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棣》的创作动机与主题

三、《常棣》的创作动机与主题

乱离动荡的社会现实常常会使人们倍感亲情友情的可贵，经历了厉王朝的内乱而登上君位的周宣王对此具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因此在他执政之初，特别重视团结宗族，收拾人心。《常棣》也是产生于上述背景下的诗篇。

1.《常棣》的作时与创作动机

《常棣》，《诗序》以为“燕兄弟”之诗。郑玄《笺》：“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孔颖达《正义》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闵伤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乱，用兵诛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见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诗以燕兄弟，取其相亲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亲之诗。至厉王之时，弃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为是之故，又重述此诗而歌以亲之。”以为作诗者周公旦，诗作于周初，而厉王乱后，召穆公重歌此诗。

从古来关于此诗的说解及诗本文来看，诗当作于周宣王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天子勿伐郑曰：

富辰之言明确指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常棣》为宣王朝时召穆公为收拾人心而作，殆无可疑。杨树达据周代金文《召伯虎簋铭》，进一步证明《常棣》一诗确系召穆公所作^[38]，可释疑者之说。

2.《常棣》的主题及其社会文化心理背景

《常棣》一诗也产生于宣王朝。诗以“常棣之华，鄂不”、“脊令在原”起兴，前者以常棣的花萼相依相映象征兄弟不能离散相弃，后者以脊令这种水鸟本该依水而居而现在却在原野，失其常处，暗指有危之人。鸟的天性是合群的，故飞鸣求其类，比喻兄弟宜应急难相救。此即上文所引《鲁语》所载富辰所谓“扞御侮者，莫如亲亲”，“亲亲，德之大者也”的道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本诗的主题句，全诗八章即以此为主线展开，分别抒写危难时的兄弟间相互关心之情，因兄弟相争而险遭外侮以及因生活安定而冷落兄弟的悔恨之情，饮酒欢娱兄弟重归于好、家族团结的祥和欢乐之情。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云云。”在《左传》作者看来，《常棣》的主题及创作动机，源于宣王朝人心离散的现实的需要，而这种现实政治需要对诗体的吁求，又基于周族封建诸侯的分封制下的宗亲观念。关于此，钱杭先生指出：

宗亲观念是宗法关系的基础，它的实际效用是，当宗族还是一个对族人有切实管辖能力的实体时，它大致显示了这个实体的范围，并通过由它所造成的宗族认同感，形成“我的宗族”、“我们的宗族”之类具有归属意义的概念，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维系宗族实体所必需的内在凝聚力。当宗族已不是一个实体，而仅是具有同一父系血缘关系人们之间的一种感情纽带时，宗亲观念则为人们保留了一个恰当的形式，既符合情感需要，又为基于其他利益关系的、经常发生的暂时性聚合，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手段。^[39]

《常棣》歌颂和提倡“亲亲”观念，正是通过燕飨礼仪，为宣王朝的重振周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和手段”。《颜氏家训·兄弟》云：“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姬姓诸侯国，兄弟之国也。富辰说：“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钱钟书先生说：“盖初民重‘血族’（kin）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观《小雅·常棣》，‘兄弟’之先于‘妻子’，较然可识。”^[40]《常棣》一诗，可以说是对周族宗亲观念的诗化叙述。此类燕饮诗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的中介，正是宗亲观念观照下的宗族兄弟间的认同感和内在凝聚力。

隋人常得志《兄弟论》说：“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气连形，方手足而犹轻，拟山岳而更重。云蛇可断，兄弟之道无分；鹡鸰载飞，急难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为重也，故歌之于韶夏之舞，诵之于风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伦，风鬼神而动天地，大矣哉！”^[41]常氏的整篇文章虽是借陆机之口来论兄弟之情，但实际上立意全从《常棣》一诗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句来。上引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常棣》一诗主题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形象的说明。

综上所述，周宣王朝燕饮诗较前代有较大的变化，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体式特征。周宣王朝燕饮诗在创作动机方面大多紧扣现实政治需要，或宣扬君臣之义，或疾痛宗族离心，或倡言朋友之信……一切都是为了起到借燕饮传达收拾人心、重振王室威信的目的。燕饮诗的创作完全受制于燕享礼的政治功能。

燕飨礼在宣王朝的受重视，不仅使燕饮诗创作在宣王朝达到高峰，而且也使燕饮诗的诗体较前此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首先是诗的篇幅大大增加。这一变化受燕享礼的进一步细化影响所致。燕享礼的完备，需要作为其重要仪程的歌诗奏乐的配合，燕饮诗文本对燕饮主题的深入细致的表现成为必然，因此其篇幅必须进行扩充。其次，宣王朝宴饮诗的文本表意功能被凸显。此前燕享礼歌诗奏乐以“乐”为主，至宣王朝，“歌”进至前台，“乐”退居其次。因为乐表意含蓄，歌借文字可直达本意，效果更佳。再次，宣王朝宴饮诗突破了此前宴饮诗单纯铺陈食丰礼备的表现方式，更注重对宴饮活动整合功能强调，着力表现对宗族和睦、君臣一心、朋友有信的正面赞颂，有些诗篇融入了“颂”的表现手法。这是受当时政治需要的影响所致。

【注释】

[1]钱玄先生即以燕、食、飨为“饮食之仪”，以为是礼仪通例，是仪节而不是独立的礼。说见其《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6—552页。

[2]姚伟钧《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3]褚寅亮《仪礼管见》卷上之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4]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5]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周礼》，《燕京学报》新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第十四章“明君臣上下相尊之义：燕礼”，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7页。

[7]见《错嵌燕射水陆攻战画像壶画像（摹本）》，原画像壶系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壶高40.6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14.2厘米，重4.5公斤。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画像分三层：第一层右方采桑，左方习射；第二层右方弋射飞雁和习射，左方宴饮和歌舞、奏乐；第三层右方舟师交战，左方攻防战。摹本见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十号墓发掘记》附录，《文物》1976年第3期。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亦收此摹本。

[8]参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9]刘师培《礼经旧说·乡饮酒礼》，见《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10]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见其《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2—769页。

[11]朱彬《礼记训纂·乡饮酒义》以“故圣人”句属下段。此据《十三经注疏》本属上段。

[12]老者在上古社会中因其富于社会和人生经验而备受尊敬，典籍称“老成人”、“长者”等。

[13]《礼记·仲尼燕居》，《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417页。

[15]按此三诗均见《诗经·小雅》。

[16]《仪礼·乡饮酒礼》郑注云：“昔周之兴也，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

[17]李安宅认为“行礼的理论”有“诗的态度”，即爱之敬之，宁信其有。参其《〈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第13页。

[18]［唐］贾公彦《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标点本，第148页。

[19]［清］胡培翚《仪礼正义》，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0]姚伟钧《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

[2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58页。

[22]王先谦《诗三义集疏》：“鲁说曰：‘《丝衣》，一章九句，绎宾尸之所歌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51页。

[23]刘毓庆《正大雅为西周中期诗考》据用语特征、礼制等因素，认为《行苇》等旧属“正大雅”之诗均产生于西周中期，本文取其说。说见其《雅颂新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24]诗言“或歌或咢”，《毛传》：“歌者，比于琴瑟也。徒击鼓曰咢。”此即《乡饮酒礼》、《燕礼》之“升歌”、“笙奏”、“间歌”、“合乐”等仪节。

[25]西周初年以武立国，故周人特别注重射礼。燕礼与射礼往往联合举行，先行燕礼后行射礼。《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

[26]孙作云认为“正小雅”诗篇产生于周宣王朝，其说有据，故现当代研《诗》者多从之。其说见《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

[27]张光直《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1页。

[28]张廷杰说转引自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37页。

[2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30]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31]雒启坤《诗经散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3、105页。

[32]按：此处舞即歌诗。古人舞、乐、诗一体，故舞必歌诗。《墨子·公孟篇》云：“舞诗经。”《楚辞·九歌·东君》：“展诗兮会舞。”《诗·小雅·车辖》亦云：“式歌且舞。”足证之。

[33]郑玄《诗谱》，朱熹《诗集传》均主此说，后代说《诗》者也有人从其说。

[34]闻一多《歌与诗》说：“试测……《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我们知道《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诗与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结果乃是《三百篇》的诞生。一部最脍炙人口的《国风》与《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闻文收《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07页。

[35]详参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36]刘毓庆《雅颂新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209页。

[37]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9页。

[38]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76年版。

[39]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40]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84页。

[41]严可均《全隋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点校本，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