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攻击谩骂《沁园春·雪》的闹剧中，易君左是首要的一个积极分子，他的词也写得文字“水平”最高，内容最为反动，其恶劣影响也最大。
易君左
易君左是一个出身名门的才俊，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官宦家庭。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与家庭环境分不开的。他父亲易顺鼎曾应张之洞聘请，到两湖书院任教，之后任江阴江防督办等职。祖父易佩绅曾是清朝的一名儒将，担任过贵州按察使、江苏布政使，而且一生著作颇丰，是易氏文学世家的奠基人。叔父易顺豫曾任江西吉安府知府，民国后任山西大学教授，是近代一位经师、学人，文学上的造诣尤深。易君左在家里从小打下国学根底，并终身受其“害”。
易君左13岁时，到长沙明德中学念书。明德中学是最早与南开齐名的私立学校之一。易君左以他过人的天分，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一连跳级读完了由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全部学业，震惊了长沙的教育界。令易君左激动不已的是，他在这里多次聆听了革命家黄兴的演讲。那时黄兴担任南京留守使，仍多次抽空来这所他曾执教过的学校演讲，传播革命火种。之后，由于易君左的父亲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印铸局帮办，易君左也随同去了北京，就读于公立第四中学。然而他并不怎么把精力放在课业上，经常随父亲出没于江西会馆，与前清的遗老们一起参加诗词集会。易君左的敏捷才思和少年持重，让那些前清夫子大为惊讶，尤以他的一首《猛虎行》饮誉京城。
人们说少年得志不是福，这话正应在了易君左的身上。
易君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思想得以迅速升华。北大的教授们将西方的各种思想，通过翻译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特别是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讲授后，他产生了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1916年，易君左踏上了赴日留学的航船，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探寻拯救中国与民众的道路。这一时期，他与周佛海、田汉、郁达夫、曾琦、罗教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佛海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的十三名出席者之一，虽然此人后来投靠了国民党，但是这个人的大名大家一定还是熟悉的；田汉是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后来成为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领导者；郁达夫则是左联的著名成员，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
在日本，易君左和周佛海、田汉、郁达夫、曾琦、罗教伟这些人一起创办华瀛通讯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响当当的爱国青年，他们将自己在日本的感受，在这个岛国亲眼看到日本军阀妄图吞并亚洲各国而加紧扩军备战、磨刀霍霍的种种行为写成通讯，提醒国人。当时，中日两国正酝酿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日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谋取原来帝俄在北满地区的权益，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得此消息，易君左等留日学生频频集会演讲，痛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1918年5月初，易君左还带领留日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不幸被日本警察逮捕，最终以间谍罪被驱逐回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易君左也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火烧赵家楼以后，易君左凭着自己在日本东京游行集会的经验，料想军警必然前来镇压，便与傅斯年一起，组织学生们迅速疏散。那个时候的易君左仍然是一个热血的青年，而且颇有建树。
1923年，易君左南下上海，就职于上海泰东书局，一同共事的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易君左与之交往最多的是郁达夫和成仿吾，当时郁达夫出版了《沉沦》，风靡江南。易君左一边为他大力宣传，一边创作出版了自己的诗歌小说集《西子湖边》，同样也成为泰东书局的畅销书之一。此后，郁达夫与易君左又一同被聘到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在这里两人互相帮助，勤奋创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6年，易君左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部主任秘书兼政治部主任，并与郁达夫一同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他随军从广东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江西。北伐结束后，他回湖南主办《国民日报》，又创办《长沙晚报》，后任国立安徽大学教授。他与郁达夫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到1937年，郁达夫全家因抗战流亡，易君左还曾将郁达夫接到湖南汉寿县老家避难。
1932年，易君左应周佛海之邀，出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公职之余，他主持成立了江苏文艺社，主办《天风》月刊和《文艺青年》月刊，并组织各种大型文艺宣传活动，深入到农村进行抗敌宣传。然而，正是在此期间，易君左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笔墨官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易君左到教育厅供职不久，上海抗战爆发，省政府奉命暂时北迁，教育厅便改在扬州办公。易君左每到一处，最喜欢观察风土民情，并以文字写下来。他到扬州后亦不例外，经悉心观察写了一本四万字的小册子《闲话扬州》，为了换几杯酒喝，他把稿子给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这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在介绍扬州的历史、人物、名胜、风景，但对扬州的风俗、建筑设施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批评性的记叙和描写。他说扬州房屋矮小，街道狭窄，坑坑洼洼，天晴满街灰，下雨满街水。古扬州，亭台楼廊，比连数十里，而现在却满目萧条。“住宅的外面清洁真谈不到。所有灰尘并没固定的储所，任各户自由地倾积，什么水都向街心泼，无论何处都是小便所。许多土著都在红男绿女过路的草坪中公开大便。然而马桶又非常多，每天上午是马桶世界。担粪桶的男子与泼马桶的女人一边刷一边掏一边嬉皮笑脸地谈天。那女人头上都插着一朵鲜花。只要是女人，头上没有不插花的”。“都说扬州人好吃，而每餐不过两三碗菜，冷冰冰的。有许多人家只吃一餐午饭，早晚都吃粥。粥并不另外煮的，即用剩饭在锅里压碎，糊里糊涂地视为珍品”。“扬州人的象征实在是散漫得很，没精打采的，所以陷入一般的贫苦。”……
《闲话扬州》一书正因为有上述文字穿插其中，立即引起了扬州人的不满，当地一些绅士组织人员拥入省政府要求罢免易君左的职务。省政府多次出面调停，说明言论自由的道理，但他们并不罢休，又转向国民党省党部要求对易君左进行处理。省党部的态度也同样委婉，这些人更加不满，便到法院起诉，控告易君左“诽谤”扬州人的刑事罪。
于是，易君左和中华书局一同被推上了被告席。中华书局总经理陆伯鸿和编辑所长舒新城请来上海鼎鼎大名的薛笃弼等三位大律师到镇江应诉。不料，原告方却遇到了困难，谁来代表扬州人呢？那一带在当时称江都县，在行政区域上并没有“扬州”这样一个确切的行政区域，扬州在当时是从古时候延续下来的称谓，是一个习惯称谓，是古九州之一的通称，范围甚广。于是，三方在法院两次开庭后试行和解。扬州人请来当地最有名望的王柏龄主持调停，终于达成了最后协议：著作人登报郑重道歉，发行人保证这本书停止发行，易君左因在扬州居留时间不长，文中有些情况确有参差，他也不想卷入诉讼中疲于应付，便在镇江各报刊登了道歉启事，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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