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显赫，力主“仁政”

六、官位显赫，力主“仁政”

湛若水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仕途得意的高官。弘治十八年（1505），四十岁的湛若水高中进士之后，便开始为官，至七十五岁告老还乡，经历了漫长的仕途生涯，其中只有七年因故离任。他为官清廉，力主德治与仁政，重民与爱民。他提出许多顺应时代、注重民生以及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张，其中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芒。

仕途通达，官至三部尚书

湛若水进入官场，是从实习官员开始，那便是在考取进士之后，被选入翰林院担任练习办事的官员——“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他由于工作表现良好而被提前升职，任翰林院编修，又任经筵讲官、同修国史等职务。他开始在朝廷做文字编辑与整理，以及各朝历史的编辑工作，并给皇帝讲课。在此期间，湛若水还两次担任了朝廷会考的考官。

出使安南，不辱使命

正德七年（1512），湛若水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出使安南国的正使，代表皇帝册封安南国王。此次南行，是一次外交活动，这不仅表现了朝廷对他的信任，也是他显示才能的机会，更是他一生政绩最为辉煌的一页。

在汉代，安南（今越南）的部分地区曾属中国交州郡，与后来的两广相接，山水相依，民众往来频繁。出身于广东的湛若水出使安南，可以说最合适不过了。

正德七年（1512）二月，湛若水起程南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翻山涉水，到了年底才抵达广西平南县。湛若水写下《平南遗兴》，寄托他的思绪。诗中说：

鱼渊水深，采芝云迷。

寄怀云水，抗志高栖。

严霜陨木，归鸿背飞。

天寒日短，途长行迟。

岁云暮矣，我心则悲。

神游八极，身囿两仪。

宇宙为旅，万物为徒。

一路走来，饱尝大自然的风光，有如漫游了世界。走过漫漫的路途，才到了广西平南。还未到边塞，却已是岁暮之时，难免有悲凉之感，重任在身的湛若水，也只有继续往前赶路。新春时节，路过横州，凭吊北宋词人秦观，作有诗《过横州吊秦少游二绝句》。

次年即正德八年（1513）正月，湛若水抵达安南国。他后来作《南交赋》，记述安南国热烈迎接他的盛况：人们倾城而出，不分男女，夹道观看，有彬彬有礼的儒者，也有打着光脚的百姓，有各种仪式，场面非常热闹。

湛若水受命于朝廷，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册封的使命。临别时，安南国王赠送了大批珍贵的礼物，其中赠给朝廷的，湛若水代为接受了，但赠送给他个人的，他一概拒绝。安南国王对湛若水廉洁自爱的高尚品德称赞不已，亲自题诗赠予湛若水，诗中有“白沙门下更何人”一句，赞美湛若水淡泊名利，不愧为岭南名儒陈献章的高足。

出使安南的任务完成后，湛若水顺道返回老家增城，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人和乡亲。之后携母亲与家眷返回京师复职，继续在翰林院任职。七十七岁的老母亲进京后，由于舟车劳累，也因气候与水土的不宜，仅过了两年的异乡生活，便去世了。

重返政坛，积极进言

正德十年（1515）母亲的去世，给湛若水的仕途带来了短暂的变化。湛若水须护送母亲的灵柩回乡安葬，并为母亲守孝三年，那叫做“丁忧”。湛若水上疏朝廷，请了丁忧假。湛若水在家守孝期间，正是明王朝最为黑暗与腐败的时期。武宗皇帝无心国事，沉迷于个人享乐，整天到宫外寻欢作乐，或以巡视为名，到外地掠夺民众财物，荒淫无耻至极。当时，皇帝不问政事，他手中的大权便自然旁落，朝中出现宦官弄权，结果是忠臣被害，坏人当道。

湛若水的挚友王阳明便曾遭宦官刘瑾之害而被贬贵州，这无疑是前车之鉴。处事稳重的湛若水，早已看在眼里，这次丁忧，确实是一次远离朝中浑水的机会。在丁忧期满后，他便向朝廷再请病假，在家休养。湛若水这一“养”便是四年，直至武宗去世才告结束。

嘉靖元年（1522），因朝中有人推荐，五十七岁的湛若水重返翰林院任职。已是年近花甲之人，重踏政坛，迎接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后来的事情发展表明，湛若水以自己的非凡才干，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重新谱写了他辉煌的人生篇章。

或是出于对武宗时代的痛恨，或是对嘉靖皇帝寄予期待，回到京城的湛若水，急切地连连上疏，呈上自己的政见。仅在短短的两个月间，先后上疏《初入朝豫戒游逸疏》《再论圣学疏》《讲后疏》等。湛若水上疏的意图十分明确，一方面，希望国君记取前任的教训；另一方面，又为国君提出治国之方。

在《初入朝豫戒游逸疏》中，湛若水首先赞扬，嘉靖皇帝在听讲官讲学时是那么的认真和专心，进而强调，由于过去的历史经验，不得不防范于“未然”。在疏中，他劝说皇上记取武宗的教训，首先要“以深居静思为本”，即皇帝要以深居在宫中，静静地思考为政务，这便是本分，不应时时在外面游荡；第二，“以温习寻求为业”，即皇帝要以认真学习，寻求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为本业；第三，“以敬亲事天为职务”，即皇帝要以孝敬长辈、遵从上天的意旨为职责；第四，“以勤政亲贤为急务”，即皇帝要以勤于政务、亲近与器重贤能的人为急迫的任务。湛若水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时局的针砭以及对新皇帝嘉靖的无限信赖与期待，从中不难看出湛若水“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责任感。

在《再论圣学疏》中，湛若水向皇帝强调儒家的“仁学”。他认为圣贤的学说，真谛在“求仁”，劝说皇帝实施仁政，“立大公以普天下”，关爱普天之下的穷者、病者。

在《讲后疏》中，湛若水结合给皇帝讲经的体会，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他在讲解儒家经典《大学》时，言语虽多，但可以集中在四个字上，便是“体认天理”，他强调体认天理要有“诚”，即没有“私欲”。于是，他劝告皇帝，虽处于深深的宫廷之中，但不管是静时还是动时，都要随处体认天理。

湛若水一次次的上疏，对皇帝苦口婆心的劝说，是对皇上的一片忠诚和对国家兴衰的无限关切。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忠诚以及才干有所肯定，接连给他提职，湛若水迎来了仕途上的好光景。

仕途通达，居“三部”尚书高位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升任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所谓“国子监”，在汉代称作“太学”，隋代改“太学”为“国子监”，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兼学界的最高管理机构，“祭酒”便是国子监的主管官，负责管理教育行政以及管理讲课和亲自授课。湛若水离开了翰林院，真正进入了政府部门的管理层，这是他人生辉煌期的开始。

湛若水是一名负责任的官员，在其位即谋其政。担任国子监祭酒之后，湛若水离开京城，到南京上任。一路上，他思考着如何完善国子监的管理制度，给皇帝写了《途中进申明学规疏》。在疏中，湛若水阐明国子监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道明它担当着“造就贤才，以辅圣治”的重任，确有办好的必要；进而针对国子监当时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向皇帝提出六点建议，并逐一进行具体的解释。

第一，“推圣学以明道术”。推广自尧舜至孔子以来的圣学，确立社会的道德规范，让学生懂得道德操守，并积极践履，使天下长治久安，这是办学的根本宗旨。

第二，“示大公以孚生徒”。树立公正的办学原则，学生不论来自南北，不论家庭贫富，不论心志、言语如何，都一视同仁而进行教化。由祭酒统管，并由教官细致地进行记录。

第三，“立邻朋以利德业”。对学生进行编组，十人为一组，彼此可以相互照应，相互影响，使他们在课余建立一种关系，团结友爱，而促进学业。

第四，“视生徒以恤病苦”。儒家“民胞物与”的思想，即把民众作为自己的同胞，把万物作为自己的朋友，从这样的仁爱情怀出发，祭酒要关爱学生，对生病的学生要亲自过问，给予合适的饮食、药物治疗以至死后的殡葬。

第五，“慎升第以立劝惩”。依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绩，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惩罚和升降，以此来“激励人心，鼓励士气”。

第六，“署材长以备器使”。建立一定的考核制度，层层考察，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进行推荐，防止贿赂行私，但又不违背当时的“考察之法”，而达到“贤才自兴，善政自举，风俗自醇”的目的。

以上六大建议，是湛若水在国子监工作的施政纲领，显示了湛若水的教育理念及其管理才能。他的建议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方法，对纠正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制度的弊端是一剂良方，至今仍给人许多启示。

嘉靖六年（1527），湛若水的国子监祭酒任期届满，回京述职，他的业绩得到嘉奖，之后被提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虽是吏部的副职，但官阶已由从四品升为正三品。此后他接连升职，官运亨通。

嘉靖八年（1529），湛若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一年后，转任礼部左侍郎，参与朝廷南郊和北郊分祭礼仪的制订工作。

嘉靖十二年（1533），六十八岁高龄的湛若水再次升任南京礼部尚书，是朝廷六个部的尚书之一，并由副职升为正职，官阶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

嘉靖十四年（1535），七十岁的湛若水已到了退休年龄。他写了《乞恩引年致仕疏》，请求退休还乡，朝廷没同意他的请求，嘉靖皇帝亲自批示：“卿年虽七十，精力未衰，宜用心照旧供职，不准辞。”

嘉靖十五年（1536），未被批准退休的湛若水，转任为南京吏部尚书。他还是想告老还乡，于是在这两年间先后写了《二乞归田疏》和《三乞归田疏》，但仍未获批。朝廷一次次拒绝他的申请，继续挽留他在朝中做事。

嘉靖十八年（1539），七十四岁的湛若水再转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朝廷军事的重大决策。他只是一位长期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且已年逾古稀的老人，朝廷居然对他委以军事决策的重任，可见他在朝中不可低估的地位与作用。当时的南京，虽不是京都，但也是明代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湛若水任兵部尚书期间，尽职尽责，除参加决策外，还亲自检阅水兵的操练，整顿军纪，革除军中的陋习，精心竭力，得到好评。

湛若水官至南京礼部、吏部和兵部三部尚书，官阶至正二品，可谓官位显赫。在当时岭南人中有如此高位的，只他一人。由于湛若水时代的南京政府只是个影子政府，没有实权，因而湛若水的官职也是虚职，他的政绩虽然显赫，但影响却不大。他在位期间，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他提出的一套社会治理的主张。他的真知灼见，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

刑与礼一，德主而刑辅

在治国方略上，湛若水依循儒家的理念，主张德治，但又德与刑兼施。既注重道德教化，又不忽略刑罚的作用，而是以德治为主。

湛若水明确提出：“刑与礼一，出礼则入刑。”在湛若水看来，刑法和礼教是社会治理所同样需要的手段，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舍一不可，但二者相比，“礼”是根本的，而“刑”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什么是“礼”？湛若水解释说：“礼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道也。”礼就是理，也就是天理；天理又是什么？它就是天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礼是理，也就是道德规范。那为什么治理社会必须要用礼？湛若水沿着儒家所主张的“王道”的思路进行推演。他在《送福建提学宪副潘君赴任序》文中提出：“王道行而天下化淳矣。”

统治者如果不是用暴力而是进行道德教化，那么社会风俗便会变得纯净厚朴，天下也便能平治。在《赠掌教钱君之姑苏序》文中，湛若水进而作了诠释。他认为，治理天下，从教化开始，因为社会风俗纯净厚朴，是天下平治的基础和标志。至于如何才达到“风俗厚”？只有“兴师道立人道”，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们能守住自己那颗包涵着天理的道德之心，体认了天理，也就有了“良知”。

道德教化，对社会国家的治理，至关重要，这是孔子德治的传统理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当政者采用德治，即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那么他就像是北斗，群星都会围绕在他的周围拥戴他，社会便能安定与和谐。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当然，儒家并非一概反对刑法，孔子编《春秋》，湛若水把《春秋》定位为圣人的“刑书”。在古代有“以《春秋》断案”的说法，说明孔子还有注重刑的一面。

汉代的董仲舒，虽主张“独尊儒术”，但他的“儒”已非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家思想，而是已兼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新儒家。学术界一般认为，董仲舒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尊儒”，实则也用法家思想。在德与刑的关系上，董仲舒主张“德刑兼用”。

对刑的看法，湛若水同董仲舒有一致之处，但他更强调刑与礼的密切关系。刑是什么？他说：“刑也者，形也。”“刑”与“形”，在用法上可以相通，“形也就是刑罚”。“刑”，用来“刑罚”谁？湛若水说得十分明白，便是刑罚“不孝”、“不悌”的人，让人们都知道要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不惩罚他们，人们没有了道德伦常，就等于教人不守名分而去“争”，人们之间如果无休止地争斗，社会必然出现动乱。这是湛若水在他的著作《新论》中的推论，深刻揭示了礼和刑的密切关系。

君轻而民重，以民为邦之本

作为陈献章的衣钵继承人，湛若水像他的老师一样，受到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同样主张统治者实施“仁政”。

湛若水认为，民众是邦国的根本。他明确地说：“天下民庶实为邦本。”在湛若水看来，国家不能没有国君，但也少不得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他把君民这种辩证关系称作“君民相须”：一方面，被统治者全要“仰赖人君去管治”，才能“相安相养”；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全赖靠那百姓去护卫”，“民心得”而“天位永”，有了民众的拥护，统治地位才会牢固。

君与民二者间谁轻谁重？湛若水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提出“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君主与国家相比，国家重于君主，国家与民众相比，民众又更重于国家。当然，在君主是上天之子的时代，国君是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来统治人间，因而他有绝对的权威，湛若水不会不懂得要“尊君”。

从孟子、荀子到湛若水，他们所以主张“君轻民重”，无疑是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维系君位上的意义。如荀子所说的“民可载舟”、“民可覆舟”。民众是水，国君是舟，水可以乘载着船，也可以把船颠覆，让它沉没，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于是，他们找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讲法：人君的心，就是人民的心；人民的心，即是上天的心。湛若水进而强调，必须君臣同治，同舟共济。湛若水告诫统治者，每产生一个意念，或发出一道命令，都要使得君主的心和民众的心相一致，大家都愿意执行。湛若水强调，如果得到了民心，也就得到天心，君位便安稳无事；如果失去了民心，也即失去了天心，君位也就危险了。在他看来，天与民遵循着同一的理，在上的君与在下的民，是没有间距的。湛若水对君民关系的阐述，比孟子与荀子更深刻。

湛若水既然以民为国家的根本，他便主张统治者要有“畏民”和“保民”的心态，实施“重民”、“爱民”的仁政。在具体施政上，湛若水建议“分田”、“劝农”与“恤商”，以能发展经济，使民众得到实惠。

实行分田，制民之产

“分田”的主张，是湛若水对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的继承。孟子认为实施仁政，最重要的是给人民拥有能维持生计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土地和家禽、家畜，故他提出实行井田制，由政府分配给民众可以维持生计的土地。

湛若水的“分田”，是针对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对策。湛若水的分田，同样是“复井田”的土地模式，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立足于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根本上为农民的生存寻找出路。可以说，“分田”的主观动机——“恤民”，无疑应给予肯定。特别是，他阐述了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揭示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们的道德精神产生与维系的基础。湛若水在给皇帝讲学时，浅白地阐明了这样的观点：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则食足，食足则善心生，善心生则伦理明，伦理明则风俗厚，风俗厚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和气致，和气致则天地泰万物若。

在湛若水看来，社会的和谐，世界的美好，最根本的是统治者实施了“王政”，给民众“分田”，因为事情正如他所说的推理而发展：

推行“仁政”——实施“分田”——民众“食足”——产生了“善心”——人与人间能“伦理明”——社会就会“民俗厚”——就会“礼乐兴”——就有“和气”的机制——世界可进入“泰”与“若”的境界，美好与平安。

湛若水所勾画的社会与世界和谐的发展路径，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赋予民众起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经济才能发展，只有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没有人犯上作乱。道德精神要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基础，这是永恒的真理，也是湛若水“分田”主张的高明之处。当然，这个道理，管子和孟子也都说过。

以农桑为衣食之源，恤商以言利

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是基本国策，湛若水毫不例外地要“劝农”。他认为，“农桑乃衣食之源”，农业的耕作给民众带来穿衣与食物。因而，他把稼穑视作大事，说“农圃事是为太平基”，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关系着民众的生死、人道的存亡。湛若水尖锐地指出：

稼穑是小民所依以生，盖无此则小民不生，小民不生则大人无养，大人无养，上下无养，则礼仪廉耻亡灭而人道息矣。

农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依赖它而生存，如果没有它，民众无法生存，统治集团便没人供养，社会缺乏了供养，社会道德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将要消亡，这后果多么可怕。湛若水从关乎人类社会生死存亡的高度，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说明了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应该说，在湛若水生长的农业社会里，他的看法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鉴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当权者应采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以保障农业的发展。

湛若水身居高位，他的主张体现着官方的立场，然而，他出生于岭南并受到岭南学者的教育和培养，因而他的思想还有岭南人开放与务实的一面。他既维护“以农为本”的国策，但又顺应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更继承了岭南传统的“重农不抑商”的思想，大胆提出保护商人的利益并发展商业的主张。

针对当时官府仗着手中的权势，对城镇商人进行勒索盘剥，使商人受损因而失业，陷于困惑，怨声载道，商业发展缓慢以至萎缩的现状，湛若水大声疾呼：“南京大小衙门批牌取货，强抑减价，后领又难，宜行所在诸司痛加禁革。”

他更明确地提出，“平物价，以苏铺行”，“恤商以言利”。他希望政府部门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商人的利益，促进商业的发展。传统儒家有“君子不言利”的说法，但孔子也说过，君子言利，“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儒家并非一般地反对商人对利益的追求，只是需要采取合法的手段而已。所以，身为国家官员的湛若水恪守儒家的基本立场，同时，他的“言利”，又是维护商人的利益，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出岭南人敢于接受时代挑战的特有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