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师哺育情

关于家世，我知道的很少。在20世纪20年代，我的祖父和祖母就从浙江省新昌县烟山来到上海谋生。我父亲共有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老三。父亲是日本纱厂的打包工人，20世纪30年代初与我母亲吕香花结婚。

我生于1932年12月21日，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妹妹。不幸的是，在我5岁的时候，母亲得肺炎去世了。以后，我们就到了杭州。

我上学比较早，但对学习并不入门，学习成绩总不如别人。当时我也曾苦恼过，为什么比别人笨。大约是在我11岁时，我突然对报纸产生了兴趣，虽然那时识字不多，但也能断断续续看下去，知道大概意思。报纸使我开阔了眼界，促进了我的学习。从这以后，我才知道努力学习。

小学时期，我先后上过杭州棋园小学（现海星小学）、苏州第一实验小学、杭州正则小学和恒业小学。恒业小学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虽然只上了一年（1946年9月—1947年7月，六年级），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如陈漱芳校长、方乐琴教导主任、语文教师钱士燮、体育教师周仰之、数学教师王绛雪等；同班同学有宣菊英、陈越、斯小泉、王文浩等。教师都教得很认真，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1947年，我考入杭州宗文中学。当时，杭州有许多中学，为什么我偏偏选择了宗文呢?那时我只有14岁，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是这所学校的“古老、质朴”对我产生了吸引力。从1947年至1953年间，宗文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至今我还能想起当年曾教过我的每一位教师，他们的形象、言谈举止，好像石头上的刀刻一样，永远不会消失。

沈平一老师在“星带阁”（假山）上一间小音乐教室里，给我们教视唱，他那洪亮的嗓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第一次从沈老师那里知道冼星海、聂耳、贝多芬、莫扎特。沈老师还是一位兼通美术教育的老师。他那娴熟的技巧、非凡的才能，令我钦佩。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音乐家和画家，但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高超的教育技巧、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我后来的从教生涯影响至深。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幸遇到那么多的良师，刘佩萱、胡敬珍、汪玲燕、周觉昧、俞观瀛、俞大雄、周锡忠、金祖慈、高骏声、韩士叔、沈如虹……他们那种对教育事业执着的追求，似烈火般地熏陶了我这稚嫩的心灵。可以说，宗文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教师的古老学府。1806年它是一个宗文义塾，1887年改成宗文中学堂（校），至今已有185年的历史。

我的家境贫困，常常交不起学费。免了学费，还有杂费，我还是交不起，只好打个欠条，或者靠同学的资助。当我勉强挣扎到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时，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之后，我一直靠助学金维持学业。但是，1951年冬，我突然患全身神经末梢炎，全身表皮失去知觉，行动极度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努力学习。正当我处于困境时，班主任王斯琴老师让我每天去他家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将近一年的照顾，终于使我虚弱的身体得到了恢复。老师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免遭厄运。

杭州解放，使我获得了新生，把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也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更加努力、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那时，我白天在宗文上课，每周一、三、五晚上又到浙江省俄专夜校学习两小时，我坚持了3年。俄专夜校的学员都是机关干部，只有我一个是在校生，我的家离宗文中学较远，夜校又在宗文附近，所以我不能回家吃饭，这件事被同班学员、省粮食厅的干部王力生知道了，每一次夜校散学，他就请我到饭馆吃一碗阳春面。他知道我家贫好学，所以常常给我十元八元的零花钱。

我有很多朋友，像邻居李士义。他每个星期总要请我吃顿丰盛的午餐。老李是一家药店的职员，他喜欢学俄语，更爱同我探讨哲学问题。

2016年于西湖柳浪闻莺

那时，我的衣着比较破烂，不少同学拿半新的衣服支援我。有的同学中午在学校起伙，把自行车借给我骑。有一段时间，家里揭不开锅，有一位小学同学王文浩，他家开一个小饭铺，他让我中午去他那里吃，只收五分钱。从小学到中学，曾有许多同学、老师、邻里和朋友，在我艰难的时刻，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没有他们这种无私的援助，我是很难完成学业的。

离开宗文中学后，我常惦记着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在这里，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最艰难的一段日子，是崔炳章校长宽大仁慈的胸怀，老师们慈父慈母般的关怀，使我走上了人民教师庄严的讲台。今天，我已在祖国北疆从教36年了，在这风风雨雨漫长的岁月里，我虽历经坎坷，但宗文的精神——崇高的“师魂”时刻都在激励自己。爱因斯坦曾对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论教育》）

的确，母校不只教给我知识，而且给我留下了比知识更加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质朴、诚实”。

1953年高中毕业照

1953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我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那时，高考录取名单都公布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这一年发榜较晚，9月下旬，在省图书馆阅览室里，人挤得满满的，我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第二天，王力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张报纸，我才知道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临走时，他给了我36元钱，并为我准备了毛巾、牙膏等生活用品。

我很高兴。第一，我终于彻底摆脱了贫穷的困扰；第二，首都是我向往已久的理想之地；第三，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高等学府。但我苦恼的是，我失去了学习上的优势。我多年来爱好文学、外国语和哲学。中学毕业时，我已准备好学习两种外文（英语和俄语），我立志终身从事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翻译。这一下子，我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但总的讲，喜多于愁，我还是高兴地启程了。

我记得，1953年的北京还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巿，喧闹的有轨电车，别有北国风味的小吃到处都有，胡同小巷里尽是四合院。一到北京师范大学，吃的第一顿饭是鸡蛋炒米饭，还有虾米汤。

1957年5月摄于北师大操场（沈鸿声摄）

上大学后，我听到的第一个报告，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给我们做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个关于人生的报告。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过人为什么要活着，更没有想过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这个报告好像一种强兴奋剂注入了我的血液，使我的生活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我开始思考：新中国成立使我摆脱了困境，生活发生了转机，有幸能跨进最高学府求学。这一年又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责无旁贷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学习。

然而，我面临着一种新的困境，我多年来的兴趣和爱好不在物理方面。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陷入沉思，我希望在物理中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才明白，我原先的想法是无知的，物理正是我从来没有深入涉及的高层次的知识领域，对我提高科学思维、学好哲学理论都是大有益处的。为了弥补过去的不足，我尽力阅读一些科普读物，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当时我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种学习使我感到文学、哲学、科学可以融为一体，对于未来从事教师职业，这种融合尤其必要。

1955年摄于北师大物理楼前

在大学时期，我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社和体操队最活跃的积极分子。

每年暑期，学校为我们组织一项大型活动。1954年暑期，我们在潭柘寺度假；1955年暑期，在十三陵军事野营；1956年我参加了去妙峰山的徒步旅行。

校园里各种文化活动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像艾青、老舍、徐迟，科学家华罗庚、格莱尔（德国教学家），艺术家梅兰芳，教育家凯德洛夫，英雄的母亲柯斯莫捷米扬斯卡娅，朗诵家齐越……来校做报告，我都听了。但是，使我最难忘的还是革命老前辈的报告，如廖鲁言、杨成武、吴运铎等。

在物理方面我的学习是一般的，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我喜欢阅读教育名著，如马卡连珂的《教育诗》《塔上旗》等都是在一二年级时看的。我爱教师这一行，这个志向在三年级时就已经比较牢固了。1956年4月，我在北京46中实习，我所学的知识得到了初步实践。原班主任张祥麟老师给我的评价和鉴定是：

不惜较多的时间和较多的精力去了解情况，终于掌握到丰富的材料。然后根据充分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取得很正确的结论。这样的工作作风和关心同学的态度是很值得学习的。

不久，我在校刊《师大教学》（1956年6月9日第8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立志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的短文，表达了我的意愿：“把共产主义的理想散播到下一代的心灵里。”就在这一年的国庆前夕，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7年5月于天安门广场

去北京上学，是我最大的志愿。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天安门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因为我的身体好，每一次游行我都没有参加，我在天安门城楼下当“标兵”，每一次都要从早上七点一直站到下午两点，整整七个小时站立，中间没有休息，也没有换班的，体力消耗大。尽管很累，但我每次都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比别人有更长的时间看到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至今我还深刻地记得，1954年“五一”第一次当“标兵”时的情景，毛主席那魁梧的身体，周总理那慈祥的举止……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过去我崇敬他们似入神话之境，今天，我终于亲眼见着了。

1957年5月大学毕业前夕

1957年上半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这学期的任务比较重，毕业考试、学年论文、毕业分配都挤在一起了。但是由于“整风”“反右”运动使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毕业考试取消了。不过我有自己的打算，我希望自己顺利地度过学生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因此，我照常保持每天的体操训练，并完成学年论文的初稿，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时间去参加“鸣放”“诉苦”“声援”之类的活动。即使这样，在毕业鉴定时，对我的审查也是很严厉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的档案中写的结论是：“同情右派。”

1957年7月16日我们突然接到通知：“中央领导要接见毕业生，不得外出。”下午4点钟以后，只见操场上停着几十辆大轿车。晚饭后，我们都上车来到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音乐堂前的广场上。1957年北师大有1200多名毕业生，是历届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物理系毕业生就有120人。

7月中旬的北京，气候比较炎热。几万名首都的大学毕业生都席地而坐，耐心地等待着，歌声四起，会场上显得异常活跃。突然，前面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是一片宁静，人们屏住了呼吸，每个同学都凝视着主席台，原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了。他快步走向主席台：“刚才我有事，迟到了，请大家原谅!”

周总理给我们做了题为“新中国青年，志在四方”的报告，总理以他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鼓励我们“要在大风大浪里千锤百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中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7年4月摄于北师大操场

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证书

总理的伟大教诲，是对我们大学毕业生最生动、最深刻的教育。他那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多少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着。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内蒙古和甘肃。我是家中的独子，大学4年，我都没钱回杭州探家。毕业了，同学们都劝我回趟家。一位女同学吴曼瑛主动给我借了35元钱，加上我平时积攒的几十元助学金和生活补贴，来回路费已经足够了。但时间已经不多了，分配方案马上要下来，我决定不回了。我把35元钱还给同学，把其余的钱寄给老父亲。

8月的时日，天高云淡，我登上西去的列车，望着车窗外那塞北的风光，思绪万千。我们一同去内蒙古的60名青年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心都随着向前急驰的列车飞向茫茫的大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