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幸福

奥利弗·拜恩，塔夫茨大学1926级最诙谐、最聪明、最独特的毕业生，最终也没能进入医学院。1“我发现自己对来年的计划并没有如期进行。”1926年9月5日，她在给玛格丽特·桑格的丈夫J．诺亚·斯利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那时她刚从塔夫茨毕业三个月。斯利提出，要为奥利弗支付费用，以供她就读医学院，但她决定前往哥伦比亚就读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而将与她一起工作并一起生活的人，正是马斯顿。

“我今年为马斯顿博士的著作和讲座所进行的工作所得，将足够支付我自己的房租、膳食和起居，”她告诉斯利，“但要想在哥伦比亚完成研究生课程，我将会需要你的帮助。”她请斯利为她支付学费，“我确实也很想自立，但等我自立时，我也希望能够有所成就。”

埃塞尔·拜恩并不赞同。

“当我告诉母亲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她只是大笑。”奥利弗告诉斯利。2

奥利弗·拜恩毕业后，马斯顿就离开了塔夫茨大学。他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他可能是被开除的。如果他与拜恩的关系、他与“婴儿派对”有所牵连的事被人发现，那学院院长就非常有可能叫他走人。这种事在神奇女侠漫画中经常发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霍利迪学院的坏脾气院长问毒素教授，“你知道，我们学院不欢迎你！”3

卡洛琳·马斯顿·基特利，马斯顿的姑姑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拜恩与马斯顿和霍洛维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达理恩。“马斯顿一家非常好心，他们用他们简直是无限的知识帮助我准备那些我想要着手的科目。”她在给斯利的信中写道。她准备等学校一开课就搬去城里住，霍洛维在那里还保留着一处公寓。“我将与马斯顿夫人一起住在哥伦比亚市附近。”4

马斯顿给了霍洛维两个选择：要么让奥利弗·拜恩与他们住在一起，要么他就会离开她。不管在过去，他们曾就玛乔丽·威尔克斯·亨特利做过什么安排，这一次都是截然不同的。

“他对女人的钟爱有些奇特，”马斯顿在DC漫画的编辑谢尔顿·迈耶曾如此说过，“仅仅一个对他来说总是不够。”5

霍洛维几乎崩溃。她走出家门，不断地走，走了整整六个小时，边走边思考。6

几十年以后，霍洛维解释道，她、马斯顿与拜恩想出了一种“非常理”的生活方式。她说，他们共同生活中的“所有基本原则”都产生于“1925年、1926年以及1927年，那时，有这么一组，大约十个人，每周都会在卡洛琳阿姨位于波士顿的公寓中聚会”7。

卡洛琳阿姨指的是卡洛琳·马斯顿·基特利，马斯顿父亲的一个姐妹。她是波士顿助祭医院的一个护士长。8她是宝瓶时代人士：她信仰一本书中的教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名为《耶稣基督的宝瓶时代福音》，作者是个美国传道士，名为莱维·H．道林。道林宣称，他找到了历史文件，可以证明耶稣年轻的时候曾前往印度和西藏游历，在那里，他学到了一种对平和的信仰。基特利相信她生活在宝瓶时代的拂晓，一个占星学中新时代的开端，一个爱的时代：新纪元。9

在奥利弗·拜恩于塔夫茨就读大四的那年，这十个左右在基特利家聚会的人中，有基特利、霍洛维、马斯顿、玛乔丽·威尔克斯·亨特利以及拜恩。他们是在性癖好上相当出格的新纪元人士——甚至，比“婴儿派对”还要出格。一份九十五页长、单倍行距的打字稿，成稿于基特利公寓聚会举办的年代，记录下了这个崇拜女性性力量的异教——其中特别记录了一个“讲习班”——事项中包括“爱之领袖”、“眷侣”（或“母亲”）以及“爱之女孩”。这听起来像是个性活动训练营。爱之女孩“不相信，或惯于逃跑、躲避爱情器官”。据推测，在聚会中，爱之女孩们都是一丝不挂的。这其中还包含占星术的隐喻：一名爱之领袖、一名眷侣和他们的爱之女孩组成一个“爱之群落”，一个完美的星群。集会记录中的很多内容提到了马斯顿的控制与服从理论，女性“在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中，裸露她们的身体，使用爱之层界中多种多样的合理手段，以造就男性对她们、对女性眷侣或对爱之领袖的服从，因而她们，即女性眷侣们，也会在激情中对男性们予以服从”。记录中还有很多内容涉及性本身：“男性与他的眷侣在交媾行为中，男性的爱情器官所刺激的是眷侣的内部而非外部爱情器官”，但“如果某个人想要加深自己的服从意识，他或她就必须制止性高潮到来，而因此让这种激情能量自由、不间断地涌入外部生殖器官中”。（伴侣中的服从方应努力克制性高潮到来。）

集会记录中只提到了非常少的几个人名，但其中有许多指代名诸如“信使贝蒂”、“信使R”和“泽拉女孩”10。信使贝蒂所指的应该是霍洛维：马斯顿称她为贝蒂。信使R应该是马斯顿本人。在奥利弗·拜恩的日记中，“R”所指代的是马斯顿（她给他的秘密称呼是理查德）。而“泽拉女孩”应该就是亨特利。“泽拉或泽兹是我们三人行时，马斯顿教授和夫人对我的称呼。”亨特利曾这样说过。11

除了基特利和亨特利以外，其他人对此事的认真态度难以考证。在神奇女侠的“深红火焰的谜团”一话中，一名参议员的女儿帮助戴安娜·普林斯调查一个异教团体，这个团体由一名“最高祭司泽拉”带领，神奇女侠揭露了泽拉是个骗子。12马斯顿的兴趣中包括一项他称为征服，而亨特利称为“爱之捆绑”的行为：束缚性虐。霍洛维曾对她的孩子们说，基特利公寓中那些集会的场景，要求“你的思想非常开明，你心智中关于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的界限能够大幅度拓宽”13。奥利弗·拜恩似乎觉得这整件事都有点儿可笑。她也觉得亨特利有点儿疯癫。“那个女人是个疯子。”她曾这么说。14

最高祭司泽拉。摘自“深红火焰的谜团”，《卡瓦尔卡德漫画》#5（1943年冬）

但拜恩给这些集会带去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生育控制手段，以及她姨妈的书，其中就包括《女性与新种族》。小组中的每个人都读了。他们很可能也都读了桑格在1926年出版的那本书——《婚姻中的幸福》。桑格没有谈到爱之女孩或爱之领袖，但她确实强调说，男人有义务为了帮助女性得到高潮而延后他自己的高潮：“一名成功的丈夫——爱人，在爱情行为的每一步中都需要尝试纠正所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冲动，就像个老练的驾驶员，每一刻都需要让自己处于理智的控制之中。”在题为“性器官与它们的功能”的一章中，她讲解了阴蒂的重要性，其“在性感受中的特殊位置”，并建议男性关注它的刺激作用：“避免匆促。”15

马斯顿、霍洛维以及拜恩开始共同生活——作为一个三人行家庭，或者当亨特利加入时作为四人行。霍洛维日后说，这个决定最初只是一个想法：“一种生活的新方式，在实际进行之前，必须先进入人的思考方式之中。”16这个想法在某些方面来自马斯顿的情感理论，基特利和亨特利关于“爱之群落”的想法，以及玛格丽特·桑格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爱情权利”概念。霍洛维试着解释她从《女性与新种族》中吸收的概念：“这个新种族所拥有的爱的能力将远远超过现有种族，而我指各种其他形式，同样也包括肉体的爱。”至于说到那些开启了这个新种族的人们，“埃塞尔和咪咪都想要唤醒群众”，霍洛维说道（桑格的家人都称她为咪咪），但“她们两个都走向了自由性爱，而那是行不通的”17。

马斯顿想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自由性爱。而奥利弗·拜恩不顾一切地想要成为一个家庭的一部分。霍洛维想要的则是其他的东西。

当马斯顿告诉霍洛维，他想要拜恩搬来与他们同住——并告诉她，她需要在同意或是离开他之间做出选择——她所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关于性爱的安排。她也在思考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给她提供了一条出路，以解决她既想要事业，又想养育子女的困境。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市面上几乎找不出杂志没有刊登过这么一篇文章，诘问“一个女人能既顾家又有工作吗？”18。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国家》杂志的主编弗里达·科士威，决定在一系列传记短文中引出这个问题，这些文章都发表于一个共同的系列标题之下：“现代女性们”。它聚焦于职业女性，它的目标是“发掘她们对于男性、婚姻、子女和工作所持的现代视点的源头”。科士威所做的其中一名专题人物是卢·罗杰斯，这名女性卡通漫画家曾与哈里·G．彼得一同为《仲裁》工作，她也是玛格丽特·桑格的《生育控制评述》的美术编辑。1926年，科士威为《国家》杂志所采访的大多数女性对这个关键问题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克里斯塔·伊斯特曼称，现代女性“不满足于爱情、婚姻以及一份全然居家的事业。她想要她自己的钱。她想要她自己的工作。她想要某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以满足她的个人抱负。但她也想要丈夫、家庭和孩子。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调合这两种需求则是个难题”19。而这同样也是霍洛维的难题。

在1926年4月某期《新共和》上一篇题为《职业女性的孩子》的文章中，海伦·格林·泰森过去曾为桑格的《生育控制评述》杂志撰稿，她在查看了人口普查数据和会谈状况之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平权修正案——“男人和女人在整个合众国范围内都应享有平等权利”——已于1923年被提交至国会，但不幸的是，泰森发现，这条法案极为天真。在如何解决母职和工作两者冲突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上，它没有提出任何对策，甚至没有任何启发性建议。“在高校中，当我们讨论我们的‘事业’时，我们把整件事都工工整整地计划好了，”泰森懊丧地写道，“我记得，我们认为孩子的日托照看工作将会交由‘专家’，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进行。唉！那些‘专家’在哪儿呢？那些助人为乐的女性亲属肯定早就灭绝了。即便真有这么一个人，一位现代母亲也不再会满足于某个‘米妮阿姨’所能提供的照看。”日托园数量严重不足，这种服务几乎不存在。而谁又能找到这么个保姆：受过大量儿童心理学研究训练，够格被霍洛维所工作的《儿童研究》推荐？“那么，这就是现代母亲的困境了，”泰森写道，“这个困境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提出，但最后总是得不到解决：一方面，是一种对职业工作的渴望、对收入的需求、对精神生活停滞不前的恐惧，这种因为成天都被琐事缠身而产生的焦躁；另一方面，是这种对于儿童照管技能的新需求与十年以前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社会对家庭帮佣的需求过大，很快就使这个行业的质量与数量急剧下降。再加上，如同一片阴云般笼罩在这一切上方的，是她本人根植于母性所产生的矛盾情感。”20

1926年，同样，也有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里程碑式的书籍出版。在《女性困境》中，爱丽丝·比尔·帕森曾提出疑问：两性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区别是否能使他们在社会职能上的区别正当化？以及，如果母亲拥有一份外职工作，是否真的会对家庭造成威胁？帕森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对于“女性困境”的解决方法，是由男性承担做更多的家务以及更多地照看孩子的职责。“如果她在家庭以外的工作量与她的丈夫相当，”帕森认为，“那以后她就没有理由需要负责所有的家庭杂事。”21苏珊娜·拉·弗拉特在《女性关注》一文中，对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持悲观态度，但她确实相信“女性拥有平等权利已胜利在望”：她们已经取得了政治权利平等，即将取得法律平等，最后需要企及的只剩下经济公义。22在《婚姻与事业：对于身为妻子、母亲、家庭主妇、职业妇女的一百名女性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弗吉尼亚·麦克马金·科利尔汇报了对已婚育有子女的职业妇女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是为职业信息局所做的。她如此呈现了这个问题：“大量刚刚毕业、心怀热切向往的女孩，以及大量幸福的已婚妇女，都在问她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她们要如何做才能既继续拥有丈夫和孩子所带来的幸福，同时又保有脑力活动，以及有趣工作所带来的激情？”科利尔记录道，在1910年至1920年间，已婚妇女同时从事工作的比率增长了近一倍，而已婚妇女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比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因此，问题已不再是女人是否应该将婚姻与工作相结合，而是她们如何才能两者兼顾？”23

伊丽莎白·霍洛维·马斯顿，一名生活在新纪元的新女性，与她的丈夫达成了一项协议。马斯顿可以保有他的情妇。霍洛维可以保有她的事业。而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年轻的奥利弗·拜恩将负责抚养子女。24他们得找个方法解释、掩饰这个状况。这个安排将是他们的秘密。其他任何人都不该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