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演变与价值分担

萨满服饰

儒家文化从汉以来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正统文化的代表，为历代统治阶级认可。于是，作为民间文化传统的傩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便成为我们的分析无法回避的问题。

表面上看，儒家文化与傩文化是曾经对立的两类文化现象，有所谓的“敬天地而畏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等等说法。但是，值得疑问的是，《论语·乡党》又记载“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也就是说像孔子这样的大儒，每当家乡举行傩祭之时，也要换上礼服，恭恭敬敬地走出大门去迎接。进一步的考察在前面我们已叙述过，无论是在《周礼》、《汉书》甚至《说文解字》的大量记载中，都可以证明所谓傩与儒的对立是历史后来之事，而在较早的时代，古傩与儒都是古代文化整体的不同侧面，在可以注意到的古代，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朝野之分。宫廷傩、天子傩的称谓基本上就是傩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旁证。傩仪的主事者方相氏也是官方的职司。而从先秦至汉的傩祭活动其性质更多国家性质，而非民间自发，它们与皇帝的祭祀天地活动都是一致的。傩的沦落民间和处于娱乐表演地位是后来之事。在很大程度上，古傩的仪式化、系统化和官方符号化的时间应当早于儒家文化在官方的地位。儒学的形成和系统化，毕竟是孔子及其以后的事，而傩却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便已经体系化了。

禹帝

那么，与儒家的逐渐成为官方正统文化相对应，傩是在什么时候逐渐沦为一种民间文化和信仰活动的呢？根据徐新建的看法，在汉以前的史料中记载着大量关于“鬼神的信息”。在古人的观念中，有一个由神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合成的二重人生结构。在此结构中，最初是鬼神强于人的，如《墨子》所言：“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目之于聋瞽（gǔ）也。”伴随历史的发展，两个世界之间开始逐渐断裂，首先是人神相分，由天人合一、人神不二变为人神分界隔绝，只有依靠祭司才能暂时沟通；然后由于国家的异化，通神大事又出现官民之分，于是有国傩与乡人傩之别。在周代，古傩之事以“礼”的形式得以固定，如《礼记·祭统》之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这一时期，礼与傩之间互重，地位也是平行的。由周至汉，古典意义的周礼衰微，至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成为官方文化之正宗，与佛、道互补而形成主流，傩文化由主流逐渐到民间地位。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日渐现世化和伦理化倾向，所谓重今生轻来世，重列祖轻鬼神，儒学作为主流文化而傩作为民间型非主流文化的轮廓初步形成。伴随中国封建历史上后来的“汉夷”之争，由华夏中原民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构成华夏文化不同的次生圈子，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为主的“萨满文化”和南方农耕民族为主体的“巫文化”形成明显差别。前者的现世性、伦理性决定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而后者则始终保持由傩文化精神所代表的原生状态。最后，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上的专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封闭性，小农社会的不发达与自足因素等，都逐渐使儒文化与傩文化这两种在社会早期并无巨大差异的文化形态越来越分离。前者的日益官方化和蜕化，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力，而后者则日益深入民间和边远，以其鬼神信仰和实用生命学说而保持其勃勃生机。

孔子讲学图

由以上分析，我们对儒与傩之间的历史关系，可以隐约看出一条发展线索，在漫长的华夏民族历史上，远古至传说中三代时期是傩文化为主的时期，从先秦至汉以前，有过儒傩并重的时期，汉以后傩与儒的地位出现换位，儒家地位开始上升为主导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中原地区如此。最后，由于政治、社会、地域诸原因，傩文化终于沉入民间。而儒家独尊的局面变得不可动摇，但它们毕竟仍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