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下何曾见一人

林下何曾见一人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唐·灵澈

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灵澈，《宋高僧传》有载，“禀气贞良执操无革。而吟咏性情尤见所长。成立之岁为文之誉袭远。”灵澈声名远播又满腹经纶，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许多都与他交往甚密。刘禹锡在《彻上人文集序》 曾评灵澈言，“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悦高人，风仪甚雅，谈笑多味”。再如刘长卿、吕温、韦丹、卢纶等人，皆与灵澈有诗互赠。其中更不乏世人耳熟能详的诗篇，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吕温的《戏赠灵澈上人》，“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本诗由诗题便可知道是一首和诗。据载“韦丹帅洪州时，灵澈居庐山，丹与为忘形之契，篇什倡和，月居四五，丹寄一诗，寓思归之意，澈荅此诗。” 韦丹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外孙，唐宪宗时期，任洪州刺史，常与隐居在庐山的灵澈吟咏唱和。后以一首《思归》送与灵澈，诗中表达了韦丹对官场纷争的厌倦，对浮生如云的看破，心中不免起了辞官归隐之意，想要与灵澈上人一道在五老峰前修行度日。其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而灵澈上人回赠的便是这首《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这两句是在告诉韦丹刺史，灵澈自己的修行与隐居生活。灵澈自言年岁已老，身心俱闲，自是不受身外之事所扰。而他对于生活的所需也非常简单朴素，一身粗布衣、一个草蒲团便可度日，更无所求。但这样安于平淡的修行生活，归根究底是源于首句中的两个字——心闲。

“心闲”二字，世人常说常言，但真要践行，却几乎无人能真正做到。杜牧的《将赴京留赠僧院》诗云，“九衢尘土递追攀，马迹轩车日暮间。玄发尽惊为客换，白头曾见几人闲。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诗作一开篇，便是滚滚红尘永不停歇之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朝朝暮暮的时光，便在这样你追我赶的碌碌生活中流失殆尽。直至玄发转白头，韶华偷换，方才触目惊心。一句“白头曾见几人闲”，更是令人唏嘘不已。莫说年少力壮时，追名逐利，就连白发苍苍之际，也未曾有过几个真正的闲人。匆匆人生，似乎只要一开始，想要停下片刻便艰难异常。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希冀长眠之后，能获得永恒的安宁。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两句实是一语道破士大夫们清高的归隐把戏。灵澈言士大夫们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休官好”。人人都说已看破已放下，欲辞官欲归隐。但真正退隐林下的又何曾有过一人？尽道闲人好，两袖清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又人人都做不了这个令人无限向往的闲人。何以如此？还是欠了那两个字——心闲。士大夫于宦海浮沉，苦是自然的，但心有大志、胸怀社稷也是真的。理想破灭之时的失望落寞，总是轻易将人心击碎，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纤尘不染的禅门。但当内心的悲观创痛稍稍抚平之际，儒士与生俱来的使命便又在蠢蠢欲动，又在向他们的心不断招手。终归是放不下，终归是空不了。

《景德传灯录》上记载着一则白居易与道林禅师的公案。

道林禅师，又称鸟窠禅师或鹊巢和尚，据传灯录载，“后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复有鹊巢于其侧，自然驯狎人，亦目为‘鹊巢和尚’。”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后，特往秦望山拜谒鸟窠禅师。见鸟窠禅师果如传言一般，栖止于松树之上，便言：“禅师住处甚危险。”

鸟窠禅师答：“太守危险尤甚。”

白居易不解，问：“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

禅师答：“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

白居易复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禅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言：“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

禅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这则公案虽在言行善之举，但鸟窠禅师最后的开示，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打小就明白的道理，终其一生或许也不能完全实践。正如休官好、归隐好、放下好，但仍旧白首无闲人一样。理就是这么个理，说破了大天也还是那样。为何现在直白的心灵鸡汤如此遭人反感？翻来覆去全是那一套，同一个调调说来说去自然味同嚼蜡，甚至让人产生逆反心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心灵鸡汤始终有市场，层出不穷？恐怕也就是人人能说，无人能做的原因。由此，已不需要偶尔翻翻“心灵野鸡汤”来换得几声苦笑，美其名曰补充负能量了。只因那些从来没发生在我们真实生活中的正能量，本身就是我们的软肋。灵澈的一句“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扇了众多士大夫的耳光，而某些看似矫情的正能量，或许也在无意中掌了我们的嘴。一切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艰难，却也绝对不会无条件的温柔以待。换言之，尚未践行，便还不配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