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地域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

一、“二南”地域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

“二南”即周南、召南，关于其具体地域范围，从周初至春秋初叶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迁，但其大致的方位可以确定，即指商代末年的“南国”，或周人在江、汉流域姬姓诸国所构成的“南土”。

1.周初“南土”的确立

殷末大乱，周文王获得殷王的许可后，向东发展，通过征伐和推行部落联盟的方式，使岐周东面的殷方国黎、崇等成为自己的属国或盟友^[17]，并在那里推行周人的教化。这就使商的“南国”诸方国也有可能纳入周人的势力范围。武王克商后又分四路，讨伐殷的南国诸侯：越戏方（河南巩县东南，汜水流域）、陈（河南淮阳）、豕韦（河南滑县南），以及栎（河南禹县）、宣方（河南许昌西北，长葛东北）、蜀（河南禹县东北），及霍（河南临汝附近，汝水流域）、厉（河南鹿县），一举胜利，形成“南国是疆”的局面^[18]。

郑玄以来解说《诗经》的学者均以为周代初年周人即已控制江、汉流域的“南土”，并且这一地区成为推行周人教化的地区。尽管这种观点有很多不合史实之处，但也有其合理性。为论述方便，兹引述郑玄的观点。郑氏《诗谱·周南召南谱》云：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修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

郑玄认为：周南、召南的地望在右扶风美阳县附近，其地名来源于周文王封周召二公于陕西陕东，并以周人之德教化南国。以此立论，郑氏还认为二《南》之诗均为周初之作，其内容多言婚姻之事，则与大王、文王之妻有关。

郑氏的观点在《诗经》研究史上影响很大，但却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持。以地理位置言，岐阳在西，南国或南土在东，“诗化自北而南”与地理状况不符。崔述《读风偶识》云：“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傅斯年亦指出郑玄说的矛盾在于：“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他和南国有何相干。”又云：“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把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19]今天大部分学者也都认为郑玄之说不足为信。

郑玄之说的失误在于以后世巡守陈诗制度为蓝图，想象周初武王巡守陈诗之事，从而断定二《南》均为周初之作；其合理处，则在于：指明周人之势力在周初即已至江、汉流域的南国。此有战国时人所辑之《乐记》之关于《武》乐的文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可证，也可由考古上的材料得到证实。出土周昭王时代的《宗周钟铭》云：“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由类似材料，郭沫若《中国史稿》认为：

周朝除了在黄河流域建立封国外，很早就向南方江、汉地区发展势力。如江、汉一带的庸、卢、彭、濮等方国部落随武王伐纣，说明双方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联系。周朝沿汉水北岸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称为“汉阳诸姬”，其中最大的是随国。湖北孝感地方曾发现过一批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南征虎方的事迹。^[20]

由此可见，西周初叶周人即通过部族联盟和分封同姓诸侯等方式对江汉流域的“南国”推行了周人的政策。到了西周中期昭王时代，南国造反，“陷虐我土”，周伐“南国”^[21]。以至于“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管仲语），“丧六师于汉，王陟”（《竹书纪年》）。周穆王朝虽尽力恢复，但已无力改变现状：周人完全失去了对南国的控制。

2.周末至春秋初叶周室对“南国”的重新经营

周代末年，宣王中兴，为消除东方夷族对周室的军事危机，利用“汉阳诸姬”来牵制楚，因此重新对“南国”加以经营。《竹书纪年·厉王十四年》：“召穆公帅师追荆蛮以至于洛。”又同书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诗经·大雅·江汉》是召穆公述疆理南国事而作^[22]，其首章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三章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据以上材料所载，宣王中兴，因荆蛮、南夷、淮夷交侵，其势已经达于成周附近，不得已而使召伯虎、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疆理南国”。虽然最终“丧六师于南国”，但双方的拉锯战，也对彼此实力消耗很大，故形成了西周末年江、汉、汝、沱间“南国”诸姬姓小国与楚之间的平衡态势。

周室东迁后数十年内，“南国”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25]，平王派兵戍守申吕之国，刻意经营，故尚可保持“南国”地区周人势力与楚的平衡，这从《左传》所载楚人与姬姓小国联盟之间的不断冲突^[26]可以证明。所以春秋初半个世纪中，周室与“南国”的关系因为赖之以拒楚而十分密切。

由以上所述周末至春秋初叶政治局势及当时政治地理而言，此期之“南国”，则泛指洛阳以南江、汉、汝水流域与楚相接壤的地区。《诗》之“二南”地望即在此，“南”为通名，非专名。以情理推断，春秋所称之“周南”，当指周（洛阳）以南，“召南”，则因召伯虎“疆理南国”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