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与徽州祠堂

古徽州的北方中原移民，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唐末和南宋三个不同时期陆续迁来，形成族群聚落的初始时代前后不一。明清时期徽州商帮称雄天下，时有“南徽北晋”之誉。儒雅的徽商投入巨资，建设故里，光宗耀祖、光前裕后。将天下的建筑艺术精华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徽派建筑风格。徽商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有“贾儒”之美名。聚族而居的徽州古村落，无论大小聚落，均以宗祠为中心，营建民宅、园林、牌坊等。这时的徽州古村落，集徽商经济与新安理学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流派。

到清代咸丰以前，徽州地区社会稳定，徽州聚落繁荣鼎盛。一方面徽商家族建设聚落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徽商吸纳淮扬、荆楚、严杭等相邻地区的建筑意匠和技艺。聚落的生态环境，聚落的理水设施，聚落的空间经营，公共建筑的丰富，民居祠堂内外装修的档次，都有极大的提高。

祠堂的建设与维护，尤其在祠堂翻修扩建的浩大工程中，需要巨额资金；通常要有族中资金雄厚的儒商、达官显贵捐助。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商帮的支持，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生命线才得以延续。所以祠堂里供奉的神主，除始祖、祖先和与家族相关的重要神祇外，第三类受请入祠之人就是为宗族事业作出贡献的那些族人，是宗族文化繁荣的根基。

一些家族的祠规，对于神主资格的认定是宽松的，能出资捐助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入祠堂享用祭祀，受众人叩拜。宗族鼓励和提倡捐资助义的善行，家族出了巨商富贾，在外光大族业，在内资助闾里，是宗族的荣耀。修缮祠堂这类光宗耀祖、传承礼教的活动，必由族中儒雅商帮堂而皇之地承办，并且记录在案，受人称道。［23］

古代徽州，本为古山越人的聚居之地，世代过着平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徽州的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的中原衣冠南迁，一次是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一次是唐末的黄巢起义；一次是北宋“靖康之乱”后宋室南迁。三次迁徙，导致大批中原士族迁入徽州，成为徽州75个姓氏的主要来源。［23］

历数今徽州地区大姓，均源自晋、豫、鲁等中原地区。相对徽州当地的山越人，中原移民群体显然是强势族群。携族人乡党、佃户百姓迁入的中原世家大族，坚持宗法制度，强化族群意识，聚族而居；教化成熟的意识形态，如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重视农耕等，从制度到文化，从生产方式到经营谋略，显然反客为主。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的移民族群和原住民共同发展了以血缘族群为主、地缘乡党为辅的徽州地域文化。［24］

徽州各大姓，如歙县篁墩的程氏、棠樾的鲍氏、唐模的许氏等，黟县西递的胡氏、屏山的舒氏，等等，莫不聚族而居。一村一姓，世代相沿，形成了宗法社会的基础和特质。考察“新安十五姓”（即：程、汪、吴、黄、胡、王、方、李、洪、余、鲍、戴、曹、江、孙）的来源及聚落现状，无一例外均为北方士家望族的后裔。在南迁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是合族举迁，本身即有极大的内聚力和排他性。在徽州的青山秀水间，屯聚成村。中原士族的迁入，不仅为徽州文化的融合、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契机，中原儒家文化进入徽州，也促进了徽州人文鼎昌。［25］

“儒商”的概念是从孔子之徒端木子贡而来。子贡经营的事业极成功，口才又很好；作为儒家弟子，从事商业活动，人们自然就联想到“儒商”二字。孔子去世之后，当时的子贡身为六国宰相，权重一时、富甲一方，陪伴孔子之灵六年才离去。内儒外商，为富且仁，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这位春秋时期杰出商人的商业精神，奠定了儒商思想的基础，成为彪炳千秋的儒商典范。

地狭人稠的古徽州，自然资源匮乏，发展空间有限。耕读之家能够通过科举中第步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屡试不第的徽州人走出封闭的皖南，向外拓展寻求生机。徽商深受宋明理学义利观念、徽州家族伦理观念的熏陶。徽商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有借助族力、优游官场、官商一体等。事业成功的徽商们首先想到的是感谢祖宗的保佑与赐福，向家乡族众捐置族产、扩建祠堂，形成在外经商、取得功名的徽州人返乡望祖的传统。［26］

徽州雄起，赖于徽商。徽商发端于东晋，形成于北宋，崛起于明清。明万历以后至清道光的三百余年间，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几乎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商业，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均位居全国商业集团之首。徽商以结伙经营为特色，其中宗族乡里是结伙的最大社会基础。

徽州人历来重教育。徽商的雄起，又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教育的发展。徽州以才入仕者众，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父子双宰相”、“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四世一品”等，科举佳话累累。据统计，徽州历史上出过29位状元、17位宰相。从古至今，徽州人创造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成就包括：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建筑。［27］

徽商深谙“世变日新，物竞雄烈”，立足初步构成的徽文化圈，不断地汲取淮扬、荆楚、湖嘉、饶赣等地域文化的精粹，充实丰富完善了徽州文化圈的内容和层次。

2008年，国家文化部命名“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范围涵盖当今安徽省黄山市三区四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不但使从前的“一府六县”重新走到一起，且范围扩展到古徽州的周边地域。

由汉末始，结束于南宋的中原地区三次大移民，是徽州地区第一次文化变迁，主要是一种被动的冲突与转化，形成了崭新的“徽文化”构架。自南宋始，盛极于明清的徽州人大举外出经商，是徽州地区第二次文化变迁，主要表现是主动式的文化融合，丰富了徽州文化圈的内容和层次。［24］

遍及乡村聚落的祠堂，彰显徽州商贾官儒一体，族业兴旺，富贵荣耀；牌坊名冠全国，座座耗费巨资精镂细刻的石牌坊屹立乡里，表现了徽商的富贵和朝廷的认可；书院家塾的兴起，不断提高徽州民居聚落的文化层次和徽州文化传承发展。［24］

徽派建筑始于宋代，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古徽州以民居、祠堂、牌坊并称“徽州三绝”，其中明嘉靖年间开始修建的徽州祠堂，被誉为徽派建筑的集大成者。如果没有徽商的经济实力，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造这样精美的祠堂。如果没有像徽州那样的文化底蕴，这些祠堂在艺术上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28］

北方在两汉时已高度发达的院落式建筑的“礼”制习俗与非常适合山区丘陵地带湿热气候干阑楼居住模式相融合，形成徽州新型“厅井楼居式”民居，至迟在明初已臻完备。这种混合构造方式的木构架既满足了住宅内不同使用空间的功能划分，又充分发挥了两种木构架的结构性能。［24］

徽州祠堂建筑形制较固定，一般由纵向三进院落组合一些建筑空间而成。仪门、庭院、正堂、享堂、寝殿位于中轴线上，两边对称有厢房、廊庑等。整个祠堂中轴对称，由大门至寝殿的地坪逐渐升高，外观高耸、封闭。经过明清两代的兴建，徽州历史有记载的祠堂是6000多座，传世至今的祠堂仍数以千计。［27］

《徽州文化全书》列出其中典范：徽州区呈坎罗东舒祠、棠樾清懿祠（女祠）和敦本祠（男祠），歙县大阜潘氏宗祠、北岸吴氏宗祠、湖村特祭祠，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华阳周氏宗祠，黟县南屏叙秩堂祠堂群，屏山舒庆余堂、西递敬爱堂，祁门六都祠堂林、渚口贞一堂，休宁黄村的进士第，婺源汪口俞氏宗祠、黄村经义堂、镇头方氏宗祠。

徽州祠堂建筑形式分天井式和廊院式两种。天井式祠堂由住宅演变而来，建筑格局与“四水归堂”的民宅基本相同。廊院式祠堂是最能体现徽州文化特色的建筑，规模宏大，多为四合院式，有的横向有跨院。祠堂由高墙封闭，山墙梯级跌落；建筑内部构件精致，柱粗梁硕，雕刻精美，显示出非凡的气派。空间层次丰富，一般有仪门、享堂、寝堂三进。仪门为第一进，正门楼多是重檐歇山式，有四柱三间二楼或六柱五间三楼，有的门楼门罩附在正墙之上，雕饰极多。仪门外有台阶、照壁，有的还有广场。过仪门为第二进，多为方形天井，天井左右各有数间石柱木梁架构的单檐廊庑。正厅，是举行祭奠的主场，规模大的祠堂，正厅多用抬梁式、穿斗式架构，上架硕大的月梁、象鼻梁等。寝堂为第三进，是安奉祖先灵牌的神殿，两层楼房，为重檐建筑，下有狭长天井与中进相通，上设轩敞楼厅。现存的绩溪龙川胡氏宗祠、婺源的江村祠堂、呈坎的罗东舒祠堂、祁门渚口的贞一堂等，均属此类。［27］

徽州民居、祠堂建筑主要特征是：1. 平面方整，中轴对称，呈矩形延伸；2. 外墙封闭，内有天井采光和通风；3. 大门讲究，石库门套、砖雕字匾、门罩形成文化之门；4. 造型典雅，粉墙黛瓦，天际线气韵灵动，三雕精美传神；5. 空间紧凑，天井和厅堂空间的分隔和利用精致巧妙；6. 结构巧妙，抬梁式、穿斗式有机结合，合理地利用材料，强化了木构架的整体稳定性。7. 装修精湛，彰显先祖功德和宗族权势，充分表达徽州文化内涵；8. 组合灵活，以祠堂为核心，“隔而不离”，“有机生长”，建筑群体形象丰富多彩。［24］

中国传统建筑重视门面，徽州祠堂大门不仅是作为建筑出入口的“功能门”，是具有审美情趣、理想追求、雕饰精美的“文化门”，更是显示宗族荣华富贵、声望地位、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门”。徽州地区早有“十分建楼，七分建门”的传统风尚。村落内祠堂、书院等公共建筑与民居建筑的大门，比例和尺度相似，披檐式门罩、门套、砖雕字匾等构成元素基本相同，材料和色彩相近。而“字匾门”“八字门”“牌楼门”等多种类型大门穿插搭配，在整体和谐下的个性发挥，是徽州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理念。［24］

坐斗式马头墙

马头墙，层层叠落、造型丰富、色彩淡雅、装饰细腻、组合灵动，充分展示徽派建筑的韵律美；就地取材，施工简单，青瓦覆顶防晒抗雨，白垩抹墙反光防潮，墙体凸起封住木构架满足防火要求，充分发挥了徽派建筑功能美。徽州民居祠堂马头墙，以压顶及翘角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坐斗式马头墙：由印斗盖、印斗、印斗托、小青瓦、花边勾头、博风披水、博风板、三线拔檐、绘画垛头等组成。［24］

挑斗式马头墙：由印斗盖、印斗、四角墩、包筒筑脊、小青瓦、花边勾头、博风披水、博风板、三线拔檐、绘画垛头等组成。

挑斗式马头墙

鹊尾式马头墙：由鹊尾飞、鹊尾托、三线头、六角墩、包筒筑脊、小青瓦、花边勾头、博风披水头、博风板、三线拔檐、绘画垛头等组成。

鹊尾式马头墙

坐吻式马头墙：由坐吻鸡、披水头、花脊头、三线头、六角墩、包筒筑脊、小青瓦、花边勾头、博风披水、博风板、三线拔檐、绘画垛头等组成。

坐吻式马头墙

明清以来，朝廷对不同社会等级形成的建筑制式和色彩的规定，使汉族地区民间建筑和官式建筑，只能做制度化选择。明代初期规定：第一等级为王侯：厅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第二等级为官员：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洪武三十五年，申明禁制，一品、二品厅堂各七间，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第三等级为庶民：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这项制度沿袭到了清代，依然对于我国的建筑形制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徽州地区内绝大部分现存传统建筑属于第三等级的范畴，开间、层高、色彩选择，固然是制度化的行为，约定俗成。而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是程朱理学以及山水田园之中的桃源意境，深深地陶冶了人们的道德情操，逐步造就了徽州民居淡雅、洁净的建筑外观和聚落风貌。［24］

牌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由棂星门转化而来，形式逐步演变为木制、砖制或石制的牌坊，作为建筑物入口大门的功能弱化、消失，提升建筑物的礼制和文化意义受到强化，成为一种集标志性、纪念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特殊建筑类型。徽州的牌坊，相传极盛时有1000多座。有“牌坊之乡”称谓的歙县，就有400余座，现在不完全统计，也遗存有90余座。立坊的位置，明代和清代，祠堂、衙署、园林乃至桥头、村口设置牌坊，已成为封建伦理世俗化的标志。按立坊的目的划分有科第牌坊、旌表牌坊、恩荣牌坊。按牌坊造型有冲天柱式、楼式，其中又可细分为四柱三间五楼、四柱三间三楼、双柱单间三楼等多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