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互补与仪式整合

从古老的鬼神崇拜发展而来的傩在历史上有过的主导地位，它一直有自己供奉崇拜之神。傩神就是傩文化中的主神，各地傩坛中供奉的傩公傩母（或称傩爷傩娘）就是傩的主神。但其称谓和解释因地区和民族的不同而不相同。土家族称傩爷是东山圣公，傩娘是南山老母，有的说二者是伏羲和女娲。侗族的傩神一称姜良和姜妹，一称圣主三娘和姜骄二郎。这些称谓和解释也反映出人类早期鬼神和祖先崇拜的遗留。无论是伏羲、女娲兄妹因金龟撮合成婚而繁衍了人类，或是姜良、姜妹兄妹因神龟劝告成婚而创造人类，都反映出人类对其自身起源的最初认识。随着傩在历史中的发展，傩的诸神中逐渐增加了不同文化来源的神，如江西南丰傩神中有二郎、开山，安徽贵池傩神中有龙神、谷神，贵州思南傩神中有龙王、龙女以及如来、观音、儒家圣贤等。但最普遍的还是傩神中存在的道教诸神。它们往往居于傩公傩母之后的最主要地位。在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傩坛组织大都崇奉三元真人，在傩祭和演出时都要悬挂三元真人的“三清图”。

二郎神

道教三清

所谓三元真人有几种解释。一说是指《搜神记》中的吴客三真人，即唐文明、葛文度、周文刚，这三位都是西周时的谏官。宋代时宋真宗以老子后代自居，崇奉和推行道教，便封这三人为上元、中元、下元三真人，成为道教三尊神。另一种说法认为“三清图”的三神是指道教玉清境的元始天尊、上清境的灵宝天尊、太清境的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即大家熟知的太上老君，这三位都是道教传说中威望最高，法力最大的神灵。傩坛的法师把这些道教尊神请到自己的傩坛上来，借以加强自己的法事的威力。这也表现出傩在信仰选择上的多元性和兼容并包。从自然神、祖先神到儒佛道诸神，傩从未有专一寄托和信仰。尽管道教对其影响之大，但它仍旧不会将自身隶居于某单一宗教，始终维系自己的独立性。顾朴光在解释贵州德江土家族傩堂戏“三元和会”的名称来历时提出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在道教典籍中，三元又指天、地、水三界。《云笈七签》卷56云：“夫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气，生成人伦，长养万物。”因而以天、地、水三界来解释“三元”似乎更合理。因为“上元和会”写孔子、老子、释迦之事，他们都是各教至高无上的尊神，因而，其事迹是天界之事；而“中元和会”写地上洪水泛滥，伏羲、女娲兄妹为延续人类而结为夫妻，这属地界之事；“下元和会”写龙女因睡了沉香木所造的床而患了瘟疫，龙王四处求神问卦，许下诸般心愿，这自然是水界之事。因而，这台傩戏以《三元和会》命名，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就进一步从傩戏的内容和艺术结构形式上论证了傩与道教思想的密切关系。

傩与道教的关系还更多体现在傩坛的仪式与道教斋醮仪式在形式和功能的内在联系上。

宋代以前的傩祭活动大多是戴假面，四处游走，是索室驱疫的流动仪式，并无固定的“坛”或“堂”。先秦驱傩是方相氏“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挨家挨户，甚而到墓地坟坑中去搜索驱鬼；汉代大傩加上了“十二神兽”和一百二十个子，依旧是执鼗（tiāo）鼓、唱着歌谣到处“目察区陬(zōu)、司执遣鬼”；而宋代东京的大傩队在除夕之时“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在今日贵州，江西等地的跳鬼、跳傩神等活动中仍可见到这种走村串寨，换户跳神，“索室驱疫”的遗风。

朝三圣

但是，至少在今日留存可见的众多傩活动中，四处游走的傩却走上了正式的神“坛”。傩坛或称傩堂的形成时间有待考证，不过从今日傩坛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多少窥见一些它与道教斋醮(jiào)的关系。道教的坛醮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坛祭。《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地。”《竹书纪年》云，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醮”便是祭祀。道教从其开创时，便吸收了古代的坛醮之仪，以设坛作法，通神遂愿为主要的活动方式。《魏书·释老志》云：“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本章》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可见，设坛作醮是道教一开始就奉行的仪式，这与早期傩祭的四处游走是截然不同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中记北魏明元帝祭嵩岳时，“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设厨会数千人”，可见坛祭仪式规模之巨大和气氛之隆重。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编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是道家各类醮仪之大全。道士设坛建醮之目的在于请神作法，禳病消灾，呼风唤雨，役使自然。在这个意义上与傩的驱鬼逐疫、消灾还愿功能是有相同之处的。在傩与道相互影响的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大宽容性和吸收能力的傩仪，能供奉道教诸神、吸收道教的思想、借用道教斋醮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为什么今日民间傩仪大多少不了设坛作法程序的原因。例如四川傩仪的“庆坛”就包括“开坛”、“放兵”、“请神”、“收兵”、“扎坛”的过程；安徽贵池傩仪则有“请神”、“摆位”、“送神”；贵州土家族傩堂则有“开坛”、“开洞”、“扫坛”的完整仪式。而既能保存古代驱傩四处游走遗风，同时又融合道教设坛建醮的傩仪者，山西曲沃任庄的“扇鼓神谱”可谓典型。傩仪开始时先“摆坛”，以三十六张方桌，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对应摆“八坛”，然后才以“遵行傩礼，禳病逐疫”大旗先导，“十二神家”手持扇鼓，边打边舞边走，游村入坛、请神、收灾，再行游村、饮酒、泼水、放鞭、演戏，最后才收坛送神，仪式结束。应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既保存着古醮的基本形式和内核，又体现出由于功能目的类似性，而对道教坛醮仪式不拘一格的吸收。进而言之，无论是作为主流文化的各种宗教和理论学说，或是始终存在于民间的原生态傩文化类活动，在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如生老病死、善恶正邪、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关怀上，不都是具备着基本的共同的功能。在后面涉及傩与儒的关系时，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一命题。

彝族古戏撮泰吉

总之，在述及傩与道教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深入把握到它们在历史上的相互影响关系。应该说，傩的内在功能和仪式格局的形成，可以上溯到远古先民的时代，以对鬼神和祖先神的崇拜为最初的基本特征，彝族傩戏“撮泰吉”作为迄今发现最原始古老的现存傩现象，其所崇奉的神就基本上是自然神灵，如天神、山神、地神、锅庄神和各种农作物。唱词中唱道：

敬酒啊敬酒，

向天父敬酒，

向地母敬酒。

向九十九位天神敬酒，

向六十六位山神敬酒。

向三十三位地神敬酒。

向侍奉天神的神敬酒，

向房后的银山神敬酒。

向锅庄神敬酒，

向粮食的头领苦荞敬酒……

武强年画——观音像

武强年画——关公像

从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到祖先崇拜，傩开始与其他文化现象有了进一步的交流，成为华夏民族早期的古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三代之始，经夏商周直到秦汉时代，傩一直在广大中原地区广为盛行并扮演文化活动的主要角色。而当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东汉时代创立之时，它无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包括傩在内的古文化系统的宗教因素，傩所崇奉的鬼神对于道教诸神的形成起了明显的作用，而傩的请神驱疫、逐鬼的功能也化入到道教的功能中去。而一旦道教以某种严格的多神宗教形式出现和发展并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成为主流文化之一，它又必然对傩的发展造成影响，如供奉、斋醮、法师的道士化、傩神的道家化等，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傩的构成。这种相互吸收融合的现象，有如儒、道、释的合流现象一样，是某一文化现象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只不过后者是显在交流，而前者是隐性的交流罢了。对于主流文化之间的双方交流一般看得较清楚，而主流文化与后来成为非主流文化的傩的交流，在历史发展的后来，由于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人们可能只注意到道教对傩文化的输入影响，而忽略在历史早期傩对道教的影响了。傩作为逐渐走向民间的文化生命力，不在于一般主流文化那样严密的理论和组织形式，以及捍卫自身理论纯洁性的偏执，而恰恰在于它的松散性和宽容并包性。在这一点上，它恰恰适应了华夏民族在宗教信仰和文化追求上的多元倾向，问题不在于表面上信奉什么或恪守什么理论，而是要紧紧把握住生命的基本内核和精神的根本需求，从根本存在价值上直觉地去把握生命，从而维系民族生生不息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华夏各民族中多数少数民族在信仰上并不恪守专一的宗教。尽管上千年来宗教家们为争夺信徒、扩大势力不断争斗，但一般人民并不想在释迦牟尼佛和张天师之间去判定是非，也并不去比较如来佛和通天教主的法力，谁对他们“好”他们就信奉谁，从灶王爷到观世音娘娘，从三清到如来佛，从龙王到关公，信得最多的还是“天地君亲师”。就这个意义上讲，傩的五方杂糅、兼收并蓄、“拿来主义”，在“实用”的价值上，倒真正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它在广大民间始终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它早已超越了某种宗教的范围，而成为与华夏民族基本生存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现象，无论是在古代黄金四目的方相氏表演中，还是在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冲撞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傩的生命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