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及生产力重新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手段，也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宏观上研究移民与中国民居谱系的关系，发现历代的移民是东南系汉人五大民系（越海系、湘赣系、闽海系、广府系和客家系）的历史渊源，也是东南五大民系地域分布和这五大民系民居特点的主要成因。地方会馆、祠堂等乡土建筑更是直接关涉移民问题。［15］
湖广地区的农业经济发达。宋元时期，民间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明清时期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到清乾隆时期还出现了“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湖湘文化在清代后期，随着湘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湖南、湖北的文化均属于以中原—江南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的分支，在本体上是高度同构的。以中原—江南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汉文化在两湖地区的主体传播方向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同样也是这一文化传播方向的写照。从民居形式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上看，也符合这一潮流。
两湖地区位居长江中游，是楚文化发祥之地，自魏晋以来更是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省在地理上北衔中原、南接南岭，东临江南锦绣之地，西通巴蜀之国。民居祠堂等民间建筑上承荆楚文化一脉，博采四方之精髓，风格多样引人入胜。［17］
两湖移民历时较长时间，其中以明末清初的一系列移民运动的影响为最大。明清时期，位处“两湖”的湖北许多地方“工商皆自外来”，“工匠无土著”，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文献统计，迁入两湖的移民来源广泛，其中，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籍移民占90％，江西籍移民又占四省的90％。［16］
出自吉安、南昌、饶州三府的移民，占江西籍移民的78.7％。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两湖地区不是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具有过渡性和“通道”的特点。许多移民继续迁移，或者聚居一段时间后又“填入”四川或周边其他地区。原籍湖北向周边地区迁出的移民中，到达四川的又居主体。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两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今麻城市），总人口约15万人，这15万客家人便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后，又不断迁徙至四川。［17］
“湖广”作为地名，主要指湖北、湖南二地。明朝设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将元代的“湖广省”分为明代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湖广才专指两湖之地。清朝设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亦称两湖总督。
两湖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貌格局，历代担当北方政治中心控驭南方“夷蛮”地区的延伸基地，同时也是东南经济中心辐射西部的过渡地带。无论历史上基于政治因素还是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移民运动，两湖地区都是人口迁徙的重要“落脚点”，其中既有移民“目的地”型聚落，也有曾经是“行程中”的暂居到定居型的聚落。
湖北、湖南始终处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大潮的通道上，而且湖北的麻城、孝感也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的集散地。鄂东北、鄂东南和湘东北是明清移民路线上比较集中的移民集散之地。
在古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流动人口还有流民，是指因战乱或灾荒而离开原居地、流落他乡的人口。鄂西北是湖北乃至整个中国流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湖北郧县（十堰）曾是历史上流民最为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明中后期全国百万流民进入十堰谋生。［17］
元末明初时期，是移民史上所说的“洪武大移民”时期。在湖南地区，来自江西的移民占绝大多数，达到了78.5％；在湖北地区，江西籍移民占到了70％。［15］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在两湖圈占荒地、开垦，移民持续时间较长，总量可观。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乱和战争的原因，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两湖地区成为移民四川的重要输出地，［18］而因“三藩叛乱”在两湖和江西等地产生的无人区，日后又成为移民垦殖的场所。朝廷禁海，强迫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造成现今两湖和江西地区客家人的大量聚集。
从明清时期江西移民迁入两湖的迁徙路线，从闽、粤移民迁入两湖的路线和苏、皖移民迁入两湖路线，可以看出江西不仅是两湖移民的主要输出地，也是其他地方移民进入两湖的主要通道。反映了移民的主要趋势、方向和地理路线的选择。移民路线多经古道驿站、山路隘口、江湖河流，舟车并用，包括官府、军队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17］
“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清晰可见。移民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聚落的组成要素、居住形态及构成。移民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影响，直接体现于移民聚落和民居、祠堂建筑的布局形制、形象结构。移民族群在家园再造时，现实环境的调适与原乡的模拟成为两个重要考虑因素，主要表现在布局的模拟、地景的比拟和一些建筑风格的传承方面。在作安全舒适美观的功能排序优选时，移民族群营造新的居住环境，尤其注重安全防卫的功能，谋求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下精神得以安适。民居、祠堂建设模式的选择还随着时间而改变。［19］“先民”的理想在新的环境中调适、修正，同时也影响着居住建筑的空间和形式。
盐业移民对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古代盐业生产没有机械动力，是劳动力高度密集的行业。一个盐场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又是一个经济聚集中心，大量移民的涌入，必然会形成许多帮派组织。本地人兴建祠堂，外地人修建宫、馆，如万寿宫是江西人聚会的场所，由江西帮修建；天上宫是福建人聚会的场所，由福建帮修建；南华宫是广东人聚会的场所，由粤帮修建；陕西馆是陕西人聚会的场所，由陕西帮修建；湖北馆是湖北人聚会的场所，由湖北帮修建；帝主宫是黄州人聚会的场所，由黄州帮修建。外来移民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神灵的保佑，还将各地的崇拜之神也迁移到盐场来定居。庙观建筑数不胜数，建筑风格丰富多彩，是极为珍贵的盐业文化遗产和宝贵的旅游资源。［17］
移民聚落在聚居建筑文化上具有双重特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融合。移民族群将原住地的建筑文化信息携带至新的地理空间，并与当地文化相互作用，从而为新的地域空间赋予新的内容。原有区域的持续、稳定的状态可能因移民而产生动摇，同时也可能因移民而产生新的活力。两湖地区是因为移民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丰富的聚落类型。尤其是移民戍防型聚落和流民聚落呈现出与传统原住民聚落不同的结构和空间形态。移民聚落以血缘型聚落为主，移民集散地则多为地缘型聚落和业缘型聚落。移民族群在适应客居环境时常表现出一些地域性的特点，在再造家园时，其技术多首选原乡的、祖传的技术，在当地便形成了有“特色”的构造和形式，弘扬传统建筑技艺，“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并使之不断发展”。［20］
根据维系群体成员的纽带性质不同，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群体通常可以划分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等。在两湖地区传统乡村社会中，起主导地位的是血缘群体，其次是地缘群体，而业缘群体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血缘型聚落是两湖地区最大量的聚落类型。在两湖地区，无论是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的汉民族地区，大量乡村聚落为单一姓氏为主的村落。村落社会组织除官方行政基层组织外，还有以族长为核心的家族组织。血缘型聚落呈现出“中心化”且“多层级”的空间组织。从聚落形态看，一个血缘宗族聚居成为一个聚落，往往表现为以各祠堂为核心，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背景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应的空间结构。血缘型聚落具有内聚性、秩序性、稳定性和排他性等特征。
在典型的血缘聚落，宗族组织较严谨，聚落布局的结构系统清晰可辨。宗族组织往往严格按“宗祠—支祠—家祠”的伦理格局设置组织体系，对应于聚落布局，就形成“村—落—院”的组织结构形态。地缘型聚落基本形式是不同姓氏、经济独立的家庭长期居住在同一地点而组成的聚居地。地缘性聚落是一个多族群组合的社会单位。各个族群共居一地，相互协调和制约，平衡发展，是居民理想的聚居状态。因而大多村民乐意接受这种“街坊式”、“邻里型”的居住方式。
两湖地区属于同一的或相近的文化圈。这里是荆楚文化主要分布和影响区域，并且其边缘也是巴—楚、吴—楚、楚—粤等文化交会区。其中移民文化、流域文化、商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长期以来在两湖这片土地上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这些文化形态体现在两湖地区人们的聚居行为和生活空间上，这就是至今还能看到的两湖地区大量的多姿多彩的传统聚落和民居形态。如湘、鄂东部连片的天井院大屋；湘鄂北部山区成群的寨堡聚落，武陵地区大量的干阑式吊脚楼，茶盐古道上一处处商贸街市，等等。［17］
汉江（汉水）是长江最大支流，为史载“江河淮汉”四大名水之一。汉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自先秦至明清，直至今日，汉江已深深地印刻在华夏民族的记忆深处。汉江流域是我国南北自然地理差异的过渡带，以及历代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汉江流域历来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商帮大贾所看重，也是历代各类移民重要的迁徙走廊。汉水流域遗存的建筑文化遗产既有官式建筑（甚至皇家建筑），更有大量民间建筑。从形态上看，汉江流域聚落与民居依河道分布、变迁而呈多样化特征。建筑形态明显带有南北建筑文化交融的文化特征。这些聚落在形态格局、材料选择、营建技艺等方面均受流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在历史脉络和地理空间分布上，均呈现彼此关联的地方特色。［17］
洞庭湖流域会聚湘、资、沅、澧四水，主要文化代表为北部楚文化和西部、南部的苗蛮文化、越文化的交融。这里也是中部汉民族聚居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区。湖湘文化是自南宋起于洞庭湖流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其中“湖”指洞庭湖，“湘”即湘江。一般认为，湖湘文化体系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可称为南楚文化的本土源头，它主要体现为民风民俗、性格心理以及民间宗教等通俗文化层面；另一个是从中原正统儒学南渐的湖湘学术，表现为学术、思想、教育及知识群体的精英文化层面。这两个源头使得湖湘文化体系既有很强的丰富性和特征性，又相互影响和渗透。各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承载主体、传播方式、文化功能，体现出丰满的个性特点。反映在聚居方式和聚落格局上，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如滨河大量干阑聚落、渔村，平原许多聚族而居的大屋聚落，流动的疍民聚落以及山间坡地吊脚楼聚落，等等。［17］
武陵文化是具有悠久辉煌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文化、楚文化、汉文化长期碰撞融合的结果。这一地区的民居类型大部分为适应当地气候与生活习惯而出现的干阑式建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土家族的吊脚楼。与民居相伴相生的是聚落中祠堂等公共建筑类型。历史上，虽然强宗大姓对该地区影响甚大，但今天看到的祠堂，多为改土归流以后为了宣扬儒家思想所建立的场所，其典型性的代表实例为利川大水井李氏宗祠、咸丰严家祠堂等。其特点是在聚落中居于中心位置，为了避战避荒，建筑的防守性较强。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屋顶形式与凤鸟崇拜有关，而凤鸟图腾的产生与兴盛，正是两湖地区贡献给华夏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早期干阑式民居形态影响到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形态，在湘鄂西部山区，一些仍处于原初状态的民居形式中，可能就包含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为与中原—江南建筑体系进行对比研究的重要标本。［17］
湘东包括岳阳长沙四县市（浏阳、宁乡、长沙县、望城）、株洲五县市（株洲县、醴陵、攸县、茶陵、炎陵），历史渊源深厚，炎陵县鹿原陂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湘东地区东近吴越，北临中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湘东地区最有特点的民居当属“大屋”。这些大屋毗连扩张，聚族而居，较为普遍，甚至全村紧密联系，形成庞大的建筑群体。现今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有张谷英大屋、黄泥湾大屋、桃树湾大屋、沈家大屋和锦绶堂大屋等，其建筑选址、布局、装饰及居住文化等，较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17］
大屋民居多以堂屋为中心，通过天井或院落组成建筑群组；多是一种居祀型的住居形式。主次轴线上的堂屋，都为一个大进深，不作分割的开敞大厅，在堂屋后部正中设神龛，供奉祖先牌位和神灵的塑像。建筑空间通过堂屋来组织，它既是家庭起居会客的公共空间，又是家庭祭祀祖先、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
湖北利川市大水井李氏宗祠［17］
鄂东北的麻城是移民的老家，孝感人在神龛上供着“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的神位，以示自己的祖籍在麻城。鄂东北自古以人文发达，文才武将，群星灿烂。有的语言学家将鄂东北方言与九江、安庆等沿江市县的方言划为“楚语区”。鄂东北最具特色的当属位处山凹处的宗族聚落，位于平坝地带的府第和宅屋，以及位于山顶的堡寨。宗族聚落规模都相对较大，讲究山水格局，而且历史演进的痕迹相对比较明晰。府邸宅屋形制丰富，有的规模宏大，甚至“独屋成村”，有的大屋的格局与江西的围屋颇为相近。
锦绶堂东视中轴线纵深剖面图
锦绶堂东向次轴线纵深剖面图［17］
麻城市木子店镇石头板湾的一个小型宗族聚落，山水田园，得天独厚。村中有三座公屋，属詹氏族人共有。按当地人的叫法分别为“老堂”、“高新屋”和“低新屋”。老堂在当地方言中意指祭祀祖宗、举办婚、丧等仪式、接待客人的地方，是村中等级最高的建筑。老堂门前是溪畔的小型广场，并与廊桥相连，是现在村民常聚集的地方，算是村落的中心。其他宅居地簇拥在侧，随地形变化灵活布局。
石头板湾祖屋的立面图与剖面图［17］
湘鄂西可分为巴文化时期和土家族、苗族文化时期。唐宋以前，是巴文化主体时期。唐宋开始，苗族、土家族已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其中湘西以苗族为主，鄂西南以土家族为主。土家族一部分是巴人后裔，其文化深受巴文化影响，白虎崇拜成为鄂西土家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土家族人信奉祖先；“彭公爵主、三抚官、向老官人、田好汉”这些人物都是土家族人崇拜的偶像。被认为“生有惠政，死后化为大神。人皆须祀祠”。宗祠类建筑主要有利川市柏杨镇大水井古建筑群、忠路镇木坝河村三元堂，恩施市六角亭解放路文昌祠、六角亭城乡街武圣宫、六角亭中山路成氏祠堂等。
作为中原通往华南的要冲之地，湘南也常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原频繁战乱，大量汉民迁徙湘南地区。在元末明初的大量移民中，既有据此屯兵而繁衍的军籍移民，又有举家迁来的民籍移民。移民文化以及与周边接壤地区文化交流，使得湘南地区既受到东部客家文化、南粤文化影响，更受中原正统文化的影响，同时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聚族而居的湘南传统村落，宗族制成为居民共同文化归属和心理认同，祠堂是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受到家族成员的高度重视。祠堂的选址极强调风水，尤其重视堂号家声。湘南祠堂多为合院式布局，由前后两组院落或天井院构成。中轴线上依次布置主入口（常与戏台结合）、享堂和祖堂。有些祠堂不设享堂，而使祭祀的祖堂直接面对入口戏台。与两湖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的是，湘南祠堂入口风格形式多样，既有如鄂东南祠堂槽门式入口，又有如赣、皖地区祠堂木构牌楼式门堂。［17］
传统宗族文化是两湖地区家族祠堂产生的背景。宋代，宗法又以礼教与政权、神权、夫权、族权相结合的形式存在，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明朝初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两湖地区接纳了大量以家族为组织的东南方移民，其中以江西移民为主。举族迁徙而来的东南移民家族，同时带来江西等地比较严密的宗族组织和文化。宗族组织历经数百年，在两湖地区孕育、生长，形成一处处聚族而居的血缘型村落。
作为村落中最重要的建筑，祠堂代表着一个宗族的精神中心，在聚落空间中总是占据重要的地位。血缘型聚落大多层序清晰而严谨，同儒家礼制思想中的等级、尊卑观念相一致。聚落村落布局明显的秩序特征，主要体现在核心化和层次化两方面。核心化是村落布局主要以宗祠为中心展开，聚落形态也表现出明显的内聚性和向心力。层次化体现在祠堂的不同等级及其对住宅布局的影响上，在形态上空间结构系统清晰可辨。［17］
在两湖地区传统村落中，祠堂在外观上是很突出的。建筑体量比较高大，入口立面、山墙的处理独特，云墙极富动态气势，如游龙一般，在整个村落中尤为突出。［17］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血缘型聚落，常常建有三种类型的祠堂。宗祠是家族归属、兴旺和荣誉的象征，作为一个宗姓合族祭祀始祖而建的主祠，在村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建筑规模、等级也最高。同一地区不同家族之间往往会在家族象征方面相互攀比。从规模上看，宗祠常常有三进以上院落，有的在横向还有跨院，主入口立面处理非常讲究，常常建有牌坊式的门墙。
支祠多为家族支派祠堂，奉祀该房直系祖先。这类祠堂有一定规模，并明示为“祖堂”、“宗屋”、“公屋”等。通常，支祠与周边书院、学堂、宅第建筑连为一体。在鄂东南，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公屋”，前临水塘或空场，其他住宅围绕着公屋或祖堂而建。
家祠是建在宅第之间或宅内的祭祀空间，供奉该家庭直系祖先，通常称祖堂。一般人家只在堂屋设祖先牌位，只有家庭人丁兴旺，并具备相当的财力的时候，才会兴建家祠。这类家祠的位置一般在整栋宅第的中轴线上。
两湖地区东西南北局部地域差别非常明显，血缘聚落宗族文化的表现也有一定区别。湘鄂西土家、苗、侗、瑶等民族同样聚族而居，同样单姓村落，却不一定以祠堂形式作为祭祀和村落核心，侗族聚落代之以鼓楼，土家族为摆手堂。湘西、湘南汉族村落的祠堂多为两进院落，与两湖东部地区相比，减去了中间的享堂。湘南的一些祠堂甚至强调的是横向展开，而纵向仍只有入口和祖堂两进房舍。
伍氏宗祠主体周详剖面图［17］
李晓峰分析两湖祠堂特征：一是风水最佳。祠堂选址于村落风水吉地，“枕山”、“面屏”、“环水”。凡有地形条件不太符合风水要求的，则通过一些建筑处理，人为调整，以达到和满足风水要求。二是纵向延展，步步升高。祠堂在平面布局上为纵向延伸的格局。家族宗祠在面阔方向可能达五开间以上，一般支派祠堂仅三开间，而许多家祠仅有一开间，纵向通常有四五个天井院。祠堂的入口主要靠大门两侧的八字门墙作烘托。稍大一些的公屋在第一进入口处建一个面向天井的戏台。从阁楼式戏台下穿过，便是纵向的多进天井与过厅，明暗空间交替一直通向祭台。进深越大，院落标高越往后越高，体现“步步高升”寓意。三是聚落仪式化场所及娱乐中心。各类祠堂将安置祖先牌位和祭台的最后一进房舍，称祖堂，是最神圣的场所。仪式化是这个场所的主要特征。为强化祭祀空间的仪式性，鄂东一些祠堂从祖堂延伸出一个方形的亭台，从而加大了祭祀空间的进深感。这个方形的亭台往往成为建筑装饰的重点，檐下斗拱额枋以及天花藻井极其精美。而阳新伍氏宗祠甚至以一种宽廊直接将后两进房屋在中部联为一体，形成一种“抱厅”的格局。［17］
两湖地区祠堂及会馆戏台一般形制多为台口前凸式，极个别出于多功能考虑，采用“三幢并联耳房式”。戏台通常处于建筑群中轴线上，坐南朝北，面向正堂、祭台方向。利用合院两廊、正堂及院落作为观众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观演场所。湖北阳新太子镇的李氏宗祠，是湖北祠堂戏台典型范例。［17］
湖北襄阳隆中石坊是三间四柱三楼，形体粗犷，楼顶屋面四角微翘，正脊安吻兽，檐下施斗棋，额枋、平板枋上施以雕刻，中间置板，正中额书“古隆中”三字，左匾书“宁静致远”，右匾书“淡泊明志”，背面正中额书“三代下一人”，柱上的楹刻“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背面为“伯仲之间见伊侣，指挥若定失肖曹”，赞扬诸葛亮对汉室的忠诚以及过人的才智，表达出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两湖地区传统祠堂建筑较少发现有全部使用抬梁架搭建的房屋，为了加大厅堂空间，在明间使用抬梁架结构体系，在次间、梢间仍采用穿斗式结构体系；还有一种穿斗抬梁组合方式就是在一榀屋架上兼有抬梁与穿斗的特点，将局部的柱子不落地，转而架在穿枋之上，这种就是“局部柱落地式”，穿枋就起了梁的作用。有些建筑为增强稳定性，在大梁下边另加一道或两道插梁，则使构架更为坚稳。从用料来看，插梁架较穿斗架提高很多，使各层梁枋间隔舒展开来，有利于艺术加工，增强结构构件的艺术性。［17］
阳新太子镇李氏宗祠戏台立面图［17］
湖北恩施彭家寨土家族吊脚楼里的神龛。鄂西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口村彭家寨是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典型的土家族山寨。彭氏是土家族强宗大姓，据《彭氏源流考》所载：湘西彭氏以溪州彭士愁为其先祖，彭氏源流上溯至彭姓始祖筏铿（彭祖）。据家谱记载，彭姓源于殷商时诸侯国大彭（今天的江苏徐州铜山境内），后迁徙于河南、河北、陕西、甘肃一带，唐玄宗时，落籍庐陵（今江西吉安），明清时一部分又迁徙至湘西、鄂西，其中分布最多的主要是永顺、龙山、来凤三县。彭氏迁徙的路径基本符合我国“北方迁江西，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潮通道。
彭家寨所在的沙道沟镇，自古是鄂西的交通要道，不仅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通道，也是鄂西著名的“川盐古道”的交会口，清末及抗战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都从四川运盐到此，再顺酉水运到湖南。［21］
深藏于鄂西大山中的彭家寨是吊脚楼建筑形式的典型代表。底层架空，并在转角部位作一圈转廊，转廊出挑较大，均不落地，从底下仰视，如同吊在半空。吊脚楼既是穿斗式结构的一种，又有别于普通穿斗建筑。龛子、吊脚檐柱、两重挑、板凳挑、耍起、吊起、耍头、吊头等，成为土家族吊脚楼的重要特征。彭家寨吊脚楼之所以成为精品，是由于吊脚楼龛子顺山势一溜排开，高低错落，把建筑最美、最具特色的部位展现出来。张良皋认为，楚建筑的主流已经汇入中国古典建筑的主流之中，而土家吊脚楼在保存楚建筑特色的同时，还保存着巴建筑的若干本色，被称为巴楚建筑文化的“活化石”。［22］
立面分析［22］
鄂西土家族标准的正屋正房一般是由四榀木屋架构而成，形成三个开间。正中的一个开间叫“堂屋”，堂屋两边的开间叫“偏房”，偏房分隔成前后两个半间，前半间作“火塘屋”，后半间作卧室，复杂的吊脚楼还有转角楼和厢房。土家族人认为，堂屋是风水观念中“穴”的点位，正屋正中的堂屋位于中轴对称的中心。土家人祭祀祖先、举办红白喜事、聚会吃饭、接待宾客，都是在堂屋。堂屋的后板壁上设神龛，神龛的主要内容是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和祭祀宗族祖先的堂位。彭家寨彭氏祖先的神龛上，右边写着“陇西堂上历代祖先”，左边写着“九天司命太乙府君”。土家族的神龛一般设在堂屋后壁上，中部横衬一块木板，叫神台，在神台下面放一木制供桌，上放土家族的始祖神傩陀爷爷和傩陀娘娘。神台顶端罩块木板，叫火焰板，用于防火，这是土家建筑中神居空间的硬件。用纸写上“家先”，标明其郡望，贴于神台和火焰板中部壁面，请本民族的神职人员，即“傩老师”举行仪式恭请神仙和祖宗入住，神龛因此神形兼备、生动丰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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