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白沙，传承心学

三、师从白沙，传承心学

湛若水在顺利通过乡试之后，接着上京参加会试。第一次会试落第了，他回乡后前往江门，师从陈献章，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江门拜师

青年湛若水，追求的是那个时代一般青年所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目标，一心读书，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场，然而，会试落第令他未能如愿。江门从学，拜陈献章为师，或许是由于陈献章是湛若水祖父的好友，或许是由于他慕陈献章之名，不管怎样，这一选择是他求学生涯的一个转折，又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新起点。得到名师的指引，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出生于广东新会，后迁居江门白沙乡，世人称他为“白沙先生”。他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一位有贡献的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白沙学说贯通儒学、道家和佛学，熔各家各派思想于一炉，而又有所创新。他创立了新的学术流派——江门学派，开创了岭南文化新风。他所创立的岭南心学，拉开了明代心学的帷幕，为心学大师王阳明所光大。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陈献章使明代的学术开始走向精微，在他之后的王阳明学说与他相近，但“不知”为何“阳明后来从不说起”。

在湛若水到江门之前，陈献章的社会声望已经很高，不仅在广东，而且在京城也有许多崇拜者。

陈献章历尽科举之路的坎坷，两次上京参加会试失败，后回到家乡闭门读书，有所体会，创立“自得之学”。他教人“静中养出端倪”，即通过静坐，去体认蕴藏在自己心中的天道、天理，进行自我修养和认知世界。为传播“自得之学”，他开办书院，招收学生，开坛讲学。

陈献章出生在岭南，生活在岭南，但三十九岁时即已“名震京师”，人们称他是“真儒复出”。京师的一些名人，纷纷与他结交。有个名叫贺钦的人，甚至把官辞了，拜陈献章为师，毕恭毕敬地为他端砚磨墨。陈献章五十五岁时被荐上京，途经广州，轰动一时，人们争先恐后，要亲眼看看这位大学问家的的丰采。史料如此记载：“由城南至藩台，观者数千万人，观其貌者以百数十计。”“道出羊城，观者如堵。”如此场面描写说明，在当时岭南人的心目中，陈献章确实是一名大人物，有相当高的声望，有大批的景仰者。

就在这一年，宪宗皇帝让陈献章去做翰林院检讨，但他从未到任。他向皇帝请辞回乡，致力于教学，桃李满天下。全国各地来求学的弟子有百余人，《新会县志》列名他的弟子有一百零九人，《白沙门人考》统计，陈献章省内弟子有一百五十四人，省外弟子有十六人。

弘治七年（1494），湛若水师从陈献章时，陈已六十七岁高龄。他一面讲授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说，一面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教导湛若水要完全放下求功名的俗念。湛若水深深领悟老师的一片苦心，立即焚烧了“部檄”，即上京参加会考的证明书，从此绝意仕途，专心学问。

经陈献章安排，湛若水住进了楚云台。陈献章为培养弟子，经常为他们提供食宿，楚云台便是他给自湖南来从学的得意弟子李承箕建造的住处。这一住处，由陈献章命名为“楚云台”，并亲自题写门联“有月严光濑，无金郭隗台”，寓意读书人要像东汉的严光和战国的郭隗那样淡薄名利、清廉自爱。陈献章让湛若水住进楚云台，对其寄予同样的期待。他在给李承箕的信中写道，湛若水是一名不平凡的学生，气势直冲楚云台之上。陈献章又常对人暗示，对这名学生寄予厚望。

尽得岭南心学真谛

陈献章对弟子的教育方式，灵活多样、生动活泼。

陈献章既教学生读书，也引领学生进入大自然，感受大自然。他有时给学生讲授经典，让学生懂得经典所记载的圣贤的教诲；

有时与学生谈天说地，古今上下无所不谈；有时与弟子一起饮酒、吟诗、观花、赏月，或在江边垂钓，或在山林游览；有时又通过书信往来，论学术、论诗文、论修身养性等等。对湛若水的教育方式也是如此。因湛若水家住沙贝，离江门并不太远，他或许经常回家，陈献章给他的书信也特别多。保存在《陈献章集》的书信，其中给湛若水的有十一件。

陈献章给湛若水讲授的内容，首先是“程子书”。

“程子”，是世人对北宋思想家程颢与程颐兄弟的简称。他开创了宋代的新儒学，二程学说成为北宋理学的重要学派。二程学说传到南宋，出了福建的大理学家朱熹。二程理学与朱熹理学被合称为“程朱理学”。其实，二程学说与朱熹学说有大同之处，也存在差异。陈献章曾说“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自称学问来自朱紫阳，即朱熹。应该说，朱熹理学讲立德，注重自身修养，维护社会道德纲常，这一立场和价值取向，陈献章是继承的。在这一点上，宋代的理学与明代的心学是完全一致的。但陈献章所创立的“自得之学”，主张“静坐中养出端倪”，这样的修养方法，是直接受到北宋二程的影响。他曾明确说程颐看见人“静坐”，便赞叹那个人“善学”，而朱熹则“少说静”，是担心人们因静坐而误入佛教的坐禅。陈献章向湛若水传授“程子书”，无非是要厘清学术渊源，突出自己的学说所依据的理论。

从陈献章给湛若水的书信中，可看出他对湛若水的教育是依循古人的教诲——“道德文章”。

首先，他教湛若水如何“为人”，指点他安身立命的道理。陈献章教导湛若水，要以文王、周公为榜样，经常勉励自己，“自勉而日勉”，不应只停留在言论上。在陈献章看来，做人最根本的是有孝道。他对孝道也身体力行。他在给湛若水的信中说到，过去母亲健在的时候，他总祈祷上天保佑，能赐予他多一些时间，来陪伴着她。陈献章还告诫湛若水，要注重与乡亲的关系，说祸福因“人情”而起，不可不仔细考虑，多加注意。

其次，陈献章向湛若水传授他的主要学说——“学贵自得”、“自然为宗”。陈献章强调，“学无难易”，关键在于人的“自觉”，学会通过“深思”而有所得；学无所成的人，便“在于不自觉”。具体是说，一个人，一旦自觉了就是进步。自觉就是自得。

“自得之学”，是陈献章学说的精髓，是他所创立的江门心学法门，也是他修身养性的门径。所谓“自得”，也是“自觉”，即“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就是说，不依赖于自身的感官，也不受外界的干扰，而通过自我内心的体认而达到把握自然规律——“道”，由此进入最高的人生境界——“物我两忘”，忘却了自我以及宇宙间的一切，而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自得”，便是由自己向内心去体认，从而认知外在规律而有所“得”。

第三，陈献章还向湛若水传授“以自然为宗”的学说。陈献章具体解释说，“人与天地同体”，春夏秋冬四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天地万物生生化化，所以学习要“以自然为宗”。

陈献章的“自得之学”，以他的“自然为宗”学说为理论前提，二者的结合又是岭南心学不同于陆王心学的关键点。他既以“道”为世界的本源，认为“道”至虚、至大，它看不见、摸不着，有无限的空间，所以天地万物不能同它相匹比；又认为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无非是“气”，整个大自然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宇宙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既有看不见的“道”，又有实实在在的万事万物，陈献章称之为“虚实参半”，所以他强调一个“半”字。

在陈献章看来，人之所以能通过静坐向内体认心中的“天道”，是因为“道通于物”。外在的天道，是客观的，但又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没有离开事物的道，也没有离开道的事物，有形的物与无形的道是不可分离的。在陈献章看来，“道本自然”，道是自然的道，物是自然的物，天地间鸢飞鱼跃，大自然生生化化，一切都客观存在着，但天地万物都因为“得道”而成为天地万物，天得了道而成为天，地得了道而成为地。“道”是什么？用现代语言表述，“道”就是某物所以成为某物的道理，即“所以然”。陈献章进而推理：既然人得了道而成为人，那么人从自己的心中体悟出道，就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陈献章的学说里，“道”和“心”虽有时不相吻合，但二者不可相分。在他的理论里，既找不到朱熹所说的“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天理”（即“道”），也找不到陆九渊心学所说的可以化生出天地万物的“心”。虽然陈献章也有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甚至夸大心的作用的时候，但必须指出的是，陈献章所说的“君子”之所以能“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那是在他“得道”、“会理”、“存诚”之后。他是说，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因为认识了“必然”，把握了“所以然”，故能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精神，创造宇宙间的一切。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

继承江门衣钵

别具特色的、岭南所特有的心学，是由陈献章所创立，由湛若水所承传和弘扬的。

湛若水是陈献章晚年的一名普通学生，却又是一名极其非凡的学生。他就读于江门六年，时间虽不长，但得陈献章的悉心教诲，特别能领悟陈献章学说的真谛。他对陈献章关于“道通于物”、“以自然为宗”、“体认物理”等方面的思想体会尤深。

弘治十年（1497年），湛若水给陈献章写了一封短信，谈他的学习体会：“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这一提法，后来成了湛若水学说的著名命题。陈献章看信后，十分赞赏，立即回函称赞说：

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

陈献章高度评价了湛若水这一看法，肯定他有此成就，不愁达不到古代圣贤的最高境界。

于是陈献章认定，“江门衣钵”的继承人，非湛若水莫属。他作《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诗三首，诗前加按语说：

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江门风月钓台，是陈献章在江门依蓬江河岸建造的一间小屋，临江可垂钓、饮酒、观景、游乐，还是他讲学的场所。在陈献章心中，江门钓台象征着他的事业、他的学术、他的学派，就像佛家的袈裟，他要效仿禅宗达摩以袈裟作为信物，来传承自己的事业。在给湛若水的信中，陈献章不无感慨地说，多少年来在这钓台与弟子一起研讨学问，总不能在年迈之时，为了几个钱把它卖了，只好传给你了。在陈献章看来，“皇王帝伯”那样的大人物，终归都会离开人世，而“雪月风花”那样的诗词，永远也吟诵不完，而事业总该后继有人。

弘治十二年（1499），陈献章把风月钓台作为衣钵，授予湛若水。湛若水也就正式成为陈献章的嫡传弟子和江门学派的传人。湛若水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地弘扬陈献章所创立的岭南心学，使之发扬光大。

湛若水尊师重道。他终生不忘先师，认为成就自己的老师，就如同生育自己的父母。出于“成我者与生我者等”的观念，湛若水在陈献章去世后，守墓三年；他在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纪念老师。

在新塘，当人们说古论今之时，常会说到新塘的钓鱼台。那是湛若水为官之后，为尊奉自己的恩师陈献章，不忘乃师的嘱咐，在家乡新塘江边筑建的一座房子，也命名为“江门钓台”。对此《增城县志》有记载，但岁月沧桑，此钓台现已荡然无存，钓台具体建于何时，建于何地，已不可稽。

湛若水不忘老师的托付，致力于弘扬乃师的学说。他对陈献章的心学有扬有弃，有所继承有所修正，使岭南心学更完整化，更思辩化，这正是湛若水称得上岭南心学的传人、明代岭南心学大师之原因所在。

湛若水对陈献章学说的弘扬和修正，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宇宙观方面，他把陈献章的“虚实参半”的理论发展为“尊于一”的哲学体系。

湛若水有两篇非常富于思辩的有关心学的代表作，即《心性图说》和《真心图说》。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形象地用“心性图”和“真心图”来揭示宇宙发展与“心”的关系。他强调“心”既是“虚”的，又是“灵”的，它包涵着万物，贯穿于天地之间，主宰着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定天地万物统统蕴藏在人心之中，陈献章的“虚实参半”由此演化为湛若水的“尊于一”，江门学派的心学特色由此变得更为鲜明。

老师喜用“半”，学生喜用“一”，二者之差异，可从他们各自的诗文中窥见。陈献章“虚实参半”的理论，强调的是世间的一切均可“两谱开”，剖一为二，各自为半。“半”字成了他的诗眼，诗中常见“半雨”、“半晴”、“半日”、“半夜”、“半晌”、“半江”、“半醒”、“半醉”、“半枝”、“半落”、“半开”，甚至在一句诗中连用两个“半”字，如“半阴半晴”、“半床明月半床云”等。湛若水则把老师的“半”演化为“一”，在他的论著中处处可见“一气”、“一理”、“一道”、“一心”、“一念”、“一事”、“一体”、“一原”、“一段功夫”等，强调世间事“通一无二”，不可“支离”。

其次，在认知论方面，湛若水把陈献章的“道通于物”、“体认物理”、“静中养出端倪”发挥为“随处体认天理”。

湛若水并不反对老师的“静坐”，但他却以为自身修养和认知事物，“静坐”并非是唯一的过程和方式。在他看来，人们平日里做各种事，不论是读书、应酬，还是“耕田凿井”、统率千军万马，都可以体认到心中的天理（即“道”），进行修养和认知。

显然，湛若水同陈献章一样，把“道”，也即“天理”，作为认知的对象，追求“心”与“道”相结合的最高境界，但二人在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上，则略有不同。陈献章认为，必须通过“静坐”，而湛若水却以为既可在“静处”，也可在“动处”，“动”与“静”应合为“一段功夫”。湛若水对老师的修正和补充，使老师所创立的理论更全面，更具真理性。或许陈献章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即学生提出的“随处体认天理”恰恰是对他的学说的推进和发挥，才决定把衣钵传于湛若水。当然，陈献章从未道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为什么可以到达圣贤的境界，为什么因此而决定把衣钵传给他，后人也只能从学理上进行推理。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陈献章的“静坐”，既有承继性的一面，又有差异性的一面。他们的理论差异，源于师徒两人不同的社会经历。在实证科学产生之前，哲学处于朴素直观状态，人们往往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升华哲学思想。虽然“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提出，是在湛若水求学期间，但最终成为一种理论，则是在他为官之后。身居要职的湛若水，不可能像不进入官场的陈献章那样，日日夜夜地“静坐”，他要体认天理，只能在日常繁忙的“应酬、读书”中进行。

总的说来，从陈献章的“半”到湛若水的“一”，从陈献章的“静坐”到湛若水的“随处体认”，这便是江门学派的发展过程，也是岭南心学的完善过程。陈湛心学开创了明代心学，成为宋明儒学由程朱理学向王阳明心学过渡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湛若水热衷于教育，毕生办学与讲学。其在办学规模、讲学范围、学生数量等方面，远远超过老师陈献章。湛若水踏遍半个中国的讲学和办学活动，使岭南心学——明代心学的火种播向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