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相傳黃帝刻銘於車廂几案，用以糾正過失；夏禹鐫文在鐘磬柱架，借此招納勸諫；成湯刻字盤盂，寫上“日日圖新”的規勉；武王雕文户席，題有務須警惕的訓示；周公在銅像背銘中警覺慎言的意義，孔子又因座右欹器给予的頓悟而變色：可見先聖注重鑒戒，應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了。所以，這裏說的“銘”，就是刻記的意思，示人觀看的器物自應講究文字的正確，鑒察致用的内容則需注重德行的崇高。魯國的大夫臧武仲論述銘刻，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天子應當頌讚其美德，諸侯宜於記述其功勳，大夫則該稱道其勞績。”夏朝用九州牧長貢奉的金屬鑄成銅鼎，周代在肅慎氏族進獻的箭矢上刻寫銘文，這是頌揚德澤的例子；姜太公的功勳銘寫於昆吾所冶的鑄器，仲山甫的業績鏤刻在用以記功的器物，這是記寫功跡的用法；魏顆禦秦的功勞記入了景鐘，孔悝表白的勤勉寫上了衛鼎，這又是記述攻伐勞苦類型的銘刻了。至於說到飛廉曾獲得石槨的賞賜，衛國靈公又在黃泉地下得到諡號，銘文出現在幽冥的棺石上，這實在是太可怪了。趙武靈王在番吾山刻下碩大的腳印，秦國昭王又在華山刻布戲博的棋局，以虚妄怪誕留示後世，實在又過於的可笑。詳觀上述衆多的例子，銘刻的作用應是清楚可見的了。到了秦始皇刻銘於山嶽，政治暴虐卻又文辭潤澤，而且還有通達流暢之美。再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張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序文都寫得相當的充實。蔡邕碑銘的思謀構築，自然算得是獨冠古今的，他頌讚橋公的《黃鉞銘》，敷章納采頗有“典”“謨”的風範；另爲朱穆所作的《鼎銘》，完全寫成散體式碑文，則反而淹没了自己的長處。至於馮衍刻寫雜物，尺度依準武王諸銘，但記事附物並不相稱，繁略安排也不够適當。崔駰作銘品評器物，頌讚過多而警戒嫌少。李尤銘文雖說積篇甚衆，卻又内容單薄文辭瑣碎。蓍草龜甲這樣的神物，放在博弈銘類之下；衡秤斛斗之類的標準量器，反而又置於臼杵等諸種銘刻的末尾，他連名目品第都無暇弄通，哪裏還有空閑再去顧及事物的義理呢！魏文帝鑄銘的九件寶器，器物鋒利然而卻文辭滯鈍。惟有張載寫的《劍閣銘》，才情清越且富於文采，舉足迅捷有如駿馬疾馳，能够後來居上超前而至，其銘鐫刻於岷山漢水之間，應當說是得其所宜的安置了。
【註釋】
①帝軒：指黃帝，居軒轅之丘，故稱。輿几：車輿几案。相傳黃帝刻銘於輿、几。弼違：語本《尚書·益稷》：“予違汝弼。”弼，輔正，弼違指糾正過失。 大禹：即夏禹，夏朝第一任帝王。勒：刻。筍簴（sǔn jù）：鐘磬的柱架。横木叫筍，直柱稱簴，也寫作“簨簴”。《鬻（yù）子》、《淮南子·氾論訓》都有夏禹在樂器柱架上刻寫銘文、招納勸諫的記載。
②成湯：商王朝第一個帝王，即《祝盟》篇所稱的“商履”。盤盂：盤指沐浴之盤，湯曾在沐浴盤上刻勒銘文。這裏盤、盂聯用，應泛指日用器物。 著日新之規：《禮記·大學》載湯之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言有日日圖新的規勉。 武王：周代第一任帝王。户席：門户和坐席。據《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所載，范註統計武王刻於四周器物之銘凡十七則，如《户銘》、《席四端銘》等。古籍載錄的上述諸銘，實多爲後人的僞託之作。
③周公：周武王弟，即《原道》篇所稱之“公旦”。慎言於金人：金人即銅像。《說苑·敬慎》載孔子觀看周朝太廟，見銅人背銘上有“慎言”的訓戒。此銘傳爲黃帝六銘之一，自然很不可靠，但亦非周公所作，史册並無周公鑄像刻銘的記載；不少註家說周公寫下或刻上此《金人銘》實無據。劉勰這句話所表述的，應是周公在銅像背銘的“慎言”二字中獲得鑒戒的意思。 革容：面容變色。欹（qī）器：傾斜易覆之器具。空時傾斜，注水適中居正，過多則又傾覆。古人將欹器置於座右，起警戒作用。漢以後所稱的座右銘即取此意，然先時欹器上似並無銘文。《荀子·宥坐》、《淮南子·道應訓》均載孔子參觀魯桓公廟見欹器事，爲之“革容”即言從中受到了滿則覆的深刻教益。
④銘者，名也：《釋名·釋言語》：“銘，名也，記名其功也。”鈕樹玉《說文新附考》：“銘，通作名，其加金旁者，蓋涉題勒鐘鼎也。”銘、名相通，劉勰用以互訓，此“名”字應訓記刻。以往註家多解作名稱、名謂，恐與這裏爲銘的文體下定義的句意不甚相協。 “觀器必也正名”二句：唐寫本作三句：“親器必名焉。正名審用，貴乎慎德。”（楊校指出“親器”應作“觀器”）其實，今本亦順暢可通，表意並無大的出入。觀器，二字應爲偏正結構而不宜視作動賓結構，即謂示人以觀的器物而不當解指觀察器物。正名，《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字應解作文字。此處“名”字訓同；“正名”既非如孔子說的正定名分，也不是荀子所謂的名實相符。 審用：鑒察致用。據後跟“貴乎盛德”一語，可知應謂銘文的内容，也並非指要審察所刻器物的用途。這裏兩句是說，示人以觀的器物應講究文字的正確（包括記寫和刻勒），鑒察致用的内容需注重德行的崇高。 臧武仲：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其論銘語見《左傳·襄公十九年》（劉勰所引僅第二句中間少“言時”二字，基本爲原文）。 令德：美德。 計功：計，算計，引申指登記，這裏指記寫功勳。 稱伐：泛指征討勞乏之功。
⑤九牧：九州之長。金鼎：《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肅慎：古國名，位於長白山北，今黑龍江省境内。楛（hù）：荆一類的植物，楛矢即以楛爲桿的箭。《國語·魯語下》記周武王時肅慎國進貢楛矢，武王刻上“肅慎氏之貢矢”的銘文。鑄鼎、銘矢都爲顯示天子的“令德”。
⑥吕望：吕尚，本姓姜，即姜太公，輔助武王滅殷紂的重要功臣。銘功於昆吾：蔡邕《銘論》：“吕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昆吾，人名，當時之善冶者。一說，昆吾指盛產金屬的山名。 仲山：周宣王時卿士仲山甫，助周宣王中興周室有大功。鏤績於庸器：《後漢書·竇憲傳》：“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庸，功；庸器即銘功之器。一說，庸器謂征伐所獲之器。此二例屬“計功”類銘文。
⑦魏顆：春秋時晉國將領，曾擊退秦師，俘獲秦將，其功刻於景公之鐘。事見《國語·晉語七》。 孔悝（kuī）：春秋時衛國大夫。表勤：即指刻記勤勉勞苦之功績。《禮記·祭統》載孔悝《鼎銘》，有“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懈）”語，讚其先輩。此二則爲“稱伐”類銘。
⑧飛廉：一作“蜚廉”，商紂王臣子，秦國的祖先。石槨（guǒ）之錫：《史記·秦本紀》載周滅紂後，蜚廉在霍太山築壇祭紂王，得天賜石棺。槨，外棺。錫，同“賜”。 靈公：春秋時的衛靈公。蒿里之諡：蒿里，死人葬地，在泰山以南，即指黃泉地下。《莊子·則陽》云：衛靈公死後爲趨吉而佔用他人墓地，於地下得一石槨，上有銘文曰：“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唐寫本作“舊里”，不可通。《御覽》據《則陽》作“奪里”，表意注目於奪地而埋一節，也不妥。劉勰認爲地下出現銘文不可思議，下文纔說“吁可怪矣”，故文本正應作“蒿里”方協。諡，諡號，帝王、諸侯、大臣死後追加的封號。 幽石：即指地下石槨。 吁（xū）：歎詞，表驚疑。
⑨趙靈：戰國時的趙武靈王，自號“主父”。勒跡於番（pán）吾：《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趙武靈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有寬三尺、長五尺的碩大腳印，並刻“主父常（通‘嘗’）遊於此”數字。番吾，山名，在今河北省平山縣東南。 秦昭：戰國時的秦昭王。刻博於華山：秦昭王曾令人在華山上以松柏之心布成棋局，並刻有“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諸字（出處同上）。博，古代的一種棋局遊戲。銘義：指銘的作用。本文首先是從功用入手論述銘體的。
⑩始皇：秦始皇。勒岳：指秦始皇勒於泰山等山嶽的刻石。勒，雕刻。《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其《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等銘文六篇，均爲李斯作，文體如頌，刻勒於嶽又可稱銘。 文澤：文辭潤澤。 疎通：疎即“疏”，疎通謂顯得通達而流暢。
燕然之勒：指班固所作的《封燕然山銘》，頌讚東漢竇憲北征功績，見《文選》卷五十六及《後漢書·竇憲傳》。燕然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内。 張昶（chǎng）：字文舒，東漢末作家。唐寫本作“張旭”。華隂之碣：指《西嶽華山堂闕碑銘》，見《古文苑》卷十八、《藝文類聚》卷七。碣，頂呈圓形的碑石。 序亦盛矣：上述二銘都有很長的序文。
敬通：東漢初作家馮衍，字敬通。雜器：馮衍有雜器上的銘刻如《刀陽》、《刀隂》、《杖》、《車》、《席前右》、《席後右》等等，見《全後漢文》卷二十。 準矱（yuē）戒銘：唐寫本、《御覽》“戒”作“武”，是。相傳周武王之銘勒於户席器物，馮衍雜銘仿效之。準，測水平面的器具；矱，尺度。這裏的準、矱均任動詞，謂模擬師法。 事非其物：述事與所銘之物毫不相稱。 中：適中，恰當。 崔駰（yīn）：字亭伯，東漢中期作家。品物：品評器物之銘。《全後漢文》卷四十四輯其《車左》、《車右》等銘十餘篇。《斠詮》：“各篇充滿讚美之辭，故云‘讚多戒少’。”
張載：字孟陽，西晉作家，著有《劍閣銘》（劍閣爲地名，在今四川北部大小劍山間），見《文選》卷五十六、《晉書·張載傳》。 駸駸（qīn）：馬行疾貌。 岷漢：指岷山和漢水。張載因劍閣勢險，作銘戒人毋恃險作亂，晉武帝命人刻銘於劍閣山，正在川北陜南之間。
所謂的“箴”，也就是針刺的意思，用以糾正過失防止禍患，因此以石針治病來作比喻。這種文體的興起很早，盛行於夏、商、周三代。夏商兩朝的箴文，尚有餘句留傳至今。到了周代的辛甲，曾提議百官作箴，針砭君王的過錯，現存的《虞人之箴》一篇，格式和内容都已經趨於完備了。沿至春秋時期，箴文漸少卻還並未絕跡，所以晉國的魏絳能用后羿的故事諷勸君主，楚國的莊王又有“民生在勤”訓戒國人的箴言。戰國時代以後，各國都捨棄德政而追逐戰功，銘辭便興盛起來取而代之，箴的這種文體於是漸漸地萎絕消亡了。直至揚雄稽考古代典章，纔又重新仿效《虞人之箴》，寫下卿尹、州牧諸種官職的箴文二十五篇；加上崔駰父子、胡廣等人繼而補綴續寫，總起來合稱《百官箴》。這些箴文配合職位指事爲戒，猶如巾帶上的鏡子隨時可以鑒照，確實稱得是上追前古清峻之風，下比辛甲倡導之勞的著述了。到了潘勗寫下的《符節箴》，文辭概要卻還失之淺泛；温嶠所作的《侍臣箴》，内容廣博則又嫌其繁複；王濟著有《國子箴》，引述廣泛然則舉事紛亂；潘尼又作《乘輿箴》，理義端正可惜體例蕪雜：大凡這些後繼之作，很少能有寫得恰如其分的。到了王朗撰寫的《雜箴》，竟而寫在巾帶鞋履之上，表面看來似乎很容易獲取戒訓，其實書寫的地方卻正是未得其所的安排；再看看内容好似簡約而又概要，並仿照武王之銘寫於各種器物，但水火井竈並舉並列，繁瑣語辭又牽連不已，想來作者的意趣已經有所偏移了吧！
【註釋】
指事配位：即配位指事，言依照職位指事以爲鑒。 鞶（pán）：束官服的革帶。鑑：同“鑒”，綴於鞶帶上的銅鏡。可徵：唐寫本作“有徵”。鞶鑑可徵，謂如鞶鑒繫身一般隨時可以獲取鑒戒的意思。 信所謂：唐寫本作“可謂”。
箴言諷誦在官府朝廷，銘文題刻於器皿雜物，它們雖說是名目各異，但警惕訓戒的本質卻是一致的。箴文純爲抵禦過錯，因而文辭講究堅确切實；銘文兼及褒揚頌讚，所以體例崇尚弘大温潤。舉事務必應顯得扼要而明晰，行文又定要做到簡練而深刻，這就是箴銘寫作的大致要領了。然而到了後世，直言不諱的風氣已經匱乏，刻器記功的制度久已廢止，箴銘二體因而極少應用，很難流行於後世的原因也就在這裏了。祇不過秉筆撰文的後來君子，倒是很值得把握住其中弘大深遠的這一特點的。
【註釋】
總之，銘是器物之上標刻的體裁，箴是道德規範方面的文體。要像佩玉繫身那樣牢記警言的戒鑒，不該如水中照影一般祇圖事物形表。把握住這些貞正的訓示，便能警乎其言付諸實行。内容符合典常即應算得宏大，文辭寫得簡約則又堪稱美好。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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