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国”良药到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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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在日本：从“救国”良药到村上春树

文 关珺冉 编辑 徐臻

194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左）

日本人拿下25个诺贝尔奖后，一度起到“救国”作用的诺奖，如今在很多民众眼里只剩下对村上春树的最大期待

日 本最大门户网站雅虎推送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消息的时间，是10月3日下午6点43分，比中国的网站晚了4分钟。主要的电视台大多只在屏幕下方滚动了一条字幕。

旅日学者俞天任对此颇有些感慨。他等到NHK在晚上7点播出整点新闻，头条是冲绳遭遇台风，“一直扯到7点11分，才好不容易报告了这条消息”，他在专栏文章中写道。

对“诺贝尔奖”这个词，日本社会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对它一无所知，到奖金是否应该纳税的激辩，再到近年来“基础研究无意义”的普遍情绪发酵后，民众开始对科研日渐冷感。

如今，距离日本拿下第一个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67年，在日本人先后拿下25个诺贝尔奖后，日本民众的内心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诺贝尔救了一个国

1949年11月3日，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成为日本诺贝尔奖第一人。《朝日新闻》第二天在头版最重要位置以“汤川博士获得诺贝尔奖日本人首次获此荣誉——荣耀世界的‘介子论’”为题，报道了这一历史时刻。汤川秀树穿西装，戴一副圆边小眼镜的黑白照片工工整整印在报纸左上角最显著的位置。

此外，还有文章普及“什么是诺贝尔奖”“汤川博士的履历”“诺贝尔奖奖金”“汤川博士的理论”等等。甚至有人在文章中形容，“这一消息使国民沉浸在突如其来的震惊与喜悦之中！”“科技万岁！国际万岁！文化与和平的民族万岁！”

日本国民迎来了狂喜的一天。

1949年，日本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第4年。阴霾笼罩长街，整个国家还没有看到复兴的希望与光景。粮食供应依旧拮据，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物价上涨，中小企业接连倒闭，到处可见失魂落魄的失业者。

汤川秀树的获奖无疑为战败的日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尽管普通日本人对诺贝尔奖是什么，几乎一无所知。

《朝日新闻》在1949年11月5日的社论写道：“这给正处于苦难的日本学生以及普通国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我们认为这是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大意义。”

当时，西泽一光正要上小学；如今，他已经是日本新潟经营大学教授。他告诉《博客天下》：“不管是教科书，还是课外读物，经常可以读到汤川秀树博士的故事。”

后来，汤川出版了自传《旅人》。这本书只涉及他27岁以前的生活经历，讲了小时候汤川在家中遇到麻烦事不愿多说话，家人给他取了“我不愿说”的绰号，同学们则叫他“权兵卫”（无名小卒），等等的轶事。上世纪50年代末，《旅人》曾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很快引起轰动。20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南部阳一郎，都纷纷在公开场合或者自己的传记中提及小时候对汤川秀树获奖的那段记忆，并将它视为自己努力的原始动力。

南部阳一郎告诉媒体：“当时汤川秀树的名字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汤川的‘介子理论’被证实，带给我很大的刺激与动力。”汤川秀树发表“介子理论”是在1935年。那时南部阳一郎只有14岁，他毫不讳言，正是当年的震动使他最终选择了物理，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事业。

至于汤川秀树的名言，“我认为觉悟到生活的意义而活在世上，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生活方式”，也经常出现在青年人的手抄本上。

由于是日本人第一次获奖，当时还引发了公众对巨额奖金的好奇。1949年的诺贝尔奖奖金约3万美元（折合成当时的日元约1080万日币）。这笔钱应该征税吗？有日本报纸直接使用《请社会党、政府为诺贝尔奖金免税立法》的标题，提请政府尽快向国家政策委员会提交法案。

1949年11月24日，日本在所得税法上做出修正：“赠与（作为表彰学术、技艺、慈善或其他文化或社会贡献时的奖金物品）不作为课税对象的部分”。这意味着诺贝尔奖金免税了。

近20年后，川端康成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社会对“‘文学’是否属于‘学术’？是否需要缴税？”再次进行了讨论。最终，法律得到再次明细，不仅是文学奖，和平奖也不再受到“学术”这个词的制约。

非一般的好奇心

日本一直努力用各种方式创造、维护、经营每个孩子的好奇心。诺贝尔奖得主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儿童时期得到的启蒙。

197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江崎玲于奈就感慨：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村智在小时候常和父亲一起探索自然，后来他致力于微生物研究，因在治疗盘尾丝虫症和淋巴丝虫病方面做出贡献而获奖；2008年因为研究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下村修曾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到日本留学后，21岁的北京女孩王怡才明白，日本是如何在每一个细处呵护孩子的童心的。

日本的新潟县紧邻日本海，拥有稻田、森林、河川等一切大城市难以奢望的自然环境。王怡刚交换到日本，就参加了三条市的“寺子屋”志愿活动。

其中一个周六早晨6点半，王怡和其他志愿者来到市立三条小学的体育馆集合。和王怡分在一组的，是她的导师、新潟经营大学经营情报学科教授东川辉久。王怡有些意外，只不过是小学生的课外活动，“教授竟然也来参加”。

那天，她和东川教授要带着5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一起进山伐木。人员到齐后，大家一起朝不远处的山坡进发。在半山腰的平地上，专业老师选了一棵较细的树将其锯倒，王怡和孩子们再用更小的锯刀将这棵树锯成几段。

“这个锯刀是热的！加藤君你摸一下，这里这里，热的！”名叫大岛的孩子跟其他小朋友分享着这个在他们看来很是“奇妙”的现象。旁边的东川教授就鼓励，“摩擦会产生热量。你锯得越快就越热。大家试试！”“真的！”“真的好烫！”孩子们兴奋地分享着。

整整一年，“寺子屋”的孩子们或进山伐木或水边做船，风雨无阻。“真的无法相信我的导师每周都来。而且只要孩子来，他都会早到一小时。”王怡告诉《博客天下》，“你能想象一个大学教授穿着雨衣和雨鞋，跟一群孩子在森林砍木头吗？”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民间开展了大量教育实验，倡导的都是教育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日本的幼儿园、小学都很强调孩子的生活经验。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曾回忆，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和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时光。

不仅是孩子，科学的“万有引力”还波及到了成人。《大人的科学》自2003年出版至今，一直风靡全日本，拥有超过300万“读者”。

有日本网友在Twitter晒出《大人的科学》从出版到最新一期的所有封面照片，写道：“小时候买《大人的科学》，现在做了爸爸还是会买。阅读宇宙恐龙的图谱，做小型机器人，用望远镜观测天体，那个时候乐趣到底在哪里，已经有点忘了，但直到现在每次杂志出来，还是怀着一份期待。”

科学界担心失去年轻人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每日新闻》在2008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诺贝尔奖不应该成为政府设定的目标。它是个人的好奇心与努力外加所处的研究环境，所共同创造的结果。”200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野依良治曾批评说，日本政府提出这样的目标是“没有头脑”。

2016年的获奖者大隅良典将此归咎于日本科学界失去了普通年轻人。得奖后，他通过媒体呼吁：“如果再不建立能让年轻人安心研究并且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制，日本的科学即将越来越空洞化。”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忧虑。过去17年里，日本像按下了快进键，一举拿下17个诺贝尔奖。可民众对获奖的那种最初的狂热追求，已经消散了。进入21世纪，日本一边还在凭借战后累积下的雄厚学术实力频频拿奖，一边在研究者、媒体和普通民众看来，真正在基础科学里投入成年累月的心力已经不再是务实的做法。

24岁的野口大辉是日本知名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2016年就要毕业。整个11月，他几乎常常在上午参加企业的说明会，下午才赶回学校上课。他告诉《博客天下》，自己的梦想是进入丰田公司的研究所。

野口对丰田这样的大企业做了大量分析，也对自己的专业、个性契合度进行了测试。他偏爱丰田中央研究所是因为在那里可以继续进行化学方面的研究。丰田公司不仅会提供给他充足的经费，还能实现科研成果向产品的迅速转化。现在日本大企业越来越看重研究生学历，而攻读博士的话，奖学金一般无法负担全部日常开销，而且理工科没有五年很难拿到学位。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每千人中研究生的数量日本只有2人，而英、法、美都有8至9人，韩国有6人。日本硕士攻读博士的比例从2000年的约15％下降到了2015年的约8％。从2001年到2010年，日本每年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一直停留在6万左右，而同期美国从约17万人增长到了约25万人，中国则从约7.5万人猛增到了约29万人。

迄今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大多有留学经历，这对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视野都有不小的影响，大隅良典就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和酵母结缘，并最终因此斩获诺贝尔奖。但近年来，日本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宅”，曾经是美国最大外国生源的日本留学生，如今在美国的大学里越发少见。

不仅投身科研的年轻人少了，在公众认知上，民众普遍希望自己的税金能更接地气地用到可以立刻产生经济回报的领域。

31岁的大谷在东京的一家小型IT公司工作，妻子怀孕已经6个月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与大企业优厚的福利保障相比，日本经济的波动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中小企业。大谷所在的公司无法按照小时支付加班费，每个月他都要在加班60个小时之外，才能得到补偿。

他希望日本经济可以快些回暖，自己的福利待遇可以更好一些。“与其投入在所谓的基础研究上，不如投给短期内有成果的科研项目，尽快转化成经济利益。”大谷向《博客天下》坦言，“之前得到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现在又有几个真正应用在生活中的呢？”他的叹息声中夹杂着一丝失望与埋怨。

受到更严重波及的是人文学科。有日本网友在Twitter反问：“大学里有必要进行文学研究吗？”“教授‘文学’的必要理由在哪里？”“文学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其他网友踊跃给出了放弃文学研究的理由，包括“文学研究好是好，但是使用的是我们的税金啊。谁能说明一下，文学到底是研究什么？”“我学了四年的文学没什么用，最后还是参加公务员考试了。”“文学研究不是来源于个人兴趣吗？与其花很多钱，不如个人或者民间组织自己研究更实在一些吧！”

匠人精神与获奖期待

读着汤川秀树的故事长大的西泽一光后来在东京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东京乘坐地铁南北线到东大前站下车，步行一分钟就是东京大学的校园。从196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朝永振一郎，到2016年获奖的大隅良典，先后有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学习生活过。

西泽一光现在在新潟经营大学教书，平时总在学校里跟留学生一起学外语，也喜欢给大家讲日本的古典文学知识。相比于名誉和金钱，他更注重追求个人价值。他还会带学生参观自己朋友开的金属锤炼加工工作坊，让大家体验日本制造业的信赖度和工人对技术的自豪。“做学术其实是同一回事，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只是纯粹地、夜以继日地投入。”他告诉《博客天下》，这种日本民族性里的匠人精神自江户时代的武士身上，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与很多国家不同，日本十分独到地挑选了印在纸币上的人物，这些面孔对外国人来说常常很陌生。面额最大的10000日元上的肖像是福泽谕吉，武士出身，是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也是庆应义塾的创办人；1000日元上的肖像是野口英世，是生物细菌领域的国宝级专家。日本认为，这些教育家、文学家和医学家，与政治家相较毫不逊色，是日本能够强大起来的灵魂人物。

而在普通日本人中，如今对诺贝尔奖最大的期待落在了小说家村上春树身上。大隅良典获奖后，10月6日当天，夜幕降临的东京街头，大约100名村上春树的读者聚集到千驮谷附近的鸠森八幡神社。这几年来，每到要公布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就会自发来这里，默默祈祷。他们有的是刚放学的学生，有的是牵着狗的家庭主妇，还有大批媒体记者。千驮谷是村上春树成为小说家前，经营过爵士酒吧的地方。很快，他们的愿望就再次落空了，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人鲍勃·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