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想的呼唤

1956年6月9日，我在北师大校刊《师大教学》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立志做个优秀的人民教师》，表达了我的心愿：“把共产主义的理想散播到下一代的心灵里，正是党的事业。”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成了鞭策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诺言。我不想欺骗自己，我永远要忠于自己。

自从我的教师生涯开始以来，我就尽力去实践自己的诺言。但是，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经历了24年的坎坷。1980年12月15日，我终于从一个“特嫌”变成了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从那以后，好像我才获得了发言权，为实现自己的诺言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十一届三中全会拂去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乌云，给我展示了一个宽阔的天地。

多年来，我曾度过多少个难眠的夜，苦苦地思索着：一个钱江游子，为什么竟成了“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一个穷苦学生，为什么竟成了“特嫌”?

为什么我走着或是站着，“都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我的家地无一垅、房无片瓦，一贫如洗，竟然有人怀疑我“隐瞒了资本家家庭出身”。

多少年来，我曾度过多少个难眠的彻夜，苦苦地思索着：“上天”为何如此不公，让我天生有这么多“罪名”。

这天地变得如此狭小，

使我无容身之地。

试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对于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11月21日下午，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向全校师生做了题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三十年来的回忆”的报告。这样的报告在伊克昭盟师范的校史上尚属首次。从这以后的十余年中，我走遍了内蒙古的西部各盟市，足迹遍及杭州、北京以及自治区的十几个城镇，共做报告70余场。当然，在盟府所在地东胜，我做的报告场次是最多的，其次是在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

做这么多的报告，与其说是在教育别人，倒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每一次报告我都认真准备，大多要几易其稿。每当接受一次报告任务时，我都要对往事做一遍深思，一幕幕地回忆着，我从苦难的童年走过来，是谁把我从苦难的深渊拯救出来?穷人的孩子读书难，是谁无私地把我送进最高学府?在“左”的年代，我度过了多少个漫漫长夜，是谁给我带来这梦寐以求的光明?当死神来临时，是谁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去战胜那病魔?

是人民，是哺育我成长的伟大的祖国母亲；

是朴实勤劳的鄂尔多斯人民，给了我开启心灵的钥匙；

是这个教师的摇篮，给了我千锤百炼的机遇；

是内蒙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熏陶了我，使我成长为祖国边陲的儿子；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哪一点成绩不是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心血!我的报告，无非就是把这些真相告诉人们，但是留给我自己的，只有那严厉的鞭策。

1983年1月，我接到内蒙古师大学生乔芬的来信。信中写道：“……大学，我是带着理想和幻想而去的，当时我认为，在大学里，同学之间可以无所顾虑地谈论国家的前途，谈论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和我在一起的同学建议我改变这种习惯……后来我为了不使别人反感，我就尽量少说话。梁老师，您能告诉我错在哪里吗?”

我的复信如下：

……你的来信，热情洋溢，充满年轻人的朝气。你没有错，青年时代是追求真理、形成理想的阶段。青年时期往往充满理想和幻想，甚至空想。这从长者来看，是一种自然现象，任何人无可非议。因此，不必去改它。我们都寄希望于青年，希望他们内心充满理想，为国担忧，将来学成报国。

爱因斯坦说过：能够理智地讲出超脱世俗偏见观点的人，为数很少，而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观点。

实际上，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都有一种理想和追求，并为之奋斗，不过理想是不同的，追求的东西也不尽相同。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人，就可以发现，谁不在追求、谁不在奋斗?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高官厚禄，不是也在奋斗不息吗?

青年人思想活跃些好，即使有很多不现实的幻想，也不必求全责备。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幻想到理想，最后逐步变成现实的历史。当然，我们不希望青年成为“共产主义吹牛家”，总是希望他们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实干家。许多革命前辈，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伟大的抱负，但也不是马上能实现的，他们为之奋斗终生，才得到实现。

殷切地期望你：努力学习、增长才干，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有识之士，做一个勇敢的真理的探索者、捍卫者和实践者!

一个教师常常遇到一些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我想，既然经常遇到，就反映了一个必然：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课堂”。那么，一个教师义不容辞应当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1983年8月，我接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内蒙古姑娘S.K的来信。信中写道：

“……169次列车上的偶然相遇，和您的交谈，使我了解到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当代青年的良师益友。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是您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她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同时也向我诉说了许多苦衷。在信的最后，她写道：

“我现在是由茫然向着失望迈进……人生自古谁无忧，可怜忧愁无处诉。谁能知我心中苦，谁能怜我孤与弱。

梁老师，您就把我当作您的学生吧，希望能早日看到您的信。”

出于种种考虑，我给了她如下的复信：

S.K，你好!

……我觉得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从信中可以看出你还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进取心的青年。生活坎坷是难免的，一帆风顺的人难道一定会成才吗?

我们都讨厌人们的自私，但是我们都往往用“私”字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现实精神世界，因而越看越复杂。如果拂去我们自身的“私”字，那么，我们就会明察秋毫、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如果坐标选择变化无常的个人主义，那么，它所描述的世界也是可恶的复杂……

1985年3月的最后一天，有两名学生L和P登门向我请教。L是团支书，P是学习委员。

他们问我：“怎样才能获得创造才能?”

我说：“首先，创造是为了什么?为个人名利，还是为国家和人民。许多人只是喜欢别人创造成果所带来的荣誉，而并不想到创造所经历的千辛万苦。为国家和人民着想，是创造的动力和源泉。

历来英雄、先进人物都具有这个特点。

热爱事业是创造的第二个基本因素，热爱、兴趣、激情来自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他们问我：“您的事迹我们认可并感到钦佩，但是我们不理解您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的贡献，令人难以想象。”

我说：“我是支边来到这儿的，因此，在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责任性，有一种紧迫感，我的工作几十年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我盼望伊克昭盟早日摆脱落后状态，这种激情使我的工作热情几十年从不减退。尽管我也受到某些刁难，但是，人民需要我做的工作很多，教师工作没有穷尽，我的工作面很宽，这项工作受阻，另一项工作就拦不住了。总之，任何时候我都在紧张地工作着。”

他们又问我：“我们准备去乌审旗，您看怎样?”

我问他们：“有什么条件呢?”

他们说：“想去中学。”

我说：“如果去不了中学呢?”

……

我建议他们去鄂托克前旗，那儿更缺教师，可以去创业。中学、小学都缺教师。你们到山老区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并做出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要想做出贡献，有一个献身问题。许多英雄、先进人物，他们长期当无名英雄。可是，许多人颠倒地看问题，持这种观点去追求，终难达到目的。因为荣誉、成绩孕育在平凡的劳动之中。

这两名同学都是74班的，当时我不教这个班。年前他们曾来我家一次，从晚8点谈到深夜1点多。在我青年时代，也有过这种经历。这是青年初期的普遍心态。为了正确地引导他们，度过这充满矛盾的心态时期，教师自然要付出许多额外的心血。

在我所做的报告中用过许多题目，例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立志做个优秀的人民教师”“理想与成才”“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我所做的报告，主题有教师、人生、理想、成才等。通过多年的实践，我发现最根本的主题还是“理想和人生”。

1985年8月，伊克昭盟盟委整党办公室、盟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党性、理想、纪律教育报告会，8月21日下午在东胜市鄂尔多斯剧院进行首场报告。会上，我向参加大会的1300名党员同志做了题为“理想，照亮我的人生道路”的报告。

报告会由宣传部李子野同志主持，盟委副书记杨子荣、宣传部部长包俊臣、内蒙古联络组组长康俊同志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会。

早在8月初，包部长就给了我这项任务，以后又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反复修改了我的讲稿。因为这是一次典型的电视录像报告，现场拍摄的录像带还要在各地各单位使用，所以组织上持审慎的态度，我的讲稿几易其稿。

我一共讲了2小时20分钟。报告结束时，几位领导都热情地和我握手，杨子荣书记说：“这才是真正的党课，讲得太好了。”包部长关心地问我：“很累吧?”我说：“几十年的教学锻炼了我，讲几个小时不会累，习惯了。”在散会时，许多老朋友过来跟我握手，他们以笑容向我表示祝贺。

晚上，鄂尔多斯报社党委办公室的老张同志来我家要报告的底稿，他对我下午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久，这篇稿子经过压缩后发表在8月27日《鄂尔多斯报》的第二、三版上，28日又报道了21日报告会的实况。此后的半个月里，每天中午由鄂尔多斯电视台播放这个录像报告。

报告“理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中我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我对道路的选择，扎根边疆、献身教育，我要忠诚地履行教师的职责，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新的起点……

我来伊克昭盟28年，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是党给了我崇高的理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我上大学听到的第一个报告就是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讲的‘把一切献给党’，毕业前夕，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我们上了大学的最后一课：‘新中国青年，志在四方。’

是他们把我心中理想的火炬点燃，志在四方，走遍天涯海角。”

这就是我报告的结束语。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快要打扫完厕所时，进来一个醉汉，大约三十岁，他一见我便认出来了。“你就是梁老师?!”

“是的。”

“我从电视上见过你。你为共产党效劳太多了，有什么报酬吗?你以后别干这些了!还是多保重你的身体吧!”看来，他确实是个醉汉。

“报酬?要什么报酬!扫厕所既不费力又不费时，只花3分钟就可以打扫干净，这一点劳动微不足道。”他虽然是醉汉，但我还是坦然地回答了他。

“梁老师，在电视上看到你做报告，我几乎不相信，我以为是人们吹捧起来的。今天亲眼见了，我相信了。说句实在话，我最恨的是现在的贪官污吏。我也是共产党员，名叫S.G.J，是二毛机修车间的。”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一个人要做好事随时都可以做，做坏事也是随时都可以做的。党员应该随时做点好事，这也不费事的。”

“今天我喝了点酒，在韩老师家，可能说点醉话。但是，我总感到人是自私的，总是为自己着想，像你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今天，我高兴的是能亲眼见到，使我相信在今天确实还有这样的人。”“你的电视报告我听了三次，今天得到了证实。”

这虽是一种巧遇，但却意味深长。

人都是自私的吗?

共产党人也都是这样的人吗?

难道今天真的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吗?

我坚信，人民是好的，在任何时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的党员是好的，是我们事业的中坚力量。人民需要理想，人民是理想的捍卫者和最忠实的实践者，是他们创造和主宰着我们时代的进程。

早在1986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团委和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持了“人生、理想、纪律”报告团的预讲会（1986年1月17日至26日）。参加预讲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共20人，经过10天的预讲后才确定报告团的正式人选。

1月20日下午，三个主办单位的领导接见了参加预讲的全体同志。宣传部部长乌恩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很重视要让来自第一线的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纪律的人讲纪律，青年人讲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参加预讲的20人中，就有来自第一线的工人15人、教师4人、技术员1人。

经过10天的预讲，大家认为：我们的报告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讲，少说豪言壮语；要突出主题，不要求全，要力争口语化。

春节过后，3月1—2日，报告团成员都陆续来到呼和浩特市自治区干部招待所报到，我是3日到达的。

报告团由16人组成，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分团。他们的个人事迹在3月5日和3月7日的《内蒙古日报》上做了简要的介绍。参加西部分团的有焦德红（呼市三毛挡车工）、金振江（呼市公共汽车售票员）、汪宝成（包钢氧气厂工人）、张新玉（包头市环卫工人）、张建方（巴盟杭后三中教师）、梁伯琦（伊克昭盟师范学校教师）、尚美珍（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妇联干部，崔凤英代讲）等人，领队是自治区总工会的田云义部长。

3月4日上午，报告团在呼和浩特市工人文化宫举行首场报告。报告人是张立明、孙国仁（呼铁局建筑工程公司工人）、金振江和张建方。早上7点多钟，呼市工会机关干部和文化宫的管理人员一起把会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精心把会场布置好，等候报告团的到来。文化宫礼堂里座无虚席，挤满了1500名听众，尽管报告时间长达3个小时，但是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报告团全体成员汇集在呼和浩特，从3月4日至9日首先在呼市地区进行为期6天的报告。在呼市的第二场报告是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的。这天上午，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田聪明、刘云山、乌恩、布特格其等人接见了报告团的成员。

在呼市地区的这些天，我和张建方、海力布等人，先后在内蒙古教育厅、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大学做报告。

3月10日，我们分团共8人乘134次列车于11点09分到达集宁市。在车站，乌盟和集宁市的许多领导人在迎接我们，其中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之一的玉荣同志，她现在是乌盟团委副书记。

第二天上午，我们为盟级机关干部做首场报告，由盟委副书记昭日克图同志主持并讲话。下午，又在乌盟绒毛厂和铁路系统做了两场报告。3月12日，我们来到205师驻地做报告，玉荣同志一直陪着我们。中午稍过，我们就回到了乌兰察布盟宾馆，午休后，我们参观了集宁市的批零商店、老虎山、市二中和焊条厂。在市二中，我们参观了学校的主要设备，少先队员给我们献上了红领巾。在这里我见到了北师大的一些老校友。

由于要求听报告的人特别多，我们只好分头做报告，13日上午，我们在市委楼内同时举行两场报告：一场是由焦德红、张新玉、崔凤英、金振江4位同志为市直机关做报告；另一场是张建方和我为教师做专场报告。这场报告由市委副书记刘世通同志主持，他还做了简短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报告后，张建方老师对我说：“你们北师大的一位老校友说，像他这样铁石心肠的人，今天也忍不住流出眼泪。”这天下午，应集宁市一中的邀请，我和张建方老师为老师们做报告，报告在老师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里，我也遇见了北师大的老校友，他们也认出了我。因为当年我在北师大时是学校体操队的活跃分子，每天在公开场合训练，所以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我提起分配在集宁的同窗学友王水泉、栾杏丽时，他们听了高兴得笑起来了。

1997年夏大学毕业40周年纪念

报告团在集宁的活动情况，《乌兰察布报》做了全面报道，从3月11日至14日，都以很大的版面详细而又及时地做了报道。首场报告以后，12日《乌兰察布报》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以《自治区先进模范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引起强烈震动和反响》为题，做了生动的报道。文中讲道：

首场报告取得了感人肺腑、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效果。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一些稍稍晚来的听众，就站在过道里听讲。一千多双眼睛盯着主席台，凝神听着每一个人的报告，会场时而是会意的笑声，时而是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人们的思想感情确确实实为先进模范人物的动人事迹所感动、所打动。

报告团的任务比较重。3月14日下午快1点时，我们赶回呼和浩特，稍事休息后，在军区后勤部礼堂，为内蒙古工学院、财经学院师生1000余人做报告，15日又在医学院和师大做报告。

3月16日，我们乘295次列车来到包头，市里的一些领导早已等候在包头西站迎接我们。当天晚上，市、党政领导张灿公、乌杰、谭博文、布日诺又到我们的住地包头宾馆看望我们。第二天上午，在二冶礼堂为市直机关干部做首场报告，市委的领导色吉拉胡、布日诺等同志也参加了报告会。下午，在儿童剧场为昆区直属机关干部做报告。3月18日，我们又在一、二机厂做报告，为教师做了专场报告。

3月19日上午，我们专程去市郊磴口做报告。这里有包头市糖厂、铝厂、轻机厂和市技工学校。下午，在东河区为区直机关做报告，这是我们在包头的最后一场报告，由包头电视台向全市做现场直播。

3月20日上午，在市委四楼会议室召开了与包头市的先进模范人物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张新玉、汪宝成、张建方、金振江、领队田云义部长和我都发了言，包头市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我们虽然到处给别人做报告，而更重要的是随时随地要向别人虚心地学习，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出于这种考虑，我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发言。

“海迪式的好青年”王桂芝说：“17日下午我听了报告，对自己的教育启发很大，他们来自7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环境。无论在什么岗位他们都能做出贡献。小焦年纪小，可是在平凡中显出不平凡。人是要有理想的，梁老师的报告，我有同感，他身患重病，还写了那么多的讲义和论文，虽然病魔缠身，却有无私的献身精神。我想了很多，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挫折总是有的，要有拼搏精神。有苦，有乐，有失败，也有胜利。一个人要有崇高的理想，脚踏实地地去干，我愿做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要给人民以光和热，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走到坐在轮椅上的这位“海迪式的好青年”王桂芝的身边，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满头花发的包头市二十中教师唐菊，是包头市五好家庭的代表，她说：“昨天下午听了金振江、梁伯琦、张建方的报告，深有同感，在‘左’的年代，1958年，我们家出了三个‘右派’，我的家和千万个知识分子一样，日子不好过。粉碎‘四人帮’到现在，我家中四个孩子三个考上了大学，大儿子还在1985年去了美国纽约大学留学。人们都说我的家庭教育好，我说呢，首先是党的政策好，不然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行。我在包头工作了26年，现在年龄大了。去年我病了，得了冠心病，好容易熬过来了，却病倒了。听了梁老师的报告后，我想，他的病比我厉害，他还努力地工作。我要向梁老师学习，我要在退休之前，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学教好。我想，不一定上大学才能成才，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心灵的美，我要像小金、小焦那样去培养我的学生。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讲道：报告的这七个人都是土生土长，来自平凡的岗位。他们没有豪言壮语，讲的是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事迹。他们是自治区的骄傲，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听了以后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现在，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些报告，他们的报告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讲得不拔高、真实可信。这些报告在包头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午，伊克昭盟总工会副主席李文华等人来到包头市宾馆接报告团，告诉我们下午2点30分赴伊克昭盟。下午5点我们就到了东胜市。大家住在伊盟宾馆。晚上8点，盟委行署的领导伊钧华、贾荣昌、李崇义、李政、奇守业以及总工会主席包殿凯等同志，来宾馆看望报告团的同志们。伊钧华书记热情洋溢地即兴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月21日上午，报告团在伊克昭盟盟委礼堂做首场报告，盟委和行署的主要领导伊钧华、夏日、杨悦、李崇义、赵明等同志，军分区的王司令员、四个主办单位的领导都来了。

下午由总工会主持举办了厂矿和纺织系统专场报告。

第二天上午，报告团去伊金霍洛旗参观了全区闻名的卫生文明城镇阿镇，接着又去成吉思汗陵参观。下午回到阿镇为旗直机关做了报告。

报告团在伊克昭盟共做7场报告。最后一场在树林召镇为达拉特旗直属机关做报告。

3月24日上午9点40分，我们乘车从东胜出发，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遇见了在途中欢迎我们的旗委董树青等领导同志，报告团的同志们感到伊克昭盟人真厚实、真好客，都没有想到对我们这些最最平凡的人物会如此厚爱。下午，金振江、张新玉、焦德红、张建方和我，为旗直机关干部做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在达旗反响如何，我没法估计，但是在报告后的两个多月，前面我提到的一位没有见过面的学生S给我来信求教，她就是通过这场报告才知道我的。

25日清晨，我们的小车在5点40分出发去包头，赶乘169次列车去临河。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报社、伊克昭盟广播电台、伊盟电视台的记者们，在这些天里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把我们送上169次列车，他们才离开报告团。

11点45分，报告团到达临河市。下午5点，巴彦淖尔盟的领导杜凤华等十几位同志，在招待所小会议厅里接见了我们。杜凤华、杨子荣同志都是从伊克昭盟调来的老领导，他们在伊克昭盟时我就认识。因此，我来到临河就觉得很自在。

26日上午，在影剧院举行了首场报告，焦德红、金振江、张建方和我为盟直机关1000余名干部做了报告。巴彦淖尔人是非常热情的，当我们来到剧院门口时，盟党政领导排成两行夹道欢迎我们。报告会组织得井然有序，保证了效果。这天的报告会由杜凤华同志主持，杨子荣同志做了总结发言。

在临河3天，我们共做了5场报告。第五场报告是在影剧院为教师们做的，这也是听众最拥挤的一场报告。

28日中午我们就要离开临河了。这天上午，盟委特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优秀班主任、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少儿工作者。有的是专程从偏远的农村赶来临河听报告和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座谈会在盟委会议室召开，由宣传部宋部长主持。

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发言非常深刻，他们对报告团中每个人的报告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全国三八红旗手，先进少儿工作者高荫兰同志在发言中讲道：

……他们的事迹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他们所做的都是人人能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到的。他们的报告使人彻夜难眠、无地自容，这些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这绝不只是感情上的一种感染……他们为了中国能够冲向世界，哪怕身居茅屋，也是心甘情愿的，他们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不感到遗憾。人生是短暂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苦与乐，把工作当作一种天伦之乐，分分秒秒地争着尽力给人以甜，自觉其乐无穷，这是他们生活力量的渊源……

最后，杜凤华书记做了重要的总结发言，他讲道：“……这次报告活动含意是深刻的。报告团的内容，在广大党员和青少年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的报告为什么会吸引大家呢?这是当今时代人们的一种向往，是我们社会的一种主流，它冲击着社会的污泥浊水和歪风邪气，是对腐败的人的一种冲击。现在不提以阶段斗争为纲了，但是理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依然存在，共产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和风貌……”

正当我们开这个座谈会的时候，乌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已经来到了临河市。

上午10点30分，我们乘车去杭后旗，11点10分我们抵达陕坝镇。午饭后休息片刻，我们去参观傅作义将军当年的指挥部，并在这里为旗级机关干部做了一场报告。

报告团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整，晚间大家就在旗招待所休息。29日清晨，我乘小吉普车专程去陕坝一中看望了我大学时的同窗学友许炳泉，他现在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9点多钟，我们又驱车前往三道桥，专程看望了张建方同志的一家，并在他家门前合影留念，整个过程都录了像。

11点15分，我们来到巴彦淖尔盟西端的磴口。随行的有宣传部的宋希山、任饮同志以及新闻界人士共6人。下午2点多钟，金振江、崔凤英、张建方和我，为县级机关干部做了一场报告。这是我们在巴彦淖尔的最后一场报告，也是第七场报告。

30日下午，我们参观了这儿的黄河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区重要水利工程之一，是一个中型水利枢纽。它的周围绿树成林，犹如江南一片水乡。大桥的南岸是一片翠绿的树林，这儿就是伊克昭盟的杭锦旗了。下午4点32分，我们乘坐包头到乌海西直达慢车赴乌海市。磴口县的党政领导贺县长、周书记、王部长，还有新闻界的人士到车站欢送我们。

6点30分，列车准点到达海勃湾站。在嘹亮的鼓号声中，我们步出车站。只见站前广场上挤满了人，朵朵鲜花不停地向我们舞动，市党政领导、少先队员和他们的鼓号队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少先队员给我们每个人献上一束鲜花，我们顺便拿起这束鲜花，向人群致意，“谢谢你们，热情的乌海人民!”我们以微笑向人们表达了心底的谢意。在欢迎的人群中，我只认出了两位，一位是老校友刘振尧，现任市教育局局长；另一位是26年前的学生王清良，现任乌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教师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多少年过去了，无论是师生重逢还是老校友相遇，都分外亲切。特别是此时此刻，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师生之间和师兄之间热烈的握手和热情的问候，尤其引人注目。

我们住在乌海宾馆。晚上，市党政军以及四个主办系统的领导都来看我们，市长还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这些领导大都是伊克昭盟的老人，也有不少是我过去的学生和老相识。

第二天上午，我们为市直机关干部做首场报告。市党政军许多领导都出席了报告会，其中还有多年在伊克昭盟工作过的老领导赵怀斌、刘长斌等同志。今天首场报告会由王清良同志主持。

今天上午做报告的有金振江、崔凤英、张建方和我。下午，市教育局又主持召开报告会，市内四所中学和师范学校都参加。焦德红、张新玉、金振江和我为老师们做了报告。报告会气氛非常热烈，我们的报告不时为老师们阵阵掌声所打断。

由于我爱人的老同学孙亚萍夫妇邀请，晚上，我去他们家做客。消息传开，有几位学生沙仁娜、贺爱英、赵琳以及几位记者也参加了孙亚萍夫妇的招待家宴。时隔十几年、二十几年重逢，彼此间真有说不尽的话。晚上1点多钟，在他们的陪同下我才回到宾馆。

乌海市市区并不大，许多大型厂矿都在山沟里，因此，我们的报告活动大多安排在厂矿区。4月1日，上午由张建方、崔凤英、焦德红到海南区为电厂和一、二机厂做报告，下午由金振江、汪宝成、张建方、焦德红为公乌索矿区职工做报告。由于海南区教育系统的要求，我被留下来，为海南区的教师们做了专场报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讲，可以讲得稍详细点，我讲了一个半小时。报告会由区长别仁甫同志主持。报告后，许多同志前来和我握手并问候我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其中不少是伊克昭盟中学和伊克昭盟师范的学生，我请他们留下了姓名，他们对我说：“我们听过老山英雄的报告，你的报告也像老山英雄的报告那样吸引着我们，感人至深!”

晚饭，我请他们为我做点素面，同餐的有别仁甫区长和区宣传部的小吴同志。饭后，我又去看望了听报告的唐老师。

晚上，报告团的同志都到老石旦煤矿去看望张立明同志。

张立明同志1960年毕业于巴彦淖尔盟师范，先后在海勃湾和老石旦煤矿当教师，1969年调老石旦煤矿采煤队工作，1971年因工负伤，下肢瘫痪。之后，他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被中华全国总工会两次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这次他也被邀参加“全区先进模范人物报告团”，但因行动不便，他只在呼市地区做了两场报告就回来了。今天，我们特意来看望他和他的家人。

在海勃湾地区的最后一场报告，是在4月1日上午为海勃湾区级机关干部做的。下午，我们就来到了乌达矿区，陪同我们的有市委宣传部汪部长和干事小刘。在4月3日的上午，在乌达矿区做一场报告，下午去矿务局矿区做一场报告，晚上又到职教中心做教师专场报告。

4月4日上午，告别了乌达，坐着阿拉善盟派来的面包车，西行至10千米处，汽车出了故障，在宗别列苏木^[1]政府待了半天多，中午和晚上都是在这里吃饭。晚上7点40分，阿拉善盟行署又派来一辆车接我们，直到晚上10点10分才抵达巴彦浩特市。

阿拉善盟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一个盟。我们住在阿拉善盟招待所里，这是一个庭院很大的招待所，从外表看，还是新近才竣工的，崭新的家具、门窗，还能闻到油漆的味儿。阿拉善盟是自治区人口最稀少、最偏远的一个地区。盟府巴彦浩特市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晚上10点多钟，听不到一点喧嚣声，似乎全城已进入了梦乡，市面上已经看不到往来的人影了。

次日上午8点多，汽车把我们送到阿拉善左旗政府所在地区。这儿就是巴彦浩特市的旧城，人口密集，汽车穿过狭窄而拥满人群的街道，使人立刻感到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西部边陲古城。报告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800余人听了这场报告。这是我们在阿盟的首场报告，由金振江、崔凤英、张建方和我做报告。下午，又为盟直机关干部做报告。

在巴彦浩特市我们只做了两场报告。6日上午休息后于当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坐两辆212京吉普去吉兰泰盐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盐城。晚饭后，主人领着我们参观了盐场，一望无际的盐滩，颇像严冬的冰雪世界。为了留个纪念，主人一定要我们每人带回几块像水晶一样的盐根。这里主要生产加碘盐，供应全区和华北地区。为了充分利用盐矿资源，这里正在兴建一个化工厂。参观后，我又去拜访了曾在伊克昭盟师范工作过的王永诚夫妇。

在吉兰泰逗留的时间很短，7日上午，张新玉、金振江、焦德红、张建方和我为盐场的职工做了一场报告，这是我们在西部的最后一场报告。

这天上午，新近到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和他的夫人也来到了吉兰泰，午间，又和我们在同一个餐厅里进餐，很遗憾的是，我们彼此都不认识。

下午2点多钟，我们一行8人坐车赶往巴彦浩特市，休息片刻又启程，于晚7点多钟到达银川市，入住阿拉善盟饭店。

至此，报告团完成了在自治区西部的报告任务。

我们在银川市逗留了两天，参观了市容。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黄河沿岸最富饶的一个地区，市内到处可以见到伊斯兰教堂，许多高大的豪华建筑都有伊斯兰教的教徽，大多数建筑都是白色的，象征着纯洁的宗教圣地。市容繁华，许多街道人群拥挤，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品种齐全，价格比较低廉。报告团的女同志都买了许多自己心爱的商品，有的采购了自己的结婚用品。

10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乘坐170次列车离开了银川市，返回各自的岗位。

下午4点多钟，在临河车站，张建方第一个下车，汪宝成、张新玉分别在包头的东站和西站下车。从车站行约1小时，便到了包头的东站，我一下车就找到了伊克昭盟教育处派来的小车。当我回到家里，已是子夜1点了。

在银川逗留期间，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对报告团为期40天的活动做了全面的总结，也对每个同志做了鉴定。大家对我的鉴定是这样的：

“梁伯琦同志，在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如何听从党的召唤，扎根边疆；如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如何对待逆境和挫折；如何对待疾病；如何对待荣誉等问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他在报告中，带病工作，毅力惊人，有一股拼劲，一股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成千上万听众的心，同时也影响了报告团的同志。他关心青年，助人为乐，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报告任务。”

为期40天的报告活动结束了，对于报告团的每一个人来说，这40天是一生难忘的。我们作为最普通的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答人生中最根本的问题：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这40天留给我们自己最深刻的印象该是什么?

不是那热烈的欢迎场面，不是那丰盛的款待，也不是那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每天报告后的反思。我们每次报告后，总要扪心自问，陷入深沉的反思之中，我们日后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们的思想水平、工作成就还不能画句号，我们希望自己继续前进，永不满足。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建设，尤其要加强自我教育，去攀登更高的思想境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总理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就是这个意思。记得1979年2月，我在内蒙古医院住院做第二次手术，恰好有内蒙古大学物理系的郑云老教授也住院手术。我慕名前去专访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科学家。谈话间，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浙江人，所以我们谈得更加投机了。他虽卧病在床，却很健谈，作为一个长者，他向我详叙往事。我一边听着，一边思量着，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物理系，为什么功绩卓著，成为学科的领路人几十年不衰?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物理学在理论上和应用领域里的发展是惊人的，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时代在前进，如果一个人只靠继承以往的知识，或仅仅依靠上大学获得的知识，是不可能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人活着，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加强自身建设，否则他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废物”了。

应曹永茂老师邀请，为配合他的作文教学，1992年3月18日下午，我为125班同学做题为“我在鄂尔多斯”的专题报告，我简要地介绍了我在伊克昭盟30多年的经历和体会，并以“理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作为报告的结束语。由于时间关系，许多东西没有讲，曹老师又做了补充介绍。这是我在退休以前为伊克昭盟师范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报告。

在这些年中，我常常主动争取做义务报告。因为我知道自己快退休了，机会已经不多了。

我想，教师应该用自己的行为做出表率，取得发言权，成为学校教育领域里的一名鼓动家。现在，在我们的学校里这样的鼓动家实在是太少了。一个教师如果能以自己的行为取信于学生、取信于人民，那么也就堪称“师”了，这是一个教师最大的成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一大批这样的教师。

让共产主义思想红旗世世代代飘扬，是一项宏伟壮丽的千秋大业。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我们的责任特别重大。改革开放条件使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但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要我们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这种消极因素的影响是可以降到最低的。

1989年4月22日，我为全校毕业生做了《理想与献身》的报告。在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要爱我们这一行；二是我的教学生涯；三是为人师表。

报告在宽敞的阶梯教室里举行，黑板的正中写着“理想与献身”5个大字。在1989年春夏之交做这场报告，我深感难度很大。从同学们的目光里可以看到，严峻的“考试”等待着我。有的同学凝视着我，有的同学含笑期待着我，有的同学沉思着……面对这场面，我以大量的实例，开始了我的报告。

报告结束后，我深感意犹未尽，于是，我坐下来和同学们闲谈起来。他们有的对我的家乡西子湖产生兴趣，有的羡慕我的母校北师大，有的关心我的家庭，有的担心我的身体。

但是，更多人按捺不住听报告后的激动。

“你的报告太生动了!”许多人坦诚地对我说。

“你讲的，我们相信。因为许多事情我们都亲自看到了，你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从心眼儿里羡慕你、钦佩你。”他们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你把深奥的人生哲理讲得如此明白易懂，使我们大开眼界，开拓了思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一名同学握着我的手腼腆地对我说。

在今天的社会里，各种思潮都有，对学生的冲击和干扰很大。而我们的学生正处在从年幼无知走向逐步成熟的时期，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是最需要生活向导的时候。教师就是他们的向导，这是责无旁贷的。

实际上，对学生的教育归根到底是教师对学生的一种行为上的榜样示范教育。好话人人都会说，只有做到了才能对学生产生教育作用。当今的师范生，已经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了，他们的思想活跃，敢于评价也有能力评价教师。师范生不是小学一年级的娃娃，在他们的眼里，教师已经不再是“永远正确的”了，他们随时都在观察和审查每一位教师的一言一行。很难设想，在行为上和口头上不一致的人能有效地教育别人。中国传统的教育历来主张“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可以说，这是一条教育的公理。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只有把自己伟大的理想、崇高的信念融于自己坚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和发展为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这样的教师，他那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感染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师范教育多么需要一大批能为学生所信赖的优秀教师啊。

【注释】

[1]苏木：蒙古语，苏木即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