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的秋冬时节，《鄂尔多斯报》的记者秦豫夫妇俩几乎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专程来我家采访。他们每一次采访，问得很详细。第二年的4月1日，在《鄂尔多斯报》第一版上发表题为《向死神挑战的人》的长篇报道。这在《鄂尔多斯报》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头版用这么长的篇幅报道知识分子的事迹，因此也特别引人注目。同年5月11日和6月10日，他们分别在《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以《历史应该这样写下去》为题做了报道。这在《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广播电台的历史上也是首次这样详尽地报道知识分子。
1982年是母校北师大80周年校庆。3月间，学校派出了哲学系78级的校友张建平、徐永生、徐卫东、韩锐等来内蒙古地区走访老校友。他们首先从教育厅了解了老校友的概况，从中知道了我的情况。恰好，教育处副处长关廷梓也是老校友，当时正在厅里开会，他们从他那儿了解了我的一些具体情况。又从另一位老校友那音泰（内蒙古师大副校长）那里得知我的大女儿小燕正在物理系上学。所以，小燕就承担了接待任务，不久以后，在5月18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要像昭君出塞，扎根边疆》。为了校庆活动，校友拿走了14本资料以及学生的来信和报刊报道。一年以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给我寄还。
1981年9月，我接到学生吕子义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敬爱的梁老师：您好!
我们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我觉得离开您已经很长时间了。在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在时时地想念着，您那谈笑风生的面容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您那慈祥的目光好像仍在打量着我。偶然在一个美好的梦境里，我们师生俩还在一起交谈，谈论着我们各自的往事，评论着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倾听着您对我的教诲。梁老师，我永远不能忘记分别前您对我所说的一切。您是我行动的楷模。您常常教我如何做人，在社会上如何为人处事，就连我的一点小毛病您都记在心上。在生活上您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在精神上您给了我无限的安慰。您的家庭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也只有在您的身上，我才真正认识到一个革命者的胸怀是如何坦荡。这时，我才看到党还是有希望的。当我把梁老师的事迹以及您对我的关心向家乡的人民介绍了以后，他们个个非常钦佩。父母感激地要我写信向您问好。
1981年的秋天，在内蒙古医院化疗后，我重返教坛，给新入学的69班讲物理。当时因为化疗白细胞低，头发脱落，身体比较虚弱。
但是，我天性喜欢这教坛生涯。尽管身体欠佳，讲课的劲头还是十足的，只要登上讲台，其他事情一律都忘了。
一个多月后，一个名叫陆裕科的学生写了如下一首长诗，登在他们的板报上：
敬礼，辛勤的园丁
——献给您，尊敬的梁伯琦老师
老师您没有高大结实的身材，
也没有青春俊美的面孔，
更没有丰润圆滑的歌喉……
然而我们的心目中，
您却是那样的高大，
那样的健美，
又是那样的迷人……
这不是我们的蓄意吹捧、
阿谀奉承，
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呼声。
您刚出医院，怎能又进校园?
看见您那憔悴的面容，
我们的心扉颤动。
看见您那失神的眼睛，
我们的泪水盈盈。
看见您那艰难的步履，
我们的咽喉阻梗。
“您该休息呀，老师”，
可您的心里，
只有“工作——事业——四化”，
唯独没有您自己。
这“蜡烛”的圣洁而高尚的精神，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您的形象高比珠峰?
您那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神采，
如和煦的春风，
吹绿了我们这饱经严霜摧残的心扉柔枝。
您那娓娓的言谈吐语，随和的举止投足，
像融融的溪水，
滋润着我们干涸贫瘠的心田。
您那诲人不倦的工作态度，
像一面光辉夺目的宝镜，
照亮了我们未来的战斗征程。
这辛勤园丁的光辉榜样，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您心灵无与伦比的健美?
您那精益求精的学习精神，
像出征战鼓，
激发我们这些时代的落伍者，
披荆斩棘，夺回那失去的光阴。
您那精辟的分析、严密的推理，
像大海航标，
指引我们颠簸于无涯学海的叶叶小舟，
躲过暗礁，绕过旋涡，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您那准确无误的比喻、娴熟透彻的讲解，
像一把万能的钥匙，
打开了我们心灵深处知识迷宫的大门。
您这炉火纯青的教学艺术、渊博的知识，
难道还不比麦克唐纳的歌喉动听迷人?
辛勤的园丁，
攻关的勇士，
干四化的尖兵，
我们想为您放声高歌，
我们又想为您翩翩起舞，
我们还想为您画下高大的形象……
可是，
我们什么都不会，
我们只能用自己粗浅、贫乏的文字，
抒发我们心底的衷情。
老师原谅吧!
原谅您知识粗浅、文笔拙劣的学生。
1982年12月25日，全盟首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召开。这是我和妻子赫连素贞第二次共同参加的全盟表彰会。20年来，我们有一个共同心愿，都愿意为伊克昭盟的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0年来，我们俩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她从事幼儿教育，我从事师范教育，虽然同行，专业不同，但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在生活上我们互相关心，在事业上我们共同勉励，在工作上我们一起切磋，在教育和抚养孩子上我们共同负责。共同的心愿是我们家庭和睦的基础，我们从来不争不吵。全家6口人，和睦而平静地生活，每个成员都在为伊克昭盟的事业拼搏，已为远近邻里所熟知，传为佳话。因此，我们俩参加这个表彰大会，格外引人注目。《鄂尔多斯报》以《夫妻参加表彰会》为题做了喜剧性的报道。
我和妻子都明白自己在振兴伊克昭盟教育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全盟幼教战线只留下她一位专业教师了。近几年来，她一直立足于本职工作，一方面努力在实践中探索，另一方面尽力做好幼儿教育科学的普及工作，及早使我盟幼儿教育重新走上科学育人的轨道上来。
1996年与伊克昭盟师范学院（今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学生合影
1982年冬天，我写了一篇札记——《关于伊克昭盟怎样开创新局面的几点想法》。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也深感学校里最缺乏的不是任课教师，而是教育的“总工程师”。回顾伊克昭盟师范24年的历史，我们培养了3000多名中师毕业生，大多是“教书匠”，而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师范教育本身的缺陷。例如，只抓“教”，不抓“培养”，专业思想教育简单化；只抓课内，不抓课外，辅助手段太少；办学的思想境界不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教师队伍自身的建设，“师不高弟子拙”，没有“名师”怎能出“高徒”。其次，“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必须依靠科学，教师的培养尤其要注意科学化。归根到底也是靠人才和科学。
后来《鄂尔多斯报》（1983年3月19日）上发表了张文同志的一篇报道——《盟师范物理讲师梁伯琦提出万言改革书》，编辑部还在报道后加了一个“编后语”。
我虽然从事师范教育20余年，但是今天深感自己也只是一个“教书匠”，或者说只是一个任课教师，而对教育并不入门。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教师的共识。我想，我们对历史负有责任，现在该结束这条路了。
1983年4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优秀教师表彰大会。早在春节时，伊克昭盟总工会就通知我去北京参加这次盛会。
3月23日晚上，当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瑞金老师突然接到全国总工会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需要立刻寄去我最近的工作彩照。为了护送我，内蒙古教育厅还派来了两位同志到东胜接我。3月27日一早，我们坐小车直奔黄河畔。当时黄河已开冻，我们只好坐小船过河。
在包头，还有另一位同志在等着我们。3月28日清晨，我们坐火车去呼和浩特。一下火车，就由内蒙古教育工会负责人韩振国、《光明日报》记者陆永龙、内蒙古电台新闻部连晓鸣把我接走了。当时，我住在小白楼宾馆。由于时间紧迫，我稍事休息后，记者陆永龙、连晓鸣就来采访我，并录了音。
3月29日下午，有关部门在内蒙古总工会会议厅举行了欢送会，参加的人有总工会的主席王席娥、教育工会负责人韩振国、教育厅副厅长特木尔巴根、玉泉区的党政领导同志。西部区赴京的代表共有3人：包一中的张津元，呼和浩特市通顺街小学的房鸿颐，还有我。会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直到K90次列车开出站台，他们方才离去。
3月30日早晨，我们一行5人（3个代表加领队特木尔巴根和韩振国）由大会派来的小车接到教育部昌平招待所。我们一到招待所，光明日报社的两位记者张朝阳和夏欣就来采访，下午就给我送来了样稿。3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即《梁伯琦以崇高的献身精神从事边疆教育》。
3月31日这一天，来采访的记者很多，有新华社、《工人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育研究杂志社、《教工》杂志、《中学政治思想》杂志的记者和编辑，还有《创业》的作者也来了。
4月1日上午，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领导同志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杨秀峰、周培源、许德珩、胡启立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开幕式很隆重、紧凑、井然有序。在一个多小时里，方明（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向大会做了《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德林做了重要讲话。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首都少先队代表的《献词》。我想，那些歌颂园丁的充满哲理、富于高尚情操的教育诗，正是教育师范生最好的形式和内容，寓情理于一体。
4月3日上午，大会发言开始，记得最初发言的是沈阳十一中学的葛朝鼎、广东崖县三亚中学的梁启圣、浙江金华一中的李贤鹏、天津四中的王培德。我是第五个发言的，这时已经是10点35分了，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我只讲了25分钟。当我发言结束时，大会主持人、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张道真同志说：“同志们，我们教育战线为有这样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而感到骄傲……我们大家祝愿他身体健康。”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今天，梁伯琦同志30多年前的班主任周理镛老师也来参加这次大会。现在，请周老师和大家见面!”当周老师站起来和大家见面时，全场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站起来，向大家致意，表示感谢。这时，我衷心地感到一个人民教师的无上光荣，内心非常激动，但又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太少，有点内疚而无以藏身。会后，浙江省代表团的领队、省教育工会副主席张一康同志对我说：“我代表故乡的人民和代表，向您问好，希望您保重身体。”
1997年夏与高中老师周理镛夫妇在一起
我来北京开会的消息也传到了母校北师大，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北师大党委就派杨光同我联系。恰好这天上午，我们去中南海游览和参观毛主席故居去了，来人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梁老师：
您好!我们今天来了，您不在，真不巧。
4月1日，学校党委做出了向您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您的事迹和精神。定于4月4日（星期一）下午，请您给咱们学校师生做报告。我们已和会议秘书组的同志商量，4日上午10点半我们来车接您。
去年咱们学校赴内蒙古访问组已经带回您的先进事迹材料。您的事迹已在母校广为传颂，师生们都想见到您。离开母校多年，想您一定希望到母校看看。我们早已想请您回母校介绍您闪光的人生道路，以教育青年学生。但考虑到您的健康状况，一直未能如愿，这次您到北京来，真是太好了。
4月4日上午10点半，北师大来车，把宁夏固原县二中的老师林丽、大连市实验中学老师张步宁、西安市四中老师王秉成和我共4位校友接走。随车同去的有《光明日报》记者夏欣、新华社记者。中国教育报社和其他一些报社的采访人员早已在校园里等着了。
在北师大主楼，校领导接见了我们。母校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餐，表示对我们的慰问。
下午2点，报告会开始，由校党委副书记胡学贽同志主持。我做了《我在边疆26年》的汇报。听报告的有83和84两届毕业生以及一些老师。报告的地点还是26年前我们吃饭的北饭厅。
我只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林丽和王秉成老师各讲了半小时。我们的报告令同学们不时发出阵阵的惊叹声。接着，胡学贽代表学校给我们4人赠送了纪念品，最后又宣读了北师大党委《向梁伯琦同志学习》的决议。
同窗学友朱尔恭自始至终陪着我们并不时地向我介绍学校的发展、系里一些老师的情况，以及在京校友的工作、生活情况。我本想去探望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但是，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采访的记者，行动比较困难。我只好拜托朱尔恭向他们代问候了。
报告会结束时，许多同学包围了我们，请我们签名留念。
次日，《光明日报》做了题为《梁伯琦回母校做报告〈我在边疆二十六年〉，北师大党委号召全校向他学习》的报道。4月7日，《内蒙古日报》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4月5日上午，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继续进行大会发言。两天半的大会发言，共有40人左右发了言。
在来京参加这次大会的200多名代表中，50岁以上的老教师有百余人，占代表总数的50%以上。40岁以下的仅有60人，其中30岁以下的只有8人，最年轻的是浙江普陀县猫跳小学的张淑女老师，年仅24岁。
这些发言资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无价之宝，大会都录成磁带。我随之为学校购置了此次报告的全套磁带，这对中师生来说，是活的教育学。
那几天，我常抽空去拜访一些代表，希望从交往中得到一些新的启迪。我走访了上海的殷国芳、北京的丁榕、山东的毕爱芹、浙江的李贤鹏、贵州的席玉泉、湖南的张蕴秋等优秀教师。
下午，大会闭幕，由何东昌部长做了总结报告。散会后，许多代表团都想和何部长、彭珮云副部长合影留念。当浙江省代表团合影时，我也挤入了他们的行列。
6日上午，我们离开昌平招待所，转移到崇文门外的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我和林丽、张步宁被北师大的小车接去，参加跟同学们的座谈会。座谈会共分3个组，我们每人参加一个组。
应北京市教育局的邀请，7日上午，一部分代表为北京市的教师做报告，山东的毕爱芹、沈阳的葛朝鼎、上海的于漪、吉林的徐桂生向大家做了报告，我和天津四中的王培德、北京的丁榕老师也应邀和大家见了面。北京市教育局给被邀的每一位代表赠送一本《道德教育集锦》，我特地请周萍局长在扉页上题词留念。
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为时5天，但议程多，内容丰富，加上会外的许多社会活动，不少人每天都非常紧张。不少采访都是在饭桌上、饭后的片刻休息或者是在边走边说中进行的。当然，人们这样关注教育和关心教师，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教师。
8日晚饭后，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特木尔巴根通知我，王铎书记正在这里，要接见我。晚9点20分，王铎书记在办事处三楼房门口等着我和特厅长的到来。王铎同志谈吐随和，当问到我是哪年来内蒙古时，我说：“1957年8月来的，那时在政府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你和王再天、哈丰阿一起接见了我们。”他沉思片刻，会心地笑了。我清楚地记得哈丰阿同志当时说的一句话：“再不振兴内蒙古，蒙古民族有衰落的危险。”195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年来内蒙古支边的北师大毕业生达100余人，是内蒙古历史上最多的一年，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年过去了，现在的内蒙古已经大变了。这说明那时内蒙古已经重视了引进人才的必要性。王铎同志年逾古稀，还这样关心教师，惦记着教育。我想，这不只是王铎同志本人，也是自治区党政领导共同的愿望。
明天，我们就要回内蒙古了，只剩下9日一天的时间了。这天上午，我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47本斯霞老师写的《我的教学生涯》。下午，我去北京二十六中看望了刘雅民、余朝龙等老校友，我委托他们向在京工作的所有同窗学友问候。
4月11日上午9时，火车正点抵达呼和浩特车站，特厅长、房老师、娜老师和我步出车站。到车站迎接的有自治区总工会的领导、玉泉区的领导，约20人。《光明日报》记者陆永龙、内蒙古电视台的实习生郑海波也来了。小郑扛着摄像机忙于前后奔跑，老陆忙于跟我们拉话。
我住在呼市宾馆南楼712房间。刚进房间片刻，内蒙古日报社教育组记者徐家驹、安铁军来采访；下午郑海波来采访。3点多钟，韩振国同志陪同自治区总工会的王主席、宣传部部长专程来看我，同来的还有小方。王主席一再嘱咐我要注意身体，问我这几天是否需要检查一下。
晚上，我回岳母家看看，10点半又赶回宾馆。
第二天一早，娜老师告诉我，特厅长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几位厅长要看望我们。
上午10点，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干，副厅长陈觉生、特木尔巴根，还有教育总工会的韩老师和玉泉区教育工会的一位领导都来到了这小小的712房间。
几位领导和我们一一握手并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他们看了照片、奖品和奖状。我们把大会的纪念章给厅领导们每人赠送一枚。
作为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的特木尔巴根副厅长和韩振国老师，详细地向龙厅长和陈觉生副厅长介绍了代表的情况。
陈觉生副厅长问我：“你是哪年来的?”
我回答说：“五七年。”
“呵，我们是同一年来的。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你的老家哪儿?”
“北京师范大学……”
特木尔巴根副厅长插话说：“老梁的家就在西湖边的柳浪闻莺，是西湖的十大风景之一。”
电视摄影机的镜头正紧张地转动着。
“好地方啊!”陈觉生副厅长说。
“在这次大会上，老梁是名列前茅的，这从报道中可以看出来。3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了老梁，是在大会开幕之前，其他代表没有这样报道。中央台又报道了两次，《工人日报》4月3日对典型人物、回母校北师大做报告、北京市的邀请，都做了报道。”
我讲了8日晚上王铎书记接见我们的情况。“王铎同志一直很关心教育。”龙厅长说。
“是否让内蒙古的领导接见他们一下。”特厅长提出建议。
“请赵志宏同志吧!”陈觉生副厅长补充说。
大家议论着这几天怎么安排。
“特厅长介绍大会盛况、我介绍大会经验，梁老师谈自己。”房老师这样建议。
韩老师点头同意。
“中央几家报社报道很快、很及时。看来内蒙古有点落后了，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接见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大家不时地露出笑颜，看起来好像流露着一种胜利的喜悦。
13日下午4点15分，内蒙古师大的一位同志（也是北师大校友）来电，让我去师大做报告。晚上，大女儿小燕和她的同学刘燕、谢富敏来了，谈了一个多小时。
这几天，心理压力比较大，我只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恨不得马上回到讲台上去。直到14日上午9时，韩老师才来电告诉我在呼市地区和去师大做报告的时间。10分钟以后，他又来电告诉我，周惠书记要接见代表，时间未定。这天下午4点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吴处长来看我，并转告了乌恩部长对我的问候，他开党委常委会不能前来。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许多优秀人才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吴处长凝视着我，这样说。临走时，我请吴处长转告乌恩部长，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15日上午，小云电话告诉我，哪也不能去。过了一会儿，特厅长又来电话，告诉我电台的娜仁同志要来采访，还告诉我周惠书记要接见代表。
这天上午，徐家驹和安铁军两位记者来看我第二天的发言稿，并给我捎来一张刚印出来的《内蒙古日报》。当天的《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他俩写的长篇报道，题目是《教育战线上活着的罗健夫——记伊克昭盟师范物理教师梁伯琦》。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4月6日这一天。上午10点45分，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和政府主席布赫亲切地接见了参加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返呼的代表和呼市地区的一些模范教师。自治区党委常委乌恩、许令妊和政府领导周北峰、赵志宏也参加了接见。
周惠书记、布赫主席一一询问了我们的姓名、籍贯和工作情况。当问到我时，周惠同志说：“你是杭州人。你的事迹已在报上看到了，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布赫主席插话说：“你光荣，我们也感到光荣啊!”
在接见结束时，周惠书记和布赫主席和我亲切握手。从他们那慈祥的微笑和炯炯的目光中，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下午2点过后，小云来接我去工人文化馆做报告。报告会由总工会的王席娥主席主持，到会的领导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志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乌恩，教育厅副厅长陈觉生、特木尔巴根，还有呼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以及玉泉区的一些领导。特木尔巴根副厅长先讲了大会盛况和基本精神，接着由房鸿颐老师介绍大会的基本经验，最后，我做了《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报告会结束时，乌恩同志做了总结发言。
在报告会开始后，陈觉生副厅长对我说：“组织决定让你去疗养一段时间。”
“我的身体还好，不需要疗养，也不必检查。”
“还决定让你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分子座谈会。你一定要去。”
散会时，韩振国同志正式通知我：“你去参加北京的五一劳动模范座谈会，今天已由全总决定，并报了名。”韩老师还告诉我：“名额限制很严，原来只给内蒙古两个名额，后来又争取了一个。你去吧!”报告会结束后，5点放映电影。我两边坐的是呼市回民区小学张老师和呼市二幼的一位保教主任。她们对我说：“多年没听到这样的报告了，今天的报告，事迹太感动人了!”
也许是女儿的关系或者是同行的关系，师大物理系要求让我单独为他们做一次报告。17日晚上，我为他们做了《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约70分钟。17日的《内蒙古日报》登载了《周惠、布赫等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亲切接见梁伯琦等模范教师》和《自治区教育厅等举行报告会，梁伯琦做献身边疆教育事业的报告》的报道，篇后还附加了编辑部写的短评《学习梁伯琦，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作为代表团团长，特木尔巴根同志对我们是非常关心的。18日上午，他专程来宾馆看我，两人谈了1个多小时。下午2点，师大的小车接我去做报告。听报告的是全校的党员、教师、干部和79级全体同学。我讲了1个小时，我的老校友那音太（师大副校长）说：“你讲得太少了!为什么不多讲一点呢?”
不久，我在《内蒙古师大》（第70期）上看到，师大对这次报告活动还做了全面的报道，并写了一篇很好的短文《向梁伯琦同志学习》。
这天下午快6点时，呼和浩特巿市委和市教育工会的三位领导来看我，他们给我赠送了一套中华书局1981年内部发行的《辞海》，并对我说：“呼和浩特市的教师们都非常尊敬你!”
在宾馆里，我只能用清茶招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诚挚的交谈。我随便谈了几点感想：呼市有很多优秀教师，要给他们硬任务，支持他们带徒弟；水平是拼搏出来的，如果满足平平庸庸的工作，那么永远不会有水平，因为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只有拼搏才能使生命获得高效率。教育上问题很多，要靠大家来拼搏。
在呼和浩特市逗留的一周中，我完成了汇报和接受采访的任务。这些天，我也常常反思，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实在受之有愧，因为我在教育园地里耕耘的26年中，为伊克昭盟人民做得实在太少了。
我想：我，一个钱江游子，只身来到偏远的北疆，我之所以有今天，不正是北疆人民哺育的结果吗?这里不是异国他乡，这里的人民、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家乡的没有两样，他们同样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特别是在我身患癌症的今天，使我倍感温暖，犹如投入了我那慈祥的母亲的怀抱。我想，我的一切来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还之于民，这一崇高的荣誉永远属于全区各族人民。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了东胜。同行的有教育厅的张春英老师、《内蒙古教育》记者侯老师、自治区总工会的小云。
许多领导早已在民族旅社等待我们的到来。在民族旅社的会议厅里，有行署盟长格尔勒图，盟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凤华，政协李主席，教育处的潘处长、关处长、王科长，师范的杨映枢校长，分区的政委……
晚上，行署和盟委举行宴会。这种盛况，与26年前相比，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在宴会上，格盟长两次即兴唱起了蒙古小调，真是感人肺腑。这使我想起，1957年我刚来伊克昭盟时，王悦丰盟长在欢迎会上唱蒙古小调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席间，政委同志对我说：“在部队里已经开展了向您学习的活动。”我说：“我很平常，做得很不够!”
格盟长首先举杯致祝词。他说：“梁伯琦同志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安心工作26年，做出了贡献。他光荣地参加了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现在，为他的凯旋，请大家干杯!”
次日下午，在师范图书馆阅览室举行了座谈会，杨映枢校长、张益寿校长、记者尚一波、张春英老师、侯老师、小云以及盟委宣传部的同志都参加了座谈会。张校长主持并首先讲话。我只简单地做了一个发言，着重谈了26年来我冲破世俗偏见，克服“左”的束缚，与疾病做斗争，尽力为伊克昭盟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座谈会开得比较紧凑，徐钧老师做了很好的发言。座谈会后，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带病专程看我，接见是在我家里进行的，接见时在座的有张校长、教育厅张春英老师、内蒙古教育杂志社侯老师、自治区总工会小云以及记者尚一波。那时，我刚搬进新居，家里陈设极其简陋，来了这么多客人实在难招待。
盟委书记亲自登门看望一个普通教师，特别引人注目，有人慕名跟进，然而没有坐的地方，只好站在外屋和走廊里。吴书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
“身体怎么样?”
听到他那虚弱的身体发出的诚挚而又带点颤抖的问候，我不由自主地回答道：“感谢党对我的关怀，我的身体还好。”
吴书记环视了一下房间，沉思片刻。我家陈设简陋，教师本来穷，加上这些年有病，频繁地转院、住院，经济上入不敷出实无能力装扮这个家，我想吴书记一定会谅解的，所以我也不在乎。吴书记问我在北京开会的情况，我一一回答。
“当初和你一块来伊克昭盟的还有哪些同志?”
“……现在还有两个，调走了两个。”
“那时伊克昭盟的文化落后，经济也差，当地的知识分子很少。从祖国各地先后分配来不少大学生。你们是第一批分配来的。”作为当时盟委的宣传部部长，这一情况吴书记是非常了解并记忆犹新的。20世纪50年代我在伊克昭盟第一中学任教，他经常来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正月初一大清早就来给教师们拜年，等他一走，老师们便互相打问：“吴部长来拜年，你起来没有?”“噢，没有，他一叫门，我赶快穿衣。”
吴书记又关切地问我，做了几次手术，现在情况怎么样。当我说到“时有疼痛”时，吴书记说：“这个问题要重视。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外地疗养。你要安心疗养，争取多做贡献。”
临走时，吴书记站起来说：“你的事迹，你的荣誉，也是我们伊克昭盟各族人民的荣誉、伊克昭盟知识分子的荣誉，全盟各族人民都要向你学习，望你争取更大光荣!”他一再告诫：“对自己一定要一分为二、要冷静!”
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认识吴占东同志。他那蒙古人豪爽的性格、果断的决策能力、对待同志的真诚、对人才的珍惜，以及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亲自登门看望我并给了我最诚挚的忠告，是给我留下的最珍贵的永恒的礼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21日下午，伊克昭盟盟委、行署在盟委大礼堂召开了“欢迎梁伯琦同志返盟汇报大会”。大会由杜凤华同志主持，我向大家介绍了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和中央领导接见代表的盛况以及返呼时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亲切接见的情景，随后又做了《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
“病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失去生活的勇气。只要我有一天活着，就要和病魔做斗争……为边疆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这是我报告的最后一段话。
格盟长最后做了重要的总结发言《向教育战线上活着的罗健夫——梁伯琦同志学习》。格盟长说：
梁伯琦同志是一位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先进战士，是活着的罗健夫，他的成绩及事迹是感人的。他在今天这个欢迎大会的宣讲是一次生动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课。
第一，我们要学习梁伯琦同志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尚思想。梁伯琦同志生长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毕业于北师大，为什么26年来能扎根边疆、献身边疆教育事业呢?这个问题，对于私心严重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第二，我们要学习梁伯琦同志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志愿在边疆安家立业和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
第三，我们要学习梁伯琦同志身患重病仍然坚守岗位的革命精神。梁伯琦同志身患重病后，他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认为只要自己活着，就应该生活得更有意义。所以，他一面顽强地同疾病斗争，一面加紧工作，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后人。
梁伯琦同志是我盟教育战线上活着的罗健夫，是值得党和人民引以为傲的一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员……
4月27日，《鄂尔多斯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次报告活动。在伊克昭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报道。可见，党对一个普通教师的关心和尊重的良苦用心!
4月22日下午，师范学校党委又组织了报告会，我向全校师生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会上，张校长热情洋溢地向大家全面地介绍了我的情况。晚上，记者尚一波等来采访，让我着重谈26年来的体会，我谈了以下几点：
我带着一颗纯朴、忠诚的心，来到边疆。我的家境贫困，人民助学金使我念完中学、上了大学。我和我的知识是人民的，不是我的私有财产。因此，在党和人民面前从来不会讨价还价。伊克昭盟生活艰苦，我能克服。边疆教育事业有许多空白，使我不忍心离去，我觉得我微薄的力量在人民事业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教师工作富于创造性和艺术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与教师的世界观、职业道德、知识更新速度有着直接关系。
26年来，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种种社会偏见。现在，国家还穷，我们伊克昭盟更穷，更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
根据这次采访，尚一波和戴学东同志在《鄂尔多斯报》（1983年4月27日）上发表了《我将不倦地探索》这篇报道。
《内蒙古教育》记者侯老师来得较晚，他是来翻阅我编写的各种资料的，他边看边做记录，偶尔也让我做些说明。后来他在《内蒙古教育》（1983年6月）上发表了《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喜欢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留给后代的东西本已不少，而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满足，他仍在进取，他仍在拼搏。”
我有幸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分子座谈会。4月23日上午7点半，在伊克昭盟师范校门口聚集着教师和同学，还有杨映枢校长，教育处的彭处长、王科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送我去北京参加这次盛会。我带着教师、同学和领导的一片深情和期望，又一次离开学校去北京。下午，我乘坐264次火车，于次日晨7点多到达北京站。内蒙古代表团团长金山同志（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早已在车站等着接我。
内蒙古代表团共4人（团长1人），会议代表都住在全总招待所411房间（一通厂副总工程师刘兴泉、包钢技术员张振山和我）。
4月26日下午，在全总大楼8楼会议厅举行了开幕式，由王崇伦同志（全总副主席）主持、章瑞英同志（全总副主席）致开幕词。接着，由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重要报告。
在开幕式之前，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张道真同志通知我：“方明同志要接见你。”方明同志见了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身体怎么样?你的腿呢?”如此低沉、颤抖的声音表现出他老人家很为我的身体担心。
“现在挺好，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是不是需要疗养，或者治疗?”
“我希望找个水平高的大夫检查一下，如发现有潜在的问题，就采取治疗措施。如没有潜在问题，就不必疗养。因为这种病不是疗养能根除的。”
我看了看刘式仪部长，她点了点头。
“那么等5月2、3日检查后再考虑吧，请总工会联系。”
方明同志、张道真同志和刘式仪同志再次和我握手。大会开幕之前的交谈，时间太仓促，只好暂时告别。
散会时，碰见了乌兰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原妇联主任，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金山同志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乌兰同志高兴地听着。“你是‘王昭君’!”她激动了。
“还差得远呢!”我回答道。
分手时，她又说：“再见，‘王昭君’!”
乌兰同志穿着蒙古袍，瘦小的个子，显得年迈，但是性情开朗、活泼。
晚上，我们看了电影《夕照街》。
座谈会议程安排得比较紧，27日全天小组讨论，晚上由章瑞英主持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十七次会议就工会十大报告提纲的批示，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参加这次全国劳模和先进分子座谈会的代表共有144人，他们都是各条战线的先进分子的优秀代表，其中工人33人、工程师27人、工会领导和干部33人、企业行政人员15人、医药卫生界6人、教育界7人、售货员6人、其他17人。
在分组会上，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代表都谈了各自的体会、经验和成就。我被分在第二大组，这个组由天津、内蒙古、福建、湖北、云南、辽宁的代表组成。我发现，每个组大体是按中国地理位置东、南、西、北、中组合，真正体现了代表们来自五湖四海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样，也便于了解祖国的各个方面。我作为一名教师，这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把他们的事业与爱祖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而迸发出一股忘我的勤奋劲和创造才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值得人们钦佩的成绩。像我们大组里的李模（云南）是技术革新能手，5年干完20年的活。张振山（包钢）是一位先进轧钢工人，工作一丝不苟，技术精益求精，多年来，产品合格率保持99.99%。他和我同住一室，他告诉我，钢材是国家最紧缺的材料，产品合格率每差0.01个百分点，浪费就非常惊人。为了提高这个合格率，对工人的素质要求非常高。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武汉市说唱团团长夏雨田同志，他是20世纪60年代师院中文系毕业生。由于个人喜好，毕业后专门研究中国的说唱文学艺术。他才华出众，享誉海内外。民间说唱文学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但是专门研究的人才很少，而他却选中了这个领域，20年来，创作与研究成果累累，人们不得不佩服他那勇敢的选择。
28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要会见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座谈会全体代表。大家耐心地等待着，3点钟时突然通知我们出发。4点整，李先念、彭真、万里、习仲勋、杨得志、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陈丕显、薄一波等领导同志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摄影厅。一切都安排就绪，会见程序比较简单，只是和大家见见面，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坐在前排的代表有杨希聪（厦门市环卫工人）、刘子玉（长春保温材料厂副总工）、刘守仁（新疆建设兵团良种羊培育专家）、秦宝兴（上海日用五金工业研究所工程师）、杨继海（中国民航副大队长）、刘兴滨（河南江河机械厂技师）等。
晚上8点多钟，方明、张道真和刘式仪三位领导再次来411房间看望我。
“专抽今天这点空闲来看你，请刘部长谈谈吧!”张副主席说。“已经请北京市文教委员会联系了，初步请首都医院的医生给你检查，争取5月3日或4日进行检查。全总的领导也知道。”刘部长向我解释。
“我很感激党对我的关心。我希望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光开会不工作，心里很过意不去。我希望我们伊盟师范能成为一个先进学校来北京参加教育先代会。我们学校目前情况是良好的，经过努力，她将成为鄂尔多斯高原的一支鲜花，一所很有希望的学校。我很想成为一名隐士，为党多做一点贡献。”
方明同志点点头笑了，张道真同志和刘部长也笑了。也许他们笑我说的“隐士”。我深感“荣誉”决不能成为我生活和工作的句号，所以，我对他们说：
“我现在身体还好，精力也充沛，记忆力和反应的敏捷性也不减当年。现在，我最需要的是安静和时间。第二次来京开会，见到许多领导都这样关心我。我想，还是让我争取多做工作，到那时我再向领导汇报。”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方明同志再次提醒我。
“你做出了贡献，我们要向你学习，你是我们的榜样。”刘部长补充说。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休息呢?”方明同志又问。
“随便写点感想。”
“要注意身体!”张副主席诚恳地劝我。
“千言万语，我只有说声谢谢!”临别时，我不知该怎么说。我的内心是如此内疚和不安，我只觉得我还要继续拼搏，3年、5年、10年，也许更长时间。对于过去，我觉得微不足道，今后我将向教育科学的更高峰攀登。
大会发言是从28日上午开始的。这天上午发言的有英雄机长杨继海、自觉成才的青年工人吕争鸣、浙江大学路甬祥博士、工程师刘子玉、人民的好医生周礼荣等5人。
1962年4月29日是我和赫连素贞结婚的日子，第二年的4月29日，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所以，4月29日，是我们家庭中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29日上午继续大会发言，今天发言的有杨希聪（厦门，环卫工人）、梁伯琦（内蒙古，教师）、毛显清（上海，工程师）、李模（昆明，工人）、赵成顺（鞍钢，革新能手）、石运莲（石家庄，乘务员）、于云程（天津，邮电工人）、郑挺（无锡印染厂，工程师），共8人。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我只讲了27分钟，从9：03至9：30。我的发言声音较低，大会主持人章瑞英同志两次提示我，要我大声点。
两个半天的大会发言，共有13位同志发言。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精彩，他们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他们那崇髙的思想境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在业绩上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同龄人；他们都有惊人的毅力，去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他们善于学习别人，总结自己，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继海、路甬祥、周礼荣、李模、赵成顺、郑挺等模范人物。在13位发言人中，有3位是杭州人，即路甬祥、周礼荣和我，这给大会无形中增添了一种特色。
每逢4月29日，是我们合家欢庆的日子。可是，今年的4月29日，我是在北京度过的，我想，这无疑会更有意义，在家的妻子和孩子们今年的4月29日会更加愉快欢乐。
根据议程，30日上午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一大清早汽车就到达毛主席纪念堂，8点半便返回全总招待所。在汽车上，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王勇同志对我说：“你是一个不简单的人，顽强地与癌症做斗争，有病还写了那么多东西，令人钦佩!”
两天前，方明同志就告诉我，教育部准备在30日召集这次座谈会的教师代表另开一个座谈会。经过两天的考虑，我也做了一点准备。上午10点，张道真同志和教育部的一位女同志先来看我，不一会儿，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和部办公厅副主任郝维端同志也来了。
房间太小了，只好到小会议室。何部长接见了南开大学物理系副教授、高能物理学家张光寅博士和我。张道真同志向何部长介绍我的情况，何部长说：“上次开会已经见过面了。”
我把学校捎来的信（关于占地款问题）和材料交给了何部长和张副主席，我恳请他们：“请向有关部门反映，学校要盖教学楼，希望在资金上给予补偿。别的要求没有。”“这可以办到。”何部长态度很明确。
在座谈会上，张光寅博士谈了大学人浮于事、采用办分校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当即得到了何部长的肯定，认为这是一个好意见。
我谈了以下几点想法和建议：
1.要培养中国的教育家，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如有发表论文和文章的杂志。
2.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中，要大力提倡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营造浓厚的研究氛围。目前，不少教师知识老化，对教育理论不懂或知之甚少，教育教学思想陈旧，教学手段落后，得不到及时更新，严重影响了教师素质。
3.从中等师范目前的状况看，侧重于培养“教书匠”，还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建议试点办一些培养高学历的小学教师的专科学校，四年制二二分段，招收优秀初中毕业生。
4.有水平的老教师，要带出几个徒弟，要形成一种制度。
何部长听了之后说：“培养专科学历的小学教师，国内曾有一位专家提及，今天又听到你的建议。很好。”
接见持续了约40分钟，张光寅老师和我都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告别时，何部长、张副主席和郝主任与我们一一握手。
事后，我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不让部长说一说对教师的希望和要求呢，也许我们有点不自量力了。
为期5天的全国劳模先进分子座谈会，30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由全总副主席王崇伦做总结报告。
首都“五一”庆祝活动从30日晚开始。全总给每位代表发了一张邀请书，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文艺晚会。
在万人厅，我们观看了全总特邀来的广西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演出的音乐、舞蹈、杂技表演。今晚来观看演出的外宾几乎占了一半。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都有节目，代表和外宾都可以自由进出各个厅。
“五一”上午去劳动人民文化公园参加游园活动，这里设置了许多游艺活动点，大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如杂技、相声、小歌舞表演、小游戏等，许多外宾也挤在人群中。
下午安排了参观中南海和毛主席故居，晚上安排看电影。因为我参与编写座谈会的《汇报提纲》，只好放弃下午和晚上的活动。实际上，我不可能所有的活动都参加，因为病后我的体力已经很差，只能保守地适当参加。
5月2日早6点15分汽车就出发，全体代表去八达岭游览长城，中午又去明十三陵，午饭就是在长陵吃的。饭后参观定陵。下午3点半，我们就回到了全总日坛招待所。在汽车上，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王勇对我说：“我们和金山同志说好了，夏天或明年邀请您去黑龙江传经送宝。”我对此盛情表示高兴，但是我的身体还不允许我过远的外出，只能婉言推辞。我说：“我没有什么经好传，真对不起。”
……为了记载这难忘的欢乐时刻，金山同志特意为大家买了照相机，所到之处，我们都摄影留念。从定陵回来后，离开晚饭还有2个小时，我们内蒙古的3个代表还有黑龙江机械研究所的女工程师嵇雄，去日坛公园游览，以便在北京逗留的短暂时光，更多地留下这难忘的记忆。
晚上，不到7点，我们来到了工人体育馆，参加首都15000名青年工人与300多名日本青年工人的联欢。中央歌舞团、北京杂技团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最后，日本青年工人集体演出两个节目，一个是集体舞，另一个是集体游戏“白萝卜、红萝卜、小萝卜”。
为期3天的首都“五一”庆祝活动，到此全部结束。我们全体代表参加了主要的庆祝活动。我离开北京26年后的今天，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大庆祝活动，确是终生难忘。
5月3日，由全总的老陈和北京市总工会的小郭陪我去首都医院进行体检。给我做检查的是一位30来岁的年轻医生，看上去是一位很认真、细心又精干的医生。
经过仔细观察和多项检验，证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
晚上，我正在看中日乒乓球团体决赛现场直播节目，方明、刘式仪、樊立祥三位领导再次来看望我。
方明同志一直很关心我的身体。自从座谈会开幕以来的一星期里，这已经是第三次来看望我了。今天，三位领导来的目的是要我决定是否去疗养的事。
他们最担心我会不同意去疗养。所以，他们总是以婉转和规劝的口气说话，而且比较谨慎。
方明同志希望我马上去疗养，我提出把疗养推迟一段时间，因为3月下旬以来，我一直忙于开会，有一个多月没有上班了。现在，我应该马上回去上班。去哪儿疗养不做选择，回家乡杭州疗养也可以。
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推迟疗养的原因，他们是能谅解我的。所以，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我表示同意去疗养时，方明同志和樊主任、刘部长都立刻笑容满面，似乎松了一口气。从心底讲，我得病以来的6年中，现在是身体最好的时期，是我开足马力为党多做工作的黄金时代。可是，真没有想到，方明同志和他的战友是这样真诚地关心着边疆一个普通教师的健康，真是感人至深，我从内心里默默地说着：
“感谢您，方明同志和您的战友!”
5月4日晚8点，内蒙古代表团一行4人乘飞机回到了呼和浩特。
次日下午5点，代表团向自治区总工会汇报了参加全总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座谈会”的盛况。总工会的乌日娜、王席娥、金山等领导参加了汇报会。
5月6日下午6点，我回到了东胜。在车站，伊克昭盟总工会的几位领导已经等我很久了。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并把我送回家。
从3月27日至5月6日，为期40天内，我参加了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代会、“五一”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座谈会和首都“五一”庆祝活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得到了全总、教育部及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许多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一个远在北疆的普通教师，只做了分内的一些工作，并无惊人的建树，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关怀和尊重，这是我20多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想，这亲切的关怀，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广大教师的厚爱、尊重和期望。
在此期间，我还受到了自治区和伊克昭盟党政军许多领导同志的接见。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像我这样一个钱江游子来到这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教育事业只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竟得到如此厚爱。真是祖国处处有温暖，只要有一颗赤诚之心，都能得到祖国人民慈母般的厚爱。
在内蒙古，几十年来，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亲密团结，已经形成良好的风尚，这是内蒙古迅速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我记得，1957年8月，在欢迎北师大毕业生的座谈会上，内蒙古的一位领导曾说过：蒙古民族文化已濒临消亡的危险，急需振兴。最近，布赫主席在《人民日报》（1983年5月3日第三版）撰文说：“过去，周总理对从内地来参加内蒙古建设的知识分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喻他们是‘革命昭君’。”几十年来，内蒙古一直在欢迎大批“革命昭君”来建设内蒙古，我，一个钱江游子，是这个历史的见证人。
1983年7月17日，伊克昭盟科委的苏和同志通知我，参加由国家民委、劳动人事厅、中国科协联合召开的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座谈会。
1983年7月于北京八达岭长城
7月21日下午5点，我乘90次火车赴京，恰好在同一软卧车厢里，有内蒙古科协副主席刘金柱、乳品专家金士林老人，他俩也是去北京参加这个会的。次日上午7点，火车正点到达北京，接站的同志把我们三人用小轿车先送到国家民委一个地下休息室里，陈泓同志（科协书记处书记）接待了我们，当她知道我也来了，她兴奋地对大家说：“这就是裴老（科协副主席）在开幕式报告中提到的梁伯琦同志!”她详细地问了我的身体状况，接着她又说：“在裴老的报告里关于你的事迹占的篇幅很长，后来经修改稍有压缩。”
在这个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张朝阳同志，他告诉我他已调到经济日报社。中午，我们被送到八大处杏石口北京空军第一招待所。这儿离市区很远。23日上午，我去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下午，我坐地铁回到苹果园，3点半坐专车回到北空一招待所。回来后，我感到很累，腿又肿又胀。陈泓同志见我走路一拐一拐的，经常关心地问候我。24日，大会安排代表游览十三陵、长城，我因身体不适没有去，就在招待所看看书。傍晚，两个医生为我做了检查，说是陈泓同志专门嘱咐的。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于7月2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正式开幕。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代表有180名，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卢耀曾夫人达嘎也应邀参加。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是一次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战略思想的会议。
在开幕式上，科协副主席、老科学家裴丽生做了重要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19位科技工作者，如彭加木、卢耀曾、赵正阶、蔡希陶、刘守仁、高士扬、刘启林等，他们都是以其卓越的成果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专家。裴老的讲话非常深刻、生动，有许多耐人寻味感人之处。
接着，国家民委副主任任英同志讲话。
开幕式开得很紧凑，时间不长，仅用75分钟。那天到会的领导有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的领导，有中央有关部、委和工会、共青团及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人，还有首都有关学科的著名科学家36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幅员广大。55个少数民族6700多万人口，生息耕耘在约占全国总面积60%的土地上。在这些地区，有2万多千米的国境线，拥有全国草原总面积的90%和全国10大林区中的7大林区，经济作物繁多，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六五”期间297个重点建设项目的60%在边远民族地区，其中大多是与能源、交通、原料有关的项目。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央曾发出“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大批沿海内地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先后奔赴少数民族地区。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活艰苦、交通闭塞，有的甚至还处于很落后的状况。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边疆的建设事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更大关注。据统计，全国民族自治区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1981年比1978年增长13.3%，1982年又比1981年增长36.8%。今天的条件更好了，广大科技人员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不久的将来，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充分利用，是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的希望之光，而少数民族地区也一定会成为科技人员更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
7月26日开始大会发言，当天上午和下午各有6人发言，烈士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卢耀曾的夫人达嘎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上午发言结束时，我请夏淑芳同志签名留言。她写道：
“盼望您保重身体，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共勉!”
7月27日上午继续大会发言，发言的有8人。我是在9点44分至10点06分发言的，只讲了22分钟。当我发言结束时，大会主持人、科协书记处书记陈泓同志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都要学习梁伯琦同志的献身精神……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敬意!”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站起来向大家致谢意。
休息时，陈泓同志对我说：
“你是我们专门请来的特邀代表，是必须发言的。”
“我讲得不好，还超了两分钟。请原谅吧!”“你超过多少时间也可以。前两天，我们担心你的身体，怕你身体支持不了。”
“身体还好。”我自信地说。
“希望你能创造出奇迹!”她瞪大眼睛盯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
一个不相识的代表过来要我签名留念，我只写了姓名及通讯地址。记者乘机照了一个镜头。
大会发言都是在北京空军第一招待所礼堂进行的。
在侧门口，许多人围着我，关心地询问着各种问题。看到我右大腿上一个长长的伤口，人们感到惊诧。在人群中，我认出了一位老校友，她叫黄桢，是比我早一年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去新疆工作的。在这里老校友阔别27年重逢，不仅我们俩感到分外高兴，周围的人们也喜出望外，分享着我们的喜悦。我感到惊奇的是，虽经27年的风雨，她仍保留着大学时代的模样。
记者们摄下了这计划外的宝贵镜头。不久，我接到民族画报社老李的函告，这组镜头将以“同学相会”为题以“英雄谱”的形式报道。
晚饭后，陈泓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布置了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单独接见参加这次座谈会的10位代表，他们是烈士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卢耀曾夫人达嘎、细毛羊育种专家刘守仁、延边农学院金润植教授、鸟类研究专家赵正阶、工程师巴登珠、盐湖专家高士扬、麻风病防治专家刘启林、伊克昭盟师范讲师梁伯琦、贵州罗明光医生等。
28日下午3点，我们一行12人（后来增加了2人）出发去人民大会堂，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河南厅，这时已经4点多了。今天，人民大会堂里显得格外庄严，到处有岗哨和值勤的军人。半小时后，领导同志陆续地来了，他们先进河南厅外面的大厅休息，然后由裴老、任英同志和陈泓同志陪同，来到河南厅。这些领导有万里、田纪云、方毅、胡启立等。陈泓同志向领导逐个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每个领导都走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每个代表握手并亲切问候。
陈泓同志告诉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难得有这种接见方式。但是对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中央领导答应接见。这说明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的极度关怀、重视，寄予厚望。
摄影记者摄下了一组组珍贵的镜头。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照相厅，全体代表已经整好队，我们12人被排在最前排，再前面是领导同志的座位。我正好站在万里同志和方毅同志的后面。不一会儿，领导们都来了，和大家亲切地握手。当万里同志又一次和我握手时，他笑着说：“刚才我们见过面了!”
我的右边站着达嘎和夏淑芳。快照相了，达嘎向我提出请求：“我们换一个位置吧!”大概是因为她的丈夫卢耀曾烈士也是浙江人，所以她才大胆向我提出这点请求，而且确信我不会拒绝。
中央领导接见后，接着在小会厅里举行了会议。万里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重要讲话。万里同志不拿稿子，讲得自在，语重心长，是一个即兴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特别注意智力投资问题，要千方百计地加强师范教育，培养当地的师资，加强普通教育，把少数民族地区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要办好，加强教育，培养本地的干部。
在万里同志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内蒙古几个大煤矿、伊克昭盟的准格尔煤田。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7月29日上午在民族文化馆礼堂举行闭幕式。
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焦善民对《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93〕58号）做了说明。他说：
“目前边远地区科技人员约50万人，一定要把它稳定下来，今后要采取特殊的灵活的政策。边疆地区人才紧缺，更应当重视人才。内地的要支边，更要重视培养当地的人才。”
“要发扬50年代，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光荣传统。”
“今后要妥善地解决进出问题，要做到有进有出，鼓励进，允许出。允许出是为了欢迎更多的人进来。只有解决进出的具体办法，才能稳定队伍。要老有所归。”
“要给予优厚待遇，过去清朝采取加官晋级的办法，美国也实行过。”
国家民委副主任任英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真是一番肺腑之言。他说：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大振兴将转移到大西北、边疆，要做好智力开发和人才的准备。
毕生献给边疆的知识分子的智力是要很好照顾的。
两个差别是存在的：中国与强国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你们支援边疆，做出了贡献，我们从内心里无限地钦佩，希望你们为消弭事实上存在的民族不平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焦善民同志和任英同志的讲话，是为了解答代表们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而做的，针对性很强。许多代表听了以后，都深受鼓舞，由衷地感到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和真诚的支持。
中午，代表们就在这儿休息和进餐。下午分几个专业组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理工组。参加这个组的著名专家有老科学家汪德昭教授和劳动人事部的科学技术顾问黄维。
会上发言的人不多，第一个发言的是海南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郑学勤。
我是第二个发言的，我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内蒙古是资源重地，是未来经济振兴先行地区之一，现在抓教育也不晚。教育和智力投资要狠下决心，就伊克昭盟地区来讲，有8000余小学教师，其中民办教师有4000多，占小学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民办教师收入极低，经济负担很重，对教学工作影响很大。他们第一是种地，第二是做家务，第三才是教书。民办教师分布面广，承担的教育普及面远超过公办教师。根据这种情况，1990年前普及教育恐怕会落空。
要想普及教育，必须解决好民办教师问题。一要提高他们的水平，二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如每人每月补贴40元，伊克昭盟地区每年给民办教师的补贴总额为200多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小厂的年亏损额。
2.用智力方式开发智力。目前，边疆地区人才紧缺，绝大部分地区对小学教师没有培训力量，有的即使有也不配套或者不能保证质量。因此，必须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例如，引进录像、资料、建立小学教育研究中心等等。上级必须给以资助。
3.教育投资不要“一刀切”，边疆地区基础差，要多给；发展中的边远地区更应多投资。必须实行倾斜政策，否则，教育不先行，经济难发展。
我刚说十几分钟，陈泓同志让我坐到前面讲，讲完后我又返回原位。陈泓同志告诉我：“你的意见很好，把它写成书面材料，我负责向上反映。”
晚上，大家看电影，我在房间里赶写这个书面材料。
第二天，我从中南海主席故居参观回来，已是中午时分，我把这个大约4000字的书面意见交给了陈泓同志。
“再见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内蒙古看你，希望你保重身体。你的意见，我一定向上反映。”
为了尽快落实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座谈会的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科委、民委和劳动人事厅于1983年8月4日至6日，联合召开了全区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来自全区各盟市的代表201人参加了表彰大会。
3日，我报到时，大会工作人员通知我两件事：一是会后有记者采访；二是参加晚上的预备会。
4日上午，在内蒙古军区招待所礼堂，全区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开幕。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荣盛致开幕词。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刘金铸向大会传达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的精神。
这样大规模表彰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者，在全国和内蒙古自治区都是第一次。内蒙古召开的这次表彰大会实际上是全国座谈会的继续和延伸。所以，显得声势更加浩大。
自治区党委常委、内蒙古科委主任许令妊做了题为“再接再厉，为自治区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的重要讲话。她讲道：
在全区12万多人的科技队伍中，有近7万名同志已经在自治区工作了20多年。其中半数以上是从祖国各地支边来到内蒙古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同志，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民族地区的科技事业，他们和全区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了我们的自治区。
长期以来，各族科技工作者，在非常艰苦的环境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不畏风寒、不怕劳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地工作，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发展自治区的各项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出现了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和模范先进人物……如伊克昭盟的梁伯琦同志……锡林郭勒白音锡勒牧场高级畜牧师邓昱熙同志……科右中旗的确正同志……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业绩，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风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在开幕式上，布赫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就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科技人才的管理和使用、提高科技队伍素质、科技队伍加强团结等四个重大问题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与会的代表一致反映，这个开幕式开得好。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科技人员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肯定的声音，今天，终于听到了自己多年盼望的肯定的声音，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
下午开始大会典型发言。大会发言的有：乳品研究专家金士林、高级畜牧师邓昱熙、伊克昭盟师范讲师梁伯琦、肿瘤病专家贾正英主任医师、马铃薯专家高级农艺师张鸿奎、昭乌达盟科协副主席张庆祖等。
大会发言结束时，金士林、邓昱熙和我三人留下来照了几张相。科协刘钟林同志对大家说：“这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是的，我们都意识到，自治区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不平常的历史性的事件。
晚上，代表们看电影《海浪》。一位代表（中学化学教师）过来向我致意，并对我说：“你的报告太好啦!”
大会安排了一天半的分组讨论。8月6日举行闭幕式，自治区主席布赫、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赵志宏、科委主任许令妊都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是在内蒙古党委礼堂举行的，赵志宏同志先来到大会会场，他和伊克昭盟的同志一一握手。他问我：
“身体怎么样?上次开会回来，还没有去疗养吧?”
“还没有。已经联系好了。”我回答。
3点10分闭幕式开始，议程有：白良恺同志宣布受中央表彰的271人名单，宣读我区有6人获得荣誉证书；颁奖、宣读《倡议书》；布赫同志讲话；科协副主席刘钟林致闭幕词。历时一个半小时，闭幕式结束。
大会闭幕后，在军区招待所三楼前，领导同志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这时已是5点多了，我和大家忙着搬凳子。许令妊同志走近问我：
“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挺好。谢谢您!”
刘钟林同志也过来了，他说：
“你对内蒙古有很深的感情。我们都一样，我是河北人，来这儿也觉得很好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的事迹是很感动人的!”许主任插话说。
“我，平平凡凡，一个很普通的人!”每当我听到这类赞扬的话，我的心里总是内疚不安，思绪万千，不知所答。但我坚信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忠诚的劳动者。
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设宴招待全体代表。我被安排在厅中央第一桌，同桌就座的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志宏、民委副主任荣盛、肿瘤病专家贾正英、乳品研究专家金士林、马铃薯专家张鸿奎老人等。
国家科协刘副主席详细询问了我关于伊克昭盟教育的情况。
“你一定要去疗养，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一定要听呀!”赵主任再三嘱咐我，真是语重心长。
当天的招待晚宴，饭菜特别丰盛且富有内蒙古民族风味特色。我来内蒙古26年，还是第一次品尝到手扒羊肉的美味。过去我只是听说而已，并不知道它有那么好吃。
赵志宏同志告诉我，自治区召开的许多会都没有批，这个会不能不开，经费再紧也要招待大家。这样隆重的招待，在自治区还是特例。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代表都会意识到，这富于民族色彩的盛情的款待饱含了多少深厚的民族情谊。
晚宴后，许令妊同志又嘱咐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是的，我一定要战胜疾病，保养好身体，为这诚挚的民族情谊再战10年、20年，为我们祖国大家庭再添光和热。
吴秉先老师今天晚上也来了，她一见我就说：“很想去采访你们，特别是你爱人。”
8月下旬，火车票紧张，我在呼市家里待了两天，29日乘264次火车于次日早晨抵北京。我得知去杭州的火车票三天后才能买到，我只好去全总找范立祥同志开一张特许证明，改乘飞机。
1509次飞机于当天下午5点40分到达杭州，历时100分钟。晚上，我在大妹哲君家住，正好妈妈也在这里。8月的最后一天，我和母亲、大妹夫、大外甥惠清一起去三台山工人疗养院报到。疗养院的同志告诉我：“等你快一个月了，专门为你留了一个单间。”
在这里，我很快认识了一位同行——杭州六中党支部书记茹寅松老师。他也认识我30年前的班主任周理镛老师。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我马上给许多亲朋好友打电话。
9月5日下午快5点了，第一个来疗养院看我的是浙江省教育工会主席张一康同志。她同我聊了近一个小时。新中国成立前，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地下党员。当她谈起她那饱经风霜的岁月，脸上不时流露出一种难得的喜悦。
“看来，你对内蒙古、对教育事业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了。”
“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新中国，支边、搞教育都是为了这个。”
病后，我的身体虚弱，但是又喜欢运动，有时不注意就运动过量，免疫力下降。9月14日上午，我打了一个多小时乒乓球，出汗过多，下午就患重感冒病倒了，右大腿又红又肿，疗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很担心是否癌症复发或是什么并发症，便立即把我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检查。
我已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明白，只是重感冒、体温很高。晚上，疗养院的医生给我输液达5个小时。虽然有医生、护士照料，但茹寅松老师一直陪着我，怕我出意外。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正在输液，周理镛老师来看望我，还给我拿来一大包苹果。他坐在床边，操着他那福建口音，向我介绍杭二中的近况。他说杭二中的物理老师教学水平高，在市里颇有影响，希望我能同他们交流一下，我欣然应允。
我得病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17日上午10点，我正在输液，张一康同志又来看望我，还带来许多苹果，许多病友也陆续过来看望我。有全国劳模陈良玉、长广煤矿的小王、温州聋哑学校的叶丽丽老师。叶老师还建议我们伊克昭盟办一所聋哑学校，她愿意帮忙筹备。
尽管我病后连续三天输液，但体重却增加了5斤。
虽然我回到故里，但心里却惦记着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家。9月20日晚上，素贞终于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她告诉我，家里情况很好，学校还评我为优秀教师和模范党员，三女小兵在电话里表示要努力学习。我在电话里告诉妻子，我在杭州正多方了解师范教育和幼儿教育方面的经验。
星期日（9月25日），我接到周理镛老师来信，他邀请我于10月8日去二中做报告，二中和六中的老师共300人一起听报告。我当即同意回了信。但是两天以后，我又患重感冒，体温达40度。对于我来说，这已经习惯了，这一天，我还是把《向杭州师范学习提纲》写完，并托茹寅松老师转交市教育局，请求他们安排时间。
节日即将来临，许多疗养员都回家去了，疗养院里显得更加安静。这些天，我可以抓紧时间编写《小学自然教学法》。
去杭二中做的报告《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我已经写好了，近万字。尽管这题目我已做过多次，但是为了更好地向家乡人民汇报，我还是重新改写了报告原稿。
茹寅松老师向疗养院领导提出我去二中做报告要请假的事，院长不同意，说我身体虚弱，来这儿的任务是疗养不是做报告。但是，报告已经安排好了，不去也不行了，后来院领导也只得默许了。
10月8日早饭后，我去打印室印讲稿。杭二中的小车7点半左右就来了，因为我在打印室，他们没有找到我，茹老师还去花港公园找了一圈，又在公园周围转了一圈，正在焦急之际，我到了大门口。这时已8点半了，这是我们预先约定的时间。
随车来接我的是杭二中校长周理镛、杭六中书记茹寅松，还有二中的一位老师。小车把我送到二中“求是楼”门前，我们进了一个漂亮的会客厅。周校长去请几位物理老师：孙祖英（副教导主任）、邱永宁（副组长）和徐老师。我们之间漫谈了近3个小时，气氛十分融洽，从物理教学到治学、师德、自身建设，无所不谈。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向他们学习的。
中午，我在这里吃了一顿便饭。事先我说明吃素，所以饭菜比较简单，但很合口味。周校长也陪着我一起吃饭。
饭后，我就在这会客厅里休息。他们给我拿来一块毛毯，我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
下午1点40分，报告会开始，一个很大的放映室里坐满了老师，有300多人。讲台的黑板上写着“学习梁伯琦同志的献身精神”12个大字。几位学校领导陪我进入放映厅。
我讲了约70分钟，不只讲我在边疆26年，还介绍了内蒙古和鄂尔多斯风光。当我讲完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学校领导又做了热情洋溢的总结，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周校长告诉我，杭州市教育局原打算组织全市教师的报告会，但是，浙江省工人疗养院的领导不同意，所以只好在这儿做一个报告录音。当我走下讲台时，周校长向我介绍了市教育局来的两位领导。步出放映厅时，杭二中的其他两位领导热情地和我握手。周校长又向我介绍了母校宗文（现杭十中）来听报告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我当年的体育老师周锡忠（副教导主任），另一位是校党支部副书记陈国昌老师。
在会客厅里，周锡忠老师和陈国昌老师向我介绍了母校的情况，以及一些老教师和老校友的情况，希望我回母校看一看，并邀请我做一场报告；陈老师提出来要一份讲稿以便印发。这些我都一一答应了。两位老师还告诉我，知道我来杭州，他们查了我的学籍档案。陈老师说：“我们都是新昌人。”我说：“新昌是我的祖籍，小时候曾在外婆家住过几个月，印象不深，只记得有一个大佛寺。”陈老师点点头笑了。
第二天，茹老师告诉我：“碰到几个老师，都说昨天下午的报告很好。”下午，茹老师又告诉我：“杭师明天上午来车接你。”恰好，晚7点，素贞来电话告诉我，她和马二栓老师乘飞机已到达杭州，我当即告诉她明天一起去杭州师范的事。
10月10日上午8时，杭州师范的小车来疗养院接我，然后又到柳浪闻莺我母亲家把素贞和马二栓老师接上，一起去杭州师范。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余校长和华铭中老师接待了我们三人。当时余校长正在党校学习，为了接待，学校特意请他回来。余校长和华老师花了3个小时详细介绍了杭州师范的情况，使我们深受感动。杭州师范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教师的摇篮，如老一辈著名小学教育家斯霞老师，就是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这所古老学府的。
为了很好地向杭师学习，事后，我整理了一个单行材料《杭州师范情况》，立即寄给伊盟师范校长杨映枢。杭州师范在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减轻学生负担、教师工作量的控制、自然科教学问题、教师的培养和再教育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地和经验。
伊克昭盟师范与杭师相比，毕竟还比较年轻，在办学经验和水平上是有差距的，有待于虚心地向兄弟学校学习，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1999年梁伯琦夫妇于杭州玉皇山脚下原杭州师范学校校园内
当时杭州师范坐落在西湖南端，东面和南面倚山，西南离净寺、虎跑等名胜古迹不远，西面与西湖只隔一条南山路，有得天独厚的秀丽的自然环境，这样的师范全国罕见。
10月14日下午，周锡忠老师冒着大雨特地来疗养院看望我，进一步落实做报告的事。周老师告诉我，主要还是谈个人，其他的不必谈。在二楼的阳台上，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10月15日下午，我回到了阔别30年的母校——杭州宗文中学（现杭十中），一进校门，在一块大黑板上写着很鲜艳的一排大字：“欢迎全国优秀教师、劳动模范梁伯琦校友来校做报告。”
在校园里，莫书记、沈平一老师（36年前我的音乐、美术老师）在等候着我们。他们把我和素贞领进一个小会客室。顿时，会客室内外来往的人多起来了。
报告会是在宗文中学大礼堂里举行的，来听报告的有十中、八中以及瑞金中学的三四百位老师，其中年轻教师占多数。报告会由莫书记主持，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莫书记还风趣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使我们更加高兴的是，梁伯琦同志的爱人赫连素贞也来参加我们的报告会，和大家见面。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议论声和掌声。
1点30分开始了我的报告，今天我第一次离开讲稿自由地讲，居然滔滔不绝地讲了2个多小时。我在报告中详细地回顾了中学时代母校的老师们给予我的深刻印象。“是他们为人师表使我走上了献身教育的道路……从这样一所学府里培养出一些优秀教师是不足为奇的。我感谢母校的老师对我的哺育，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这是我报告的结束语，我的话音刚落，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莫书记、陈书记、周主任、沈平一老师和赫连素贞。报告会结束时，我和素贞扶着沈老师走下主席台。当我走进人群中时，不少老师和我握手，一些老师高兴地喊道：“我们是十中的。”表露出一种自豪。我回答说：“那我们都是校友啦!”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个满头银丝的老教师。
“你认识我不?”她温馨地微笑着问我。
“是汪老师!”我立刻认出来了，她是我高中时的地理老师。看她那精神，我想她一定还在工作。
学校领导和老教师陪我们俩在校园里边走边看，周老师和沈老师用他们那特有的亲切而又深沉的声调，向我们介绍着宗文30年来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回忆把我带回了宗文古老而又质朴的年代，重温了当年那不可磨灭的师生情。
我记得中学时代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他们的说话姿态、衣着特征及讲课的特点我都记忆犹新。可见，他们给我的印象至深。
一直到我写这本书，即将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始终陪伴着我。
是什么能把他们的形象烙在我心灵的深处呢?
汪玲燕老师娓娓动听的讲述，把我引向全国、引向世界；沈平一老师那娴熟高超的技艺曾令我钦佩；王斯琴老师慈父般的爱心曾给予我莫大的欣慰；周家骥老师高标准、严要求曾催我奋进、永不停滞；周锡忠老师和俞大雄老师使我懂得人都要有颗火热的心；刘佩萱老师讲述的冰心的散文给了我做教师的一颗童心；俞观瀛老师的讲述，使我懂得什么叫严谨；胡敬珍老师那漂亮流利的英语像是一支动人的歌儿，永远回荡在我的脑际，使我看到乡间的小路变宽了，世界变大了……
可惜，纸太小了，我不能一一列出每一位老师。这里我想起了在北京与周理镛老师重逢时他给我写的一段留言：
伯琦同学：青出于蓝胜于蓝。
学习你崇高的献身精神，希望你保重身体，为党多工作若干年。祝你健康。
宗文的每一位老师都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无私地给了我，使我长硬了翅膀，走遍天涯报效祖国。正当我深沉地回味着往事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学生王桂花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想念的梁老师：
……您虽然与我们分别的时间仅仅两三个月，但我却感到犹如过了两三年，我在繁忙的学习之暇，常常想起您。您是我所有的老师中最能给我鼓舞的一位，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您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每当我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畏缩不前的时候，您那张熟悉而慈祥的面孔就出现在我眼前，您那满含慈爱的目光是那样的犀利，使我不敢抬起头来……梁老师，我在梦中常见到您老，梦见您还在给我们讲课、与我们谈心……
敬礼!
2000年梁伯琦夫妇回杭州与原宗文中学（现杭十中）同窗合影
学生王桂花对我的崇敬，不正是30年前我对我老师的崇敬吗?我想，一个老师有了值得学生崇敬的地方，学生才会崇敬他。这种崇敬不是金钱能换来的，也只有学生崇敬的教师，他们才能对学生产生教育的影响，这种教育影响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我想，我的学生也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地献给我和我的老师毕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也坚信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一代胜过一代。
医生们知道我在疗养院的时间不多了，临行前，一定要我做一次全面的体检。10月20日，疗养院专车把我送到半山杭州肿瘤医院，护士小周、司机小王、马二栓老师和我爱人一起陪我去半山。
50余岁的顾医生为我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无复发迹象，只是术后淋巴回流阻塞。
一起疗养的疗友们知道我将很快离开这儿了，26日上午，疗友们去花港公园照了许多相片，小王还为我和素贞照了几张相片。10月27日上午9点半，张一康同志又专程来看望我，我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在我疗养期间，还得到了省教育工会同志的关心照顾。10点多钟，我和素贞离开疗养院，许多疗友、医师、护士都来送行。
早在半个月前，市教育局宣传科的徐任中同志曾向我详细了解过情况。几天后，他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在《杭州日报》发一稿。我表示同意并告诉他，我在10月27日离开疗养院。
果然，在我离开疗养院的这一天，《杭州日报》发表了《全国优秀教师梁伯琦在杭做报告》的报道。
疗养院管理较严，我一般不能外出。27日下午，我和素贞专程去看望了沈平一老师和刘佩萱老师，他们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和素贞每人煮了一碗鸡蛋桂圆汤。历经30年的风风雨雨，他俩现已年近古稀。从1947年进宗文，直到1953年高中毕业，我一直受教于两位老师，在古老的校园里与他们朝夕相见。沈老师拿出影集，边翻边忆往事，脸上流露出一种慈祥的微笑。我们畅谈了2个小时，还没有谈够。
2000年回杭州与原中学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合影
出院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和素贞又去找王斯琴老师。但是，自从1957年以后，王老师已与我失去联系。我从宗文的老师那儿知道，他在宗文任教至1954年就调到杭州师范，在杭师时受迫害被遣送到农村，1980年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工作，后就职于杭州师院。但去杭师院打听，谁也说不清王老师的住址，不巧这两天杭师院开运动会，找人很难。我们向十几个老师打听，终于知道王老师住在米市巷左家桥一带。我们就到左家桥一带挨家挨户去打听。花了整整一上午，终于找到了王斯琴老师。
本应该和王老师畅叙往事，但因第二天就要离开杭州，我们只能见个面，大约谈了半个小时，王老师又把我们领到离他家不远的另一位同窗学友傅荣然家，不巧他上班没回来，我们只好请他妻子转告一声，请他晚上来我母亲家见面告别。这时已是午后2点了。
晚上，母亲家里特别热闹，大妹、大妹夫、三个外甥、外甥女婿都来送行。晚饭后，大约8点，王斯琴老师和傅荣然同学也来送行。我向马二栓老师介绍：
1997年与原杭州同窗学友及老师在一起
“这就是王斯琴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32年前，在我生活最艰难、身体最坏的时候，王老师曾经照顾了我近一年，使我念完高中顺利地上了大学，是我的一位恩师。”过去我常和同志们谈起这位王老师，这一次马老师终于见到了他。许多人都为我能有过这么多的恩师而感到莫大的幸运。
的确，宗文是我成长的摇篮，这里有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老师，有陶冶我情怀的和睦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更有那勤奋向上的校园氛围。
我和老师们离别已整整30年，这期间他们饱经风霜，变得苍老了。王斯琴、刘佩萱老师和傅荣然同学都蒙受过极大的不白之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终于迎来了欢乐的晚年。然而，楼梦弼、张子京、金祖慈等老师在“文革”中被逼含冤离世。楼老师和张老师是我高中时的几何、物理教师；金祖慈是我的语文教师，我曾经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担任语文课代表，他常常让我在课堂上范读自己的作文，高中时期我越来越喜欢文科，跟金老师有直接关系。
10月30日上午8点，母亲和大妹把我们送上了火车。但火车才行驶10分钟，我突然高烧到39度。大概是因为连续两天寻找老师和同学，身体累了，免疫功能下降，说明我的身体虽经两个月疗养，还是虚弱的。
在呼市家住了几天，经过治疗，身体恢复后，于11月6日回到了东胜。
回来以后，学校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我主动提出来为普师81班开设小学自然教学法。因为这门课在我校从未开过，现在再不开设这门课，恐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些事先我都预料到了，所以，去杭州疗养时，我把资料、钢板和蜡纸都带去了。疗养结束时，我已写成了5万多字的一本讲义。学校欣然同意我的建议，我又一次重返教坛。
1983年3—4月间，我以通讯方式向在鄂托克旗工作的校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调查。对旗一中、二中、四中、二完小，以及沙井、陶斯图、查汉淖、羊井等校工作的96位我校历届毕业生，进行了粗略的调查。虽然这个调查只涉及一个小范围，但也反映了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1.1962—1965年“文革”前分配在鄂旗的我校毕业生很少，1977—1982年即“文革”后分配的师范生远比前15年（1962—1976）的总数还多一半以上。
2.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师范生改行的很少，约有2.16%；脱离教育第一线，但仍在教育部门的也很少，约有7.3%；有86.4%的师范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其中小学教师为13.54%，初中教师为65.63%，高中教师为7.3%。
伊克昭盟师范分配在这些地方的历届毕业生有73%不能长期稳定在小学任教，严重地削弱了小学教育。
由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高师毕业生供不应求，加之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艰苦，志愿去者甚少，就是去了也不能持久。因此，大量中师生只好去教初中或高中，从而造成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我从这些学校了解到师范历届毕业生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师范生任小学教师的共13人（1963—1982）
历届师范毕业生分布状况（1963—1982）
3.中师毕业生大部分人挤到中学去，在知识和能力上都是力不从心的，无法达到教师工作所必需的创造性要求，严重影响教育质量，使许多青少年的才华被扼杀在摇篮里。
4.这个调查虽有局限性，但已充分说明这类地区教育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促使我们做一个大型普查，为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建议所有师范的教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搞小型调查。
从1977年以来，东胜地区教师改行的比较多，已经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也说不清有多少教师改了行。1984年的9月至11月，我向师范历年来的毕业生、主管部门及人事部门做了一个调查，最后写成了《关于东胜地区教师改行情况初步调查》和附件《1977年以来东胜市教师流动情况》及《1977年以来改行教师花名册》。
东胜市教师改行从1977年以来一年比一年严重，在1982年至1984年达到顶峰，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改行的竟达100多人，其中大多是农村教师和师范院校毕业生。在东胜市政府各局，市委各部，人大各办公室，公、检、法，各街道办事处以及各乡政府机关，都有近3年改行的教师。教师改行情况的严重程度在全国是罕见的。1982年7月15日，东胜市人事局第136号文件一次就调出11名教师至公安、检察、法院工作，其中有9名是伊盟师范历届毕业生。1983年3月19日，市委组织部第24号文件，一次就调出6名教师至城关人民政府及乡公社工作。1984年前10个月改行教师达50名之多，创历史上同期最高纪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师改行呢?
不能完全归结为他们个人，例如归因于不忠于教育事业、怕艰苦等。我走访了许多校友，他们诉说了许多苦衷。
“1982年，一个农村学校有几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因为找不到对象，只好改行调走。”
“生活苦、设备差、福利待遇低、住房简陋、找对象难，已成为广大农村青年教师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然而工作量之大，难以计算。还有，成家后，家属落户很难。”
“农村教师的生活、待遇……与城里相比，悬殊太大了。当然，短时间可以，久而久之，想法就多了。许多教师都是由于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离开了心爱的学生。根本的问题是教师的劳动得不到实质上的尊重，欲献身而无安身之地。”
在近年改行的教师中，有20多年的老教师，也有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人们可以一一列举出他们的名字，并为东胜市教育战线失去一大批经过党和人民多年培养的园丁而感到惋惜和痛心!这将给社会和多少父母带来重重忧虑，而这种忧虑又将会延伸几代人!真是“毁树容易种树难!”
35年来，东胜市从只有55名教职工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的教师队伍，党和政府为东胜市付出了多大的投资，多少有志青年从内地和沿海地区来到这里，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鄂尔多斯，今天东胜的繁荣昌盛是来之不易的。
“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只要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实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指示去办，东胜的教育是能够搞上去的。”在我的调查过程中，许多老师（包括改了行的，正在想改行的和不想改行的教师）由衷地向我诉说着深埋在他们心底的这句忠诚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调查十分必要。通过调查，我们才能深切了解当今农村教师的苦衷。我们没有理由离开现实条件无限地期望他们去“献身”，因为他们也是人!在我看来，关心教师、尊重教师和重视教育是应该统一的一件事。
为了使这个调查具有必要的证据，我又特地附上一个改行教师的花名册。然而，对我的这个调查报告来自各方面的反响是极不相同的。
“不算严重，赤峰这些年改行的教师也有100多人。”在参加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期间，有位同志这样对我说。
“赤峰有400万人口，改行教师100多人；东胜市只有10余万人口，改行教师竟有250多人，还不严重吗?”我反思着，显然要严重百倍。伊盟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竟认为：“这样做是符合东胜市的具体情况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调查是真实客观的，也为农村教师说了心里话。当时，我把这个调查报告（连同附件），还写了《关于东胜市教育改革设想与建议》，一并交给了市委书记宋书岱同志，他说：“非常感谢你对东胜市教育的关心。”他认为这个调查反映了东胜市教育的实际状况，有参考价值。后来，李庭华校长告诉我，自治区教育厅在《简报》中转载了这个调查报告。
我们师范学校的教师关心本地区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做点社会调查有利于我们所从事的师范教育。每一次类似的调查，都使我对伊盟教育的认识深入一步。我想每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都应该读一读。我搞这些调查的最初动机就是这样。
1984年，我参加了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喜事。因为我是1980年才入党的新党员，又是一个普通教师。11月28日，伊克昭盟代表团到达呼和浩特。
1984年与内蒙古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代表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第四次党代会是在内蒙古军区招待所召开的。很荣幸，我能跟达拉特旗旗委书记董树清和鄂托克前旗委书记穆向阳同住在四号楼209号房间。我想，我作为一名师范教师，一定可以向他俩学习和了解到许多东西。头一天晚上，穆向阳同志就向我谈起鄂托克前旗的教育状况，我一边听一边做了记录，并列表如下。
鄂托克前旗教育状况
在公办教职工中，本科5人（蒙4人）、大专17人（蒙9人）、中专198人。
1980—1984年学龄儿童入学率（%）
这种状况全国罕见，但我想这是暂时的历史现象，人们决不会永远停留在这种状况，我也希望自己能尽责。
次日上午，代表们都去参观自治区科技成果展览，回来后，一下汽车，我见到格尔勒图盟长。我们谈起伊克昭盟成立师专的事，我提出能否请师大来伊克昭盟办分校，伊克昭盟投资。格盟长很赞成这个办法，原先他也考虑过。中午，我洗澡回来，董书记又跟我谈起教育问题。虽然，我来这仅两天，但人们都愿意同我谈论教育。
11月30日下午由周惠、布赫主持，召开了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的预备会。晚上观看内蒙古歌舞团和广播歌剧团的文艺演出，顺便与计书中同志谈论起教育问题，我们议论着怎样扶持一所小学，集中资金，使它完善起来，这样要比分散使用资金见效快得多。
12月1日上午8点半，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隆重开幕，由布赫主持并致开幕词，周惠书记向大会做了《坚决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改革步伐，为夺取内蒙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下午分组学习和讨论。
周惠同志的报告是振奋人心的，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教育提得很少，但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经济规划、内蒙古今后5年发展的宏图。人们可以理解，自治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经济发展制约的，只有抓住经济发展这一条主线，才有其他事业的发展。
12月2日上午继续分组学习和讨论。9点过后，我在小组讨论会上讲了两个意见：一是关于民族教育问题，今年全盟物理（高中组）竞赛，民族中学优胜学生上50分的只有4人，其中60分以上的只有1人，而汉族学生第一名成绩为113分。蒙、汉学生事实上存在极大的差距。我们应该正视这个差距，并设法缩小这个差距。二是筹建师专问题，自力更生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已成为发展伊克昭盟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伊克昭盟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只有10.61%，严重地影响了小学教师队伍的稳定。
晚上，我在房间里写一篇短文——《暮年余热献四化》，这是《内蒙古日报》的预约稿，两天以后发表在该报的第二版上。
12月3日全天继续讨论。
上午，我把写好的短文交给小郭。9点多钟，《内蒙古日报》记者来找达拉特旗的种树大王尚宝成、赤峰农研所的王玉玲和我拍摄几个镜头。下午4点以后，《光明日报》记者陆永龙、《内蒙古日报》记者周发两同志来采访我。
采访在四号楼209号房间进行。他俩向我说明了这次采访的主题是去年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以来的新的想法和工作情况，并问我是否带来一些现成的文字材料，他们要先拿去看看。
当时，我给了他们一本《教师生涯》（第八集）、一本《教学札记》（第十集）。他们约我晚上见面深入采访。所以，晚上的电影《乌纱梦》我没有看，在209号房等他们。晚8点刚过，他们来电话问我，去年《内蒙古日报》关于我的报道是什么时候。看来，他们是非常细心认真的。
晚8点半左右，老陆先来。过不多久，《内蒙古日报》的著名记者吴新民同志也来了，一见面他就说：“看了你的材料，感人至深。今天我有点感冒，但是要采访你，我怎么也得来呀!”
接着，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
记者：从去年以来，你对扎根边疆、献身边疆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打算?
回答：去年秋天，我在杭州疗养，为杭州市的教师们做了两场报告。我觉得，江南是鱼米之乡，生活好、风景秀丽；北方呢，生活和风景都不如南方，但资源异常丰富。我中学时的一位地理老师说：“过去讲的地理上还没有关于边疆少数民族这方面资料。”南方人对北方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很少，理解片面。我在报告中大力宣传内蒙古丰富的资源和乡土风情。我希望，在南北之间，形成人才与资源的对流，使祖国迅速繁荣富强起来。
内蒙古、大西北人才奇缺，教育上存在许多亟待研究探讨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讲，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为了“消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汉族同志应该有这种献身精神”。
记者：从去年以来，你有哪些新的考虑?
回答：前不久，我花了3个月时间，对东胜市教师改行情况做了一个初步调查。这里教师改行现象严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师改行?一年多来，我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
1.对教师“左”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除。
广大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工作辛苦，一人顶几人使用，超负荷工作，但待遇却很低，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很差。他们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共产党为什么不在他们中间吸收更多的优秀者入党呢?农村教师是知识界生活待遇、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最差的一个阶层。农村教师不只是农民子女的良师，也是农民的益友，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有力参谋，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应当更多地关心他们。
同样是知识分子，但教师由于职业性质而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因此，我认为在教师中发展党员还应稍快一点，教师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是知识领域里的产业工人。
2.师范教育问题。
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尤其要考虑到对老少边远地区的关系。今年初，我写了《共产党人与教育》和《师范教育与伊克昭盟的未来》两篇论文，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
写成后，我也给了盟委的领导，供他们参考。
3.民族教育质量低，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造成民族教育质量低的原因很多，有历史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有现实生活中不正视“差距”的客观存在，以及对这个“差距”长期存在下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记者：一年多来，你做了哪些工作?
回答：这一年多来，我仍坚持在第一线搞教学工作。教学之余，我还从事了以下几项工作：
1.伊盟物理学会成立不久，我任副理事长，参与主持常务工作，从事物理学科普及工作。
2.两年来，我写了几十篇教育和教学论文，有的发表在本地的报刊上，有的是对学校或全盟教育工作提出建议和设想。这些论文都收集在我的《教师生涯》和《教学札记》里。
3.搞了一些小型社会调查。搞教育要讲科学，讲科学就要从实际出发，向社会调查。今年我搞了两个调查。伊克昭盟教育怎样搞，师范怎么办，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找到正确途径。
4.完成了《高中物理解题方法》一书（为伊盟教育处教研室写的教学参考资料）。
5.向中央提了两条建议：建议创办《师范教育》；关于呼钢一职工的来信，提出了关于提高厂办中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我觉得问题很多，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很有限，我所做的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甚远。现在我深感到列宁所说的“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这句话，是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提出来的知识化的最高标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只有用人类的全部知识丰富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像他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更新知识，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使自己成为富于创造的人，时刻为党的事业开拓进取。
记者：你参加自治区党代会，有什么感想?
回答：我是一个普通教师，能参加自治区党代会，感到非常荣幸。我切身体会到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报国有门、贡献有路了。感想很多，有许多话要说，最近写成一篇文章《党给我理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内蒙古教育》1985年第1期）表达了我的全部想法。
他们的采访，后来以《他在冲刺》为题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
12月4日、5日都是全天讨论。5日下午专门讨论《关于扶持贫困地区（征求意见稿）》。
关于教育扶贫，我提了几点意见：
1.办好两所学校：重点中学和教师进修学校，加强“母机”教育。
2.向师范院校输送，尽力争取代培、进修、定向指标。
3.建立培训中心，以精通教材为主。
伊克昭盟的西四旗都属于这类地区，其中以前旗为最贫困。
12月6日、7日，自治区四次党代会三个委员会委员预选和正式选举。7日上午10点45分，周惠同志宣布党代会胜利结束，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中闭幕。
1983年8月，邓力群等同志曾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地视察教育，“感到问题非常突出……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而且由于‘十年动乱’盲目普及中学教育，把好一点的小学教员抽调去教初中，好一点的初中教师教高中，小学教员出现缺额。就拿民办教员来顶，结果使中小学教员的水平都大大下降……如果不首先想办法解决师资问题……（见伊克昭盟教师状况表）这样长期下去，对于我们各方面的事业都要带来很大的困难。”（《人民教育》1983年第11期）
伊克昭盟教师状况（1984年3月）
伊克昭盟地区的师资状况，严重的问题是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太低了。
可以做一个宏观估算：若1万名儿童入学，经过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时，仅有135名合格，学生的合格率为1.35%。这样一支教师队伍是很难造就人才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其现状也难以维持，以东胜市为例，如东胜市教师改行、外流情况表所示。
东胜市教师改行、外流情况（1977—1981年10月）
由于教师外流和改行严重，师资状况日趋恶化。以东胜市为例，伊克昭盟师资现状，如东胜市目前师资状况表所示。
东胜市目前师资状况（1984年）
伊克昭盟贫困老山区，师资状况还要严重些，如鄂托克前旗教育状况表所示。
鄂托克前旗教育状况（1983年12月）
根据以上情况，伊克昭盟地区师资队伍的建设，关键的一环是尽快建立初中教师的培养基地——伊克昭盟师专，这是振兴伊克昭盟教育的重要一步。基于这种考虑，我和李庭华同志合作写了《关于筹建伊盟师专的设想和建议》，分别向盟委、行署、主管部门提出此项建议。当时受到盟长李崇义同志的重视并做了批示。
后来，原教育学院院长张益寿同志曾跟我多次探讨，共同认为，伊克昭盟经济力量薄弱，人力不足，充分利用教育学院的师资和设备，附设专科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
1984年9月至11月，我曾对东胜市教师改行情况做了调查，并写了《东胜市教师改行情况的调查报告》，许多教师看了这个《调查报告》，都说这个调查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但也有人劝我：“白下辛苦，人家当官的不会听你那一套。”
然而，《调查报告》所反映的确凿事实却为所有的人认可。我曾说明这个《调查》是初步的，未必周密，为什么急于公开?目的是要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注和对教师的同情。但是，后来的情况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深思，于是我又提笔写了这个《调查报告》的续。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校学生在市内几所中小学实习，他们反映的一些问题正好说明了大批教师改行产生的严重后果，而这些情况在本地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许多人认为“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子”，不少家长也认为“只怪孩子不争气，莫怨老师”。例如：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带警笛的三轮摩托几乎每天出入于某中学，被抓走的学生有4人。
班主任可以任意停止学生学习，学校对学生的宏观管理失控、纪律混乱。不坚持耐心的正面教育，动则停学，以骂代教育。
教师不爱学生，对学生无情、冷酷甚至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学校生活没有乐趣，好像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许多课上不下去，学生学不到知识，求知欲受到压抑，心灵的创伤很深。
实习生可以举出许多实例，说明教师素质差已严重影响了东胜地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这与近些年大批教师改行，使学校严重缺乏有丰富教育经验的骨干教师有直接关系。因此，大量教师改行已经给本地社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骨干教师是学校教育中的“总工程师”。没有他们，学校教育失去灵魂、年轻教师失去带头人。截至1984年10月，以市七中为例，全校五六十个教职工中，达到大专学历的只有4人，其中2人搞后勤，1人有病。
东胜市某所中学甚至采用这样的做法：不好管教的学生，只要不来学校，到期也可以领到毕业证书。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学校教育牵动着千家万户。现在，东胜地区的大多数父母不愁吃不愁穿，就为子女的教育发愁，为子女的成才伤透脑筋。
当然，我也坚信，这只是东胜市教育史上的一个短暂现象，我的调查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有助于改变人们对教育和教师的旧观念。
1987年3月，我接到一个电影制片厂X君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在深入生活和搜集创作素材的过程中，偶尔看到了你的那篇题为《我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文章，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思索着教师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你文章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了解工农大众的疾苦，不与祖国共命运、共患难，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的。人固有一死。一个人，当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时，他将会含着微笑从容地离开人间。”“这些话说得多好!但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懂，只好请教你了。你说：26年，我失去的只是一种偏见，即对生活追求的一种世俗偏见，换来的是边疆的繁荣。其中对生活追求的一种偏见一语应作如何理解呢?你又是怎样从这种‘世俗偏见’中解脱出来的呢?我感到这个问题对我的剧本有很重要的意义。你能于百忙之中给予我一些回答吗?”
我回复X君的信如下：
S电影制片厂X君：
……信中所提到的一语，应当放在历史和生活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应有的含义。
1.我生在上海，长在苏杭，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这偏远的鄂尔多斯高原。这儿既荒凉，又落后，这与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多大的差别，这需要一个人有髙度的适应能力，在观念上要求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如果没有这一点，是不会扎根在这里的。1959年，某大学的一位高材生分配来这儿后，便决心奋斗回家乡杭州，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回了南方。他白白浪费了近20年的大好青春。
我决不走这条路。我并不责怪这些人，因为历史太无情了，对人太苛刻了，它要求一个人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出选择，这太难了。
2.近30年来，来这里支边的知识分子数以百计，然而，现在只剩下少数人了，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确，江南秀丽的山河、富饶的物产、优越的生活环境，多么使人留恋、神往。乍一来到这里，就像失去了天堂一样，陷入了苦海之中。我认为，祖国各地自然条件不一，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地方富饶些，有的地方贫困些。我想，上帝并没有给我这样一个特权，我是一个永享天乐的人。大学毕业后，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祖国儿女，应当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献给偏远地区，使那里也能富起来。30多年来，这里大变了样，比那时好多了。
3.许多人往往热衷于物质的追求，把自己宝贵的青春消耗于这种追求之中，10年、20年、30年过去了，当我们清点每个人的财富时，才恍然大悟，才明白最有价值的财富是什么。
4.偏远落后地区，不只在文化、经济上落后。事实上政治上更落后，因此，当意外的、不愉快的、不如人意之事发生时，许多人因此会怨天尤人，最后离开了这儿。我认为，愚昧是可以战胜的，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能为改变这种状况尽一点力，那么我就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而不必计较个人得失。在伊克昭盟坎坷的经历使我明白了这一点。
30年来，我尽力摆脱这种世俗偏见的束缚。我想，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同时还应努力攀登思想的高峰；不仅要多方面地去创造性地开拓“处女地”，还要同时在为人师表上为自己的学生树立楷模。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我相信，当我摒弃头脑中的各种私念时，就能摆脱世俗偏见的束缚，从而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也坚信，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它还不完善）已为我创造了基本条件。
祝你创作成功!
这些年来，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关于我的报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达20余次，这一切都曾引起我深深地反思“荣誉”究竟是什么。
当一个人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时，人民自然会赞扬他，社会自然会以某种方式表彰他。因此，荣誉反映了一个人的贡献，绝不是人为附加的装饰品。但是，“荣誉”又不是任何人所能占有的一种实体。盗窃来的“荣誉”稍纵即逝，最后会成为历史的笑料。有些人出于个人名利的考虑，也会做出一些贡献。但是，像教师这类职业特别崇尚道德，随着历史的发展，终将暴露出人格上的破绽，最后被人们忘却。
真正的先进人物，通常是在没有“荣誉”的情况下做出了超过他人的贡献。当一个人默默地为了人民的事业奋斗的时候，也就在创造着自身应得的荣誉。有些人虽然有过显赫一时的荣誉，却默默地为历史所遗忘；有些人虽然一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荣誉，但是历史终究或迟或早要补偿他这份荣誉。
王玉珊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但人们至今仍怀念着他，给他树了碑，因为他做出了“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业绩。
一个人创造成就很像蜜蜂酿蜜，如果没有大自然中众多的鲜花，没有蜂的勤劳，就不会酿成蜜。一个人从社会和他人吸取的营养越多，他的成就越大。所以，荣誉一旦产生，就不只属于个人。
正因为这样，荣誉也是国家、社会、阶级的共同财富和工具，一个舆论工具，用于教育人民、推动社会进步。
在战争年代，刘胡兰、董存瑞的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革命战士和亿万人民，他们的业绩，崇高的革命荣誉是用生命换来的，其中凝结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王铁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辉典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代表了先进力量，是历史的火车头，它能带动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人们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奋勇前行。
“差异就是矛盾”，先进人物大多要承受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文化素质还不太高的社会里，他定会受到习惯势力和旧势力的阻挡和排斥，那么风险就会更大些。“英雄无坦途”，这是历史的写照，自古英雄多磨难，没有一个英雄不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
先进同后进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一成不变、永远先进的人物是没有的。在当今科技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稍有不慎，就会失去优势，先进变为后进。
人还有一个自然老化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来延迟老化的到来，但终究还是要老化的，世界上没有永不衰老的人。老的总要或迟或早地让位于年轻人。我们每一个人智力最佳、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有限的，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如此短暂。历史需要我们明智，在精力最旺盛的有生之年不徒耗精力，去做好我们每个人该做的那一部分有限的工作。因而以老自居、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却要求别人永远承认自己先进，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荣誉凝结了党和人民的心血，获得荣誉的人决不能认为这是个人的事，要正确地对待荣誉，要珍惜革命的荣誉。
荣誉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历史厚爱那些推动历史前进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与其说个人需要荣誉，倒不如说，历史、时代、人民、阶级更需要荣誉。
几乎每个人都有荣誉感，并且珍惜它。期望在人类的进步中留下自己闪光的足迹。要想使自己的荣誉像宝石一样永远闪烁耀眼夺目的光彩，唯一的办法是永不自满，加强自身建设，把目光永远瞄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不息、战斗不止。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事业的成功，不要让“荣誉”过早地在我们的生活中画上句号。
1986年6月，我接到达一中高一（6）班的学生史某来信，她在信中要求我指点她学好物理，最后的署名是“一个强烈渴求着您回信的学生××”。遗憾的是我没有及时回信，这使她着急甚至失望了。应该说，我失职了。两个月以后，我才给她复信，9月初，我托人给她捎去一本资料。9月9日，她给我回信。信中写道：
……今天，我终于盼到了您的来信，太谢谢您了。我敬爱的老师，不知怎样来表达我此时的感情，您在那么忙的日子里，都时时挂念着我这样一名普通的学生，屡次给我来信……今天收到您的来信，简直出乎我的意料……我高兴得一下子喊出声来。您在信中对我的鼓励、提醒、建议，使我感激不已。……我多想见到您，可是遗憾的是我在东胜没有亲戚，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去过那里。我只能写信请教您，您也只能通过写信来指点我。不过两年以后，我必登门向您报捷。
她在信上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她在旗重点中学上初中时，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在高一两次获得前几名奖励。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就是学物理感到最困难。
在伊克昭盟这样的学生很多，我从心里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们的朴实、刻苦、好学。只要他们求我帮忙，我都认真去办。虽然，我没见过他们的面，但我觉得这也是我分内应尽的义务。
1987年初夏，我向这名学生征求对我所写的资料的意见。她在信中写道：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喜欢上物理这门学科了，不像高一那样，一见物理就头疼、就害怕，我似乎已对它开窍了，并且现在在我们班里还算学得可以的。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想您一定会为我高兴吧!现在，我对学物理充满信心，有您对我的大力帮助和热情鼓励，再加上有热心的老师、同学，更使我信心百倍……
另外，我又要求助于您了，不知您是否编写了类似于您寄给我的那样的高一甲种本的资料，如果您有现成的，请给我寄一本来，我准备在暑假补一下高一物理……
您对我的热心帮助，我真不知该怎么来报答!
万望您保重身体不要太操劳了!
不幸的是，这名学生在念完高二年级后，因患肺结核病休学了。但是，她那不屈的性格并没有被病魔压垮，这一年的教师节，她在白泥井乡家中给我来信告诉我，她要把落下的功课补起来，并希望我能继续帮助她。
【注释】
[1]《列宁论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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