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艰难的人生抉择

我们难以准确地判断安禄山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反叛之心，但他的一个举动却足以证明他那颗本已不安分的心开始躁动了，那就是他让自己的心腹刘骆谷长期留在京师，刺探朝廷的各种情报。

如果说此时的安禄山还只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旧在背叛与忠诚的艰难抉择中纠结着，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无法回头。

天宝十年无疑是安禄山人生历程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叛乱已经不再是他的一个想法，而是开始秘密地付诸行动。他之所以行事低调是因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还活着！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请求担任河东节度使的请求终于得到李隆基的批准，从此，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近二十万精兵全都置于安禄山的掌控之下。

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河东，所以需要一个人替他掌控河东镇的大权。

他经过一番考量，善于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高手吉温进入了他的视野。吉温一直游走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三股势力之间。他曾经秉承李林甫的意志对太子进行残酷打压，也曾经暗示杨国忠是向李林甫夺权的时候了。

虽然他已经是帝国的中级官员，可是他仍嫌自己升迁得太慢，急需一个可以帮助他迅速实现政治理想的人。这个人终于找到了，那么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得到这个人的青睐。

善于巴结领导的吉温与安禄山的关系迅速升温，最终形同兄弟。吉温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语：“虽然李右丞相对安兄不错，但是肯定不会引荐您出任宰相。我可以帮助您完成这个未了的心愿。如果安兄向圣上推荐我，一旦我拥有在圣上面前说话的机会。在下一定会在圣上面前不遗余力地进言安兄堪当大任。咱们联手将李林甫排挤出宰相行列，宰相之位非安兄莫属！”

从这次谈话开始，吉温已经开始将政治砝码全都压在安禄山身上。

在安禄山的推荐下，吉温出任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吉温接到委任状后不禁欣喜若狂，因为一条金光大道已经在他的脚下铺就，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任命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的诏书中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细节，从这个细节中依稀可以看到李隆基的政治智慧。

安禄山这个河东节度使并没有按照惯例兼任太原尹，虽然此时并不像安史之乱之后那样节度使必然兼任治所州刺史，但这却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

此前，安禄山出任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出任范阳节度使时兼任范阳大都督长史，范阳大都督由亲王遥领，长史实际上就是大都督府的真正的长官，而安禄山这次出任河东节度使仅仅担任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太守。由此带来的深远的政治军事影响将在日后显现出来。

这年秋天，新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决定用一次军事胜利来确立自己在河东镇将士心中的地位，最终却事与愿违，安禄山这次出征收获的却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不过损兵折将的安禄山却看到了一个常人不曾想到的扩充实力的机会。

第二年，为了一雪前耻，安禄山决定统率二十万大军征讨契丹，其实这次讨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安禄山上奏李隆基希望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率军配合这次征讨行动。阿布思本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后来率部内附唐朝，身材魁梧而且素有谋略，深受李隆基的宠爱。阿布思的得宠自然引起安禄山的嫉妒和不满。

安禄山此前曾经上奏将阿布思及其率领的部众迁移到他的辖区内，这件事因为遭到阿布思的反对而作罢。安禄山想利用这次联合征讨契丹的机会趁机杀害阿布思，不仅可以铲除一个强劲的对手，还可以收服他的部众增强自身的实力。

聪明的阿布思自然看穿了安禄山的阴谋，可是他却对此无可奈何，因为谁也不敢违抗皇帝的诏令。他希望自己的领导朔方节度留后帮助自己摆脱危局，可是他的领导却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老油子，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婉言拒绝了阿布思的要求。

惊恐不已的阿布思最终走上了反叛之路，逃回了曾经熟悉而如今又陌生的大草原，数次侵扰唐朝边境，成为唐帝国的心头大患。

此时的漠北已经成为日渐强盛的回纥的天下。在回纥的打击下，穷途末路的阿布思最终投奔葛逻禄部落。

在北庭都护程千里的军事威慑下，葛逻禄人将阿布思以及他的妻子、部众数千人押送北庭都护府，阿布思的人生最终就以这样的悲剧收场。程千里因功升任右金吾卫大将军，主管京城治安。

在阿布思败亡过程中，安禄山不断地将阿布思散落的部众收归到自己麾下，他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禄山已得（阿）布思众，则兵雄天下，愈偃肆。”

十月，唯一可以镇得住安禄山的人，也是安禄山最为恐惧的人——宰相李林甫死了。

安禄山对李林甫的态度经历了献媚、傲慢和畏惧三个阶段。

起初，安禄山绞尽脑汁地巴结当朝宰相李林甫。正是在李林甫的保荐下，安禄山才得以在仕途上一路升迁。随着李隆基对他宠爱的加深，自我膨胀的安禄山渐渐不再把李林甫放在眼里，举手投足间透着傲慢。

善于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决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李林甫故意让王鉷与安禄山一同来拜见自己。王鉷可是一位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大人物，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宰相。可是这位身份尊贵的王大人见到李林甫竟然会卑躬屈膝，曲意逢迎，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一切都得益于李林甫。

在一旁的安禄山自然领悟到李林甫的老辣，不得不弯下了自己的腰。

李林甫与安禄山谈话时可以毫不费力地揣测出他的用意，安禄山不得不佩服李林甫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手，一个可以洞察他内心的人自然会让他感到恐惧。

安禄山即使在寒冬时节与李林甫谈话时仍旧汗流满面，望着恐慌不安的安禄山，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达到目的的李林甫改用温和的口气跟他谈话，关切地将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恩威并施的李林甫让安禄山感激涕零。

甘拜下风的安禄山恭敬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唐代，郎是主人对仆人的称谓，足见安禄山对李林甫的恭敬与惊恐。

每当刘骆谷从京城返回范阳，安禄山总会迫不及待地问：“十郎怎么样？”如果他听说李林甫赞赏自己，安禄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如果他听说李林甫流露出对他的不满，坐在床上的安禄山会惊恐不已地说：“我的死期恐怕不远了。”

这件事被当红演员李龟年得知后，经常在李隆基面前模仿安禄山惊恐万分的丑态。李隆基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很多史家将安史之乱归罪于李林甫为了一己私利而提出的“以蕃代汉”政策。这个政策的确为包括安禄山在内的一大批胡人将领的升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是安禄山最终走上反叛之路的原因却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林甫过早地死去。

安禄山逐渐蜕变为埋藏在唐帝国内部的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正是因为一个人的触碰，这个炸弹才进入爆炸倒计时。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早年名叫杨钊。杨钊的祖父杨友谅与杨玉环名义上的祖父杨志谦是亲兄弟，所以他算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亲戚。

杨钊出生于一个日渐没落的家庭。他的身上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那就是他的舅舅是武则天晚年最宠信的情人张易之。

家道中落并没有激励着杨钊奋发图强，光耀门楣。我行我素的杨钊自幼对读书没有多少兴趣，而且行为放荡不检点，酷爱饮酒和赌博，俨然一个沾染不良习气的不良少年，所以邻居乡亲们都看不起他。

虚度年华的杨钊直到而立之年仍旧没有立锥之地，于是跑到剑南当兵去了。

剑南是哪儿？剑南指剑阁以南的广大区域，大致包括今四川大部以及云南东北部。许多人以为四川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境内的四条大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个“川”并不是大河的意思，而是平原或者原野的意思。

唐代并没有“四川”的概念，只有“三川”的概念。肃宗李亨当政时认为剑南节度使管辖区域过于辽阔，所以分拆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东川节度使。代宗李豫将剑南西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以及山南东道节度使合并设立“三川节度使”。北宋政府将唐代的“三川”分割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合成川陕四路，简称“四川”，不过这个四川要比现在的四川省要大。

杨钊的从军生涯并不顺利，曾因得罪领导而受到鞭打。不过他后来凭借工作突出混了个新都县尉的小官，可是唐代的广大中下级官员可不是铁饭碗，任期届满后需要等待组织再分配，如果得不到新工作，就不得不下岗再就业，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

杨钊竟然穷困到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的地步，幸好得到当地富豪鲜于仲通的慷慨解囊。这就是“官员傍大款”的好处。

堂叔父杨玄琰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病故，杨钊闻讯后跑过去帮忙料理丧事。那时的杨玉环还很年幼，对这个堂哥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在这个举家哀悼的日子里，色胆包天的杨钊居然与自己的堂妹也就是杨玉环的二姐裴氏（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私通。杨钊绝对不会想到这次偷情居然会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偷出一片新天地。

由于叔父家里的人都忙于料理丧事，杨钊趁乱从叔父家中搜罗出大量财物，然后跑到赌场里美美地赌了一把，可是却输了个精光。自感颜面无存的杨钊逃走了，继续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后来，杨钊调任扶风县尉，可是因为不得志而再次离职，又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而这一次巴蜀之旅注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因为与当朝宰相李林甫不和，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急切地希望与日益得宠的杨贵妃拉上关系，从而为自己找到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政治靠山。

章仇兼琼派遣鲜于仲通负责此次公关活动，一筹莫展的鲜于仲通突然想到了杨贵妃的远房亲戚杨钊，于是将杨钊引荐给章仇兼琼。

初次见面时，相貌伟岸而又善于言辞的杨钊便得到章仇兼琼的赏识，当然章仇兼琼更看重的是他的背景。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初冬时节，杨钊携带价值百万的金银珠宝以春贡的名义进京拉关系，而这次京城之旅注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杨钊没有冒失地直接觐见如今已经身为贵妃的小堂妹，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老相好，也就是杨玉环的姐姐裴氏。由于裴氏刚刚死了丈夫，两个干柴烈火般的孤男寡女自然夜夜温存，日日笙歌。

在她的引荐下，杨钊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杨贵妃。杨钊将自己此次携带的这些宝物一一分给杨氏姐妹，自然会格外关照自己的老相好。

章仇兼琼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很快便进京担任户部尚书兼任御史大夫。

虽然杨钊攀上了杨玉环这个高枝，但他仅仅得到了金吾兵曹参军这样正八品下阶的小官，因为李隆基对于宠妃的这个远房亲戚仍旧要考察一番。

尽管如此，杨钊这个小官吏却可以凭借贵妃娘家人的身份进宫服侍在李隆基身边，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李隆基发现了杨钊身上的闪光点。

当时宫中盛行一种类似现在掷色子的赌博游戏。嗜赌成性的杨钊对于赌博再熟悉不过了，不过此时他还没有资格参与游戏，而是负责记账，记录下每个人每次赢了多少，输了多少。李隆基查看杨钊记录的账本时竟然分毫不差，顿时发觉他很有财经才能。在领导身边待久了，“优点是特点，缺点还是优点”。

李隆基堪称一位出色的职业规划师，让杨钊在主管帝国财经事务的官员王鉷麾下担任判官。李隆基晚年生活日益奢侈无度，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王鉷上任后使得国家收支状况大为改善。

杨钊跟随王鉷步入事业的快速上升期，仅仅三年后，他便升任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专门负责财政收支事宜）。

杨钊的外戚身份无疑为他的飞黄腾达提供了一条捷径，虽然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可是机遇往往比能力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尽管如此，不容抹杀的是杨钊的确具有过人的政治才华。无论是杨铦还是杨锜与杨贵妃的关系都比杨钊要近得多，可是两人都没有杨钊的官大，足见裙带关系只是敲门砖，而能力才是在官场上走得更远的根本因素。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在杨钊的请求下，李隆基赐名“国忠”。此时的杨国忠一跃成为仅次于宰相的帝国高级官员。

这一年，在吉温的鼓吹下，雄心勃勃的杨国忠开始向李林甫的权力发起挑战。

李林甫的重要亲信御史大夫宋浑因为贪污罪而被流放于潮阳郡（今广东潮州市），而李林甫对此却无能为力，他知道羽翼渐丰的杨国忠要开始夺权了！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杨国忠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曾经的老领导王鉷。

深受李隆基宠爱的王鉷此时担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还同时担任二十多项使职。

王鉷的弟弟参与了邢縡策划的叛乱。杨国忠一口咬定王鉷肯定也参与其中。李隆基对于杨国忠的话半信半疑，因为深受恩宠的王鉷没有叛乱的动机，而且王鉷还亲自参与了平定邢縡叛乱的军事行动。

犹豫不决的李隆基召集宰相商议。右相李林甫自然竭力为王鉷辩护，可是左相陈希烈却坚称王鉷肯定牵涉其中。

李隆基从心底里不愿意看到王鉷牵涉进这个案子，曾经托人暗示过王鉷可以通过主动揭发自己的弟弟的方式来洗清自己，不过王鉷却并未照办。恼羞成怒的李隆基随即命陈希烈和杨国忠共同审理王鉷谋逆案。审判的结果可想而知。王鉷被莫须有的谋逆罪送上了黄泉路，而杨国忠无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京兆尹以及二十多项使职落在了杨国忠的头上。杨国忠与李林甫的争斗彻底明朗化和尖锐化。

李林甫不愧是政治斗争的高手和老手，一出手便让杨国忠领略到他的厉害。

这年秋天，南诏屡次进犯唐朝边境。李林甫趁机上言，兼任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应该赶赴前方指挥军事斗争。李隆基显然无法拒绝李林甫的这个合情合理的提议。李林甫的真实用意就是将杨国忠排挤出中央政府。

临行前，杨国忠向李隆基哭诉自己的委屈和李林甫的阴险，杨贵妃也在一旁劝李隆基收回成命。

李隆基安慰道：“爱卿只管前去，朕很快便会召爱卿入朝！”

尽管李隆基的承诺给杨国忠带来一丝慰藉，可是杨国忠仍旧带着无尽的惆怅前往曾经长期生活的剑南。

失落的杨国忠不会想到局势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当年十月，李隆基照例前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年老体衰的李林甫自然在随行官员的行列之中，可是他的病情却迅速恶化。

鉴于李林甫病逝后可能留下的权力真空，李隆基急忙征召前往剑南任职的杨国忠迅速回朝。杨国忠见到李隆基派来的中使后大喜过望，于是策马扬鞭返回魂牵梦绕的长安。

此时的李林甫已经在华清宫附近的私人宅邸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李隆基本来想要前往李林甫的宅第探视，可是李隆基身边的人却说此时前去探视不祥。其实这些人不过是秉承杨贵妃的意志，因为她担心李林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做出对杨国忠以及杨家人不利的事情。

李隆基登上华清宫降圣阁遥望李林甫的宅第，同时晃动手中的红色丝巾。卧病在床的李林甫在家人的搀扶下拖着孱弱的身体勉强站了起来，遥望着华清宫方向隐隐出现的红色，急忙命人代替他向着华清宫的方向参拜。

第二天，返回京城的杨国忠以胜利者的姿态探视曾经视势同水火的政敌李林甫。虽然杨国忠表面上流露出哀悯的神色，但是心中充斥着窃喜。

自知将在不久告别人世的李林甫流着泪托付后事，希望与曾经的政治对手“一哭泯恩仇”。李林甫悲凉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宰相之位非你莫属，身后之事有劳您了！”

杨国忠不仅没有显露出一丝窃喜，反而紧张得汗流满面，因为他不知道这位执掌朝纲近二十年的政治强人接下来会对他做些什么！足见政治强人李林甫在行将就木时仍旧散发着相当大的威慑力，也反映出两人的政治操控能力实在相差甚远。

这次会面不久，一代奸相李林甫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死后仅仅五天，杨国忠便接替他出任右相。

李林甫临终之际的政治哀求并没有唤起杨国忠的恻隐之心，反而激发了他的报复之心，因为政治斗争永远不相信眼泪！

杨国忠诬陷李林甫曾经与叛将阿布思约为父子，意欲谋反。老练的李隆基当然不会轻信杨国忠，可是他后来却不得不信。

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为了免受政治牵连而不惜对刚刚去世的岳父落井下石。

信以为真的李隆基下诏斥责尸骨未寒的李林甫，而且追夺先前赐予的所有官爵，最终以庶人的礼仪下葬。曾经权势显赫的李林甫断然不会想到死后居然身败名裂。

“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李林甫能够镇得住安禄山，但继任者杨国忠却没有如此高超的政治手腕。

攀登到权力巅峰的杨国忠开始谋划属于自己的权力版图，而深受恩宠的安禄山成为杨国忠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杨国忠将打击目标瞄准了安禄山，但他并不急于与安禄山撕破脸。

可是吉温很快就因为给母亲服丧而被解职，而杨国忠则趁机安插自己的亲信杨光翙出任河东道治所太原府府尹，使得安禄山通过吉温控制河东镇的阴谋彻底破产了！虽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一己私利，不过却在客观上拯救了河东地区。

构陷武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说他谋反，杨国忠毫不例外地使出了这招杀手锏！安禄山真的为叛乱准备好了吗？

叛乱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将士、武器、马匹和军费等方方面面做好充足的准备。

将士方面，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三镇管辖近二十万精兵，军队数量竟然占到唐帝国整个边防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对于帝国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安禄山依靠职务便利和个人魅力身边汇聚了一大批谋臣武将，高尚、严庄和张通儒成为安禄山的高级智囊，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成为安禄山的心腹将领。安禄山收养归降的同罗、奚、契丹等三个部族的八千勇士为养子，号称“曳落河”，其实就是壮士的意思，这八千“曳落河”日后成为所向披靡的先锋。

武器方面，以抵御契丹进攻为名，安禄山在范阳城北侧筑起雄武城，用以储藏兵器和军粮。

马匹是最为重要的作战工具和运输工具，马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河北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外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安禄山通过边境贸易囤积了大量马匹，光品种优良的单于、护真大马便达三万匹。安禄山后来兼任国家养马场的场长后又搜罗了一批优质马匹装备自己的部队。

买军粮需要钱，买武器装备需要钱，派发军饷需要钱，赏赐将士也需要钱，到处都需要钱，可是安禄山拿得出那么多钱吗？虽然安禄山兼任度支使、营田使、陆运使以及转运使等名目繁多的经济使职，但安史之乱前的节度使们并没有真正独立的财权。

军费来源分为自筹和划拨两种方式，朝廷划拨给各大军区的军费主要包括衣赐和军粮两部分。关于军粮的数据不完整而且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较大，所以并不具备分析比较的价值，现只比较各大军区衣赐数值。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各大军区人均衣赐数值相差悬殊。虽然帝国各地的军费执行标准略有差异，但是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也就是史书中屡屡提及的“以长行旨为准”，可是范阳人均衣赐数值却明显低于其他军区。

这说明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范阳镇自筹军费在整个军费开支中占很大比例，对于中央拨款的依赖程度比其他军区要低。自筹军费主要来自营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禄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巨额收入，所以范阳的部队离开中央财政支持仍旧可以生存下去。

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天宝时期，河北道的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16.57%，而人口更是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09%，在整个帝国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虽然唐朝还没有GDP统计数据，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帝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河北道的经济总量在整个唐帝国内肯定是首屈一指的！

安禄山显然具备发动叛乱的实力，但是他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两个汉人的推波助澜使得安禄山在反叛这条不归路上越来越远：一个是掌书记高尚，负责“典笺奏”，职责相当于机要秘书；一个是孔目官严庄，负责“治簿书”，职责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高尚祖籍范阳郡雍奴县（今天津市武清区），可是高尚并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在家务农或者在私塾教书。

中国有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可铁杆驴友高尚却并没有受到传统思想的羁绊和束缚，甚至连年迈的母亲因穷困而乞讨的时候，高尚仍旧没有回家。

既然选择奔向理想的远方，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曾经仰天长叹：“宁可轰轰烈烈地死，也绝不窝窝囊囊地活！”一个人拥有梦想并为之坚持不懈固然是一件好事，可高尚却为了实现理想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他游历在外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寻找机会，因为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的自信是有资本的，因为他“笃学善文辞”。潦倒而又落魄的他终于凭借自己的才华博得了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令狐潮！

令狐潮的家成为他暂时可以停靠的港湾，而这次短暂的停泊却成就了一次美丽的邂逅。高尚与令狐潮家中的一个婢女坠入爱河而且还生下一女。尽管他的行为遭到社会的非议，可是他那颗冰冷的心却得到了久违的温暖，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全部！

一个人要想迈向成功需要四个要素：此人本身要很有能力，这是前提；

国家迫切需要有能力的人，这是天时；有人认可他的能力而且这个人比他更有能力，这是人和；在别人的推荐和提拔下，你有机会施展你的能力并且使之提升或升华，这是机遇。

身为帝国基层官吏的令狐潮虽然为高尚提供了较为安逸的生活环境，但他显然并不是那个可以帮助高尚迈向成功的关键人物。高尚那颗不安的心又变得躁动起来，因为蛰伏在他心头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不允许他继续呆在避风港，而是继续踏上风雨兼程的追寻之路。

高尚被慧眼识珠的新平太守李齐物发现了，李齐物不仅将高尚介绍给京城的朋友，而且还给了他一笔多达三万钱的活动经费。李齐物的出现最终改变高尚的命运。

高尚怀着惴惴不安而又欣喜如狂的心情来到梦寐以求的京城，经过多方活动，他最终成为高力士门下的一个门客。虽然他此时仍旧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可是他却因为与权势煊赫的高力士扯上关系前途刹那间便豁然开朗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进班子但进了圈子迟早会进班子；进了班子但不进圈子迟早会被挤出班子”。

在高力士的推荐下，高尚很快便当上了左领军仓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开启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后来，高力士又将他推荐给时任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安禄山自然不能不给高力士面子，高尚摇身一变成为平卢掌书记。

身材肥硕的安禄山特别喜欢睡觉，估计是因为他血脂高而且血粘度高。每当安禄山呼呼大睡的时候，高尚总是通宵达旦地拿纸笔守候在床边。他不仅要忍受瞌睡的袭扰、长夜的孤寂，更要忍受安禄山震天动地的呼噜声。

高尚的付出终于收获了回报，安禄山将他作为自己的铁杆心腹，而他也在高尚的怂恿下选择了叛乱这条凶险莫测的道路。诗人北岛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可是卑鄙却成为高尚的通行证，钩心斗角成为他此后生活的主旋律，而他最终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高尚想要成为开国元勋，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安禄山成为皇帝。可安禄山却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和无限的彷徨之中，因为那也许会失去现在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成功地说服安禄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高尚却并不气馁！

势单力孤的高尚决定寻找同盟者，严庄最终进入了他的视野，因为野心勃勃的严庄同样不甘心安于现状。两人最终一拍即合，于是精心炮制了图谶。

“这是上天的意思。我们两个人的话可以不听，但是上天的意思不可违背！”

安禄山终于被说动了！

尽管关于安禄山叛乱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可是李隆基却对安禄山一如既往地信任。

在开元、天宝四十年间，李隆基共任命了八十二名节度使，仅有一人发动叛乱，而且碛西、北庭节度使刘涣发动的叛乱当月便被朝廷镇压下去。这场短暂的叛乱对政局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以至于史书对这件事语焉不详，仿佛这场叛乱从来没有发生过似得。

这主要得益于朝廷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度使管理方法，形成了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用人原则，而且“边帅皆用忠厚名臣”。

节度使任期一般为四年，而且许多节度使到不了任期届满便予以迁转。“不久任”使得节度使没有充足的时间培育忠于自己的军事势力。李隆基执政后期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逐渐突破了“不久任”原则，安禄山竟然担任平卢节度使达十四年之久。

专任一道而互不兼统使得节度使无法培育与朝廷对抗的军事势力，为了便于协同作战，李隆基打破了不兼统原则，王忠嗣甚至一度兼统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尽管如此，兼统两镇及以上的节度使人数仅占节度使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统的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以下。只有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也有四年时间。

李隆基之所以甘愿为安禄山打破长期形成的用人原则是因为他被安禄山的假忠诚蒙蔽了，他觉得自己给予安禄山这个出身卑微的胡人无上的殊荣，他没有理由背叛自己。

面对自负的李隆基，安禄山只能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长期生活在边陲的安禄山来到都城长安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繁华，这无疑激发了他强大的占有欲。

他屡次往来京城与范阳发觉内地防守空虚，而这无疑也助长了他的占有欲。泱泱大唐帝国怎么会防守空虚呢？这是因为府兵制的崩溃使得原有的军事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

唐帝国建立之初沿用“兵民合一”的府兵制，府兵的特点是“我是一个兵也是老百姓”。他们平时在田间劳作，农闲时在折冲府训练，轮番承担番上等日常军事任务和征行、差遣等临时军事任务。

长期以来对“番上”的理解受到《新唐书》的影响，“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史学界长期认为只有到京城执勤才叫“番上”。其实不然，吐鲁番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组残文书，上面赫然写着“身当今月一日番上，配城西门”。注意这个“城西门”应该是当地人所共知的某个城门，最有可能的就是西州的某城门，绝对不可能是长安城的某个城门！

据此可以推断，只要是列入兵部常规计划的军事值勤任务都可以称为“番上”，全国各地的府兵并不是无论远近都要跑到京城去服役，否则这也太不人性化了，而且如此庞大的差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其实只有长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听从中央军事机关南衙十二卫的调遣。

全盛时期，唐帝国共有六百三十三（一说634）个折冲府，京城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拥有二百八十八个之多，占到全国军府总数的43.9%。手握重兵的十二卫不仅可以保卫京城安全，还会出征维护边疆稳定，也可以镇压各地叛乱。

太宗时期是府兵制最后的辉煌，从此之后,府兵制逐渐走向没落。这是因为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均田制逐渐走向瓦解。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田地荒芜。唐帝国建立后将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适龄的男丁强制性服兵役。服兵役不仅是时间的付出、体力的付出，更是经济负担。府兵从家乡前往服役地点不仅要自备基本武器，而且没有出差补贴，一般也不会报销差旅费。

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手中的土地逐渐集中到豪强地主手中，再也负担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户纷纷逃亡。折冲府的兵员逐渐枯竭，曾经辉煌一时的南衙十二卫已经风光不再。

在府兵制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边疆军事斗争却日趋激烈。为了稳定边疆局势，职业化的募兵逐渐取代府兵成为边防军的主体，而京城和内地却并没有迅速填补府兵衰落后留下的军事真空。

广大内地郡县只有在战略要地才有正规军驻扎，而大多数郡县并没有正规军驻防，仅仅拥有一定数量的郡兵，主要是团练兵，类似于今天的武警部队或者预备役部队。

唐帝国的军事格局由“内重外轻”逐渐变为“外重内轻”，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集中到边疆节度使的手中。

在安禄山的眼中，北衙禁军不过是些花拳绣腿之辈，除了参与过几场军事政变外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日渐衰落的南衙禁军早已今非昔比；那些只能守城的团练兵更是一帮乌合之众。

安禄山之所以冒险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今后的人生路早作打算，否则别说享受荣华富贵，就是连命也难保。他那句“只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话虽然为他赢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赢得了李林甫的赏识，但却深深地得罪了太子。一旦年事已高的李隆基驾崩后，他很可能会沦为权力更迭的祭品。

虽然安禄山的心中隐藏着叛乱的念头，可是良心未泯的他本来想在李隆基去世后再发动叛乱，可他却逐渐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