞到福州。王映霞当时怀着孩子，行动诸多不便，也就不再提出到福州的要求。

1936年9月28日，阴历八月十三，郁、王第三子郁荀出生（黄按：或言郁荀八月十四出生，非。1986年5月11赴上海复兴中路访王映霞，在《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113页天头随记有王言：“郁荀属蛇，51岁，阴历八月十三生，36年。”当以此为据），王映霞当然不能到福州了。其后，郁达夫又于11月13日由上海动身去东京，为郭沫若的回国做些准备工作，直到1937年1月5日才返抵福州。至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则是1937年春天的事了。《王映霞自传》“到福州去”引云：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中的闷气还是未曾消除……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郁达夫之所以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我还是漠然。既是多年来的夫妻，我为了自（我安）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陪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玩过好几次日本堂子，叫日本名妓来替我敬酒。可惜我还没住上半年，在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了殿春先回杭州。同船的有陈仪先生的女儿陈文瑛。（《王映霞自传》第153页）

由此可见，郁达夫原注，言王映霞“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也与实情不符。事实是王映霞住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带了老二殿春，与陈仪女儿陈文瑛同船，取道上海回杭州。

原注中又言“时闻伊有形迹不检之谣”，看来郁、王婚变前，已有人在郁达夫前“谣传”；又谓“时闻”，可知非实据。

（三）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漫天明月看潮生。

［原注］

“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战事，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侯，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之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不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笺评］

郭沫若自日本返国，1937年7月27日（阴历五月二十）到上海。郁达夫从福州到上海迎接，其间曾回杭州“风雨茅庐”小住了半个月。复又返回上海，取道海路返福州。船出吴淞口，险遇日本军舰，遂折转宁波。因航程未定，郁达夫又从宁波转回杭州。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杭州战事吃紧。14日敌机13架进袭杭州笕桥空军机场，15日敌机进袭杭州……9月9日，淞沪抗战已在激烈进行，国民政府军营长姚子青守卫宝山，全营五百人全部壮烈牺牲。在此兵荒马乱之际，王映霞带了老母亲，三个儿子和小儿子郁荀的奶妈，一家六口逃离杭州，避居富阳。郁达夫二哥郁养吾，为王映霞在鹳山脚下，租了两间房子暂住。郁达夫旋即到富阳与王映霞相会。几天后，郁达夫离开富阳，取道严州（建德）、浦城返回福州。9月20日（即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后一日，七月十六），郁达夫回闽行至严州，诗所谓“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也。

当时福州相对说来，要比杭州安全一些。但是郁达夫并未安排王映霞与孩子一起到福州去住。大约两个月，王映霞又搬到富春江南岸的环山，郁达夫的叶姓姐夫家，又住了一个多月。原注说“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与事实不符。事实如下：

一次在富阳城里，王映霞遇上了郁达夫朋友、省财政厅厅长程远帆，说富春江即将“封江”，富阳不便居住，建议王映霞带孩子暂避金华。根据即将“封江”的形势，王映霞表示愿意到金华去。

第二天程远帆即派汽车将王映霞一家带往金华。此为程远帆所安排，与许绍棣无涉。到金华后，王映霞立即给在福州的郁达夫写信，希望到金华把一家子接去福州。但是，郁达夫并没有将王映霞和孩子接到福州。而本诗原注却说：“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其实，王映霞一家连奶妈六人，此时仍住在金华，不是郁达夫“电促”王映霞去福州，而是郁达夫未让王映霞到福州去。说“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不知谁人所写的信？所谓“与许君同居”，王映霞矢口否认，但后来坦承对许曾有好感。

王映霞避居金华时，日军已经在金山卫登陆——128师在嘉善阻击日军，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才弃守，但是为上海的驻军和辎重转移赢得了时间。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14日，大上海全部沦陷。18日平湖沦陷，19日嘉兴沦陷，21日桐乡、吴兴沦陷，30日宜兴、长兴沦陷，敌机轰炸萧山。12月16日富阳、余杭沦陷。23日，为阻敌军自萧山进攻杭州，钱塘江大桥自行炸毁。24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二，冬至后第三天）杭州沦陷。

似此战乱之时，郁达夫不是亲自到金华接走妻子、孩子，而以“电促来闽”（是否曾有“电促”，不得而知），须知浙江到闽中，多为山路，交通甚为不便。王映霞带了老母亲、三个幼子和奶妈，又如何走得了！

而原注云：“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此亦是“时闻”而已。又言王映霞“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不知何据，郁达夫在福州，谅亦“时闻”所得；既知王映霞与许绍棣同居，何不速速赶去金华、丽水！当时浙江省政府机关及四个厅级单位，又自金华迁往丽水，入住丽水燧昌火柴公司二楼；由于省政府多人为郁达夫朋友，故王映霞得以随迁。省主席黄绍竑与教育厅长许绍棣紧邻，每户居两室，走廊南北各占一间。走廊北黄绍竑所居，西间为会议室，会议室又西一间，为王映霞所租住。许绍棣丧妻后，留有三女，同王映霞三个儿子常玩在一块，因此大人之间（含王映霞母亲、奶妈）往来较多。

（四）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原注］

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后。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起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胡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远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笺评］

原注言此诗为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诗签，何其“巧合”！看来王天君真“神明灵验”。

世间事，凡极端之“巧合”，即甚可疑！此诗签，与郁达夫之疑猜如此“巧合”，亦值得怀疑。再说，此诗签与郁达夫其他律绝之风格神似，末句用《诗经》典故，王天君殿里道士，有如此学问，亦甚可疑。

又原注言，于1938年1月初，冒连朝大雨，自福州经延平（南平），入浙之龙泉，而至于丽水。首先，这时间就不对。郁达夫离开福州到丽水，在1938年的3月9日。

据郭沫若《再谈郁达夫》载：

二月一日，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改组，将总司令部训政处扩大为政治部，由当时的湖北省主席陈诚代表国民党兼任部长，周恩来代表共产党、黄琪翔代表第三党任副部长。政治部分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

郁达夫接受郭沫若邀请，将任第三厅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但不可能在军委会改组前，政治部尚未成立时就邀请。所以，郭之邀请郁达夫，当在2月1日军事委员会改组以后，绝不可能在改组前的1月初，就到丽水携带家眷赴任。其时，实无“任”可赴。

其次，郁达夫急着要到汉口就任，所以在丽水居住时间并不长。报载，3月27日，郁达夫已经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理事。是郁达夫当在3月23、24日到达武汉，则最迟也须在3月20日前离开丽水，在丽水仅住十天。如果是1月初即到丽水，那就是住了两个半月，亦显与事实不符。

而且，王映霞从金华再迁丽水，是在春节之前。查1938年1月31日，才是戊寅年正月初一。王映霞全家搬丽水，当在1938年的1月中下旬，郁达夫又如何在1月初就到丽水了呢？

王映霞在《半生杂忆》之二十《爆发》一节中说得很明确，云：

一九三八年的春二月，郁达夫从福州回到丽水。（《郁达夫致映霞》附录二王映霞《半生杂忆》第228页）

查1938年3月9日，为阴历二月初八。初五惊蛰，二十日春分，是所谓“春二月”。可证王映霞的回忆准确无误。

一个如此重要的日子，郁达夫居然会记错！《毁家诗纪》发表于1939年3月5日，距离回丽水还不到一年时间，竟何以如此健忘？

这样的低级错误，说明郁达夫在编《毁家诗纪》和注释时，往往临时杜撰一些“史实”，这就难免前后产生抵牾而不能自圆其说。

因此，有理由怀疑本诗所谓“诗签”，未必就是福州王天君殿里所求得的，而且诗风与郁氏的律绝风格非常相似；很可能是达夫在到星洲以后自己所作，就如《南天酒楼饯别映霞》诗之杜撰。

至于“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一段文字，更像是在编故事，“与许君交涉”，“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挥泪别了许君”，写的是王与许两人之间“交谈”的事，郁达夫又从何得知？两个“似”字，显露了编造的痕迹。

（五）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笺评］

此诗郁达夫先是收入《黄河南岸》文中。

郁达夫与王映霞于1938年12月28日抵星洲。1939年1月9日，负责编辑《星洲日报》之《晨星》《繁星》副刊；1月15日，又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之《文艺周刊》。1月17日，以《戊寅春日，北上劳军，视察河防后登五龙顶瞭望敌军营垒，翌日去徐州》为题，刊于《繁星》副刊，即是此诗。

诗情磅礴，写得气壮山河！郁达夫实为血性男儿，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五、六两诗可证。

人是多方面组合的一个整体，其政治功业，立身处世，品行操守，性格学问，待人接物，成就和缺陷并存，因此，在人物评价方面，就应该是多角度地进行评论。就郁达夫而言，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爱我中华，爱我炎黄祖国，应是对其一生最为重要的评价。达夫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尤其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上，20世纪少有其匹。学问渊博，性格率真。其缺点也坏在个性上，酗酒、嫖娼，甚至偶尔吸毒，对于家庭婚姻很不严肃，不仅对不起王映霞，也对不起孙荃。故对《毁家诗纪》的评论，并不代表对郁达夫的全人的评价。读者鉴之。

（六）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悬。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原注］

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烟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知其中经过。但后从许君一封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笺评］

“徐州劳军”，“巡视至一月之久”，如何得知“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

“我亦不知其中经过”，又一个“似”字，果然是“从许君一封来信中推测”。

许绍棣有信给王映霞，据王在《自传》中说，是与李家应商议为许绍棣介绍孙多慈事，许绍棣回信三封，后许、孙结为夫妻，历史证明，此为事实。

当然，王、许在杭州时相互之间是有好感的，许与王也确有通讯。孙百刚《郁达夫外传》之十五“裂痕初露”载：

映霞突然拿出一束信来给我看。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抽读了两三封，原来都是许绍棣写给她的信。信中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等。我对信中的话当然不感兴趣。

可见许、王之通信，并非“情书”。

所谓“许君又新恋一女士”，盖达夫此时已知王映霞与李家应为许绍棣介绍孙多慈，“新恋一女士”，当指孙多慈，遂信口拈出。

深蕴心理学有言：男女相爱，其后分手，乃极不情愿将优于自己的人介绍给前此之所爱。许绍棣如果与王映霞有暧昧之关系，王映霞当不愿将一位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高才生，且又是未婚女子的孙多慈介绍给许。这是常理。

孙多慈多才多艺，性格温柔，又极漂亮。徐悲鸿置倾心相爱的发妻蒋碧微于不顾，以师长身份毅然穷追。王映霞不知徐、孙情感之深，妄作“月下”，以致招来郁达夫之猜疑，良有以也。郁达夫后来知道王映霞之为许月下牵线。1941年，徐悲鸿下南洋，至星洲义画募捐抗日。郁达夫曾有《题悲鸿画梅》诗云：

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

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

第三句“国恨”甚明，至于“家恨”云云，当指王映霞介绍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合事。

（七）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原注］

六月底边，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曾宿金华双溪桥畔，旧地重来，大有沈园再到之感。许君称病未见。但与季宽主席等一谈浙东防务、碧湖军训等事。

［笺评］

若不读原注，就诗论诗，七、八、十二、十三、十五诸律，当是十九首中之尤佳者。或言，读《毁家诗纪》，几无人不同情郁达夫之遭遇，恨王映霞之“琵琶别抱”。此郁达夫诗作之成功，而夫妻生活之失败者！徐志摩曾对郁达夫有一个比喻性的评论：

（郁达夫）犹如街头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以引过路人之同情。

话虽刻薄，然于郁达夫之创作，可谓切中肯綮。王映霞在《一封长信的开始》里说：

事实却很单纯，你不过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每一篇小说中的坏女人，都来比成了我，而那些又值得同情，值得怜恤的男人，却都是你自己。

郭沫若《论郁达夫》中说：达夫的“自我暴露的病态”，加上他的“文学的想象力”就成了他的“可以称为绝唱”的《毁家诗纪》了。这就是郁达夫的发表欲、自虐欲的病态人格。

（八）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原注］

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竞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昧，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

［笺评］

又言王映霞“席卷所有”，即前此《寻人启事》云“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然两天后所登之《道歉启事》却云：

启事中曾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

似此出尔反尔，实难令人相信。

“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亦明显编造。王映霞岂能将许绍棣之“情书”遗落于屋角？《王映霞自传》云“随随便便地把许绍棣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一封信去照相馆里印了出来。后来就算作许绍棣给我的‘情书’”。

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亦太过分！

（九）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赁舂资德曜，扊扅初谱上鲲弦。

［原注］

映霞出走后，似欲冲奔浙江，然竟有人劝阻，始重归武昌寓居。而当时敌机轰炸日烈，当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汉寿泽国暂避。闲居无事，做了好几首诗。因易君左兄亦返汉寿，赠我一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所以觉得惭愧之至。

［笺评］

此诗与十、十一、十三合为四首，以《达夫近作》为题，刊于1938年8月22日香港《星岛日报》之《星座》副刊。

郁达夫携家于1938年7月中旬至湘西，先居常德，后至汉寿。居湘西两月有余，于9月22日离开汉寿再至福州。当天“在沅江停泊”中，以明信片寄王映霞。而《达夫近作》所含此诗，刊于8月22日，是正在居汉寿时，寄往香港《星岛日报》。有小序云：“避地汉寿，实即屈子行吟处，君左赠诗，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因而有作，并示映霞。”

据于听、周艾文编订《郁达夫诗词抄》，本诗之“编者按”云：

据手稿，此诗题为《杭富沦陷后，姬王氏为友人浙教厅长某乘危占去半岁，复来归，遂令避居汉寿，易君左赠诗，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感而有作》。

如此，则郁达夫居汉寿时作此，虽前此于汉口《大公报》刊登《道歉启事》，却仍以为王映霞与许绍棣同居半载，故原稿诗题如此。只是寄香港《星岛日报》时，将题目做了改动；而王映霞却被瞒过，未曾见原稿。

（十）

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

［原注］

与映霞结合事，曾记在日记中。前尘如梦，回想起来，还同昨天的事情一样。

［笺评］

“前尘如梦”，依稀记得，达夫心中对王映霞之依恋如故。正如郭沫若《论郁达夫》云：

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

（十一）

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憾看吴钩。

闺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

［原注］

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是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笺评］

非“不事生产”，而是挥霍过度。郁达夫写作勤奋，日作二千字，版税不菲。只是钱一到手，随手花光。王映霞1940年5月离开星洲时，给郁达夫留下一信，信中有云：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

（十二）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

［原注］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笺评］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云云，有声有影，似言之凿凿。郁达夫认为许绍棣复王映霞信为“情书”，而王映霞则认为对许绍棣的感情只是“友情”，是精神上的“慰抚”。

蛰居汉寿时，郁达夫曾作短文《国与家》，文中提到：

两度劳军之后，映霞与我之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抚她的朋友……一场口角，她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后来经过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二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

王映霞很坦率，在《自传》中说：

那一篇《国与家》里，确属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

可见王映霞也坦承达夫文章中所说的，她因夫妻关系淡薄，“不得不另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抚她的朋友”。

王映霞1939年3月18日《致陆丹林信》中也不否认与许绍棣的友情：

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

由于郁、王婚后感情的急剧衰退，加上夫妻较长时间的分离，王映霞确实在“精神上出轨”了，希图在许绍棣身上寻找精神寄托。而这种近似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郁达夫无法容忍，所以也不能完全责怪郁达夫的“猜疑”。

但是，诗人郁达夫还是气量小了一些，对王映霞的“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也不能原谅。其实，性心理学早就指出，恋人之间的“精神上的外遇”，进入“非非之境”，甚至夫妻“同床异梦”者不在少数。这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之“隐私”，是不可责备，更不可披露而公之于世的。郁达夫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和诗人，自己可以逛窑子，嫖娼（见《日记九种》），却不能谅解王映霞的寻求“精神慰抚”，便无法处理好夫妻矛盾，从而导致“毁家”。

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云：

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

易君左在《海角新春忆故人——小记郁达夫与王映霞》中也说：

在诗歌散文上，（郁达夫）也公然宣布他夫人和人家的私事，那就未免太率直了。这些地方是不能责备一个“佳人”为什么不爱一个“才子”……远到几百年前，假如唐伯虎揭穿了秋香的隐私，哪里能流传“三笑姻缘”的民间佳话？

郭沫若《论郁达夫》亦曾云：

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

所谓“三十七万港币”的事，更是道听途说。《郁达夫诗词抄》“编者按”云：“据手稿，第一句下注：‘某始以香港汇丰港币三十七万余元存折交王姬，旋即取去。’”

两处修改：一是去掉“香港汇丰”，一是增加了“后因换美金”。都是郁达夫企图自圆其说的表现。后来，王映霞一直追究这“三十七万港币的话从何而来”，郁达夫只好说是“听一个朋友说的”。

第五句下注：“半岁后来归。”完全不是事实，所以发表时只好去掉。柳亚子1939年4月24日《致陆丹林信》云：

今读映霞之文，所言如果属实，即并非映霞对不起达夫，而实为达夫对不起映霞矣。不过以弟的愚见，在此抗战时代，个人恩怨，均宜一笔勾销。

郁、王的共同朋友，当年吵架的调解者，《协议书》的“见证友人”之一胡健中，1988年所作《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中说：

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即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

末联用吴越王钱镠“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苏轼《陌上花》其一云：“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郁达夫用“愁听”，尤显哀婉。

（十三）

并马洲泛看木奴，粘天青草覆重湖。

向来豪气吞云梦，惜别清啼陋鹧鸪。

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

［原注］

九月中，公洽主席复来电促我去闽从戎，我也决定为国家牺牲一切了，就只身就道，奔赴闽中。

［笺评］

悲壮，哀婉，确是好诗！连王映霞亦非常称赞。《自传》中《“大风”刮走了最后情结》一节，王映霞说：

如果撇开了事实而专看这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

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

（十四）

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驾飞涛骑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

［原注］

风雨下沅湘，东望汨罗，颇深故国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冲杭州的气概。

［笺评］

“郁怒”，双关。伍子胥死后被夫差装进鸱夷。《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夫差自断子胥首，置于盘门城楼之上；取其尸，盛以鸱夷之器，使人载去，投于江中。伍子胥阴魂不散，入钱塘，冲杭州。郁达夫用此，表明对浙江诸公，尤其对许绍棣之恨，怒火难消。故下一首原注云“重入浙境，心火未平”。

（十五）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原注］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楼听江西流娼唱京曲《乌龙院》，终于醉不成欢；有恐他年流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所以更觉冷然。

［笺评］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只因“心魔”在也。王映霞之寻求精神“慰抚”，难怪郁达夫之有所不平！

然如“听江西流娼唱京曲《乌龙院》”之又一个“巧合”，恐亦蓄意之造作。

京戏《乌龙院》，演“宋江杀阎婆惜”故事：宋江纳阎惜姣为妾，居乌龙院。阎婆惜与宋同衙之文书张文远私通，宋江愤而杀阎婆惜。郁达夫心中念念不忘王映霞之“背叛”，以为王映霞与许绍棣之“暧昧”，如阎婆惜之与张文远，因而幻化、虚构所谓“听江西流娼唱京曲《乌龙院》”。

手稿第五句后曾有注云：“姬至汉寿后，曾屡言欲返丽水住。”发表时删去，正自感杜撰，故删。

（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原注］

建阳道中，写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已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

［笺评］

此诗1938年9月28日作于福建建阳车站，三句“唯一语”，原作“唯一事”。末句原作“为侬和顺抚诸儿”，移入《毁家诗纪》改“为侬清白抚诸儿”。言“为侬和顺”，则仅夫妻吵架，争执不顺；言“为侬清白”，则以为王映霞不清不白，又浑又黑，实指其与许绍棣同居。二字之改，见郁达夫之决心“毁家”矣。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滨，旧梦依依绕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原注］

宿延平馆舍，系去年旧曾宿处，时仅隔一年，而国事家事竟一变至此！

［笺评］

与第十首“前尘如梦”同一意绪。

此诗原作于1938年9月28日夜，时在福建建瓯，与第十六首同时抄入明信片。诗之前有言：“去年八一三后，返闽时，曾宿此处，今年再过，风景依然，而国事家事，却一变至此。”

又，同日“达夫在南平江上”发之明信片。诗之前，有言：“今日到南平，系去年曾宿处，明日便到福州矣。”诗后又附言：“国事家事，剧变至此，又岂是去年返闽时所能料及？”

隋代薛道衡《昔昔盐》云：“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极写屋内之寂寞凄清。达夫取以入诗，“今日梁空泥落尽”，又继以“梦中难觅”，极貌离开汉寿妻儿，旅途馆舍，孤单一人之落寞失意。然又何苦非“毁家”不可？

（十八）

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

［原注］

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终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亦太窄，然亦有至理。

［笺评］

旧地重游，大有“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之慨！

达夫文学名声显赫，收入不菲，似无须感叹无位缺钱。有钱时不知节省，买醉，买书，到手即挥霍殆尽。故王映霞与笔者言谈时，曾戏谑曰：

郁达夫第一是“酒夫人”，第二是“书夫人”，第三才轮到我。

（十九）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剩冤禽未死心。

秋意着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

［原注］

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曲《贺新郎》，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笺评］

原注：“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

此纯为杜撰！

查王映霞在汉寿，计发郁达夫信14封，已公开出版者10封（见王观泉编《达夫书简》第127页至第140页所附《王映霞致郁达夫的信》），均作于汉寿。又，美国友人收藏4封，亦为王映霞于汉寿致郁达夫信。恰成完璧。以上14封均未见有将“去浙一行”语。相反，在王映霞汉寿所作信中，于郁达夫远离，甚为关切。如1938年9月27日信云：

警报又来了，传说敌机已到长沙。想来你廿四，至迟廿五总可以离长（沙）去南昌的，不然又将为你添愁添虑。此时出门真靠不住，所以我总梦想着什么地方都能与你同行来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袭，与其老远在为你担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惊来得痛快。

又原注云：

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

此言亦非事实！实际情况是：王映霞到福州以后，才知道达夫将南渡星洲，并非在汉寿时预先知道，无所谓要求“随我南渡”；因亦无“痛改前非”之说。

12月7日，王映霞到福州的当夜，郁达夫在外应酬喝酒，终夜未归。王映霞见达夫故态复萌，第二天夫妻吵架，王即表示“不去星洲”。郁达夫写了《保证书》交给王映霞，王映霞才答应跟达夫去星洲。郁达夫的《保证书》刊于5月6日《大风》第36期，作为王映霞《请看事实》的附录。全文如下：

昨晚因与友人夜谈，终夜不归，致招误解。以后当绝对不在外宿，除有必要事外，始终当与妻映霞在一处。此致妻映霞女士

郁达夫

十二月八日

词—阕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无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原注］

许君毕竟是我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笺评］

悲情慷慨，壮怀激烈！郁达夫洵为爱国者。

《大风》终于吹得郁、王劳燕分飞。王映霞1939年3月17日在星洲读香港《大风》第30期后，知此家庭万难再维持下去，毅然提出离婚；郁达夫未即同意。

一年后，1940年3月两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5月，王映霞从郁达夫下锁的抽屉里，拿到了进星洲的护照，才托了星洲中华书局一位姓黄的先生领取回国护照，办理回国手续。1940年5月24日，王映霞离开郁达夫，和14岁的儿子郁飞，黯然踏上归国之程。

在离开星洲时，郁达夫没有送行，更不存在之前的所谓“南天酒楼饯别映霞”的事（星洲诗人胡迈与郁飞皆证实达夫所谓“饯别”乃信口胡说）。王映霞在上船之前，给郁达夫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除了殷殷嘱咐照顾好三个儿子外，还交代：

以前的家用中所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

留下仅存的20余元，还为达夫赶制了几套新衣！除尽了妻子的责任外，当另有因女性的矜持，不便言说的“隐言潜辞”在：这就是对于郁达夫是否绝情的最后试探。

查《王映霞自传》中“‘大风’刮走了最后情结”一节有云：

说句良心话，夫妻闹到了这种地步，谣言造得如此活灵活现，应该是恨之入骨的了，但我并没有。我有时还在可怜他，还在为他在这一生中没有一个知心好友而惋惜，并联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将是如何度过。因此，我之提出离婚，实在还是对他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有了可以写“情书”的“情人”，更没有什么人在“等待”我。（《王映霞自传》第204页）

在《终于离婚》一节中，又说：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作最后一次的试探，我就提出了三个儿子的教养问题，我说：“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他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可以联系的线。（同上书，205页）

临开船时，《星洲日报》总编胡昌耀差人给王映霞送了二百元叻币（黄按：新加坡货币的名称），给王映霞作为川资。轮船到了香港，王映霞登岸，住了一个多月。其间请戴望舒替她在《星岛日报》，又请程沧波在重庆的《中央日报》，请刘湘女在浙江的《东南日报》，单独登了《王映霞离婚启事》云：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启

到了重庆，遇到当年立《协议书》见证友人之一的胡健中先生。胡劝其“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胡健中《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有云：

在重庆与王映霞几度深谈，我恳切地忠告她，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哪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唯恐旁人不跌到！我又劝她：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但形格势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钟君为人厚重，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我和内人在浙闻讯，额手称庆，虔诚地为他们祝福！

至于郁达夫，由于怀疑王映霞“红杏出墙”，悲愤地自我折磨。往日“醇酒妇人”之习气，变本加厉。早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两个月，1939年1月，就在槟城与一歌女玉娇小姐订交。据许白野主编之《槟榔屿》杂志1947年9月创刊号上《槟城歌女谈郁达夫》一文知道，达夫已拟“藏娇歌女”玉娇云：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他订交是在七年前（民国二十八年元月）的一个晚上。

又云：

他喝了我敬的酒，当众说：“汉武帝有阿娇，我郁达夫有玉娇；汉武帝有金屋藏娇，我是一个落魄天涯的穷文人，却没有一间茅屋来藏我的玉娇。天呀！你太亏待我了。”

又云：

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我感觉他的身体不怎样健康，睡熟了还会做恶梦，好磨人……他好像有很多心事，常用酒来浇愁。

刘昌博在《郁达夫游槟城酿婚变》（下）云：

《槟榔屿》第二期刊出女作家何燕芬《我对郁达夫的剖析》，很赞美他的才华，但对他的为人，尤其对他在爱情方面的轻浮态度，对女性的玩弄，这些方面，大加责难，不留余地地鞭伐。（新加坡《中外杂志》1987第2期第62—66页）

未久，郁达夫即与星洲联军广播员李小英热恋，李小英甚至以郁达夫义女的身份，住进郁达夫的书房里。由于郁飞的反对，兼之未久日本人占领了新加坡，郁达夫避往印度尼西亚，这一场恋爱就没有结果了。

郁飞《郁达夫星洲三年》有一段记载：

当此多事之秋，父亲生活中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识了《乱离杂诗》中前七首的女主人公李小英……我本能地不愿眼前唯一的亲人对我的爱有所分散，更不愿另一人成为旁人笑谈中的我的新妈妈……因上述两个原因而不愿自己同她亲近，竭力使自己嫌恶她。对父亲，我只能沉默以示抗议，对她可就多方发泄不满了。

1943年9月，为避日本宪兵的怀疑，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在巴东同一位华侨女儿陈莲有（从姑父姓）结婚；后又恢复姓何，郁达夫为其改名叫何丽有，寓含长得不美，“何丽之有”？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取名赵大亚（后改姓郁）。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杀害后约一个月，9月30日，遗腹女赵美兰（后改郁姓）才出生。

郁达夫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一个纯粹而杰出的诗人与作家，最终被日本宪兵特务所杀害，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正如日本著名的郁达夫研究学者铃木正夫在《苏门答纳的郁达夫》一书的结语中所说的：

他的死，让日本人永远背上了罪责，他的遗骸则依然被埋葬在那至今无人知晓的地方。

中国人民缅怀抗日烈士郁达夫和同样遭日本特务暗杀的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烈士。今天，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高高伫立着的“双烈亭”，就是为了纪念郁氏兄弟。

由于郁达夫性格上的弱点，也由于王映霞交友的不够谨慎（今天看来，原属正常），造成了郁、王的婚变。郁、王婚变，只是郁达夫生活中的一小部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应以全面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郁达夫，绝不能以今日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论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郁达夫！

郁达夫与王映霞已逝去多年，笔者“笺评”《毁家诗纪》，均持之有据，于所“论评”，亦尽可能秉公而断，不知达夫、映霞地下读之会有何等感慨！

【注释】

[1]本节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13年第1—5期（总第608—612期）。

[2]这位曾经是台湾大学学生的朋友，给笔者的邮件中说，常有人去信“骚扰”他，要求得到这一批郁、王信件，不胜其烦，因此希望引用时匿去他的名字。笔者遵嘱，不能披露这位朋友的名字。敬祈读者有以谅之。

[3]《毁家诗纪》组诗原载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