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和南洋的古代移民及其宗祠

中国近代的移民潮多发生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如湖广填四川、闯关东、渡海移台、下南洋和移民欧美各洲等。针对大规模海外移民，清朝政府曾实行禁止民人出洋贸易的政策，更不允许民人出洋居留；假若在外国停留多年回归，按犯罪处置。在19世纪后期在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在短短几十年中，到南洋、美洲、澳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谋生，形成了一次真正的汹涌澎湃的出国浪潮，出洋的主要是闽、粤人，内地和北方人极少。

移民在海外，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为求生存，要借助于群体力量，要利用熟悉的行会、会馆和宗族组织。海外华人的宗族组织有其独异之处。［4］

台湾的幅员小，只有3.6万多平方公里，且多崇山峻岭，只有西部形成台地、盆地及平原。台湾开始进入中国的历史，可远溯自三国时代，孙权曾派兵征夷州。较可信的是隋唐时期，史籍记载“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烟火相望”。至宋代，台湾仍被称为“流求”，澎湖已有汉人居住。元代为了拓展贸易，对南海经略更为积极，于1361年设置巡检司于澎湖，隶属于泉州同安。明末天启四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不久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北部，为时三十多年，建造了一些城堡及教堂。南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荷兰的统治，开始设官分治，推行屯垦，引入中国的政经制度，建造文武庙，闽、粤的汉人陆续移居台湾。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归清版图，开始了清政府治理台湾的历史。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刘铭传出任巡抚。［35］

明末清初，台湾在被荷兰占领和郑成功统治期间，大量的汉人移居台湾，特别是郑氏实行招徕屯垦政策，命将士回大陆搬迁眷属，使台湾人口大增。清朝统一台湾后，将郑氏集团上层分子及其宗属内迁，“人数恐当以十万计”。

清朝统一台湾后取消了“迁海令”，但仍禁止民人去台湾贸易、捕鱼、务农、做工，更不许男子携带妻子渡海。而闽、粤沿海人民迫于生计，偷渡赴台，川流不息。大陆人到台湾，首先到达西海岸的南部、中部，然后向北部和内地发展。乾隆五十五年准许台湾移居民回大陆搬迁眷属，有亲戚在台湾的大陆居民可以赴台探亲，但是仍然不准新移居民赴台，到光绪元年才废除这一禁令。由于清朝禁令松弛和国力下降，大量闽、粤人渡海至台，使台湾人口大增。从1782年的91万多人，到1895年的254万余人，为原来的2.79倍。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据，这一增长受到阻止。［36］

台湾土著人口极少，在清代，大陆的移民已经遍布海岛了。1926年的调查表明，台湾汉人属闽籍者311.64万人，粤籍者58.63万人，其他籍贯者4.89万人，总计375.16万人。［37］

大陆移居台湾的人，多系福建漳州、泉州二府和广东潮州府人。各姓移民在台湾相对聚居，可以在社会活动中利用姓氏关系谋求利益。在台湾，民间械斗经常发生，据黄秀政统计，在康熙六十年至光绪八年的161年中，发生了38起械斗。多半是在闽粤籍人之间进行的，或闽人中漳、泉人之间的械斗。地缘间的争斗，往往有宗族大姓在背后起作用。［4］

大陆移居民在台湾建立宗族，第一个阶段是携带公妈牌、父母骨灵到台，或回大陆祭祖、阅谱乃至抄谱；第二阶段在新的聚落组织宗族团体，以建立祭祀公业作为群体成立的标志。

祭祀公业有两种宗族性质类型，一种是融合型组织，血缘关系淡薄。参加者以同祖籍同姓氏为原则，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不一定以家庭为单位，称“丁仔会”。参加者出于自愿，以契约方式凑钱置产，以便祭祀祖先，其股权保留给后代，成为长久性团体。所祭祀的祖先，是在古代同姓名人中选择一人，尊为始祖，共同祭奠。管理人由有声望和资产者出任，不世袭。

另一种宗族团体是以房分原则建立祭祀公业。由有血缘关系的族亲组成，其来台祖先遗有产业，在分家时，以抽签方式留一份遗产作为祭祀公业，所祭祖先是始迁居台湾者，因其为子孙开辟基业，被称作“开台祖”。公业的管理，初时各房轮流管理，及至规模大了，房分增多，改为采取公收公费的办法。宗族经常性的事务是组织祭祀祖先活动，还有一些宗族办教育和赞助族人参加科举。

融合型宗族在19世纪的台湾是过渡型的宗族形态，及至条件成熟，就转变为房分制宗族，成为典型宗族形态。［2］

祠祭的仪礼闽台各地大同小异，多遵循古礼，十分繁缛。在闽台，家族祭祀祖先活动的经济开支来源于以族田为主的族产。在台湾，还有由同姓或同宗组织而成的祭祀团体：祖公会。祖公会最初由族人集资购置田地房屋作为族产，派专人管理，以财产的收益作为祭祀共同祖先的费用，并带有敦亲睦族、慎终追远之意。各地名称不同，或称“会”，或称“堂”。近代以来，台湾祖公会剧增，据1918年台湾总督府统计，当时台湾地区共有各姓祖公会627会。台北地区尤多，有吴、李、谢、赵、杨、庄、黄、林、陈、简、柯等20多姓设立祖公会。［38］

海外华人的宗族是同姓氏者的组合体，是古代移民家族认同姓氏的延续和发展。海外移民创建宗祠者既有有势力的人，更有相当多的平民，努力建设家庙以为凭借。建立家庙的旗号是怀念祖先，实行孝道，宗族将家庙中的祭祀搞得隆重而虔诚。槟城华人宗族春秋祭祠，和在国内一样仪式，而中元节搞得最隆重。结婚时也举行拜家庙的仪式。（《槟榔屿志略》）

在19世纪末出国潮之前的早期海外移民，已开始设立宗族组织和宗祠家庙。约在1756年，三宝垅郭氏建立郭六官家庙。1841年三宝垅陈长菁建置陈圣王庙，纪念“开漳王”陈元光，有家祠性质。［39］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出现汾阳郭姓世家、高阳许姓公祠、杨氏联谊会等宗族组织。［40］《槟榔屿志略》记载，1891年时该地华人各姓有家庙，如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诸族各建家庙。梅氏家庙于1909年建成。［41］修宗祠的家族往往会编写族谱。1980年有人在马来西亚收集到族谱100多种，搜集的百余种族谱中当有一些是1911年以前编辑的。有的家族没有条件写作族谱，则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延续家族谱系。族谱是一种教育工具，是进行家族史教育不可缺少的。有些宗族还设立本族学校，培养子弟，如槟城杨氏家庙延师课子弟，黄氏家塾书声朗朗。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所谓“子弟入学，训以诗书，教以孝悌，遵循孔孟之教”。（蔡钧：《出洋琐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

南洋华人的宗族活动与地域性、行业性及政治性团体融合在一起。华人的常见团体是地域性的，即以原籍省、府、县为单位组成社团、会馆，开展活动。会馆供奉天妃、关羽，举行祭祀，集会议事，演出节目，丰富华人文化生活；保护华人利益，谋求工商业发展；进行慈善事业，设立义冢、义学，赈济贫病同乡。宗族会往往是在会馆内别树一帜，把同姓的人再加以组织。［4］

宗族会议的出现与传统宗族组织原则的某些变化，是近代中国宗族社会的特点：1. 以族会代替祠堂族长管理体制，体现了近代民主精神。2. 宗族组织移植到台湾地区和海外移民社会，能同地缘组织并行，且有发展的趋势。对变动中的社会有适应能力。3. 宗族民众化程度有进一步的发展，近代宗族管理人则趋向平民化，放弃了以功名身份为原则的领导人条件。［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宗族组织和世界华人宗亲会得到较多发展。尹建中说：以台北市而言，宗亲组织的发展，表现出蓬勃而富朝气的趋势。许多老的家庙重新翻修整建，有的则迁往市郊山清水秀之处扩建，更有许多新设立的宗族组织，将其办公室供奉先祖的神位，设置在公寓式建筑内，或店铺的顶楼。还有一些宗亲组织热切地讨论兴建祠堂或祖庙，这都是近年来所发生的现象。［41］

台湾组织宗亲会，不限于该地区，还以台湾为中心，联络世界各地华人，分别组建各姓氏的世界宗亲会，促进世界性的华人宗族在一定范围的发展。在亚洲、美洲、欧洲、澳洲及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原有华人宗族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一些新组织。冯尔康等依据1985年出版的《谱系与宗亲组织》一书制作了“世界性宗亲总会简况表”，列出19个世界宗亲总会的建立和分支机构。这些宗亲组织普遍探讨族源，考察本姓氏的由来、同姓氏的历史名人，再确认始祖。这种认祖表示宗亲会不放弃血缘原则，仍然是具有宗族特性的组织。［4］

台湾现存原住民主要是马来语系的九族，另有少部分的平埔族。九族大部分居住于山区，他们的居住文化充分体现了地域色彩，产竹地区使用竹材，产石地区使用石片。据近代调查显示，排湾族牡丹社出现过汉化式的平面，即三开间平面，中为起居室，两旁为卧室。

汉族自明末清初大量移台，使台湾成为大陆文化之延长。台湾各地之民居，不但反映着地理气候之差异，也反映出各籍移民之文化差异。北部因多雨潮湿，民居多用砖石构造，屋顶坡度较陡。而南部炎热干燥，民居多用竹木构造，屋顶出檐较深，屋顶坡度较缓。泉州人多住港口或海边，漳州人多居于内陆平原，而客家人多居于内陆丘陵地带。汉人的民居，其平面几乎皆是闽粤传统的移植，清代台湾社会浓厚的封建色彩，尊重人伦之序，重男轻女，似乎深受儒家礼教约束，因而民居的平面多倾向于中轴对称，左右均衡布局。常见的住宅平面格局有一条龙式、单伸手式、三合院式、四合院式、多护龙式。［35］

台湾草屯一带许多来自漳州山区的移民，建筑采用土角、土坯砖、灰砖、灰瓦等材料，山墙作生土粉刷，屋面作悬山大出檐；彰化永靖一带的饶平籍移民，建有源自故乡“四马拖车”式建筑；来自嘉应州的客籍移民，在东势与内埔一带建筑类似围龙屋的住宅等，都可以反映移民初期原形引入的事实。当移民社会逐步稳定，经济能力较强的士绅阶级返回原乡延聘有水平的工匠来台，带来自身所熟练的原乡形式。［35］

19世纪末，清光绪年间，台湾建省，人口增多，社会成熟。台湾的民居开始显示出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尤以大木结构特别明显。总的来说，大木结构的构件倾向于繁复的雕饰，木雕精细，彩绘丰富，并且融合了闽南的漳、泉与粤东的潮、汕各地特色，汇聚成一种混合式的风格。

以台湾民居大木构件与皖、赣、浙、闽、粤古建筑构件略作比较，或可为其长久渊源关系提供参考：从历史发展来看，年代愈晚愈有精致化及装饰化之倾向，台湾民居的大木结构也反映了这个规律。例如月梁的造型增加了雕饰，拱身也喜雕成螭龙形，斗的形式有六角、八角、菱花、桃弯及莲花等，瓜柱的雕饰也增加内容，一根瓜柱可再分为瓜盖、瓜仁及瓜脚等三部分。由于小构件增多，木材内部的榫卯也复杂化，台湾精巧的榫头，相对也具有强化构造节点之作用。

南方的匠师大约在明代出一本《鲁班经》，近代台湾匠师仍然使用《鲁班经》。举凡建造习俗、上梁礼或施造程序穿屏掮架，皆以《鲁班经》为本。台湾民居主要渊源于闽南与粤东，大木结构方式一脉相承，但至20世纪以来出现混合现象，形成了台湾的风格。

文献记载，明代以后，福建许多家族才开始建造自成格局的祠堂，明末清初蔚然成风，不但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而且有各支房的支祠、房祠。一些大姓建造的祖祠、宗祠、支祠、房祠多达数十座，甚至数百座。台湾祠堂的建造比福建迟，清代初叶才出现个别祠堂，乾隆以后渐多，清末民国时期建造祠堂蔚然成风。据1918年台湾总督府统计，当时台湾地区共有各姓祠堂120座，其中澎湖就有48座。（黄伟华《闽台民间崇拜中的“墓祭”和“祠祭”》，海峡之声网）

一般的家族祠堂为三间结构，正厅内按一定的规制排列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有的家族则把大厅分隔成若干小厅，正厅供奉着始祖的牌位，左右小厅分别排列各支房祖先的牌位，每个支房一厅，主次分明。一些家族的先祖并不是全部入祠，而是选择有功德者与有爵位者来祭祀。有些家族无力构造大祠堂，往往以祖先居住的房屋作为祭祀先祖的庙堂，俗称“祖厝”，不少支房祠是从祖厝演变成的。还有少数小姓家族，连祖厝也无法保留下来，就在村口旁选址设神龛，供祖先牌位。

至清末光绪年间，台湾的客家人聚居地区，形成东、西、南、北分散的结局。北部包括桃园、新竹与苗栗，中部则属东势，南部包括高雄、屏东，东部则为花莲。这些地区多接近山区，形成一种较封闭的地势，相对保存了较多的古老传统文化，例如语言、风俗、习惯及建筑等。［35］

南北两地的客家人虽然皆来自嘉应州、惠州及汀州，但是渡台百年之后，也逐渐形成南北之差异，不但口音有些不同，建筑物的风格亦各自发展地域性的特色，反映在建材、平面布局、屋身高度、屋顶形式与屋脊线条等方面。北部多雨潮湿，南部炎热干燥，所以北部民居多以砖造为主，南部多以土造及木造为多。北部屋顶多用硬山式，南部多用悬山式，增加遮阳防热功能。南部平原受台风侵袭频率高，屋顶坡度较缓；北部多偏居山区，有山为屏障但屋顶坡度趋陡一些，以利于排雨水。

在平面布局上，南北最大的差异即在于北部采用“五间见光”，南部则用“五间廊厅”之制。所谓五间见光，指的是三合院的正屋左右第五间房与横屋（护室或厢房）相衔接之处，呈90度直角相接，但故意向外偏3尺或5尺宽，以便增辟一窗，引光线进入正屋内的巷道。这种做法在台湾闽南式民居极为常见，特别是北部的漳、泉民居，为了安全防御，外墙太厚导致室内过于阴暗，乃在三开间正身的左右边间，再增设一小窗，匠人称之为“五间见光”。至于“五间廊厅”，指的是将横屋不直接触及正屋，在两者相交之处，让出一个走廊出来，称“廊厅”，具有挡雨之功能。台湾南部客家民居喜用这种五间廊厅之平面格局。

台湾北部的客家民居，长期受到邻居漳人或泉人影响，已有变化发展之现象。而南部民居身处于较完整的客家文化圈里，保存了较多大陆原乡嘉应州、惠州一带之特征。风水之术源自汉朝，明清时期最为兴盛，堪舆术书多为明清人士所著。台湾移民来自文化颇高的闽粤，自然带来了风水之说。［35］