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道应训

卷十二　道应训
——道体之效验：考往事于老庄之术

〔题解〕道之所行，物动而应，考之祸福，以知验符也，故曰“道应”。

〔要略〕《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1），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一〕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2）。七日，石乙入曰^（3）：“不义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4）。”白公弗听也。九日，叶公入^（5），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6）。夫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也。不能为人，又无以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也，何以异于枭之爱其子也^（7）？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8）。”

〔二〕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9）：“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为之奈何^（10）？”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11）。”詹子曰：“不能自胜则从之。从之，神无怨乎^（12）！不能自胜而强弗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13）。”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也^（14）。

〔三〕楚庄王问詹何曰^（15）：“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16）。”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庙社稷^（17），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任于身^（18），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19）。”

〔四〕昔者，司城子罕相宋^（20），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21）。”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22）。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23）。”

〔五〕跖之徒问跖曰^（24）：“盗亦有道乎？”跖曰：“奚适其无道也^（25）！夫意而中藏者^（26），圣也；入先者，勇也；出后者，义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由此观之，盗贼之心必托圣人之道而后可行。故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27）。”

〔六〕卢敖游乎北海^（28），经乎太阴^（29），入乎玄阙^（30），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31），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32）。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33）。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34）。卢敖与之语曰：“唯敖为背群离党^（35），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36）。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今卒睹夫子于是^（37），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38）：“嘻！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39），犹窔奥也^（40）。若我南游乎冈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41），西穷窅冥之党，东开鸿濛之光^（42），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眴^（43）。此其外，犹有汰沃之汜^（44），其余一举而千万里^（45），吾犹未能之在^（46）。今子游始于此，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47）！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48），吾不可以久驻。”若士举臂而竦身^（49），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柸治，悖若有丧也^（50），曰：“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51）。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岂不悲哉！”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52）。”此言明之有所不见也。

【鉴赏】　《原道训》已对“道体”作了理论阐发，本卷则用了五十六则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来形象解说“道体”。作者还似乎感到“道”只有被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所验证，才能说明“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始体，也是万物之本原和社会自然发生发展的根本，所以本卷被称为《道应训》。这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此篇杂征事实，而证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验之事，皆与昔之言道者相应也，故题曰《道应》。”

为了应“道”，所以本卷的体例是每则故事之末（亦即每节之末），皆引老子、庄子、慎子等哲人语录证之，以点明主旨。而其中又以老子语录最多，达五十多条，涉及《老子》一书中的三十多章内容。所杂征的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以出自《吕氏春秋》和《庄子》为最多，其他分别出自《晏子春秋》、《韩非子》和《荀子》等，从中可见《淮南子》和《老子》、《庄子》、《吕氏春秋》的道家渊源关系。

《道应训》的这种体例模式，应当说是将抽象的“道”具体化的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因为它把老庄思想中许多深刻却又费解的语句，诠释以形象而易解的内容。并且，《道应训》中的寓言或历史故事，都非常短小精悍，与《原道训》中的长篇大论相比，自然另有一番滋味。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选取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六则故事。这六则故事分别与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淮南子》的哲学本体论、生命哲学、君主修养论、君主统御术、政治哲学等相应，其中前五则故事是对老子思想的诠释，最后一则故事则是对庄子思想的诠释，以下我们将分别阐析之。

第一则故事是关于道体虚静无为，“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原道训》）的一个反面例证。本节录用的老子语录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接下来老子的语录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九章》）。实际上，应将这两段语录加在一起用到白公胜的身上才显得更合适。《老子·九章》的内容无非是说“盈满富贵不知足”是灾祸的根源，而白公胜恰恰是犯了这种错误，他将用不义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持守在手而不肯“散物聚人”，从而导致他的失败。在这里，石乙的见解显然比白公胜更高明。所以在《淮南子》作者看来，白公胜的那种“至贪、至愚”，哪会使他不失败？因为白公胜实在是不懂这“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道”理。

第二则故事是有关《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提点：重生而轻利。本节所引《老子·五十五章》的大意是说，人要像无知无欲的婴儿那样保持着旺盛的天然精气和淳厚的平和之气，这样就会有无限的生命力。但这前提就是人不能贪欲过分，否则就会伤害到人体内的静和之气。所以当詹何向中山公子魏牟介绍养生之关键时就讲到“重生轻利”的道理。这样，人为了保持自身的精和之气，就会拼命压制欲望。然而这欲望又不是能轻易压制得了的，于是出现了中山公子魏牟所说的“犹不能自胜”的情况。这时詹何又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指出过分压制欲望也不是件好事，它也会伤害到人体中的精和之气，不会使人长寿；同时提出听其自然（“从之”）的主张，认为只有听其自然，精神才不会出毛病，保持体内的精和之气才有可能。从中可以看出，詹何的立场与《精神训》中“本其所以欲而非禁其所欲，原其所以乐而非闭其所乐”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第三则故事强调了君主的道德修养对于治国的重要性。道家的生命哲学本来就和养性相关联，而这“养性”又和儒家的修身养性相一致，儒家的修身养性又与治国平天下相联系。所以当楚庄王向詹何请教治国之道时，詹何就直接将治身和治国相联系，明确指出，“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最后，作者以老子的箴言来归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老子·五十四章》）作者的思维过程与《缪称训》的君主修养论可谓如出一辙。

第四则故事围绕君主统御术中的“权势”，提供了一个未能用好权势而导致丧国的反面教材。自老子提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三十六章》）之后，对“利器”的看法有好几种。有认为“利器”指“权道”（如河上公），也有认为“利器”即“赏罚”（如韩非子），更有认为“利器”为政权的（如高亨）……这里不管对“利器”作何种解释，认为“利器”泛指一种以君主的“权势”为中心的统御臣下之方略，大概是不错的。正因为是一种君主统御的方略，就应该慎重对待，不可随随便便制定，也不可随随便便颁布；而这其中的赏罚制度及赏罚权力更不可随随便便由人胡乱制定和执行，这就是老子所谓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宋国国君之所以被废君位，就是在于将此轻易示人和轻易放弃。

第五则故事亦是通过一则反例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即由“盗亦有道”的寓言，反证了“绝巧弃利”、“绝圣弃智”的道治理想，也即《淮南子》的政治哲学主张。文中提到的盗跖尽管有“道术”，但作为有盗贼这个现象来说，总不是好事情。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个现象呢？这在老子看来，倒不是设定法律、捕捉盗贼、依法查办，而是认为应是“绝巧弃利”，才能使“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按老子的一贯看法，诸如仁义孝慈，均在于原本的“大道废”了后才产生的；同样，“盗贼”也在于社会讲“智巧”、谋“利益”后才产生的。就像人丧“道”所以亲爱、鱼失水所以呴濡一样。假若“大道不废”，这仁义孝慈就不会产生；这智巧不讲、利益不谋，这盗贼就没有产生的基础。所以《老子·三章》就明确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而庄子则说得更彻底：“擿玉毁珠，小盗不起”（《庄子·胠箧》）。只有真正做到“绝巧弃利”，才能彻底断绝盗贼；盗贼彻底断绝，民众才能真正获利，所以老子最后总结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第六则故事通过“卢敖游乎北海”的寓言，所要说明的，则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的小大之辩：“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其用意在于“贬小扬大”，启发人们舍私小而就广大，最终达至“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天人合一之境。这里“卢敖游乎北海”的寓言，其实与《庄子·秋水》中河伯和北海若之间的一番对话很是相似，当河伯趁着秋季泛滥的河水游至北海，看到海洋的波澜壮阔时，“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然而，北海若却告诉河伯，大海与天地宇宙相比，不啻为大陆中的一个小泽，实在不必如此惊叹。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既然《淮南子》和《庄子》的这两则寓言都意在“贬小扬大”，进而追求“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人境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描述自己心目中“大人”的理想人格，而务必又牵涉出一个“小人”，用两相对照的手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呢？我们认为，大概在《淮南子》和《庄子》看来，世上绝大多数人只能称得上是“小人”；并且每个人的生命之初，大概也必不能直截就是“大人”；因此，每个人都有待于由“小人”向“大人”的“化”，这种“化”的过程也即人生境界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此看来，“化”应当是《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的寓言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应当是作者通过这则寓言而对世人有所期待的标的所在。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六则颇具代表性的寓言，我们可以看到，《淮南子》一书的思想是一贯的，《道应训》通过五十余则寓言故事，无非是要从效验的角度证明其哲学本体论、生命哲学、君主修养论、君主统御术、政治哲学等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同时，《道应训》引用老庄语录来论“道”的做法，也充分表明了《淮南子》与老庄道家的渊源关系。诚如高诱在《淮南子注·叙目》中所说：“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刘康德　张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