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代序）

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代序）

我於1957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我的學習成績居全班第一，也因此，我僥幸地被留校了。其時恰值組織上要給姜亮夫先生配備助手，系裏派了四個人到姜先生家裏接受面試，面試的結果，選中了我。從此，我便留在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工作（這個研究室，在“文革”中被“砸爛”，我又轉到中文系任教），開始了我的真正的讀書生活。

那時的研究室，條件很不錯，導師有夏承燾先生、姜亮夫先生、胡士瑩先生、王焕鑣先生，現在看來都是一代宗師了。每年有八千元的購書費，圖書插架，琳琅滿目。我爲了看書方便，有一段時間曾借口神經衰弱，不堪集體宿舍的吵鬧，搬到資料室裏住，因此得以泛覽資料室的大量藏書。夜闌人静之時，一卷在手，青燈獨對，覺得人生的樂趣，蓋無過於此了。那時我年方廿二三歲，精力旺盛，常常看書看得錯過了喫飯時間，趕到食堂時，已經關門了，有時就到路邊小攤上買一只甜瓜充飢。每天夜晚，是我讀書的最佳時間。喫罷晚飯，我先練習一個小時的毛筆字，然後讀書。不到夜裏十二時甚至次日凌晨一二時，是不會就寢的。年年月月，樂此不疲，這樣的讀書生活堅持了四年，直到1965年“四清”運動開始，纔告一段落。

遠山如夢霧如癡，湖面風來酒面吹。

不見故人聞舊曲，水西樓下立多時。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雲霧散而青天見，我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得以理直氣壯，正兒八經地研究學問了。在蔣禮鴻師的影響熏陶下，我由傳統訓詁學的研究而跨入俗語詞研究的新領域。這時讀的書，多爲歷代的筆記小説、詩詞曲、禪宗語録、敦煌文書之類。自1978年至1984年這個階段，我的創作力似乎特别旺盛，總共寫了六十餘篇論文，其中一部分已結集爲《訓詁叢稿》一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讀書要博，研究要精。我的意思是説，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獵一些，這對於提高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大有益處。有人問我：你是搞訓詁學的，何必去讀那些外國小説？這不是浪費時間嗎？我不這樣看。誠然，外國小説對我的訓詁研究確實幫不了忙，但是作爲人類歷史上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像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文學巨匠的作品，不管你是搞哪一行的，都應該有所知曉。否則，即使你在某一研究領域作出了成就，也難免是一個淺陋局隘和枯燥乏味的人。但是，談到做研究工作，我又認爲必須專精，切忌博雜。揚雄《法言·問神篇》有云：“人病以多知爲雜。”看來“雜”確是一種毛病。東一鎯頭西一棒，很難搞出什麽名堂來。誠然，我們的前輩學者中確乎有一些“通儒”，他們在衆多的學術領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我們的才氣、學力、基礎和條件均不足以支持我們像他們那樣去做，我們寧可現實一些，在自己這塊小小的領域内，精耕細作，以期得到較好的收成。比如我是研究訓詁學的，而於訓詁中，又偏重於歷代俗語詞的研究，我大抵只能在這個範圍中做文章，而不敢有所旁鶩。因爲我知道，一旦越出了這個範圍，我就有可能鬧笑話。

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做學問有兩最爲緊要，一是方法，二是學風。近來對方法談得很熱鬧，我却認爲學風問題更爲重要。所謂學風，也就是做學問的態度。應當提倡什麽樣的學風呢？我認爲應當提倡去華崇實的學風，也就是説要去掉浮華和趕時髦的一套，提倡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個話雖然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甚至頗有不合時宜，冒莘莘學子之大不韙，但我認爲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并未解決。有些青年同志還没有打好起碼的基礎，却斐然有述作之志；有的同志熱衷於西方的這個論、那個論，而對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却所知甚少，文章中一涉及古代的東西，往往鬧笑話。我就看到一篇研究《楚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馬其昶的《屈賦微》一書，肯定是從馬茂元先生的《楚辭選》一書轉引的，馬先生稱馬其昶爲“先大父”，這位作者也跟着稱“先大父”，可見他根本不知道“先大父”是什麽意思，蓋誤以爲官職之稱了。這類的笑話并非個别的，限於篇幅，我在這兒不能多舉。還有的同志以爲靠了外來的新方法，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我認爲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三、做學問要重創造、貴發明。我認爲判斷一個人學術成就的大小，主要不應看他著作的多寡，而要看他有多少發明和創造。與其出十本粗製濫造、雷同剿襲的書，不如出一本精雕細刻、有獨到之見的書。清人顧亭林有云：“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録》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採山之銅也。”（《亭林文集·與人書》）真正有價值的著作，應當是採山之銅，而不應是舂剉碎散的舊錢。清人戴震也説：“知十而非真知，不如知一之爲真知也。”善哉斯言。清人有所謂皖派、吴派，我服膺皖派，而不大佩服吴派，理由即在於皖派具有發明創造精神，吴派則否。我用了十年的時間研究《楚辭》的訓詁，所得不過一篇萬把字的論文，假如我用這些時間和精力編寫一部《楚辭注釋》之類的書，我想也并非不能勝任，但我没有那樣做。當然，不應當鄙薄普及工作和資料纂輯工作，只是我的性情使我選擇了前述寫一篇論文的做法而没有去編纂一部大書。

四、做學問要刊落聲華、甘於寂寞。所謂甘於寂寞，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耐得起苦，能於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樂趣。没有這種精神，學問是很難做得成的。（至少考據之類的學問是如此）寫到此，我想起張舜徽先生有一段話，説得極好，且抄在下面：

蓋著述之業，談何容易。必須刊落聲華，沉潛書卷，先之以十年廿載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廣攬披檢之學，反諸己而有得，然後敢著紙筆。艱難寂寞，非文士所能堪。（《清人文集别録》下册，頁549）

可見，艱難寂寞，是學問家所必經的一關。甘於寂寞的第二層含義，是指能够自覺地抵拒外界名與利的誘惑，始終忠實於學術，獻身於學術，這尤難做到。我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彦悰著），感到那種宗教家的虔誠、毅力和韌性，是一個人成就一番大事業所必備的主觀條件，做學問亦何莫不然，只是一般凡夫俗子難於達到那種境界而已。我自己雖然以“甘於寂寞”自勵，但也常常有耐不住寂寞的時候，莊子之所謂“内熱”，荀子之所謂“熱中”，常常侵蝕着我的良知，使我不能做到如《楚辭·橘頌》所云“深固難徙，更壹志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

我還年輕，讀書甚少，人生的修養尤其不足，本没有資格在這裏放言高論。但編輯同志約我撰稿，盛意難却，遂謰謱如上。“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我只好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爲自己開脱了。

1988年2月6日於杭州道古橋

（原載《文史知識》198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