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与岭南名祠

岭南地处五岭以南，濒临大海，离中原政治中心较远，属于边陲之地。从秦朝起中央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多次主动向岭南地区大量移民；历朝贬谪官员到岭南地区任职，中原周边省份的灾民为避战乱也纷纷来迁。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移民大区。位于五岭脚下的广东省韶关市珠矶巷是外省人迁移到岭南的第一个落脚点，然后再从珠矶巷逐渐向岭南各地散发开来，现在的珠矶巷仍然保留当时所建大大小小一百多间祠堂。

迁移到岭南地区的移民族群带来对中原先进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很快就在当地扎根落户、传承发展起来。明清时代，当地经济繁荣起来，朝廷更重视用宗法礼教、道德伦理统领聚族而居的外地移民，同化边鄙地区各个族群的精神需求，来巩固封建王朝，因而提倡宗族文化，鼓励民间修建宗族祠堂。大大小小的村落都修建了始祖祠堂和支系祠堂，有的家族联合岭南地区所有的同姓力量在中心城市修建大型的同姓合族祠，如陈家祠堂，来纪念同姓始祖。

王发志、阎熤编著的《岭南祠堂》认为，岭南祠堂是岭南地区久远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文化积淀的见证和体现，加强岭南祠堂保护是促进岭南地区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按照“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原则，充分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尽可能再现和保持岭南祠堂建筑的原貌；合理、合法、因势利导地使用祠堂，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充分展示岭南祠堂的文化价值；深入挖掘，重新评估、全面提升岭南祠堂人文历史信息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发挥岭南祠堂文化的重要作用。［29］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岭南祠堂文化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祠堂是一部岭南移民家族的变迁史，是各个移民宗族的精神家园。

岭南祠堂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用来祭祀祖先，一类用来祭祀当地贤达。祭祀祖先的祠堂，就是普通的宗祠家祠。这种祠堂会把本家族的始祖和重要的祖先供奉起来进行祭祀。祠堂的大门上方一般就有写着“某氏大宗祠”等字样的匾额。门口两边还会有一对石鼓作为本宗族势力大小的象征，石鼓越大，表明本宗族势力越大。祠堂的厅堂内一般悬挂着写有堂号的匾额或者是本宗族重要祖先的字号。宗族的堂号是用来区别同姓宗族不同分支的标志，有利于同姓宗族之间相互认同，共同弘扬祖德。匾额两侧还会有一副楹联，用以说明家族的来源与发展。祠堂内的神龛上一般会摆放始祖和其他重要祖宗的神主牌位，供人们祭祀和参拜。

岭南祠堂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祖先。通过祭祀祖先，强调同姓宗族人们同宗共祖的认同意识，巩固慎终追远的传统信念，形成宗族内部的凝聚力。追求的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和自觉传承，使宗族成员有血浓于水、同根相生的自豪感，维系宗族血缘亲情关系，加强家族的同心力、向心力，为本家族的发展壮大作出贡献。祠堂又是家族内部的学校。家族内部子弟可以在此读书，得到资助，去应试乡试、会试、殿试；得中功名，还要在祠堂前的广场上竖立旗杆夹石和旗杆，褒扬精英，光宗耀祖。［29］

纪念贤达的祠堂是封建社会个人英雄崇拜的产物。贤达道德高尚、才华出众，丰功伟绩，深受百姓尊敬爱戴。官府顺应民意，鼓励民间百姓建立纪念祠堂以示敬意，为社会树立榜样，影响社会风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祠堂不仅会演化成当地同姓宗族的祠堂，也会成为天下同姓人的重要祭祀殿堂。

岭南祠堂选址非常讲究风水好，以方便族人的管理与祭祀，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兴旺发达。建筑平面布局一般都是坐北朝南，门前有一大的风水塘，以聚财气。根据朝廷颁布的规则，面宽三至五间不等；厅堂和房间数量，根据用地规模、规格及建祠者的财力，从三间到三十间不等，包括大门、照壁、主殿、附殿及东西厢房。所有建筑都围绕中轴线对称布局，并且采用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天圆地方”概念，合围成一个四面封闭的院落，寓意“四水归堂”和“财运满院”。一般的四合院祠堂内还会种植花草树木进行环境衬托，营造出“天人合一”的优雅清爽氛围。祠堂的建筑形式各式各样，主要有硬山顶式单进单路祠堂，硬山顶式两进、三进、四进祠堂，硬山顶式三路四进式祠堂，硬山顶式边路三进式祠堂等。

祠堂的建筑装饰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从地板墙面到房梁屋架都精细地采用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等工艺进行艺术装饰，工艺精致，构架豪华。祠堂从里到外、从下到上都雕刻、彩绘了无数的人物、花草、动物的吉祥图案，表达族人祈求消灾避祸、功名利禄、幸福安康的期望。

岭南山高皇帝远，强宗大族不太在意社会伦理文化的控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从清乾隆年间放开祠堂建筑限制后，岭南祠堂建设得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装饰也越来越豪华。

佛山市杏坛镇逢简村是保护较为完整的极具岭南水乡风貌的村落，现有历史悠久的古桥3座，10间祠堂中最早的建于1418年，百年以上古屋15栋，百年古树10多棵。明末清初，逢简村先后出了10多位进士。在光绪年间，逢简村曾传出一门8位秀才、一家3兄弟同为进士的佳话。史料记载，逢简古村是顺德区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在逢简碧梧自然村曾发现唐代的文物。清末，由于当时西江水道便利以及丝织业发达，使得逢简有“小广州”的美称。一个小村落当时就有3个缫丝市场、织机300台、产业工人上千，人气兴旺。

人们常说“顺德祠堂南海庙”，可见祠堂在顺德遍布之广。一个千人小村保存10间古祠堂，无论在修建年代、建筑面积和建筑工艺等方面，都有极高价值。刘氏宗祠建于1418年，该宗祠分为首座、中堂与后座，地势前低后高，取“代代高”的彩头。宗祠大门东西两侧还有乾坤二门和钟楼、鼓楼，中堂的东西两侧有龙阁、凤阁。由于该祠堂建造时间太早，所以在细腻程度上还不如建于晚清时代的本村李氏宗祠和梁氏祖祠。

在珠江三角洲内，有记录的古村庄从隋代开始，下及唐代、宋代，主要村落大多在宋元立村，是由南雄迁入的难民开垦。这些“南雄难民”即为躲避宋元之际社会大动荡的广府族群。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区，是宋、元、明间逐渐形成的纯客家区域，被世人誉为“客家的摇篮”。传统的客家社区，就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各个宗族定居之后都要修建祠堂祭祀祖先。［30］

广州的增城市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东北角，是以广府、客家两族群为主的杂居区域，据新编《增城县志》载，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使用粤、客两类方言的人口占全县人口97.4％，农村使用粤方言的人口占60.75％，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口占39.25％，操粤方言的广府人是该区的多数族群。［31］

客家人作为个人移民，最早的有在明弘治年间就进入了增城，但是成规模进入而形成客住区的时间，却要比广府人晚400年。清初“迁海复界”，康熙年间政府发布了招垦令，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的客家人，特别是粤东北嘉应州的客家人，开始了向粤东南沿海复界区的移动，客民“或营商寄寓，或垦辟开基，亦先后占籍焉”。［31］客民“占籍”不仅限于迁界的80里范围，还包括迁界区以外的周边地区。根据《增城县志》与当地客家族谱的记录，可知增城客住区形成的时间当为清初“迁海复界”之后，即是客家迁徙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的移动结果。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祠堂是一个宗族或一支派的人共同祭祀的场所，也被视作族权的象征。通常一个祠堂是由同一宗族营建的，而增城市小楼镇的竹坑村、仙桂村，却有“异姓共祠”。

竹坑村委会下塘自然村的张、王“两姓共祠”，这座祠堂是个两进的建筑，后面有一座风水山，前面是宽大的禾坪，禾坪外沿有一道矮墙与外面半圆形的月池隔开。祠堂的中线上还有一道墙将祠堂一分为二：墙东是“张氏宗祠”，墙西是“王氏宗祠”。据族谱的记录推算，张、王两姓开基祖约在康熙十五年前后从“程乡松源”迁到下塘。两姓不仅“共祠”，初一的祭祖等祭祀活动两姓也是同时进行。下塘村的老人说，张氏与王氏的开基祖是“程乡松源”人，而且是姨表亲关系。

江坳村委会仙桂自然村是一个客家村，现有人口约千人。村内何、王、邱三姓的祠堂，是三姓开基祖在开基时共同建造的。三姓祖先的牌位就供奉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有摆放自己祖先牌位的独立祭台：何氏居中，王氏居左，邱氏居右。初一早上祭祖时，三姓人同时在一间屋里进行祭祖活动。仙桂村的何、王、邱三姓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都来自嘉应州，共同的地缘与语缘也是极好的联系纽带。

增城客家的“异姓共祠”现象，有其产生的深刻历史原因。来自闽、粤、赣，特别是以嘉应州为主的客家人走出大山，开始向广府人居住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移民。广府人在增城地区，从清朝直到现今都是强势族群，客家垦民进入广府人强势族群久居的“异乡”，为求得生存发展，只有团结一心，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异乡生存的需要”是增城客家人出现“异姓共祠”的社会历史原因。［32］

深圳是个半广府民系、半客家民系聚居的地方。西部地近珠江，地势较平缓，是广府民系聚居之地；东部多山地，是客家民系聚居之地。龙岗等地的客家宗祠，大部分建在客家围内的中轴线上；而广府宗祠大部分建在围外。广府、客家民系的宗祠各有特色。

广东广府民系的立祠之俗，目的是为追远、收族，行孝仁之道。宗祠反映一个姓氏的历史、源流、迁徙、风土民情与传统文化。广府民系之俗，宗祠必选风水宝地，祖灵敬奉其中，保族人兴旺。广府民系同姓聚落比客家同姓聚落的历史要早，不少广府大姓开村于宋代，稍迟的也是元明时期。由于广府民系祠堂是专门选择吉地而建，后因人口繁衍，在宗祠周围建起了民居，形成了祠堂村。宗祠作为道德常存、艺术荟萃的人文殿堂，是乡土建筑的杰作。布局玲珑通透，防风、散热、避雨的功能较强。重门面与外观，以宗祠的造型彰显宗族富贵儒雅。广府民系建筑传承与发展典型的插梁式梁架。以灰色为主调的柔和色调处理，形成宗祠特有的色调。

深圳西部每个姓氏的宗祠都有总祠与分祠之分，如南山区南头郑姓始祖郑柏峰，北宋熙宁年间迁来南头，其子孙后裔分布在南山、福田、宝安等区，后裔聚居的村子就达数十村之多，其等级是大宗祠—宗祠—分祠。与深圳东部客家的宗祠相比较，西部的广府村落立村时间较客家村落早，在北宋时就迁入深圳与香港。广府民系占有沿江、沿海一带水路交通发达之地。而客家村落则在明代中期迁入深圳，只好进入偏僻的山区地带。深圳西部的各姓广府宗祠主要分布在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与宝安区。保守估计，广府宗祠应在500座以上。受清康熙三年至八年迁界的影响，康熙以前的宗祠，至复界时，许多建筑已是残垣断壁，而康熙八年以后创建的宗祠或重修的宗祠保留较多。

宗祠是乡土建筑中最为传统的建筑，发展变化很缓慢。广府宗祠的平面布局与立面，代表了这个家族的门面，是最显要的地方。宗祠的“头门”，即宗祠的前堂，向外的一面是个凹体，其大小、形状决定了宗祠的种类。通常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内凹肚形，第二类是外凹肚形，第三类是双凹肚形。

宗祠的正墙是大门所在，从大门的门枕石、门框、门柱、门匾、对联到门墙，门上的壁画装饰，均非常讲究。门墙下部多有勒脚石，上为水磨青砖砌筑。宗祠两侧的梁架装饰也很讲究，为衬托大门，布置了很多木雕。配以檐雕、琉璃剪边与多样的正脊垂脊，就形成广府宗祠华丽而又壮观的正立面。宗祠侧面的山墙，有人字墙、锅耳墙等。山墙上的装饰是展示广府灰塑艺术较多的地方。

宗祠的石柱、石础是宗祠重要的时代标志之一。柱分花岗岩石柱、红砂石柱、木柱与砖柱之分。一般天井柱及鼓台柱等，为抗风吹日晒雨淋，以石柱为多，而堂中部分则以木柱为多。柱础所施广府宗祠石雕，一般而言，宋代时低矮扁平，至明而清则越来越高，纹饰越来越繁杂。

深圳宗祠使用的木构梁架主要有插梁式和抬梁式，南山区有一座宗祠是两种式样同时使用。广府宗祠较多使用抬梁式，其结构特征是沿宗祠的进深方向，柱子支撑大梁，大梁上再放置较短的梁，层层叠叠而成梁架，再放置在柱顶上的水平辅作层上。梁架上的梁层层缩短，每层之间垫置较短的蜀柱及驼峰。最上层梁上的中部，立蜀柱或三角形的大叉手，形成一个类似三角形屋架的结构形式。

宗祠屋面，明代以来，主要是以辘筒瓦为主，素面勾头与滴水；清代至道光以来见有绿琉璃勾头与滴水。正脊、垂脊，从质地分，以灰塑为主，琉璃脊、砖雕脊较少。从造型分，有平脊、凸脊、船脊（飞脊）、博古脊（方脊）、镂空脊之分。正脊之上有的装有一对灰塑鳌鱼或釉陶鳌鱼。鳌鱼是驱辟火灾的吉祥物。夸张的脊饰是广府宗祠的重要特色之一。深圳广府宗祠的艺术装饰，图案内容反映了广府民系的地方传统文化和风土民情，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如意、美满、长寿、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古代龙纹是帝王专用的纹饰，百姓发明了一种变形龙纹来代替，这就是变形草龙纹和变形夔龙纹，在广府宗祠中被广泛使用。丰富多样的装饰组合是广府宗祠的重要特色之一，它与广州陈家祠的七绝（石雕、木雕、砖雕、陶塑、灰塑、壁画和铜铁铸）艺术装饰相通，表现手法灵活多样。［33］

深圳广府宗祠的陶塑，是先用陶土塑成所需外形进行烧制，成为构件。然后用糯米、红糖水作为粘结接材料，把构件按照所定部位进行粘接安装而成。石湾陶塑胎釉深厚檏实，色彩鲜明，造型生动传神，极具岭南地方特色。现存佛山祖庙正殿瓦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系清光绪元年文如壁造，正、背两面共塑有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约300个，十几座亭、台、楼阁和花卉鸟兽点缀其间，组成一个个故事场景，是石湾陶塑的代表之作。［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