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小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颖

内容提要：本文以《儒林外史》前二十回为研究文本，尝试以“师恩年谊”关系为切入点进一步理解其前二十回结构的严密性。在第一节阐明了以前二十回为研究文本的合理性。在第二节将科举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分为五种类型，即门生与业师、门生与学师、门生与“老师”、门生与座师及“有实无名”的师生关系，并对其内涵给予了界定。在第三节将文本细分为三个叙事段落，详细论证了“师恩年谊”关系在小说中所承担的结构性功能。最终发现吴敬梓正是以“师恩年谊”关系作为《儒林外史》前二十回的结构线索的，而这部分结构也因此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态。

关键词：前二十回；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小说结构

在科举极盛的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不仅是科考、乡试、会试等具体考试，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科举制度以各种方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科举中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生活中重要的一维，甚至对其生活产生根本性影响。同时，科举制度不仅影响到与科举考试发生直接关联的科举中人自身，甚或波及整个社会。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儒林外史》为文本，尝试以科举社会中的“师恩年谊”关系为切入点，进一步理解其前二十回结构的严密性。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以前二十回而不是全书为研究文本。

一、文本范围的确立

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将第五十六回排除在外，而讨论对象仅有五十卷和五十五卷两种说法。但不容忽视的是《儒林外史》现存最早版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除增补齐省堂本外，艺古堂本、群玉斋本、苏州书局本等均以其为祖本，而增补齐本多出的后四回为后人妄增已为学界所公认。“解放后屡次整理出版的本子也都是以卧本为底本，删去‘幽榜’一回，成为五十五回本”^[12]，可知学界探究原貌的第一个环节是辨别第五十六回的真伪。这个问题在20世纪得到了持久的关注和讨论，胡适、鲁迅、赵景深、何满子、姜克涵、房日晰等人都曾对此各抒己见，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当属陈美林与章培恒之间相互切磋的成果^[13]。进入新世纪，学界对原貌问题的关注大不如前，即使论及原貌，亦不过是以新角度证明五十回说的合理性。但仍有学者继续考辨五十六回的真伪，如顾鸣塘在研读《诗说》和第五十六回的基础上论定：此回为吴敬梓所著无疑^[14]，郑志良根据宁楷《〈儒林外史〉题辞》确定第五十六回为原稿所固有，并非后人伪作窜入^[15]：二人最直接的证据或是《诗说》，或是《〈儒林外史〉题辞》，皆属外证。程晋芳的叙述、《全椒志》的记载、金和的跋语、叶名澧的记录等亦为外证，而这些正是认定五十六回为伪作的学者惯用的论据。综上可见，争论双方都没有任何版本上的证据，且程晋芳、金和皆用“卷”作为描述《儒林外史》篇幅的单位，“而卷与回可以是相等的也可以是不相等的东西”^[16]，所以笔者认为研究《儒林外史》应以卧闲草堂本这个第一存在为主，以前辈时贤的讨论结果这个第二存在^[17]为辅，取无争议的前三十五回为研究文本。

综上所述，本文以《儒林外史》前二十回为具体研究文本^[24]，探究科举社会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吴敬梓是如何借此来结构《儒林外史》的。

二、师生关系类型

明代“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而“科举必由学校”^[25]，可见科举亦关涉教育制度，其中存在着多种科举化的人际关系——同学关系、同年关系、师生关系，而师生关系在《儒林外史》前二十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在考查《儒林外史》研究史时，不难发现既往的研究成果中专门论及这一关系的文字尚不多见。^[26]因此从这一重关系来探讨《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也就不无意义。

师生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考量，即教育层面和科举考试层面。就教育层面而言，具体可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27]，私学主要是指乡镇塾馆。由此产生了两种师生关系，即学师与门生、业师与门生，而业师则包括蒙师与经师两种。^[28]这两种师生关系在《儒林外史》前二十回皆有表现，但不多见——“各府、州、县俱设有教官”，“教官俗曰学老师”，“童生于取进生员后，归其教导之”^[29]，“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专管秀才”，所以匡迥中秀才后，门斗传话说：“学里老爷要传匡相公去见”^[30]；曾在汶上县薛家集坐馆的周进则是荀玫开蒙的师父，而梅玖为免罚便冒认周进为业师。吴敬梓对以上两种师生关系的描写主要意图有二：一是表现“学师”所遭遇的凉薄待遇，再现由“明初，学校制度完备”，“生员与学校的关系颇密”，到“其后，学宫荒废，学校制度败坏，生员不再在学宫肄业”^[31]的转变，进而揭露只认“老师”却不肯去拜“学师”的匡迥之势利本性；二是通过周进托新任山东学政范进照顾当年坐馆时的门生荀玫，范进为“报师恩”而苦心搜寻荀玫的考卷并免了梅玖的打等情节，展现了周、范二人的宅心仁厚。综上可见，学师与门生、业师与门生这两种师生关系仅有利于塑造人物性格，而不具备结构上的作用。

真正承担结构功能的是科举考试层面的师生关系，它们其实是前二十回的隐性线索。商衍鎏将“师”总分为两类：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32]，“受业师”即前述“业师”，而“受知师”正源于科场知遇，又称“座师”。“座师门生之谊自唐而重”，明朝“乡会坐主亦如之”^[33]。受此影响又产生了一种“拜老师”的风气，“提调官与弟子员之间的关系，已渐渐被师生关系所取代。生员对提调官，已不口称‘老大人’，而是称‘老师’”，“虽名为拜师，其意却不在送文请益，不过彼此谋利而已”^[34]。正是座师、“老师”与门生的关系构成了科举考试层面的师生关系，吴敬梓正是以此为线索来结构第二至第七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的。如此看来，中间的第八回至第十五回似又与师生关系这条线索无关。实则不然，这个段落关涉到一种较为特殊的师生关系，即陈美林所提出的“虽无师生之名但却实有师承”^[35]的师生关系，笔者认为它同样是科举社会中师生关系的一种重要类型，亦是吴敬梓结构这部分的线索之一。

三、作为结构线索的“师恩年谊”

吴敬梓以科举社会中的师生关系为线索结构了第二回至第二十回，而具体又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即第二回至第七回、第八回至第十五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这主要是根据阶段性中心人物的不同而做出的人为划分，与作者以师生关系为结构线索的本旨并不矛盾。

（一）多重师生关系的交叠

“士自童时开蒙，进入读书入仕之路”，“自五、七岁入社学，称作童生；游于庠，称博士弟子员，又称秀才，这是科名的起始，入仕发达的根本”^[36]，因此南海、番禺两县童生考试时，将范进取为第一名、使之成为秀才的周学道便成了其“恩师”，也就是此前论及的“老师”：吴敬梓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师生关系来结构小说的第二回至第七回。根据叶楚炎对《儒林外史》整个地域流动所做的统计，其第二回至第七回流动，如下所示^[37]：

山东兖州府汶上县（周进）——山东济南府（周进）——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范进）——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严监生、严贡生）——京师（范进）——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荀玫）——京师（荀玫、王惠）——江西南昌府（王惠）

纳监使周进暮年登第成为可能，而故事以他“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署”^[38]收束依然完整，但作者却又使其“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39]，“广东”这个地点使得地域流动成为可能，也使二进之间的师生关系有产生的可能。至此，完全可以用叶楚炎提出的地域流动视角来理解小说的结构。但是仅凭科举考试带来的地域流动并不足以解释第二回至第七回的整个流动，至少从周进拔取范进为秀才起，整个地域流动的内驱力就变成了科举社会中师生关系的交叠。众所周知，吴敬梓惯用“伏案”法叙述小说情节，而由此入手亦可见出他是有意识地以师生关系的交错为线索来结构小说的：第三回，周进临行前将范进叫到跟前说道：“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40]，如果将这视为地域流动的伏笔未尝不可，但是第七回范进进京会试，周进对他说道：“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你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须缺少费用，学生这里还可相帮”^[41]，而“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42]。我们必须注意到“果然”二字，它意味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周进此前的“荐扬”，这也与范进的实际才学相吻合。综上可见，范进由童生成为秀才得力于周进的拔取，而由举人成为进士亦是周进之功，所以他自言：“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43]，并且在视学山东时力报师恩。

这里有两处需要进一步解释，即范进中举及荀玫进学所涉及的师生关系问题：吴敬梓为展现科举制度对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社会的荼毒，在范进中举后放慢了叙事节奏，而严贡生和严监生的故事发生在高要县，范进身在南海县，在范进丁忧不能应考期间作者再次以师生关系为结构线索实现了这种地域流动——范进乡试时的房师汤公是高要县县令，而汤公正是乡绅张静斋先祖的门生。所谓“房师”是座师的一种，座师中有乡试座师和会试座师之分，乡、会试中因有房考和主考，又各有房师和大座师之别。因为去取权力都在房师手中，且相对于所有取中的考生都是门生的大座师来说，房师与其数量有限的门生之间的联系也会更为紧密。所以作为门生的范进去高要县问候乡试房师汤公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张静斋约他一起去打秋风，使故事背景转换至高要县——这再次印证了吴敬梓是有意以师生关系为线索来建构小说的。与范进不同，荀玫进学是个人实力的展现，但荀玫这个人物身上交叠着两重师生关系——业师与门生、“老师”与门生。周进既是荀玫开蒙的师父，也是范进的“老师”。范进由京师至山东的地域流动，是吴敬梓为其“报师恩”而精心设计的，这从两点可见：一是数年之后，钦点范进为山东学道，而“山东”正是周进的故乡，这使其报恩之举与地域流动得以结合；二是荀玫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得以进学，反倒是冒认周进为业师的梅玖得以免除责罚，由此可见这依然是周进与范进师生关系的延续、扩展。至此，周进与荀玫之间蒙师与门生的关系与其跟范进之间“老师”与门生的关系实现了在功能上的重合——结构线索。

综上所述，以周进为中心的两种师生关系，与以范进为中心的双重师生关系相互交叠，共同构成了第二回至第七回情节演进的线索，使其形成一个看似散漫实则紧密的结构。

（二）有实无名师生关系的牵合

第一个叙事段落的尾声引入了荀玫的“同年”——王惠，而他恰巧也是第二个叙事段落的起点式人物。因“同年”这种科举化人际关系在前二十回中仅此一例，为论述的一致和方便起见而没有予以专门论述，但他毕竟承担了衔接两个叙事段落的结构性功能，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凡乡、会试同科取中者曰同年，是称亦始于唐”，“以后历代多沿此称”^[44]，所以会试同中进士的荀玫与王惠正是同年。第七回结尾荀老夫人去世，吴敬梓借此再次揭示了功名对人心的毒害之深——荀玫本人、荀玫的“同年”王惠、“荀玫”的两位老师周进、范进，无一例外地都愿为考选一事而尝试匿丧。但作者就此彻底放下周进、范进二人，以后他们只是别人偶尔提及的“符号”，同时借丁忧一事暂时搁置荀玫。如此一来，王惠便成了衔接两个叙事段落的关键人物。根据叶楚炎的统计，这一段地域流动如下所示^[45]：

江西南昌府（王惠）——浙江湖州府乌镇（王惠）——浙江嘉兴府（蘧公孙）——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杨执中）——浙江湖州府（蘧公孙、鲁小姐）——浙江绍兴府萧山县（权勿用）——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嘉兴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匡超人）

其中，首尾两端是笔者所加（原本分属一、三叙事段落），目的有二：一是强调王惠及匡超人在段落衔接方面发挥的作用；二是使第二个叙事段落成为一个完整闭合的整体，以便于论述吴敬梓是如何以一种有名无实的师生关系来组织这一段的情节的。

可以说吴敬梓充分发掘了王惠这个人物的作用，借他的宦途遭际使故事发生地进入浙江，并且通过他引入蘧公孙这个人物。于是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二个叙事段落其实是以马二先生与蘧公孙、匡超人之间有实无名的师生关系展开的：浙江嘉兴府（蘧公孙）——……——浙江嘉兴府（马二先生），浙江嘉兴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匡超人）。他们之间之所以有实质性的师承关系全赖于“举业”，而这与其他几种名实兼备的师生关系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都是在科举社会中，因功名利害而自觉形成的或牵合、或疏离的社会关系。

具体来看，蘧公孙进入叙事视野后，也便引入了娄府两位公子，因两家的亲缘关系使得这一操作并无难度。此后吴敬梓先后展开了对娄府两位公子与杨执中、权勿用相与全程的叙述，并设立了“名士大宴莺脰湖”一节，在将名士风范推向高潮的同时也使得全书的叙事节奏呈现出消歇状态。其实这种消歇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以“举业”为核心而形成的师生关系一直在暗中推进情节的发展。这与蘧公孙的婚姻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岳父鲁编修正是娄府“先太保做会试总裁取中的”^[46]，可见鲁编修与已故娄太保之间正是门生与座师的关系，这使蘧公孙有机会可以富室招亲。据陈和甫所言：鲁老先生在娄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的才华”^[47]，结合日后鲁编修和鲁小姐对蘧公孙的失望，可知所谓“才华”是指“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48]。当鲁编修、蘧太守先后谢世，而娄府两位公子闭门谢客后，转而求贤问举业的蘧公孙在嘉兴遇到了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虽然蘧公孙只是与马二先生“结为性命之交”^[49]，并无师生名分，但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标准来考察，他们当是师生无疑：就“举业”而言，马二先生可谓“学为人师”。他不但在理论上向蘧公孙宣讲举业的重大意义，而且从做文章、批文章这两个实践层面向蘧公孙传授方法。就品行而言，马二先生可谓“行为世范”，这从他为蘧公孙仗义疏财便可窥知。至此似乎亦可理解为蘧公孙由追求诗名向热心举业转变引发的情节演进及与之相应的地域流动。但吴敬梓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以这种师生关系驱动故事的发展。马二先生与匡超人在杭州府的相遇依然是这种朴素的师生关系的继续：言论上规劝匡超人“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50]，行动上资助匡超人回乡并赠送了几部细细拣选的文章。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第三个叙事段落依然是以师生关系为线索建构的，而其核心人物则是“门生”匡超人。换言之，二、三两个叙事段落的连接点是匡超人这个人物，而这种连接得以形成的前提是以马二先生为“师”的师生关系的存在。因此，以马二先生为“师”的师生关系虽不属于科举社会中典型的师生关系，但在《儒林外史》中却是不可或缺的结构线索，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综上所述，这一叙事段落的内在结构线索如下所示：

可见，正是凭借对“师恩年谊”这一科举化人际关系的巧妙运用，作者成功地使小说内部形成了完整严密的结构。

（三）多种师生关系的汇聚

第三个叙事段落的核心人物是匡超人，他与马二先生有实无名的师生关系，使二、三两个段落紧密关合，而马二先生对举业的宣讲则是作者预留的伏笔，所以第十六回匡超人在事亲之余便读起了文章，且适逢童生考试，由此建立了与李知县的师生关系：李知县不仅在自己负责的县考中将匡超人取为第一名，资助其府考、院考的盘费，而且为他在学道前下了一跪，大加揄扬^[51]，而学道果然将其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52]。在匡超人由童生变成秀才的过程中，最终的决策权在学道手中，而李知县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匡超人送过宗师，忙了几日后主动进城去谢知县，并拜他为老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制下的学里老师派人传匡超人去见，他却百般不愿。^[53]其中依次涉及科举社会中的三种师生关系：门生与“老师”、门生与座师、门生与学师，而在匡超人博取科名的轨迹中其重要性也是相应递减的，且第一种师生关系贯穿始终，因此成为这一部分的结构主线。

匡超人成为秀才后其行踪如下：

浙江温州府乐清县——杭州府——绍兴府——杭州府——温州府——杭州府——京师——杭州府——京师

其初始流动，即由乐清县前往杭州府，正是他与李知县之间的师生关系使然，“县里老爷坏了”，而据潘保正说：“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把匡超人也密报了，说老爷待他甚好，也一定在内为头要保留。^[54]匡超人为避祸事而前往杭州，不仅做了八股文选家，而且还相与了以赵雪斋为首的杭城名士，并往来不绝，而作者为此用了近三回的笔墨。但吴敬梓用意在科举，所以他借匡超人代考一事使叙事重新回到科举轨道上来，也便有了杭州府——绍兴府——杭州府这一段地域流动。但从科举情节的演进来看，以上皆可视为匡超人科名道路的“停滞”。

续起匡超人科名之路并推动情节发展的依然是其与李知县的师生关系：李老师“因被参发审，审的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受了给事中”，并寄书来约门生匡超人进京，“要照看他”^[55]。但我们注意到匡超人并没有直接进京，而中间又出现了杭州府——温州府——杭州府这一段地域流动，这是由于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回去应岁考。此次岁考的意义不仅是引发地域流动，而且通过考试的结果为后文伏案：“考过，宗师着实赞赏，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56]其意义在于使他具备考取教习的资格。可见，匡超人与宗师的师生关系在此亦是不可替代的线索。但它的作用只是局部性的，而贯穿始终的主线依然是李知县与匡超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原因有二：一是在应考前，匡超人已经给李知县回信，表示：“不日整理行装，即来趋教”^[57]，由此看来他是一定会入京的。换言之，岁考结果并不是匡超人入京的唯一原因；而是岁考使匡超人“补了廪，以优行贡入太学”^[58]。优贡在保和殿朝考后，“钦派阅卷大臣评定甲乙，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二项录用，三等者就训导选用，由吏部带领引见，知县分发各省，教职交部铨选”^[59]，但并不是所有优贡都能考中，而时任给谏的“老师”在考前却对匡超人说：“贤契，目今朝廷考取教习，学生料理，包管贤契可以取中。”^[60]因此匡超人顺利地考取了教习。此外，考取教习需要回本省地方取结，所以便产生了匡超人故事的最后一段地域流动，即京师——杭州府——京师，而亦可溯源至匡超人与李给谏的师生关系。至此，不难发现，匡超人与李本瑛之间门生与“老师”的关系一直左右着他的科名之路，同时也相应地影响着他的行迹变换。就群体而言，是科举制度本身左右着科举中人的功名利禄和行迹，但对匡超人个人而言，他与李本瑛的师生关系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匡超人身上汇集了四种师生关系：其与马二先生的师生关系起着衔接二、三两个叙事段落的作用；与李本瑛的师生关系是贯穿第三个叙事段落的结构主线；与温州新任学道的师生关系在其入学、优贡时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具有结构伏线的意义；与学师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表现匡超人的势利以及学师备受冷落的社会现实，不承担任何结构功能。

纵观全文，吴敬梓以科举社会中典型的科举化人际关系——门生与业师、门生与学师、门生与“老师”、门生与座师及“虽无师生之名但却实有师承”等五种师生关系，和同年关系为线索，创作了《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如果尝试以“师恩年谊”为行文线索去重新理解这一部分的结构，我们会发现鲁迅先生的评价——“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61]——是不适用的。

【注释】

[1]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6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3]参见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609页。

[4]同上，第608页。

[5]竺青选编：《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0页。

[6]同上，第181页。

[7]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8]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9]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10]薛洪?：《〈儒林外史〉原貌研究补说》，《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1]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12]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13]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400页。

[14]参见顾鸣塘：《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乃吴敬梓原作》，《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

[15]参见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16]柳存仁编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17]“第一存在”、“第二存在”两个概念取自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史：辨章学术述往思来》，《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

[18]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19]同上。

[20]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21]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注⑤，《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22]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薛洪?：《〈儒林外史〉原貌研究补说》，《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3]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24]按本文所论前二十回，实为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因第一回为隐括全书而独立的楔子，故不予论述。

[25]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5页。

[26]目前只有陈美林撰文论及师生关系，但未涉及结构问题，见《论〈儒林外史〉中的师生关系——吴敬梓笔下的士人性格与命运探索系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7]张廷玉等撰：《明史》，第1675页。

[28]参见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2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30]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31]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3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14页。

[3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34]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第243页。

[35]陈美林：《论〈儒林外史〉中的师生关系——吴敬梓笔下的士人性格与命运探索系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6]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第167页。

[37]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38]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34页。

[39]同上，第34页。

[40]同上，第36页。

[41]同上，第91——92页。

[42]同上，第92页。

[43]同上。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16页。

[45]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46]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131页。

[47]同上，第135页。

[48]同上，第142页。

[49]同上，第173页。

[50]同上，第200页。

[51]参见《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213页。

[52]参见上书，第217页。

[53]参见上书，第217——218页。

[54]参见《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219页。

[55]同上书，第247页。

[56]同上。

[57]同上。

[58]《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252页。

[5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40页。

[60]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第252页。

[6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