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敦煌變文整理校勘中的幾個問題

關於敦煌變文整理校勘中的幾個問題

敦煌遺書的發現，是我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八十多年來，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們在敦煌遺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其中通俗文學作品的整理，成就尤爲卓著。像《敦煌變文集》、《王梵志詩校輯》、《敦煌歌詞總編》都是通俗文學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頗爲國際學人所矚目。但由於敦煌遺書基本上是以寫本的形式保存下來的，其中有着許多殊異於今日的語言特，這就給敦煌遺書的校理帶來了特殊的困難。而以往的一些學者，對於這種語言特似乎并没有下過特别專精的鑽研功夫，因而在敦煌遺書的校勘方面也就造成了不少的遺憾。即以王重民等先生編校的《敦煌變文集》而論，該書根據187個敦煌卷子校録成78種變文或有關材料，搜羅不可謂不富。但該書在校録方面的錯誤却絶非罕見，據不完全統計，當在萬條以上。自《變文集》1957年問世以來，有關的商榷、補校論文（論著）也已達120篇（種）之多。1984年，臺灣著名學者潘重規先生推出了新一代的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29〕，其書以《敦煌變文集》爲基礎，依據敦煌寫本原卷，訂誤補脱，校正了原書的大量錯誤，成就斐然。但潘書誤録、漏校、誤校之處仍復不少。究其致誤之由，亦與校録者對敦煌寫本的語言特不够了解有關。下面我們便以敦煌變文爲例，就變文整理校勘中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談一不成熟的想法。其有違失，識者正之。

一　校勘變文必須通曉俗字

所謂俗字，是指在民間流行的通俗字體。敦煌變文源於民間，記以口語，且屢經傳抄，其間保存的俗字資料至爲繁富。我們隨便取一個變文的寫本卷子來看，就可以發現俗字的使用不是個别的偶然的現象，而是連篇累牘，觸目皆是。這些寫本的字體，往往是楷隸行草，紛然雜陳；或繁或簡，變化無端；畫偏旁，任意增損，可謂訛俗滿紙，令人眼花繚亂。這種情況，不但對變文的閲讀和研究造成了特殊的困難，也對變文的整理校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精通俗字。這就要求研究者對於漢字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淵源流變了然於胸，同時善於運用偏旁分析和歸納類比等方法，去獨立地辨識一些不見於字典辭書的俗字。可以這樣説，通曉俗字是整理敦煌變文的最基礎的一環。下面我們就舉一些例子，看看研究者因不明俗字而造成的種種失誤，從而可以看出俗字研究對於敦煌變文校勘的重要性。

以上數例，都是因爲不明俗字而造成的校録錯誤。相反，如果我們具備了俗字方面的知識，碰到一些棘手的校勘問題便能比較容易作出判斷。試看二例：

二　校勘變文必須明了方言俗語以及佛教專門術語

作爲唐五代民間文學作品的敦煌變文，它所採用的語言，大抵是當時的口語，其中有着大量的方言俗語，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佛教術語。這些詞語，或字面生澀而義晦，艱於索解；或字面普通而義别，易致歧解；加以抄手便書通假，輾轉變易，蒙上一層俗化音變的迷障，誠乎校讀爲難！這就要求校讀者於通曉俗字外，還必須明了當時的方言俗語以及佛教詞語，否則便很難做好校勘工作。試看如下幾例：

例八，《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伯2292）：“願抛火宅上牛車，又遇維摩長善牙。”王慶菽先生校“牙”爲“才”。徐震堮先生則云：“校改‘牙’爲‘才’，非。全詩叶家麻韻，不應此字獨異，且‘長善才’語意亦不醒豁，‘牙’疑當作‘芽’。”按：徐校是。“牙”爲“芽”之省旁字。同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有漏福、受榮花，何以持經種善芽。”正有“善芽”之語。又《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黄昏時節獻香花，定與門徒長道牙。”“長道牙”即“長道芽”，“牙”亦“芽”之省旁字。佛教謂善心之萌芽爲善芽，正道之萌芽爲道芽。“又遇維摩長善芽”是説光嚴見了維摩以後生長了善心之萌芽。王校不明“牙”爲“芽”之省借，又不明“善芽”爲佛典之習語，遂臆改爲“才”，則既失其韻又失其意矣。^〔37〕

例十，《敦煌變文集》卷五《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伯2418）：“孩子未降，母憂性命逡巡，及至生來，血流洒地。渾家大小，各自忙然，只怕身命參差，急乎看其好惡。”“乎”字原卷實作“手”（《敦煌變文集新書》已改正），“急手”爲急速之義，亦當時俗語，詳《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急手”條。《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一《三身押座文》：“念佛急乎歸舍去，遲歸家中阿婆嗔。”“乎”字原卷實亦作“手”字（《敦煌變文集》不誤）。這兩個“急手”原卷都很分明，而校録者誤爲“急乎”，恐怕也跟不明俗語詞有關。

例十一，《敦煌變文集》卷六《目連緣起》：“既登聖賢之位，思報父母之深恩。”“聖賢”原卷實作“賢聖”。下文：“聖賢此時來救濟，世尊又施白毫光。”“聖賢”原卷亦作“賢聖”。按：“聖賢”、“賢聖”都是指聖者和賢者，但内典（佛之教典）謂之“賢聖”，外典（佛教外之典籍）謂之“聖賢”，其稱呼有别。校録者多聞“聖賢”，少聞“賢聖”，因誤加乙倒。^〔39〕

例十二，《敦煌變文集》卷二《韓擒虎話本》：“（衾虎對諸將曰）‘此是左掩右夷陣，見前面津口紅旗，下面總是鹿砦，裏有撓^〔40〕勾搭索，不得打着，切須既（記）。’當見右夷陣上，人員較多，前頭總是弓弩。衾虎有令……”《敦煌變文集新書》斷句同上。按：原校“既”爲“記”是對的，“既”、“記”音近，敦煌變文中二字相通之例甚繁，不煩舉證。但原文斷句欠妥，其中的“當”當屬上，以“切須既（記）當”四字作一句讀。“當”是當時習見的俗語詞，通常放在及物動詞後頭，不表示實在意義。^〔41〕同書《歡喜國王緣》：“好道理，不思議，記當修行莫勇伊。”又《維摩詰經講經文》（斯4571）：“我要流傳於末代，汝須（引者按：“汝須”原作“須汝”，原卷“須汝”二字間有乙正符號，今據乙）記當莫因循。”“記當”用法同。校者不明“當”的這種特殊用法，以“既（記）”、“當”分屬上下兩句，誤甚。

例十三，《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五《漢將王陵變》：“王陵脱著體汗衫，掇一標記：‘斫營，先到先待，後到後待，大夫大須審記，莫落他楚家奸。’便樨（？）紫離門探聽更號。”又下文：“王陵謂曰：‘……若捉他知更官健不得，火急出營，莫落他楚家奸。’便遂乃揭却一幕，捉得知更官健。”按：“奸便”爲奸謀之意，乃當時的俗語詞。《敦煌變文集》以“奸”、“便”分屬上下兩句，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早已擿發其誤。潘氏不察俗語詞，乃襲《變文集》之誤而不能發正。

例十四，《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五《伍子胥變文》：“子胥帶劍，途步而前。”潘校引《敦煌變文集》王重民校記：“‘途’字無義。疑應作‘徒’。丁卷作‘逄’，應讀‘龐’，‘逄步’是俗語。”按：“徒步”是。“途”、“徒”《廣韻》並音同都切，《龍龕手鏡》“途”字下注謂“今音徒”，可見兩字同音，自可通用。敦煌變文中“途”、“徒”通用者衆，無庸贅舉。“徒步”指步行，這和前文“緣何急事，步涉長途”、“面帶愁容而步涉”的描寫正相吻合。同書《秋胡變文》云：“阻隔孃孃，孤惸寂寂，徒步含啼。”亦有“徒步”用例。至於丁卷的“逄”，實爲“途”字形近之誤。同篇上文“途中不禁淚沾襟”，原卷“途”作“逄”；下文“更復前行”，丁卷作“更進前逄”，“逄”亦即“途”字誤書（《干禄字書》以“逄”爲“逢”之俗字）。王校謂“逄步”是俗語，未見佐證，恐爲想當然耳。

以上所舉，第八例爲誤校，九、十例爲誤録，十一例爲誤倒，十二、十三例爲誤讀，十四例爲誤辨俗語詞，其致誤之由，皆在於不明方俗術語。

三　校勘變文必須諳熟當時的書寫特點

敦煌寫本湮没一千多年，未經後代校刻竄亂，保存着唐五代寫本的原貌，其中有着許多殊異於今日的書寫特。今天校録變文，必須對這種書寫特有一個總的認識，然後可以下筆，否則觸處窒礙，難免失誤。具體説來，這些失誤常産生於以下幾端：

（一）不明改字方法而誤

敦煌寫本中改字的方法種類頗多，通常因抄手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初看起來似乎無一定之規，但只要仔細歸納研究，還是能找出一些共同的規律的。惜校者於此注意很少，每每疏忽，造成錯誤。如：

例十五，《敦煌變文集》卷七《書》：“勤學不辭貧與賤，發憤長歌十二時。”王慶菽先生校記：“甲卷‘十二時’下多一‘辰’字。”徐震堮先生校：“按前後韻脚，‘時’當作‘辰’。”按：徐校確。甲卷“時”字右側有三小，表示“時”爲誤字，當删。^〔42〕於誤衍、誤書之字右側旁注“卜”、“…”等符號表示當删去，是敦煌寫本中使用最廣的改字方法之一，^〔43〕校者不可不察。

例十六，《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斯4571）：“阿修羅等，調飋玲玲之瑟琵琶，緊那羅王，敲駮犖犖之羯鼓。”王慶菽先生校記：“瑟”字疑衍。潘校：原卷有“瑟”字，本已圈去。按：潘校是也。“瑟”字涉上“飋”（蓋即“瑟”之增旁字，見《龍龕手鏡》，原校作“颯”，非）字而誤衍，原卷既已塗去，不當録。又按：圈塗删字（有時只加一小，頗易忽略）之法敦煌寫本中應用頗廣，但校者誤録處仍復不鮮。

例十八，《敦煌變文集》卷六《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獄主更問：‘第七隔中有青提夫人已否？’‘若看覓青提夫人者，罪身即是。’”按：“看”字衍。戊卷即無“看”字（上文僅見於原卷、戊卷）。原卷作“看覓”者，抄手擬書“覓”字，而誤作“看”，發現這一錯誤後，復寫一“覓”字，而“看”字又未塗去，遂致誤衍也。正字書於誤字之下，而誤字不加任何删改符號，此亦敦煌寫本改字常見之一法。同書《歡喜國王緣》：“夫人曰：‘人間矩燭（引者按：當從甲卷作“短促”），弟子常當知，未委何方，命壽長遠？’”啓功先生校記：“常”字甲卷用硃筆删去。按：“常”即“當”字誤書，甲卷删去是也。

例十九，《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斯4571）：“頭冠耀處黄金簇，衣縷揉成錦葉堆。”“揉成”費解。考原卷“揉”字右側旁注一“褺”字，實指“揉”爲“褺”字誤書，當改作“褺”。^〔46〕《龍龕手鏡》：“褺，音牒，重衣也。”同書《捉季布傳文》“典倉牒紙而吮筆”，丁、庚卷“牒”字作“褺”。是“褺”義同“牒”，文中指重疊衣物。此例爲旁記正字改正注中誤字，其法在敦煌寫本中運用甚廣，校録者多有疏忽而致誤者。

（二）不明省略方法而誤

在唐、五代以前，書籍大抵靠抄寫流傳。抄手爲了節省時間，往往採用一些省略的方法。這種特，在由民間俗手抄寫的變文這一俗文學寫本中表現得尤爲特出。由於這些省略方法頗不見於今日，因而導致了一些校録上的錯誤。如：

例二十，《敦煌變文集》卷五《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伯2418）：“思量我等生身母，終日憂怜男與女；爲兒子抛出外邊，阿娘悲泣無情緒。或仕宦，居職務，離别耶娘經歲數；見四時八節未皈來，阿娘悲泣。或經營，去（求）^〔47〕利去，或住他鄉或道路；兒子雖然向外安，阿娘悲泣。或在都，差鎮戍，三載防邊受辛苦；信息希疏道路遥，阿娘悲泣。”這一段唱詞，大抵是採用兩三、三七言的句式（即第一句兩個三言，下接三句七言），“阿娘悲泣”照例應爲七字；又此段首句入韻，“阿娘悲泣”三句並爲偶句，末字照例應當入韻，而“泣”字失韻，顯然有誤。潘校云：“‘泣’下原卷空三字，省‘無情緒’三字。”按：潘説是也。敦煌寫本中抄手對重複出現的句子、套語，往往採用省略的辦法。^〔48〕本段“阿娘悲泣無情緒”出現了一次後，接着重複出現此句時，抄手便只寫“阿娘悲泣”四字以爲提示，其餘三字便省略不書了。校録者不達此例，只録“阿娘悲泣”四字，末用句號，則既失其韻又失其意矣。

（三）不明重文符號而誤

敦煌寫本中，書手遇有重文，往往施以重文符號，其中有施於單音詞重疊的，有施於雙音詞重疊的，有施於句子重疊的。場合既異，形式亦别，其符號有施於字右側的，有施於每字下側的，有施於詞、句下側的。重文符號的形狀也五花八門。名目既繁，因之造成錯誤的原因也有種種的區别，其中有不明重文符號而誤脱的，有不明重文符號而誤衍的，有不明重文符號而誤録的，有將重文符號誤爲“之”字的，有將重文符號誤爲“了”字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複雜的情況，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在這裏詳細地介紹（我們將另撰專文討論）。下面僅舉一例，以發其凡。

（四）不明乙字符號而誤

敦煌本《搜神記》“管輅”條謂趙顔子年十九當死，後管生的南斗從管死的北斗處借得文書，云“此年始十九，易可改之”，把筆顛倒句著，語顔子曰：“你合壽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終也。”并謂“自尔已來，世間有行文書顛倒者，即乙復，因斯而起”。按：“句”當讀作古侯切，即“勾”的本字。“把筆顛倒句著”是指用筆在“十九”二字間打了個乙正的符號，從而使顔子年壽從十九變成了九十。在敦煌寫本中，這種乙字的符號（通常是一小鈎）觸處可見，校者據以乙正的誠然很多，但疏忽誤録的頗亦不在少數。如：

（五）不明原書句讀而誤

現在的新式標雖然是“五四”運動中纔從西方輸入的，但漢語句讀的起源却已有着幾千年的歷史。在敦煌寫本中，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斷句的方法。如唱詞通常是每行抄兩句，上下句之間空一二格左右的距離；散文則接抄，於文意當讀斷處或空一格左右的距離，或加一小圓圈。我們今天校理變文，自然應該充分尊重寫本抄手的斷句意見，不應擅作主張。《敦煌變文集》的校録者於某些地方似乎尊重不够，因而導致了一些本可避免的錯誤。如：

例二十三，《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北京光字94號、伯3079號）：“是時也波旬設計，多排彩女嬪妃，欲惱聖人。剩列奢華，艷質希奇，魔女一萬二千，最異珍珠千般結果（引者按：“果”項楚先生校作“裹”，可從）。”本段句讀多誤，潘書於“珍珠”後逗，是。然誤處仍多。蔣禮鴻先生以“艷質”屬上讀，極是；項楚先生進而謂“嬪妃”後用分號，“聖人”後改施逗號，“艷質”後施句號，“希奇魔女”連讀，後用逗號，^〔51〕並是。今檢該篇所見之兩個寫本原卷，“也”、“計”、“妃”、“人”、“質”、“千”、“果”諸字後並空一格左右的距離，表示當讀斷（本篇當讀斷處寫本皆如此）。據此并參用蔣校、項校，則原文當讀作：“是時也，波旬設計，多排彩女嬪妃；欲惱聖人，剩列奢華艷質。希奇魔女，一萬二千；最異珍珠，千般結裹。”這樣一斷，便文意豁然了。

當然，寫本原卷的句讀也有錯誤的地方。蓋因抄手并不一定就是原文的創作者，抄手在傳抄時誤斷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這時自然得酌加取捨，不可盲從。下面一例便是承襲原卷的句讀造成的失誤。

例二十四，《敦煌變文集》卷五《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但少僧生逢濁世，濫處僧倫全無學。”這兩句上文是一段韻文，下文是散文。徐震堮先生謂這十四字并非韻文，當屬下散文，連讀作：“但少僧生逢濁世，濫處僧倫；全無學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按：徐校確。檢核寫本原卷，這十四字仍以韻文形式排列，前七字與後七字之間空開，“學”字後不抄到底，换行寫“解之能”。蓋抄手在傳抄時有意區别韻文和散文，韻文每行上下兩句，散文接抄不分。當他抄至“但少僧”十四字時，以爲仍是韻文，因仍以每行上下兩句的格式抄録。《變文集》的校録者不加辨察，遂乃承襲其誤。

四　校勘變文必須尊重原文，不可輕加改訂

如前所説，敦煌變文有着許多殊異於今日的語言特，既有着大量的俗字别字，又有着許多的方俗術語，我們今天在校勘變文時必須充分考慮這一特，記同存異，尊重原文；如有校改，應注明原字，讓讀者鑒别；不可以今例古，輕加改訂。下面我們再舉兩個例子，看看輕加改訂的危害性。

例二十六，同上篇：“衆僧解憂之日，羅漢九旬告必之辰。”又下文：“待到衆僧解憂日，羅漢騰空盡喜歡。”“衆憎解憂日”何指？求之佛典，也找不出一個答案。檢核寫本原卷，“憂”字實皆作“夏”字（字面都十分清晰）。佛教僧尼自夏曆四月十五日起九十日内静居寺院，不出門行動，謂之結夏。至七月十六日結夏圓滿，稱爲解夏日。前例“羅漢九旬告必（徐震堮先生校作“畢”）之辰”，亦指解夏日而言。校者多聞“解憂”，少聞“解夏”，遂乃臆加改訂，自難免方枘圓鑿之病。

（本篇與張涌泉、黄征合寫，原載1988年12月《古漢語研究》創刊號，後收入《郭在貽敦煌學論集》，收入本書時略有節删）

注释

〔1〕　“住”原作“仨”，今據《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5期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一文改。

〔2〕　魯書社1981年版，下同。

〔3〕　“角眼”是斜視的意思，參看張永言先生《詞義瑣記》一文，載《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

〔4〕　參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頁3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增訂本。

〔5〕　見《全唐詩》頁2382，中華書局1960年版。

〔6〕　見《<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載《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

〔7〕　詳參《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頁122。

〔8〕　見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5、6期。項楚《<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

〔9〕　見周一良《王梵志詩的幾條補注》，《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蔣紹愚《<王梵志詩校輯>商榷》，《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劉瑞明《王梵志詩校注辨正》，《中國語文》1985年第6期。吕朋林《王梵志詩校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4期。

〔10〕　見《武漢大學學報》1979年第5期《敦煌變文用韻考（續）》。

〔11〕　見《全唐詩》册六，頁4217，中華書局1960年版。

〔12〕　見《全唐詩》册七，頁5201。

〔13〕　參看《文史》第25輯，拙作《唐詩與俗語詞》。

〔14〕　見《中國語文》1982年第1期。又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亦論及角有斜義，見《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版。

〔15〕　見《中國語文》1983年第6期。

〔16〕　中華書局1983年版。

〔17〕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輯、《敦煌研究》總第4期。

〔18〕　載《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5期。

〔19〕　載《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20〕　載《社會科學》（甘肅）1985年第6期。

〔21〕　載《中國文學報》第36册。

〔22〕　參看《佛學大辭典》頁170。

〔23〕　見《碑别字新編》頁101，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4〕　見《碑别字新編》頁4。

〔25〕　詳見拙作《王梵志詩校釋拾補》。

〔26〕　詳見拙作《唐代白話詩釋詞》。

〔27〕　徐震堮《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1期；《敦煌變文集校記再補》，《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2期。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附録二《敦煌變文集校記録略》。劉堅《校勘在俗語詞研究中的運用》，《中國語文》1981年第6期。陳治文《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拾遺》，《中國語文》1982年第2期。項楚《敦煌變文校勘商榷》，《中國語文》1982年第4期。

〔28〕　載《草堂》1982年第2期。

〔29〕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年出版。文中凡引用潘氏的説法，一般簡稱潘校或潘書。

〔30〕　見《<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1期。徐氏另有《<敦煌變文集>校記再補》一文，載《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2期。下引徐氏之説，皆見於以上二文，不再一一注明。

〔31〕　見《校勘在俗語詞研究中的運用》，載《中國語文》1981年第6期。

〔32〕　參看拙作《<韓擒虎話本>補校》，《敦煌變文集新書》亦校作“騧”不誤。又按：近年來我們正在進行《敦煌變文匯校》的工作，并已撰寫了三十餘篇補校論文，將分别在《文史》等刊物上登載。潘重規先生有《敦煌變文集新書》之作，我們早已聽説，唯多方購求未獲。今年4月底，北京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爲我們提供了潘書的複印件，方得拜讀。我們論文中的一些説法與潘校暗合，特先此聲明，以示不敢掠美。

〔33〕　參看拙作《<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補校》，潘書亦已校正。

〔34〕　見《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拾遺》，載《中國語文》1982年2期。

〔35〕　參看郭在貽《蘇聯所藏押座文及説唱佛經故事五種校記》，載《文獻》第21輯。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7〕　參看拙作《（伯2292）<維摩詰經講經文>補校》、《<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補校》。此條潘書已校正。

〔38〕　參看張涌泉《<敦煌變文集>校讀記》。

〔39〕　參看拙作《敦煌變文<目連緣起>等三種校議》。例中二處“聖賢”原卷作“賢聖”，潘書亦已指出，但未加以裁斷。

〔41〕　參看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頁391“當”條。

〔42〕　此條潘書已校正。

〔44〕　見《校勘在俗語詞研究中的運用》，載《中國語文》1981年第6期。

〔45〕　見《<敦煌變文集>校記補議》，載《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

〔46〕　此條潘書未校正。

〔47〕　《敦煌變文集》校“去”爲“逐”，潘書承之。按：此“去”字乃涉下“去”字而誤書，不可專從音聲上推求本字。下文有“經求仕宦”之語，“經求”指經營求利，因據校作“求”字。詳見拙作《<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補校》。

〔48〕　參看張涌泉《敦煌變文校讀釋例》“文有重複而省略例”，載《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2期。

〔49〕　參看張涌泉《敦煌變文校讀釋例》。此條潘校指出原卷“護戈”重文，但未説明理由。

〔50〕　參看拙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補校》。上列各例（除後一例外）潘書已校正。

〔51〕　見《變文字義拾零》，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